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调也可重弹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揣支毛笔漂四海.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反右运动和十年“文革”是两场不堪回首、而又不能不回首的灾难。在这两场运动中，除了五十万知识分子成为“右派”以外，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反党集团”就有“章罗联盟”、“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三家村”黑店三个，因此而受到株连被打成的“反革命分子”、“黑线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到底有多少则难以统计，因此而断送前程的知识分子到底有多少也难以统计，因此而使中国的科学技术滞后世界强国的时间和距离则难以估量。
令人无比痛惜的是，在这两场运动当中，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在承受巨大灾难的同时，又作了最为淋漓尽致的表演。在反右和“文革”的政治舞台上，不管愿不愿意，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出演着各种角色。有史良这样的乘风飞扬，落井下石；有胡风这样的相互攻击，同室操戈；有周扬这样的按图索骥，蓄意整人；有郭沫若这样的见风使舵，左右逢源；有陈伯达这样的与虎谋皮，助纣为孽；有姚文元这样的趋炎附势，卖身投靠；有戚本禹这样的一阔脸就变，得志便猖狂；有余秋雨这样的投机帮闲，捉刀代笔；有田家英、廖沫沙、吴晗这样的以死抗争；有老舍、傅雷这样的自我解脱；有张志新、遇罗克这样以鲜血和生命捍卫真理的志士 ------ 。而绝大多数在文化艺术、科技教育领域里的知识分子，则作为“臭老九”在“夹着尾巴做人”，进行着“脱胎换骨的改造”，“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就连文革的先锋“红卫兵”最后也到新疆内蒙、云贵高原和北大荒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制高点上去俯瞰那段历史和那段历史中的知识分子，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任何一个经历过这段历史、从那个岁月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背景下，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知识分子无疑是处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人人都得划线站队，人人面临着选择，谁也不能超然度外。在生存和毁灭之间，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像田家英、吴晗、廖沫沙、老舍、傅雷那样选择毁灭之后，还要背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十字架，也鲜有人像张志新、遇罗克那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会选择生存，即使这种生存对一个个体的知识分子来说，可能是痛苦的、屈辱的、违心的、无奈的甚至是苟活的。要生存，就得自我革命，这就是为什么在文革当中，知识分子会投入那场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去编写语录歌，去布置红海洋，去跳忠字舞，去忆苦思甜，去斗私批修，去口诛笔伐牛鬼蛇神，做着违心的事，说着违心的话。所以我对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在一洒同情之泪的同时，更多的是理解和谅解。
至于那些卖身投靠的御用文人，投机钻营的帮闲文人，出卖灵魂的无耻文人，他们所种下的罪孽是不可饶恕的。他们已经被钉立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即使侥幸逃脱，也必将受到惩罚，至少他的灵魂时时接受着正义的审判，他的良心时时接受着道德的拷问。令人可悲的是他们在制造悲剧的同时，也制造着自己的悲剧，他们既是悲剧的始作俑者，也是悲剧的殉葬者，他们是一群真正的悲剧人物！
令人气愤的是当年的一些“反右英雄”和“文革精英”在沉寂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而今又活跃起来，或涂改事实，或歪曲历史，或文过饰非，或推诿责任，以谎言去蒙骗年轻的一代。作为经历过文革的人，如果对他们的丑行不予揭露，不予鞭挞，那就无颜面对那些屈死的冤魂。
由此刻画文革中文人的各种脸谱，揭示他们的心路历程，并探究铺筑这条心路的原因，就显得更有现实意义。为什么那时的知识分子思想会如此苍白？为什么灵魂如此扭曲？为什么为了自己的生存去出卖良心？为什么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以最尖刻的语言批判同类？甚至以编造的谎言铸成从背后射杀同类的子弹？
我怎么也忘不了章伯钧先生次女章诒和女士在《往事并不如烟》中那令人振聋发聩而又痛彻肺腑的呼喊：“在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的时候，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说上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附逝，如浮云飘散。太多太多被扭屈的灵魂，我们又如何能面对这样的无情无暖。”
历史是一面镜子，更何况是过去不远的历史，我们更是记忆犹新。把真实的历史记录下来，剖析给人看，目的自然也要让读史的人在读这段历史的同时，要“以史为鉴”，放眼未来，不要让那些历史的悲剧重演。同时在痛定思痛之后，更使我们认识到彻底肃清文革遗风，打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对于作为四化建设中坚力量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何等地迫切和重要！
往事并不很远，让我们时时回望。
（《闲话文人》到此告一段落，向所有关注拙作的朋友鸣谢，欢迎继续提出宝贵意见。）
奥威尔在《文学和极权主义》中指出：“极权主义废除了思想自由，其彻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时代闻所未闻的。而且认识到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它的思想控制不仅是负面的，而且是正面的。它不仅不许你表达--甚至具有--一定的思想，而且它规定你应该怎么思想，
它为你创造一种意识形态，它除了为你规定行为准则以外，还想管制你的感情生活。它尽可能把你与外面世界隔绝起来，它把你关在一个人造的宇宙里，你没有比较的标准。反正，极权主义国家企图控制它的臣民的思想和感情，至少像它控制他们的行动一样完全彻底。”中国的现实正如奥威尔的描述，极权主义成功地侵入了公民的私人生活，像章鱼的吸盘一样牢牢地控制了公民的思想和感情。你若是做一个勇敢的怀疑者和反抗者，必然遭到无情的镇压和迫害。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小平两首反讽诗，一首题为《善意的劝告：真话应少说》：“既生在中国，真话应少说。须知碗中肉，常赖嘴定夺。”第二首为《理直气壮说假话》：“志新因言割喉管，罗克因语脑开花。苟且偷生真要义，理直气壮说假话。”这就是文革结束三十年后中国的现状，这是一种令人胆颤心惊的文化暴力，它不仅摧毁了人的意志更腐蚀了人的良知。正如学者唐逸在《暴力的根源》一文中指出：“执法暴力所摧毁的，不仅仅是抽象的程序正义。首先是不可弥合地摧残当事者的心灵，摧残这血肉之躯的个体生命的完整性，在心灵深处以血刃切下不可弥合的累累残伤，使受害者从此生活在噩梦惊醒之中，再也不能享受自然生活的快乐。哀莫大于心死。心灵的极度伤痛，永不愈合。对于任何人的暴力残害，皆是对全体人类残害的预演。能够施于一个人的，也能施于别的人。人类的血肉之躯在生理上是同样脆弱，同样受不了暴力的摧残。人类在握权的恐怖分子面前，同样无力自保。只要世界上有强权暴力存在，人类就没有安全。” “即便是风筝，也不准许在人间地狱的上空出现。因为它向往自由。”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我不得不承认，我已经到了“哀大莫过于心死”的地步，我想我一定没有勇气拖着血肉之躯，带着残伤累累的身体，去和这样的极权和暴力抗衡和斗争。
是的，这不仅仅是我的悲哀，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尽管有时候我也会像海明威那样问自己：丧钟为谁而鸣？尽管我也知道这丧钟其实为我们每一个人而鸣；我也知道在张志新，林昭失去安全和自由的时刻，也正是我们所有人都失去安全和自由的时刻——因为我们与她们息息相关。
回首过去，是为了放眼未来。
但愿这样的悲剧不会重演。
让我们与往事干杯！
上一代人，在文革都留下了许多阴影。即使豁达乐观如我的父亲，依然有不能碰触的伤口。
这些历史资料，我都是长大以后自己杂七杂八看来的。可是因为对于文革有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所以卷入得那么多文人政治色彩很浓的文章，我也就草草翻过
在大学的时候，起初非常尊敬我的导师，因为他在学术界实在是很有名气。可是1年以后，当我得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将他的导师批斗的体无完肤，身心俱残的时候，我不由得不寒而栗。尊敬之情也荡然无存了。
在乱世，才能看到真正的英雄；在一出出闹剧中，才能看到世态炎凉，复杂人性；也只有走过这个黑暗的时代，才会倍加珍惜这些生命中曾经错失的温暖和美好：）
阁老这一系列很精彩，我很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