“吊半边猪”的岁月——乡下文革琐忆
“吊半边猪”的岁月
——乡下文革琐忆
茉莉
我十岁那年，在邵东县一个镇中学教书的母亲决定，把我送到父亲教书的山区去。曾在国民党时期读师范时当过三青团员的母亲，在共产党反右时被插了“白旗”。六十年代早期的“四清”运动，令她成了惊弓之鸟。她神经质地预感到，将会有更大的政治风暴刮来，我们这种家庭会受到更大的冲击。母亲以为，山区的气氛也许会缓和一点，于是就把我送走。几年后，留在镇中学的母亲自杀未遂。
我去到一片青翠的山乡。父亲教书的小学校——一个石头砌成的白色祠堂，座落在半山中。那个叫做肖家冲的地方，贫穷而宁静。在祠堂陈旧的雕花木窗下读书，在石板桌上打乒乓球，和乡下女孩一起采野花。我的懵懂童年，似乎就要在幽静之中度过了。
然而，母亲所预料的更大政治风暴来临了。
◎ 革命宴席上祭祀的羔羊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通过邮递员爬山越岭送来的报纸，传达到这消息闭塞的乡间来了。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这初期的“文革”是一件蛮好玩的事情。我们放下功课，用毛笔歪歪斜斜地写“打到刘少奇”的大字报，像糊壁纸一样把大字报糊满祠堂，在原来供祖先牌位的神龛里挂起毛泽东的画像。
学校老师们天天搞政治学习。他们大都家在农村生活贫困，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了解在遥远京城发生的政治斗争。读报纸的差事谁也不愿干，就落在我——这个山区小学的高才生身上。我努力不负重任，睁大眼睛把报纸上的黑字一个个给认出来。我童稚的读报声，一些教师打瞌睡的呼噜声，是记忆中乡村早期文革的一道风景。
但文革运动不只是读读报纸而已。不久，就有县城中学的红卫兵戴着红袖章，在我们祠堂的戏台上表演英姿飒爽的革命歌舞，高亢嘈杂的锣鼓乐器声打破了乡间的宁静。山区人学着搞起“早请示晚汇报”来。平时朴实沉默的乡村农民，也有人挂上红袖章，在祠堂里开会闹革命，揪出反动的“阶级敌人”。
一天，祠堂里开大会。一位农村少年告诉我，革命群众要用“吊半边猪”这种刑罚来拷打“阶级敌人”，逼地富反坏右分子交出“变天帐”。“吊半边猪”就是把人的一只手和一只脚吊起来，像屠夫剖开的生猪一样挂着示众。
懵懵懂懂的我坐在革命群众中，看到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妇女被推上台子，几个手拿绳索和皮带的积极分子凶狠地冲上去捆绑她。我不敢看他们怎么实施这种刑罚，就慌慌张张地跑回父亲的房子。其时父亲已经被公社文教召去办“学习班”了。听到祠堂大厅里的鞭打声、那位妇女疼痛的尖叫声，我一个人在屋子里发抖。
没有人告诉尚年幼的我，怎么去认识这令人恐惧的野蛮行刑。后来我常常回忆起这一幕，那位被“吊半边猪”的妇女，就如革命宴席上作为祭祀的羔羊，在我心里引起巨大的同情和哀悯。
◎ 在血腥恐怖的日子战战兢兢
不久，该同情的人也包括我自己了。原是国民党员的父亲去公社交代历史问题尚未回来，文教战线的“造反派”把他的屋子封了。一天，我和小伙伴外出玩耍后回家，只看见门口贴满了白色的封条，我已经无家可归。幸亏父亲以前时常接济祠堂边的一家贫农，那家贫农看我这“牛鬼蛇神”子女可怜，就把我接到他家挂满蜘蛛网的楼上小住。
父亲终于回来了，带着满脸青紫的伤痕。我不敢问他发生了什么，后来听家人说，父亲从县城中学下放到这山区小学，因为他的高学历，仍然拿较高的工资，因此被一个当了文教红卫兵的民办教师嫉恨上了，在批斗“历史反革命”的会议上，那个民办教师用脚狠踢父亲的脸。这一切都是以冠冕堂皇的“革命”名义。
那个黄昏，肖家冲的石板小路上留下我们父女俩沉重的身影。父亲背上驼着行李，胸前挂着一张打着叉的大字牌，写着他的“反革命”身份。我失了学，跟着被开除出教师队伍的父亲回到原籍老家去，成了一名小农民。
幸好老家小水冲有我慈爱的伯父，他和患有疯癫病的伯母一起，热情接待了我们。听一位亲戚说，邻县邵阳县的造反派动手屠杀地主富农出身的子弟，邵水河里飘着不少无名尸体。我的乡下亲戚全都战战兢兢，担心危及自身。那是1968年血腥恐怖的日子。
我很快就学会了各种农活，后来还成为生产队妇女劳动力的主力。不管我多么勤奋努力，歧视和侮辱仍无时不在。在田里插秧，常有高人一等的“贫下中农子弟”故意把泥巴扔到我身上，我不敢吭声。生产大队开会，布置了工作之后，会有人带头高叫：“黑五类及其之女滚出去！”我们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狼狈地离开会场。
◎ 在伯父被吊打时被迫歌舞
令我的处境稍有改变的，是大队文艺宣传队看中了我。他们把我叫到大队部去，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道理教育了一番，就让我成为文艺宣传队员。十四岁的我已经亭亭玉立，收工后脱下泥巴衣服化上装，扮演《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很快，我成了文艺队的台柱子，一时颇受欢迎。
1969年，公社进驻了一个指导农村搞文革的工宣队。我们院子里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瘦削男人，据说是县机械厂的职工。这个工宣队员在一个家境较好的军属家住下，什么也不做，只是走来走去，用阴骘的眼光盯着我们。后来我才悟出，他是在寻找“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其时我的父母已经回原单位“学习”，我仍然留在农村里劳动，和没有儿女的伯父伯母相依为命。我们喂了一头猪，每天清晨我就去田边扯猪草，但生猪光吃野草不长膘，我们的粮食不够吃，不能把珍贵的白米用来喂猪。因此，伯父在茅厕后面打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小土堆，栽了几棵红薯藤，想要用红薯来催肥生猪。
于是掀起了轩然大波。一个晚上，大队部召开社员大会，把我勤劳的伯父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分子抓出来批斗。在一阵阵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伯父被吊起来拷打。文艺宣传队在批斗会后演出，我无可选择，只能含着眼泪，神情木然地舞起红绸，歌颂他们揪出阶级敌人的新胜利。
那个寂静的深夜，伯父在隔壁屋子里痛苦地呻吟。我沉默无言，为伯父和自己的命运深感愤懑和悲伤。以后碰见那个导演了这次批斗事件的工宣队员，我冷眼以对。在县城的机械厂，此人只是一个普通的职工，而在文革期间疯狂起来的乡村，他有了任意迫害我们的权力。
我就在亲人受难的呻吟声中长大成人。那一段岁月让我看到，当革命成为一种宗教，人性的阴暗和狠毒，是怎样被中世纪式的宗教狂热引发出来的。我知道，我们家的命运和其他很多人的苦难相比，只是微不足道的沧海一粟，但对我个人来说，这却是刻骨铭心、终生不忘的少年记忆。我在后来成为强权的反抗者，并为此无怨无悔地坐牢流亡，毫无疑问，这与我当年目睹“吊半边猪”的乡村岁月有关。
原载《开放》2006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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