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屯子里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屯子里的剃头匠老郑是从长春市放逐到农村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年轻时在国军部队当兵，是一名后勤兵，负责给官兵理发和日常杂务。在一次战斗中，老郑当了共军的俘虏，接受教育后没领那一块大洋的回家路费，而是变身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员。反正是当兵吃粮，在哪儿还不是剃头呢？

一年后，老郑在一次遭遇战中小腿负伤掉队，被国军的收容队碰个正着，藏无处可藏，跑又跑不动，只好束手就擒当了俘虏。他本来就是国军的人，便顺理成章地继续为国军剃头。又过了一年，他部队的长官阵前倒戈，带着数百人枪投了共。于是，他又当上了共军，接着剃共军的头。

朝鲜战争期间，他随部队赴朝作战。在一次战役中，他那个团伤亡惨重，不成建制，撤回后方休整。由于部队减员，没有那么多头可剃了，上级派他去战俘管理处为联合国军战俘剃头。老郑在那里为十来个国家的战俘理发，还跟着他们学会了几句英语，说自己是“坝波儿”，意思是理发师。这个英语单词，我还是跟他学的呢。

回国后不久，老郑在师后勤部助理员任上复员，怀里揣着一张革命军人退伍证明书落户在长春市。他也算是解放战争负过伤、抗美援朝过过江的革命功臣了，民政局将他安置在一家国营理发店当副主任，国家干部编制。他习惯了给人剃头，当不惯这个副主任，大部分时间到营业厅给顾客理发。

三十三岁那年，老郑经人介绍娶了媳妇，本以为可以安居乐业，生儿育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没想到遇上了三年困难时期，两人一天到晚饥肠辘辘，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媳妇生了一个儿子仅三斤半，没几天就夭折了。好容易熬过了困难时期，安稳日子没过几年，又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有人揭发他那次被国军俘虏是假，投敌叛变是真。群众运动是暴民政治，只要有人揭发，不容当事人申辩，众人便群起而攻之，先将其打翻在地再说。汹涌的群众运动落潮后，组织介入审查，老郑找不到自己被俘的证明人，组织也找不到他投敌叛变的证据。工作做了很多，总不能没有战果吧？最后的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曾两度在反动军队服役，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下农村劳动改造。

这样，他失去了城市户口，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和媳妇一起来到屯里落户，反正到哪儿都是剃头，倒也随遇而安。凭着剃头的手艺，老郑在农村走屯串户给全大队的人剃头挣工分，不用起早贪黑，不用劳筋苦骨地修理地球，日子比一般社员过得还好。

我们和他同病相怜，常在一起聊天。他已经下到社会的最底层了，也没有那么多的忌惮，同我们唠起嗑儿来无所不谈，国共两军中的逸闻轶事，长官们的蜚短流长，国军败而不服，共军胜之不武，以及在联合国军战俘营中的见闻。

在他的军旅生涯中，虽然没有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但剃的人头不计其数。士兵的头，团长、师长的头，国军的头，共军的头，联合国军的头，全都剃过。甭管是什么官阶，在战场上多么骁勇善战；甭管是哪路英雄豪杰，百万军前横戈跃马，在他的剃头刀下，谁都不敢乱说乱动，一个个老老实实地任他摆布，让低头就低头，他想剃哪根毛，就剃哪根毛，想在哪儿来一刀，就在哪儿来一刀。当年曹操耍了一个割发代首的花招，如果发能代首的话，老郑割下的首级可谓成千上万。

七十年代末的一天，在大街上有人喊我，我回头一看，一个似曾相识的人冲着我笑，定神细看片刻，不禁惊呼道“老郑！”多年不见，他显得有些老了，但精神头十足。上级给他平反了错案，落实了政策，让他回原理发店工作，不过没有恢复副主任的职务。他不在乎那个虚职，还是那句老话：在哪儿还不是剃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