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荣剑：中国十问——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十个问题
1、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
理性地客观地说，执政党目前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核心是合法性危机。何谓“合法性”？政治学者俞可平有一个简明扼要的解释，我认为很恰当。他在《财经》杂志（2012年6月11日）上撰文认为，合法性“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它与法律规范没有直接的关系，从法律的角度看是合法的东西，并不必然具有合法性。只有那些被一定范围内的人们内心所体认的权威和秩序，才具有政治学中所说的合法性。”我的理解是，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自觉认可和服从，来源于人民的授权， 来源于人民的支持。毛泽东早就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现在执政党也是反复强调，权为民所赋。这说明，在原则上、法理上，执政党是完全承认它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认可和同意。问题是，人民以何种方式予以认可和同意呢？
执政党目前的执政地位，是通过暴力革命方式取得后自然延续下来的，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能够彻底摧毁国民党强大的军事机器，推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在缺乏宪政民主的条件下，战争是解决政治合法性的特殊途径。但是，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后，政治的合法性就不能再继续通过暴力的或战争的方式加以解决，而只有走宪政民主之路。目前世界上的绝大数国家，都是通过宪政民主制度来解决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即使是那些最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国家，其世俗政权的合法性依然是来自于人民的自愿抉择。中国的问题在于，从形式上看，执政党并不缺少人民的授权，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例行召开，名义上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最高权力，而实际上，人民对于国家公权力的形成、运行、监督和处置并没有实质性的授权委托关系，执政党的合法性是依靠传统的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和其他方式得以维系。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执政党的统治能否达到善治状态，能否长治久安，能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愿，现在是否应该有结论了？
2、权力失控问题
按照马克思的理想，社会在生产出庞大的国家机器之后，最终是要把国家送入到历史博物馆，与青铜器和纺车陈列在一起。这个理想何时能够实现，现在还无法预测，但马克思一生都在强调的限制国家权力、控制国家权力的思想则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实际上，这也是启蒙时代以来符合人类进步的共识，马克思的思想敌人，从洛克到孟德斯鸠到密尔，他们都主张，要把国家公权力关进民主和法治的笼子里，不能把它放出来，让它为所欲为。经过人类近二百年的政治实践和不同的政治制度的比较，限制国家权力和控制国家权力的思想已经成为宪政民主制度的主要诉求。但是，这个诉求的现实性对于中国而言看来还为期遥远，国家权力过大，过于集中，不断越界侵入社会领域，干预民间生活，非法剥夺私有财产和私人利益，已是当前的主要制度弊端。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帝国历史的超大型国家，国家权力一直超常发展，国家权力触角深入社会各个角落，国家和社会几乎完全重叠。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制定改革路线时，明确要求各级政府不要再去管那些“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个话已经切入到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核心，即国家权力是有边界的，不能越权进入社会领域。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国家权力过大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是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中日趋膨胀，各级政府掌握着巨大权力和资源，热衷于各种开发计划，直接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不受约束的权力运行，不仅制造出一系列后患无穷的环境、生态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且成为当前社会政治转型的最大障碍。在社会日趋自主发展的时代，国家主义的制度安排还能走多远？
3、制度性腐败问题
在一党执政条件下能否彻底根治腐败？现在看来已经是一个伪问题了。从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历经三代领导人，对于遏制党内腐败现象，不可不谓高度重视，几乎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在各种重要场合反复对社会作出庄严承诺，在制度安排上也竭尽全力，采取各种措施，试图有效制止腐败的蔓延，彻底根治腐败现象。但是，事与愿违，执政党的腐败现象在近三十年里不仅未见丝毫收敛，反而愈演愈烈，几成不控之势，其恶性化的广度和深度，中国历代历朝恐都鲜见。对于执政党腐败的严重性，社会上不管左中右，都有普遍的共识，可谓同仇敌忾，人神共愤。尽管如此，在执政党的统计学中，历来将腐败分子归类为一小撮，将他们排除在绝大数优秀者之外，把他们的腐败行为视为个人行为，无损执政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这样的解释何以让人信服？
权力何以失控？权力何以腐败？这在政治学原理上已不是难解的秘密了；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这已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纲领性文献中也明确认为，现行党和国家制度的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为此，他还列举了这种制度弊端的主要表现和危害：“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邓的这个讲话，在执政党容许的范围内已经讲到极致了，对执政党制度弊端的危害性可谓明察秋毫。以他这样的地位和权威，把话说的这样重，理应有所成效，为何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已经被充分认识到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4、道德危机问题
中国的道德系统近乎崩溃，从执政党内部到社会各个领域，物欲横流，寡廉鲜耻，腐化堕落，炫富逐臭，以丑为美，谎言连篇，无视操守，出卖气节，不重诚信，不择手段，毫无底线，各种反道德反文明行为，比比皆是，社会几无净土，公共场域混乱不堪，文化精神领域普遍沦陷，中国传承数千年的人伦道德世界遭致前所未有的破坏。这意味着，中国在缺失了制度约束和法律约束的情况下，进一步失去了道德约束。一个缺失制度、法律和道德约束的国家，会有前途吗？
中国整体性的道德溃败何以会发生？中国道德危机的根源何在？我看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观察。首先，执政党传统的道德资源几乎完全流失，以革命理想、红色动员、雷锋精神、集体主义、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寡欲朴素为内容的革命化道德主义，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已完全失去了凝聚人心整合思想的效力，这些年来执政党反复提倡诸如“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荣八耻”、精神文明建设、学雷锋、发扬主旋律、唱红等各种活动，几乎毫无实际效果。在新的时期，执政党陷于传统意识形态，不能因应市场化和世俗化的潮流提出新的理想化道德尺度，无法引领中国的道德重建。其次，执政党自身不能以道德正己，没有垂范社会，无法有效约束各级官员的行为，大量的腐败现象既是触犯法律，也是道德沦丧，执政党的道德状态要大大低于社会一般的道德水平，国家和社会道德危机的总根源其实是在执政党内部，是其制度性弊端的必然后果。第三，中国传统的道德系统被红色的革命化道德彻底摧毁，原来维系社会正常人伦关系和秩序的道德资源，在权力和市场的双重侵蚀下已难以为继，与宪政制度和公民社会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建设又在现实中被一再阻止。旧的道德被打碎，新的道德又无从建立，社会处在道德的真空状态。在此情况下，道德重建何以可能？
5、信息传播问题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成了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能够设想中国的所有电脑全都死机后会是一个什么后果？对于言说——信息传播的最初方式——的重要性，中国古人高度重视，谓之“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毛也说过，要让人说话嘛。但是，现在看起来很不正常的是，人们不能自由地言说，不能自由地传播信息。言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最大的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在执政党的信息传播上，公开主张是“说真话”，可见有过谎言连篇的时候，有过真相和谣言纠缠难分的时候。人民对各级政府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对政府言行的判断，当政府的发言人一再闪烁其辞时，政府的公信力实际上是在自我消解。一个责任政府，前提就是信息透明和信息公开。和政府不说真话相配合的另一面，是限制社会的信息传播，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被以各种方式限制着。问题是，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言论限制方式还能继续有效吗？
必须清醒地看到，互联网是人际交往领域最伟大的革命，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际交往和信息传播的方式。人际交往从个体到群体，是一个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从个人到家庭到家族到宗族到民族到国家到地区到全球，这是一个人类交往外延不断扩大的过程。互联网的出现，人际交往还从实体领域进入到虚拟领域，直接进入了人的心灵和思想，这使得原来控制人类交往的那些传统手段和方式，比如制度、暴力、自然界限，均都失效，无法阻挡。互联网的本质是信息交流，是人的思想和心灵的交流，是民意的表达，这是宪政民主制度的精神条件。人的思想和心灵是比制度更强大的力量，它最终是不可控制的。当信息不可控制，知识不可控制时，那就意味着无法再继续实行愚民政策。在一个主要资源无法控制的情况下，社会的信息传播制度应该怎么安排呢？
6、司法独立问题
近十年来，中国的情况可谓是“发展很迅猛，改革无进展”，尤其是在关键领域，改革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是流于空话，光说不练；司法领域是全面倒退，法治建设举步维艰，完全没有落实执政党在“十六大”上制定的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执政党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尤其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现在可以拿司法领域的实际情况和十六大报告的上述观点逐条对照，有哪一条真正落实了？重庆“打黑”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绝非是重庆的个别现象，其实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贵阳小河区法院至今还在表演公然践踏法律的闹剧，其违法行为在众目睽睽之下居然无法遏制，执政党从中央到地方居然罔顾这些枉法违法现象，主动或被动地为其背书，这难道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应有表现？
毫无疑问，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的实质是法大于一切，任何个人、组织或政党，都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受到法律的约束。离开了司法独立，法治国家根本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当前司法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根源就在于没有司法独立，缺少合法性的制度安排，政法委统一领导“大三长”，“大三长”统一协调办案，不是以法律而是以执政党的意志为最高准则，党大于法，政大于法；法律不是公正公平的规范，而是沦为执政工具、维稳手段。为维护执政党的利益，司法部门公然提倡“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唯独不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律师辩护制度不能有效执行，公民各项权利得不到保障，公权力对公民的各类侵权行为之所以屡屡发生，完全是因为没有建立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放任公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司法不独立，法治国家何以可能建立？
7、公民社会问题
公民社会的培养和壮大，是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然会形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公民的自组织化运动，是公民自治的体现。由于涉及到执政党对任何组织化行为的天然警惕和防范，公民社会建设并没有被纳入到执政党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之中；相反，从传统的意识形态出发，把公民社会视为西方制度的一个方面而加以拒斥，不主张，不研究，不实践，对民间自发形成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化社会行动多有限制。这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斗争思维惯性，是统治而不是治理的概念，以为只有将社会置于分散化或碎片化状态，才能进行更有效的统治，把社会的无组织化一厢情愿地视为执政党长治久安的基础。问题是，社会的自组织化或无组织化，究竟哪一种社会状况更适合中国的长远发展，更适合人民的利益，也更适合执政党的治理和转型？
中国自秦以来，一直是一个权力垂直型安排的社会结构，从中央到郡县一以贯之，没有中间社会体，不像欧洲，是一个权力横向配置的社会结构，在王权之外，还存在着贵族、教会和城市等不同势力。
由于缺少中间层，中央集权的制度安排，体现的是最高统治者对社会底层的直接统治关系，没有中间过渡层和缓冲层，底层一片散沙，看似超稳定结构，但是一旦陷入动荡，社会无组织的力量会在瞬间形成强大的破坏力，社会变革以革命形式出现，形成革命和专制的周期性震荡。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均来自于这样的社会结构，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必然后果。公民社会建设，本质上是扩大社会的中间层，以中产阶级为主导力量，通过社会自组织化途径，构造社会理性和稳定的秩序，形成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对上限制公权力的侵权和扩张行为，对下引领社会底层力量从无序进入有序，上下双向遏制极端性行为，由此奠定宪政民主的社会基础。执政党目前面临的选择：是主动引领和培养公民社会，形成和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推动中国以改革的方式解决转型问题？还是继续实行限制公民社会政策，放任社会的无组织化状态，进而被迫把全社会逼入到传统的革命动荡之中？
8、地方自治问题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在执政党六十多年的执政历史中，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毛论十大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位列其中，可见执政党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曾经实行大区制，这既是为了扩大地方自主权，也是防着诸侯坐大。按毛的想法，这样的制度安排，是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实际上，在毛时代，根本不可能提出地方自治的问题，毛是高度警惕所谓地方分离主义，背着这个罪名下台或去职的地方大员为数不少。到了改革开放阶段，地方的自主性在客观上有了很大提高，国家发展经济的动力主要是通过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而得以实现。这几年，地方涌现出多种发展模式，比如“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浙江模式”、“江苏模式”，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各行其是，中央乐观其成。但是，这些改变仅仅限于经济领域，涉及事权、财权，最关键的人事权仍然集中掌握在中央手里，作为综合性的地方自治实验，尚未破局。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地区差异极大，地方发展不平衡，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制度上究竟应当如何安排？
中国在历史上已经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制度。西周封建制，是横向的权力配置，实质是权力的多元化，是地方中心主义，最后是六国分裂。秦统一中国，以中央集权制取代封建制，实质是权力的一元化，是大一统主义。刘邦立汉，最初是想实行郡县封国并举制度，即把封建和中央集权结合起来，但七国内乱之后，这个制度实验即宣告失败。从此之后，中国分分合合，封建已不再具有制度意义，中央集权专制始终居于支配地方，至今依然没有根本改变。在缺乏宪政的条件下，封建制所代表的地方主义和中央集权制所代表的大一统主义，是不具有历史的共时性和制度功能的相兼性，所谓“分合治乱”只能在中央集权专制条件下得以解决。宪政民主下的联邦制，为根本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合理的制度安排。联邦制不仅适合大国，也适合小国，可以充分满足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同时能够满足不同地区的发展要求，在多元发展中寻求和谐统一。而联邦制的基础就是地方自治，地方自治的实质是，在宪政条件下，实行事权、财权和人事权的最大自主性，由地方人民按民主的方式决定地方发展。目前，在执政党的执政格局中，地方自治尚未提到议事日程，联邦制被置入几个“不搞”之列，如此下去，何以整合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何以解决民族矛盾？何以实现中国的长期统一？
9、重大历史问题
执政党建国以来运动不断，在党内反复进行路线斗争，对不同政见者无情打击，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在党外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制，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极左思潮泛滥，无法无天，“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执政党对于自己犯下的错误是有深刻反省和总结的，在上述决议中就认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坚持真理，坚持修正错误，是执政党的优良传统，但是，受制于执政党的共同利益、客观条件、认识水平和意识形态，建国以来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其实并未根本解决。主要是，对毛的错误没有进行彻底清算，对文革灾难的深远影响缺乏足够的估计，对八十年代末期发生的政治风波尚未给予公正评价。这些重大历史问题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民族的精神创伤就无法治愈，人民的思想就无法统一，执政党的政治信用和道德形象就无从恢复。历史的欠账究竟要到哪一天才能彻底还清？
历史的清算和补偿，是威权体制政治转型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如何平稳地理性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执政党既是巨大挑战，也是重塑其合法性的重要契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之所以从一开始起就深入人心，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就是因为这条路线从否定文革开始，和极左路线背道而驰。人心所向，历史趋势，都是来自于拨乱反正。现在，又到了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一方面，在改革三十年之后，毛式社会主义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极左老左势力在新左的呼应下，公开主张以文革法统取代改革法统，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取代邓小平理论，试图全面扭转改革进程；另一方面，改革停滞不前，人心涣散，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执政党合法性动摇，政治危机因素日趋积累。在改革不进则退的关口，执政党要重建社会共识，重新凝聚人心，重新领导改革进程，必须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彻底解决重大历史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吗？
10、普世价值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深刻的精神变化，它直接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是由执政党启动，由社会各界特别是理论界广泛参与的社会启蒙，以科学、民主、自由这些人类文明史上的主流价值为武器，彻底否定文革，清除极左路线，批判各种僵化思想和理论，重新认识和评价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推动中国进入世界文明大道。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在经济领域能够取得重大成绩，就是因为它遵循了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按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无法想象的，市场机制、明晰的产权制度、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均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被拒之门外。思想解放运动，首先是在发展经济的理念上有了突破，在种种争议和阻扰中，市场经济的合法性逐步从意识形态的限定中被解放出来，现在已经成为改革的法统，无可阻挡。问题是，与市场经济必然相伴而生的宪政民主制度和自由人权理念，为何还要被我们一再挡在中国门外？我们既然已经享有了引入市场机制的红利，为何却要对那些保护市场以促进更公平社会的政治制度安排予以拒绝？
近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停滞，思想领域在不争论中重陷僵化状态，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也不说，重拾陈旧的意识形态教条，思想解放几近绝迹，文革极左理论由此重新泛滥，公然与普世价值为敌，纵容那些背信弃义的独裁国家，不惜挑战世界主流正义。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大概只有极少数国家，才会公开批判以自由、民主、人权、正义为核心的普世价值，把普世价值还看作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工具。中国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仅是在经济总量上位居世界前列，而且还要在制度、道义和价值上给世界以令人信服的表现，要和世界的主流文明走在一起，要让每一个中国公民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自豪地说：我来自于民主的、正义的、富强的中国。我们能有这一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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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六十年历史，虽然常常分为两个三十年，但双方在终极目标上有一个共性，就是探寻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前一个三十年希望通过强调意识形态和主观能动性，打破资本主义法权，以一种反现代化的方式追求新的现代化之路。后一个三十年则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标志，一路走过不平凡的历程，创造出时称“中国模式” 的全新现代化之路。
中国的模式从被质疑到被全球广泛承认，得益于两点。一是它本身的巨大成功。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间超苏（俄）、意、英、法、德和日本等称雄近、当代的强国，高居全球第二，成为影响世界的巨大存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四亿贫困人口脱贫，整个社会都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无可辨别的事实，自然令人心悦诚服。目前全球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最少十年、最多二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10年第一期刊登了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的文章，预测204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达123万亿美元，是2000年全球经济产出的将近三倍。中国的人均收入估计将达8.5万美元，比欧盟高出一倍多，远远高于日本和印度的水平───中国从2000年的穷国变为2040年的超级富国。不过从中国自己的历史来看，这三十年真正的伟大变革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从过去仅仅是上层的变迁转为整个社会的演变：中国不再是一个几千年以来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开放的、纵向和横向流动的工业社会、商业社会，并几乎同时和世界进入信息社会。
二是以美国为发源地、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动摇了全球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BBC在27国2.9万人所做的调查表明，仅有11% 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在正常运行，而有23%的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存在致命弱点，世界需要新的经济制度。另有51%的受访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系统需要规范和改革。而最悲观的是法国人，有43%表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全失去信心，认为需要彻底抛弃。这个时候，中国的成功自然就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更何况，同样是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却在危机中出人意料的再夺三项桂冠：汽车销售量超越汽车王国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出口贸易额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总量力压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这种顺势也飞扬，逆势也飞扬的非凡表现，着实匪夷所思，堪称奇迹中的奇迹。
中国模式的优异表现必然引发全球对其成功原因的研究，目前也算是百家争鸣，呈一时之盛。从国民性的角度认为，中国勤劳、节俭，储蓄率高，从而为投资积累和提供了巨大资本。从全球化的角度又认为，中国具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是人口红利效应，因此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得以成功实施，并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认为，中美在七十年代的关系改善，导致中国打开国门，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和抓住西方产业转移的机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力量。从比较经济的角度讲，认为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有的研究者更细致于具体的经济、社会措施，如认为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是中国奇迹的根源，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等等不一而足。
应该说，这些研究都一定程度的说明了中国成功的原因，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如果不是决定性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政治制度如果放到全球、两岸政治比较的视野下，就会发现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一党制，这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在欧洲，当英国、法国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上台之后，国家发展政策立即改变，要么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要么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福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助的政策，像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保险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福人减税、扶持财团的立场。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台湾在两蒋时代，还制订类似于大陆的“六年发展规划”，但民主化之后，就统统不见了。毕竟政党执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的了四年或八年以后的事情？再有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补贴上升了，但对农业的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益，但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于短期分配却可以讨好民众，对政党的选票有利。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积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积也是中国的两倍，却解决不了全国的温饱问题，而中国的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两倍。
不仅对内政策处于不确定中，就是外交也同样。小布什时代就极力搞单边主义，到了奥巴马时代就积极主张多边主义。希拉克和施罗德时代，中法、中德关系极佳，但到了萨科奇和默克尔时代则急速逆转。台湾的民进党上台就挑衅大陆，国民党上台就推动两岸交流。这种由于政党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导致经常性的南辕北辙式的一百八十度调整，其严重后果可以想象。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二在于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三号航站楼，三年完成，这在西方连审批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然是万里之遥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法国、美国等国就是应对本身发生的突发事件时，都相当混乱和低效。2003年法国发生酷暑、 2005年美国遇到卡特琳娜飓风袭击，就是如此。在灾害极其严重的时刻，法国总统希拉克继续度假，直至假期结束。而这次酷暑造成全法上万人死亡！小布什总统则是三天之后才终止度假，去指挥救灾。而灾区早已成为人间地狱，以至前往救援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灾，以至他们叹息宁愿选择前往伊拉克！去年，一场台风同时袭击两岸，大陆可以迅速疏散一百万人，台湾却应对无力，造成六百多人死亡和失踪的惨剧。
低效率一向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其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正如宣布不参加 2010年11月选举而震撼美国政坛的民主党参议员埃文-贝赫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为何离开参议院》的长篇文章中所说的：“解决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挽救经济、能源政策、医疗保险改革等关乎国家未来的紧急课题堆积如山，但国会却处于（什么工作都不能做的）瘫痪状态。”而国会不能工作的最大原因则是 “顽固的党派主义和不知妥协的僵硬思想”。他还指出在担任参议员的12年里，美国国会成员抛开党派之争，在美国这个大框架内团结一心的经历只是在2001 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出现过一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没有办法防范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然而危机爆发后，即使进行修正，也无法消除其后果，更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目前来看，更深层的危机是这种制度也阻碍新科技的产生和应用。比如在当前能源危机的时代，美国加州一家制造太阳能公交车的公司，在美国屡屡碰壁。因为这涉及传统汽车行业以及能源公司的利益，还有工会的利益，它们各个都有强大的游说集团。后来这家公司决定到中国来试试运气，却被广州市政府所接受，并迅速更换。显然，一个不被财团绑架和影响的政府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决定。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三在于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民众最为不满，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党制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的结论？首先，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其次，中国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同一进程的国家（根据总部在德的透明国际2008年数据，中国腐败程度列72位，印度85位，俄罗斯147位）。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罗斯的教训，才使得全球正视中国反腐的经验。第三，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尽管合法，却无法改变其钱权交易的本质。就如同色情业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无法改变其钱色交易的本质。但合法化的效果是腐败减少了，因为这些行为已经不属于腐败。这就如同，色情业和赌博业在中国是非法的，中国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这自然要高于色情业和赌博业是合法的国家。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
当然，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它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在一党体制下，有能力对之进行打击。中国的“双规”制度、实名举报制度、官员公示制度，就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空内，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现在名列亚洲廉洁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纪七十年代却是另一番光景。由于腐败过于严重，当时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打击，结果竟然引发香港警察暴动，将廉政公署占领。其腐败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腐败的有效遏制，根据西方的经验有三条：一是经济发展，可以高薪养廉、建立完善的银行监控体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钱权交易的合法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败的哪些国家都是最贫穷的国家，像民主了两百多年的海地，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与海地为伍的还有伊拉克、阿富汗等美国一手扶持的民主国家。而且在相近的情况下，越民主越腐败。古巴和朝鲜虽然也不是发达国家，但廉洁程度远远超过上述民主国家就是一例。一向不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的新加坡，亚洲廉洁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洁度在亚洲名列第二的则是中国香港特区。极为巧和的是，它们均是华人社会。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在一党制没有腐败刚性的前提下，也同样会达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是全球领先的廉政水准。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四在于这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词。这实是意识形态的相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证例）。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民主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如台湾的民进党时代），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者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最近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了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合人民币600 多亿，这个项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人为这么大的损失而负责。如果中国一个项目决策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责任人怎么可能会被放过？
说起来，还是和民主制度脱不了干系。在民主社会，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有人追究吗？制造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吗？高达500亿美元（近3500亿人民币）、持续数十年的马多夫诈骗案，有官员被追究吗？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这就是为什么，当台风袭击前夜，大陆的官员严阵以待，理由是：避免灾害发生。因为发生了灾害，当地官员是要被追责的。台湾的官员则度假赴宴。理由是：灾害还没有发生。
当然，西方由于任期制的限制，官员往往有短期的过客心态。像台湾，除了台北和台中，各县市都巨额亏损，但各候选人仍然不断福利许诺，根本不管钱从何来，如何清偿账务。自己做的好，也未必连任（克林顿时代尽管如此成功，却无法保证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胜利），做的不好，如小布什，却仍然可以连任。政党利益往往高于国家利益。关于这一点，在奥巴马上任以来第一次的国情咨文中有着明确的评论：“我知道，两党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国民沮丧的是如今在华盛顿，好像每天都是选举日。我们不能每天只想着让对手成为媒体嘲弄的对象，不能永远抱着分出胜负一决高下的心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因为有权反对就拖延或阻挠所有法案的通过。在华盛顿，人们可能会认为和对方唱反调是游戏规则，无论自己的观点是多么虚伪和恶毒。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众有所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使民众对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国都变成天天像选举日，都无法承受两党的恶斗，更遑论其他国家。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西方一方面指责中国是党政一体，另一方面又认为执政党不受制约，但同时又承认中国出台的许多法律都是对行政权力进行约束的。既然是党政一体，对“政”的制约难道就不是对“党”的制约吗？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五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中国政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炼，可以说能力是最主要的标准。但在民主社会中，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奥巴马信伊斯兰教就肯定选不上）、性别（希拉莉的败选）、种族（黑人、白人）、形象（如马英九）、是否会做秀和演讲才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前第一夫人希拉莉、布什父子总统），但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像奥巴马，仅仅做过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行政经验，结果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这在中国可能吗？
此外，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往往选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至少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如果放眼两岸，其对比更是鲜明。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六在于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英、法、美三国均如此。台湾则比较独特，国民党代表主张统一的外省人，民进党则代表独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上台之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中央政府则借转移支付的手段，对同党执政的地方大力倾斜。
造成多党制无法代表全民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选举。一个群体的利益要想得到保护和重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投票权。二是必须有相当的数量。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则无法受到有效保护。以法国为例，国民议会立法要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着传统罩袍。尽管法国有五百万穆斯林，而且主流持反对意见，但由于立法机构无代表，五百万在法国也是少数族裔，根本无法改变被决定的命运。目前在法国还有一百多万没有投票权的外国人，每年都要办理在法国的居留。但从去年起，每人要交纳三十至七十五欧元不等的费用。但却没有征得这个群体的任何意见。但是当法国政府决定仅仅增加门诊费一欧元的时候，就在全法国引起广泛争论和政党博弈。之所以如此不同，就是因为这个群体没有投票权，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选举还造成另一个极端。以印度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扫盲计划成效甚微。原因在于，扫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而地方政府对扫盲并不热心，原因之一在于文盲越多，选民越容易控制和影响，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选票。
中国三十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保障体系，到后来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试点农村退休保障。整体上讲，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观的作用。这也是海内外研究学者所公认的。中国的这一特点如果和其它施行西方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更为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要么被民粹主义挟持，往往造成过量的分配，以至于损害政府长期分配的能力。要么被社会精英所把持，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又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的盛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操纵选票和误导民众更为容易。这已被无数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所验证。
随着中国一步步的成功，制度性原因也越来越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焦点。 2009年年底，圣诞节前夜，法国时事周刊《视点》以八十页的规模推出中国特刊，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没有西方价值观说教，完全从客观的角度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对于中国的成功，则通过对汉学家Cyrille J.D JAVARY先生的采访，做如是说：“中国两千多年来，被单一政党领导。以前中国的领导阶层是文人儒臣，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在古代中国的国家科举制度，选拔了当年国家的最优秀人才，并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遴选、任命制度，为国家选备人才。今日中国，要加入共产党并不容易，候选者要经过被深入调查表现和多年预备期考评。对“共产党”一词的理解也颇有新意：“共”代表“共同的，给所有人的”，“产”字，表示“产能，或者‘生产方式’”，“党”字，代表“政党”。在 1921年创立共产党的时候，就将它定义为：“为全民谋求共同生产方式”的政党。今天，我们甚至也可以理解为，“领导中国为全世界生产产品的”政党。
此外，2010年1月29号《纽约时报》文章发表卡特琳·本霍尔德的文章《随着中国崛起，与西方经济冲突也在增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有人认为，中国缺乏‘民主’是一个优势，让它可以做出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变革。香港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诸立力说：‘民主政体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它每天都要面临公众的压力，每隔一段时间要爱接受民意调查的检验。中国很幸运，可以作出长期的战略决策，然后将这些决策付诸实施。’”。什么是 “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变革？”比如计划生育。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几次推动计划生育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百姓会用选票把这样负责任的政党选下来。
来自德国的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师，德国埃森高级人文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斯拉沃热·齐泽克，也认为“中国之所以发展得如此地快，不是因为其脱离了威权主义的统治，相反，而是由于这种威权主义统治所带来的。”
不管他们使用什么语言，从什么意识形态出发，都认识到了中国的一党制才是中国成功的真正原因。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民族和文化的不同，有些看法仍然是隔靴搔痒。至少在我看来，中国一党制的成功，还在于做到保持了政治的独立性。
其实不管什么制度形式，从政治本身上来讲就两种。一是政治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二是政治处于非独立状态。无论东西方，政治都是长期居有独立性地位的。西方政治失去独立地位的原因一是资本崛起，一是普选的产生。前者令政治受制于财团，后者受制于选民大众。
虽然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专业化程度越来越强。政治这一行业也不例外。但在民主制度中，由于必须有选举，而选举上受财团的影响，下受大众的制约，从而导致政治本身失去了独立性。其后果就是社会的完全福利化（大众的需求）和经济危机化（财团疯狂追求利润必然的后果），然后经济危机和福利制度又相辅相呈，共同扼杀民主政治的生机。
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处于独立状态的。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发展了“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轻）、“天命”理论（西方是三权分立和制衡）。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时还发展出一套政治权力的自我制衡。
清朝的覆灭、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没有改变中国政治独立性的状态和传统。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资本力量开始崛起，其影响力日增。但仍受政治权力的最终制约。
正是由于中国政治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不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左右，才能充当中立的决策者和裁判者，也才能制订国家的长远发展规划，而不是进行短期的财富分配。如果中国采取西方的制度，2万多亿外汇储备将很快被各政党竞相许诺、挥霍一空。当然中国的的一党制也与其它国家的一党制有所不同。这既有民族传统的 “民本思想”的影响，也有历史上，中共本身就是源自工农的政党。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最终会形成什么模式，现在很难下定论。正如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说的“你是无法用旧模式中的词汇来理解一个新模式的”。中国显然正在开创出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
光明与黑暗 发表评论于 2012-07-16 20:59:17
有些弱人不遗余力的诋毁中国文明和中国历史，真TM 是无知无畏，估计从肉体到心灵都被洋大人X透了。
让你们见识见识本民族的一点历史知识。
高超钢铁冶炼技术的发明：
远在奴隶制时代的古希腊就已经使用铁制工具，但采用的“块炼铁”冶炼技术十分落后，产量很低，质量很差，因这种铁器含碳量低，质地很软，作为工具应用于生产时效率很低。我国春秋末期，已经广泛使用生铁冶炼技术，这种生铁是铁矿在1150℃～1300℃的高温下冶炼出来的，出炉时呈液态（古希腊的呈固态），可以连续生产，还可铸成形，这种生铁所制的铁器工具，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比古希腊的“块炼铁”所制的铁器工具为优。
这种高超的冶铁技术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精湛的纺织技术的发明：
这一时期已发明丝、麻、毛、棉等四大纺织系列技术，生产出了丝、麻、毛、棉等四大纺织品。其中丝织品最早，麻织品和毛织品次之，棉织品出现最晚。但棉织品的纺织技术发展最快，这要归功于宋末著名的女织棉技术革新家黄道婆，她发明的皮辊式、锯齿式轧棉机取代了手剖或铁杖擀棉，大大提高了工效，比欧洲早500 年。她发明椎弓可把棉絮弹松，杂质去除，起到了清棉作用，为后面纺纱、织布工序的工艺流程的开展创造了条件。她在纺织机具改革发明中最大的贡献，是把原来流行的手摇式纺车改为脚踏式纺车，把单维式纺车改为三维式纺车。这不仅节省了人力，还能提高功率3倍。
享有“数学之乡”盛誉的数学科学的创造：
春秋战国时代数学科学创立的“十进位制”筹算计数法是在“十进位制”基础上的进一步创造与发展。现在世界上用阿拉伯数码的“十进位制”最初起源于印度，但从考古资料来看，古文物中所见到最早的印度十进位制数码，要比中国晚1000多年！
汉代数学专著《九章算术》中数学上的创造性贡献可从算术、代数和几何三方面来考察。算术方面创立了系统的分数四则运算，各种比例问题，“盈不足”问题和一些数学难题的分析解题方法，它是世界上最早阐述发明分数运算方法的著作。代数方面创立有联立一次方程的解法，正负概念的引入、正负数加减法则的引入、开平方、开立方的计算法，一般二次方程的解法等。其中系统化的联立一次方程的解法，是我国古代数学最杰出的创造之一，比欧洲要早1500年左右，比印度早 500年左右。几何方面有主要为适应当时筑城、筑堤、开沟、丈量土地、计算田亩，以及建筑各种形式的粮窖等实际需要，要求计算面积和体积，而创立的几何学。因为计算面积就要涉及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矩形、弓形、圆形、椭圆形等形状，计算体积就要涉及立方体、长方体、角锥体、圆柱体、方台、长方台等。其主要特点是同实际结合得非常紧密。南北朝时代的祖冲之创立圆周率的计算方法得出小数点后六位的准确结果，在世界上一直领先了1000年之久，宋、元时代著名的数学家沈括、泰九龙、李治、杨辉、朱世杰等创立了高次方程的解法，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消元法，联立一次同余式解法等比欧洲早400～800年。
四百年前，有幸来访的西班牙人这样描述这个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文明：“他们首先是极
其清洁，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在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我们从
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们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回答说，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
，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们活着的
时候，始终有充分的大米供应。”“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
漂亮的人，略高……他们对外国人很有礼貌。”在中国的其它省份，还有制作奇特和优
良的炮……他们的炮特别好，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这种炮，它
制造的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
总之他们不留下一尺未种植的土地，你在全国看不到任何荒地或无收获的地方
……“我们惊奇的看到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
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
四百年后的今天，西方学者这样评价这个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的文明：“如果
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此时的中国
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这些（商业活动
）都早于欧洲商业扩张时代，而且足以与之媲美。”
18世纪我国由于“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重文轻技”的文化政策、科技政策，“八股取士”的教育政策以及“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影响了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埋没和摧残了人才，阻碍了国际科学技术的交流，呈恶性循环态势，加之受列强侵略，因而在世界民族之林落伍了。
有些中国人不弄清文化阉割与文化融合的区别，硬是要说那是“学习”、“借鉴”
、“融合”过来的，正如不知道热情握手与互扇耳光的区别，不明了见义勇为与流窜强
奸的区别，愚昧到了可悲的地步。
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荒诞的理论，居然被有些中国人拿来反对本族的文化。因为现时西方强大，所以中国文化就该自我淘汰？简直无脑之极。相信这种理论的人，只宜做禽兽走狗，算不上有独立精神的人。
看这里的回帖，就可以认识一下这种人的存在了！
——看2012伦敦奥运有感
霄.远
1. 民主势在必行
人类最大规模的盛会，4年一度的奥运在伦敦开始了，又结束了。在那热热闹闹、如火如荼的背后，有一个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那就是：主办奥运赚钱吗？根据统计，好像除了在美国举办的2次（洛杉矶1984和亚特兰大1996）外，基本都是亏钱的买卖。那么，为什么还要举办奥运呢？而且好多国家还在争先恐后地申办？
有人总结了：办奥运如果有亏损，那只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亏损。运动员不亏，奥组委不亏，商家不亏，观众还有得娱乐。挺好。
这些问题都停留在表面。其实，举办奥运真正最深层的原因，是人类需要这样一个平台，把自己本性中残酷的一面，比如争强好胜、弱肉强食等，用竞技体育的方式抒发和展现出来。心平气和地“更高、更快、更强”，比起那动不动就肌肉/拳头说话、武力相向的行为方式，显然要文明得多。所以，奥运虽然并不能替代、消灭暴力冲突和血腥战争，但它俨然已成当代人类文明的一种必然需求，为人们4年一盼。
其实，在现代生活中，一人一票的“民主”，也就像这奥运一样，虽说远远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但却给所有人提供了一个和平展示政治肌肉和力量的平台，至少让人感觉到心灵层面的平等。
这种一人一票的“民主”势不可挡，说到底还是因为，进入当代社会，不管谁执政，都会面临一个执政资格和执政能力问题。
就中国而言，打江山的老一辈，他们用意志和血证明了他们的资格。然后借助战争年代建立起的威信，通过他们毕生的兢兢业业，证明了他们的执政能力。
可是，在这些老一辈陆续辞世后，继任者不可避免地都会碰到一个基本问题：和平环境下，拿什么来证明自己的资格和能力？就像一个“将军”的提拔一样，没经过血与火的考验，你“将军”的含金量在哪里？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你是全民的“一人一票”，还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人一票”，都要比形形色色的“选拔”、“任命”等方式更能体现少数服从多数的公平原则，因而更容易被人们普遍接受。
所以说，在和平环境下，“民主”只是一种自然诉求。你不直面这个问题，那你就避免不了要面对一系列的随之而来的危机，比如，信任危机、信心危机、信用危机、信仰危机等，直至凝聚力全面丧失。
你可以指责“民主”并不完美，甚至说它“虚伪”、充满欺骗性。但是在目前世界范围里，还有什么更好、更完美的方法吗？
在这个世界上，既然没有最完美的方式，那就让我们选择、接受和享受那“最不坏”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吧。
2. 民主的代价高昂
奥运的代价不菲。那么多基础设施，从场馆到市政，都是要靠钱砸出来的。这也是奥运连续亏损的根本原因。
而且奥运从来都不是干干净净的。且不说奥运前期准备过程中的腐败，奥运进行中不断传出的丑闻，更是让奥运精神不断受到玷污和蒙羞。
同样，一人一票的“民主”也是有代价的，而且代价高昂。大家有目共睹，现代西方的“民主选举”，拼的不是什么治国理念，而是选举经费和巧舌如簧。花那么多钱去作秀，怎么能说这不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呢？
而且在“民主”的华丽外表下，一样可以隐藏合法和非法的超级腐败。
就以满世界强推“普世价值”的“呕像”美国为例。美式“民主”，其实也就是两党执政而已。造成这一现状的是它的选举模式：据说是为了避免参选人选票不过半的尴尬，所以美式“民主”并不是“一人一票”说了算，而是“选举人团票”说了算。也就是说“一人一票”只是选出“选举人”，再由这些“选举人”选出总统。这样一来，一系列问题也就不可避免了。
首先，光是高额选举经费一项，就足以让绝大部分有志者望“门”兴叹。选不起啊，个人的财力怎么能和老牌政党相比呢？
其次，它因为不是直选，所以轻易地就把所有新党、小党都合法地挡在了门外。在“胜者全得”的模式下，新党、小党从来就别指望获得超过半数的“选举人”团票。一个州尚且如此，更何况全美国？
1992年独立参选人佩罗（Perrot ）自己花了两千多万美元参选，尽管当时他提出的解救经济的方案被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是最能解决美国问题的“苦口良药”，尽管他在全国得到18% 的选票，但是因为选举人团票制度造成的选票均允分配，所以最后一个州都没拿到。
当然，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当选总统，他的总选民票可能落后于他的选对手。2000年，共和党小布什和民主党戈尔的竞选，就是这么个结果。人们完全有理由问：这算哪门子“民主”？
而且这还没完，等到新选总统上任，还要搞“政党分肥”，论功行赏，给自己的竞选团队成员封官加爵，合法腐败一把。据老美自己统计，每次白宫易主，整个首都华盛顿都会掀起一次搬家潮，搬进搬出超过20万人。“任人唯亲”在“民主”的外衣下，就这样得到了发扬光大。
很显然，从参选到选举成功，再到入主白宫，如果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角度看，美式“民主”不是一般的浪费和腐败。
可是，为什么所谓的“国际社会”对这些都视而不见，却习惯、喜欢拿中国的腐败说事儿呢？这首先有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国际社会”早就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给代表了，他们在强推“普世价值”时，当然会把所有不同于他们价值观的东东统统妖魔化。其次，因为中国的法律对腐败的定义和界定模模糊糊，所以似是而非的事情很容易就被网络和媒体无限放大了。正所谓“打开电视一片光明，举国莺歌燕舞；打开电脑一片黑暗，上下贪污腐败”是也。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腐败在中国确确实实存在，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做得远远不够，这才给人把国家政体和腐败联系在一起提供了机会。
3. 民主不是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万应灵药
奥运不是目的，而是一个平台，给人提供了和平展示肌肉和技巧的机会舞台，显然，奥运再辉煌，也远远不能消灭冲突和战争。
现实总是比理念残酷。那么多国家、那么多运动员参加奥运，却总是只有那少数国家的运动员获得奖牌。
你可以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你可以说“重在参与”，“参与就是荣耀”，。。。但举办奥运的初衷是什么？那就是“更高、更快、更强”！实质就是奖牌说了算（Medals talk）！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那是强者对弱者的召唤和安抚。那是只有强者才有资格喊出的口号。当年如果不是我们在乒乓领域内的绝对强势地位，你还能期待“小球扭转大球”的结果吗？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到底要说什么？是要传达一种友谊、博爱梦想，还是说大家都来自一个世界，都要梦想得到金牌？很显然，奥运作为竞技体育，拿到金牌才是硬道理。当你奖牌总数名列前茅时，谁还能说你是“东亚病夫”？那些说三道四，谴责什么“举国体制”、“金牌政治”的，酸不酸？有什么实质意义？
金牌带来的不只是运动员的的收获和他所属国家的光荣和脸面，它更多的是起到一个示范作用，可以促进更多的年青人，包括大学生和城市白领们，去参加运动，增强体质，从而有机会去争取获得各种奖牌，进而获得更多奖牌以外的东西，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生活质量的变化。
现实就是这样，不管旁人如何说三道四，最终，历史只会记住你拿到多少奖牌，而不会记住那些你拿奖牌的过程和方法，更不会记住那些酸不拉唧的评论杂音。
那么，既然多数国家从来没有拿过奖牌，可他们为什么还是无怨无悔地参与、为奥运强国甘做“陪衬”呢？“重在参与”只是表象，“参与体现平等”、“参与才有机会”，这才是参与的动力。
同样， “民主“也从来不是治国齐家的目的。民主只是一个平台，也可以说是政治家对弱势群体的安抚。一人一票的”民主”，虽不能解决社会的诸多问题，但却让人类的好斗本性得到了某种妥协，让那些最基层的平民百姓以为自己获得了平等的权力，尽管他们多数时候会放弃这种权力。
但是很显然，你如果要指望这种一人一票的权力给你带来多大好处，那也是白昼做梦。权力替代不了努力，不努力工作，个人不会富裕，国家更不会发达。
4. 现行西式“民主”模式将使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失去赶超发达国家的机会
看看本届奥运的奖牌榜吧：排在最前面的是：美、中、俄、英、德、日、澳、法。除了中、俄外，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俄罗斯其实是藉着前体制的惯性，还能保持在最强行列。
印度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就从来没有这个机会。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预测，印度只要亦步亦趋，跟着发达国家学步，它就永远不会有机会跻身这个排行榜的前列。
为什么？那是因为1）你不具备那些发达国家的资源基础；2）先占为王，人类骨子里永远去不掉的丛林排他法则。
国家处在发展阶段时，个人的能力会受财力、物力的极大制约。这时，由国家出面对资源重组、整合，个人的能力才有可能发挥到极致。在战争年代，这叫“集中优势兵力”。在和平年代，这叫“资源最佳配置”。如果说，这就叫什么“举国体制”，那有什么不好呢？伦敦奥运会上孙杨和叶诗文双双夺冠的现实证明：有国家的扶持，就有了中国游泳运动员的惊人进步。
（有人说，国家为了培养一个刘翔，花费了多少多少万，有这个钱，不如怎么怎么。换一个思路，如果把这个钱花在你身上，你就能跑出个世界记录么？）
即便这样，你在超越的路上依然困难重重。你不是游戏的设计者和规则的制定者，那些设计者和制定者怎么会轻易容忍你超越呢？“傲慢与偏见”？是又怎样？我就是见不得你超过我！
如同奥运长跑，跟在后面跑，你永远也超不过去。要超越，你就面临3种途径：1. 从内道超；2.把领先者挤到外面去；3.从外道超。很显然，选择1，你就很有可能踏进草地，违反“规则”而被罚下场；选择2，你就难免引起肌肉的碰撞——你的肌肉够瓷实吗？选择3，你就必须付出更多努力，加快速度，迈出更多步伐。在真实的比赛中，绝大多数人其实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3，从外道超过去。
可是现实就是那么残酷，即便你积累了实力，选择3，从外道超过去，也依然不顺不畅。你技术完美？那我就用各种或明或暗的“规则”来修理你。你肌肉强壮？那我就质疑你“服用兴奋剂”，甚至谴责你违反“奥运精神”（比如，指你的运动员不是"训练"出来，而是"摧残"出来的等等），罚你下场。
看看伦敦奥运的这些例子吧：
乒乓球决赛中对中国女运动员丁宁的判罚，给人一种裁判疯了的感觉。事后得知，这位裁判竟然连乒乓都不会。（点评：这是一个典型的“规则”随意的例子：我就要这么罚，你怎么着？）
场地自行车女子竞速团体决赛中，由郭爽、宫金杰组成的中国队以32秒619击败德国队，夺得金牌。但赛后德国队提出申诉，中国队犯规在前，经过组委会官员的核实确认，最终取消中国队的金牌，这样德国队夺金，中国队银牌。（点评：把金牌交出来，那就放你一马，你还想怎么样？）
羽毛球女双头号组合于洋和王晓理因消极比赛被取消资格。（点评：你的行为合法合理，但不合观众的情，关键是，不合我裁判的情，所以禁赛罚你没商量。）
中国体操选手陈一冰在吊环决赛中表现完美，但是裁判却把金牌授给落地时略有失误的巴西小将，让中国的吊环王屈居亚军。（点评：我就不看好你，你怎么着？）
拳击男子49公斤级半决赛进行，中国选手邹市明对阵爱尔兰选手巴恩斯，后者在比赛中连续切肘、违规拉拽、击打后脑勺，裁判均没有任何表示。（点评：你要超越？那就付出代价吧，这还是轻的！）
16岁的中国女子游泳运动员叶诗文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绩但是立即被怀疑服用了兴奋剂。（点评：有什么“无懈可击”么？知道什么叫“躺着也中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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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照的是，西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赢给了规则”：
英国选手菲利普-辛德斯在奥运场地自行车赛中资格赛开局不利后，故意制造了撞车事故，争取了重新比赛的资格，从而赢得金牌。
在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决赛中，代表英国队参加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决赛的是普查斯/亨特，比赛仅仅进行了不到100码(约90米)，普查斯/亨特突然向裁判示意，要求停止比赛，修理座椅。比赛不得不重新进行，最终，英国组合获得银牌。
英国选手戴利在10米台跳水决赛中第一跳发挥失常，仅得75.60分。正在观众们惋惜纷纷之时，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跳水比赛的历史也因此改写——“因为受到了观众席上的闪光灯干扰”，戴利得以重新完成自己的第一跳，从而得到了91.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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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们多心，也不是我们心态没调整好，而是西方裁判心照不宣地封杀中国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因为他们接受不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不管你是不是按照他们的套路参加比赛。
所谓西式“民主”也是这样。他们真的是要推行什么“普世价值”么？似是而非。就像所谓“奥运精神”一样，是可以有多重标准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已经彻底与西方的“民主”接轨了。可是至今依然不被西方社会所接纳。
伊朗也早就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了，那还不照样被列入“邪恶国家”！
二战至今，所有以美、欧为“呕像”的“民主”国家，还没有一个在经济上实现超越的。这还不足以让人深思吗？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就真心诚意地拥抱整个世界。可最终面临的还是全方位围堵。
政治上的围堵主要集中在没完没了地谴责你、批判你，如同纠缠“人权”问题那样。至于中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较好地解决了那么多人的温饱问题，迅速迈入小康社会，以及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迁就西方，努力去“接轨”等等，所有这些，他们都视而不见。却整天拿几只中国产的政治苍蝇说事，制造你要“崩溃”的气氛。
经济上的围堵则集中在汇率、资本准入和自由流动方面。入了世贸又怎么着？照样修理你。看看那些没完没了的“反倾销”诉讼吧。中国公司接二连三“输给了规则”。奇怪吗？郁闷吗？愤怒吗？你不是规则的制定者，你能做的只有接受现实。
至于军事上围堵那就不用多说了。打开地图看看，除了北面的俄罗斯和蒙古，其他都被老美“联合”（军演）了。没事则已，一旦有事，中国就会发现，自己只是一条被捆住的“巨龙”。
明眼人早就看到，在中国碰到的所有国际问题的背后，几乎都有美国的影子。
幸亏，中国没有跟着欧美的调子起舞。中国是因为走了自己的路才会取得今天的骄人成绩。在夺取国家（经济）发展的“奖牌”中，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没有“集中优势兵力”的能力去实现“资源最佳配置”，中国一样会变得散沙一盘、碌碌无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是中国今天的必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跟着我们走”，这应当是中国明天的气魄。
所以，中国在没有完成赶超发达国家前，如果去搞什么西式的“民主”，那就无异于自废武功、自毁长城。那样，中国将会永远失去赶超发达国家的机会。
这里应当特别提出的是，那些整天吵吵嚷嚷要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往往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这方面，中国已有太多深刻的教训。
比如那中国足球，这在国内恐怕是最早“与世界接轨”（搞俱乐部联赛制）的体育项目吧？结果如何？愣是搞成了中国体育界最腐败的项目。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吃喝嫖赌毒，还在那自娱自乐，直至把自己折腾倒监狱里去。 为什么会这样？那是你“接轨”了足球的组织形式，却根本不具备最起码的职业精神。
再比如“知识产权保护”。谁都知道，所有人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山寨”过程。没有“山寨”的积累，哪有创新的可能？可发达国家从来都是把“知识产权”当作一条绞杀绳索来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你要是闻风起舞，早早跟着“接轨”，等着你的是什么，那是不言而喻的。这方面，我们真得好好感谢民间不屈不挠的“山寨”精神！
再看物价接轨。且不说中石油的“油价与世界接轨”引起的价格链提升，单看07、08年西方闹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宣布4万亿救市。那么多钞票抛出去，没有（有形和无形的）产品支撑，人民币在国内能不贬值吗？物价能不飞涨吗？凭什么美国病了，得中国来吃药？
最不可思议的应当是那所谓“劳动工资接轨”（自己提升劳动力价格）。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腾飞有赖于出口贸易的增长，而这“世界大工厂”的形成则完全依赖于中国的“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的支撑。你在大大小小企业尚未做好、完成生产转型、升级时，不是给予积极、良性的引导、扶持，而是强推“最低工资”，“强制社保”，造成大量外贸企业不堪重负，这不相当于自毁优势、刚性自杀吗？
还有那所谓“国际环保”问题。搞好你那城市或地区的小环境，那是必须的，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可是，你要是跟着发达国家忽悠“全球变暖”问题，那就是舍本逐末，自困伪命题了。 “全球变暖”究竟是大自然的周期活动，还是人类活动造成的? 其生成原因至今无定论、扯不清的情况下，你非要跟自己的“碳排放”过不去，那不可笑么？为什么最发达的美国就根本不签、不理会你那“国际环保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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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余的话：中国需要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民主路子
在奥运中，中国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说明中国走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那就是1）发挥自己的长项（扬长避短）；2）另辟渠泾，走出自己的路。
我们在传统技巧类项目上有优势，那我们就把体操、跳水、小球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我们在需要爆发力和耐力方面的项目没有优势，那我们就集中资源优势重点培养几个尖子总是可以的吧？这次孙杨、叶诗文等就是很好的例子。不管西人如何说三道四，金牌已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中国的政治民主也是这样，需要扬长避短，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
长在哪里，短在哪里，如何另辟渠径，这个题目另需专论。但这条路子的路基，当推言路畅通。现代科技给执政党提出了巨大挑战，同时也创造了空前机遇。“人言可畏”？其实，你害怕是没用的，堵也是堵不住的。你堵住了广播、电视、报纸，它就通过手机短信、电脑网络冒出来了。
有人形容“网络如洪水”。政府为何不因势利导呢？比如，从中央到地方，为什么不可以设他一堆施政信箱呢？诸如： “总理信箱”、“总书记信箱”、“省长信箱”、“市长信箱”、“县长信箱”等等。再细一点：“治国信箱”、“强国信箱”、“强军信箱”、“建设信箱”。。。乃至“开骂”信箱、“扯淡”信箱，娱乐信箱等。让人讲话，鼓励畅所欲言，言无不尽；落实言而有听，听而有复。“流水不腐”，言畅而政通。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和机会，做到这些应当没那么难吧？只要功夫到，洪水变“福水”！
参加奥运，为了获得奖牌，必须要先有肌肉、力量、技巧和经验的积累。政治民主也是这样：肌肉，就是你执政党内部的精诚团结和严守纪律；力量，就是你执政党的凝聚力；技巧，就是你对人民的领导方法；经验，才是社会稳定的最好保障。而这一切的最大金牌，非“政通人和”莫属。2012.08.12.
附：中国运动员首创，但被国际体操联合会禁止的体操动作：
【马燕红下】是第一个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难度表述为腾身或腹回环，团身后空翻转体360下。1981年世锦赛马艳红将Muchina 180发展成了转体360从此获得命名。但自从1984年奥运会之后，因为高低杠器械的变化和技术的发展，"马艳红下"从江湖绝迹了。那个时代高低杠间距低，运动员不可能象现在那样用两个大回环来完成高难空翻下法，只能采用蹬杠、腹回等"弧形"类动作来做下法，"马艳红下"就是这类下法登峰造极的巅峰之作。
【莫氏空翻】——中国女子体操名将莫慧兰独创动作：团身前空翻越杠再抓杠，难度在于空翻过程中，越杠后的反手抓杠眼睛是看不见杠的，也就是所谓的盲抓。自从中国队凭借这个动作惊艳国际赛场，国际体联就修改了规则：把这个动作后面的虚摆算作中错，仅次于掉下器械的扣分。从此这个动作惊鸿一瞥，绝迹江湖。
很多人知道刘璇是悉尼奥运会女子平衡木冠军，可是她最强的项目不是平衡木，而是高低杠，她在高低杠上有两个命名动作——【刘璇单臂大回环】、【刘璇单臂大回环接京格尔】。但国际体联以动作不合适女子运动员为由，不承认动作难度。可怜的刘璇在亚特兰大奥运会还没开始就知道自己两年的努力白费。
【奎媛媛平衡木炫目】1997年瑞士洛桑世锦赛平衡女决赛，中国队奎媛媛的平衡木从难度到质量征服全场，并且使用了难度为g组的后直转体360度这个动作，而裁判出人意料地把她的分数压到了第三名，全场嘘声。尽管事后，国际体操联合会就此事向中国队和奎媛媛道歉，但以奖牌已颁发为由不予调整。原本属于自己的金牌被 黑走，使她整个体操生涯留下遗憾。
看来你是急疯了。但是你要明白，你的主子最看不起的就是你这种人，因为你没有是非判断能力。
根本问题不解决，不彻底抛弃旧有意识，没有未来。。。
中国经过历次残酷运动灭绝优秀人才和文化，对国家的毁坏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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