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胡马《诗词的当代命运》

(by 齐卿 )

今日在网上溜达了一阵，无意间于某坛看到一个转贴：《胡马：诗词的当代命运——诗词写作课结束语》（以下简称“胡文”）。恰逢无事，进去通读了一番，颇有感想。胡马的这篇文章，是最近我看到的网络诗词界某种流行趋势的缩影，这种流行趋势与当年檀作文博士《“李子体”刍议》一文中所反映的思潮在表面上看，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但稍作分析，却发现他们的本质是共同的，骨子里的东西基本是一致的，文学形式上都是极端主义表现者，思想潜意识都是当代伪知识分子精英的典型代表。

“胡文”开宗名义，一开始下了一个定义：“课讲到这里，应该对诗词下一个定义了。我的定义是：诗词就是以文言词汇为基本词汇，以平水韵声韵体系为其基础语音，以表现高贵的人文精神与高雅的审美情趣为旨归的具有严格而稳定的韵律的文体。”显然，这不纯是一个简单的定义而已，这个定义内涵丰富，基本上将“胡文”后面所要谈的主要内容囊括进来了。下面就是剖析他的这个定义。此定义有四个要点。


一、诗语：是文言词汇

“胡文”引用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强调“日常口语总是在时时变化的，但文言文却是相对稳定的。”并通过一诗一词的举例，说明口语化的诗是不成功的，教导“同学们在作诗填词时，万不可堕入此种恶趣，一旦走上这条路，一辈子也不可能写出好诗。”

其实，看到“胡文”所举的例子，我想起了当年盛传的“李子体”，好象“胡文”是在打倒“李子体”。但这绝不一个谁打倒谁的问题。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到三个概念：一是什么文言，二是什么是日常口语，三是文言与日常口语的关系。

孔子所说：“言之无文”的“文”，强调的是文章的“文采”，就是指语言要生动形象，句式灵活多样，意蕴丰富，意境深远，善于运用修辞手法等。通常一篇文章虽不能字字珠玑，具体到文章中来说，总要有“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的手段。吾以为，这个和文言文倒是没有绝对的联系。文言文作为我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其实是主要包括以先秦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也就是说，文言文源于口语，只不过是古代的口语。由于文言文并非一时一地的一种语言，因此不同时代或不同地区的文献中，在语法和词汇上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古时在中国甚至韩国、日本、越南，几乎所有正式的文书上都使用文言文。在韩国、日本和越南，这种书面语分别被称为汉文（Hanmun）、汉文（Kanbun）和字儒（Chữ nho）。近现代，在中国，文言文的地位被白话文取代，而其他国家则开始采用当地语言的书面语。文言文的最主要特点是言文分离、行文简练。这么以来，文言文的这一特点，似乎与诗词的需求相呼应，因为诗词的特点也是行文少而精，精而美。

然而，说采用文言是写作诗词重要的手段之一，本人是赞同的，但说文言词汇为诗词的基本词汇，并下到定义中来，则有失偏颇，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要这么说？这都是极其重要的。首先，文言文源于古代口语，特定的口语之变迁虽然是缓慢的，但却是真实的，可以说历朝有之。唐代的韩柳元白曾掀起一场“古文运动”，一般人以为“古文”乃是文言文，和白话文相对立。却不知唐宋古文家的古文，乃是平文，唐代的古文运动正是平文运动，平文正是白话文，平文运动正是唐代的白话文运动。这样回顾起来，也就是说，经过时代的变迁，语言的结构和方式会发生变化，这一点应用到诗词上来讲，也会产生其必然的影响。我们反对“李子体”式的、蓄意的“破坏运动”，但并不代表我们不认为诗词的语言可以多样化。“胡文”强调文言文，居然将其写入自己对诗词的定义中来，其实质是另一种特行独立。

我们这里也可以举两首大家熟知的古诗词例子来说明口语在诗词中绝佳作用：“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二、诗韵：平水韵。

“胡文”诗词定义的另一个内涵强调诗词用什么韵。“诗词是以平水韵声韵体系为其基础语音的文体。”请注意，作者的用词是“‘基础’语音”，这个考虑，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所谓“平水韵声韵体系”是作者自创的一个体系名称；二是作者对这个定义本身底气不足，包括前面提“‘基本’词汇”。

首先看看平水韵的起源。平水韵源于隋陆氏之《切韵》，《切韵》“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即是辨析语音，纠正方言的书，并非韵书。《唐韵》是为《切韵》增字加注而作，成为官定作诗权威韵书。宋《广韵》是在《唐韵》的基础上颁诏修韵，增字加注，并按四声诗韵划二百零六韵而成，金代官方对《广韵》再作修订，因其初刊于平水（今山西新绛），故称为《平水韵》。《平水韵》没有按照当时的口语对《唐韵》和《广韵》作根本性的修改，只是将唐以来就规定可以“同用”的韵目，名正言顺地加以合并，从而将《广韵》的二百零六韵并为一百零六韵，可见唐宋以来，口语不断变化，而自唐以来诗人们所作的近体诗，所押的却基本上都是平水韵。

这仅仅是《平水韵》作为韵书的起源，而看得更远一些，则是一个“汉语语音学”或“中国语言学史”的问题。这里要谈一谈西汉扬雄所编之《方言》一书。这里引用胡宝国先生的一段话：“根据《方言》的介绍，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第一，各地方言从战国到西汉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是因为，该书大量使用了诸如秦、楚、赵、魏、周、韩、郑等战国国名来标明区域界限，方言区有着明显的战国痕迹。扬雄编撰此书时，?ゲ樵牡浼?猓??嗟厥窍蚶淳┏堑男⒘?⑽雷淞私飧髯缘厍?姆窖浴Ｐ⒘?⑽雷洳豢赡芡ㄏ?靡咽Т?墓糯?窖浴Ｋ?撬?峁┑闹荒苁堑笔闭?谑褂玫姆窖浴５笔笔褂玫姆窖员硐殖稣焦?那?蛱卣鳎?庵荒苡幸恢纸馐停?创诱焦?轿骱海?窖郧??久挥斜浠?＃ü赜谡庵窒窒螅?梢圆卧牟剂?贫?碌摹队镅月邸贰＃┑诙??斗窖浴芬布窃亓艘恍┢胀ㄓ铮?庑┢胀ㄓ锇粗茏孚酉壬?囊饧???且郧亟?镂?鞯摹?Ｉ鲜隽礁龇矫娣从沉说笔钡氖贝?卣鳌Ｒ环矫妫?骱喝フ焦?辉叮?捎械睦?反?骋廊煌缜看嬖冢?韭砬ㄔ凇妒芳恰肪硪欢?拧痘踔沉写?分卸猿?亍⑵氲亍⒑颖闭浴⑽旱鹊氐姆缢酌枋鲆材苁刮颐歉惺艿剑???畹氖贝?刮绰醭稣焦?睦?分?拧？梢运担??紊辖崾?焦?窃谇卮???游幕?峡矗?焦?⑽唇崾?４恿硪环矫婵矗?睾和骋还?叶陨缁嵘?畹挠跋煲惨殉趼抖四摺Ｇ亟?窖远辔?胀ㄓ铮?庥敫玫氐恼?沃行牡匚皇窍嗍视Φ摹！?

上述两段文字说明，汉语音的发展与变化存在一个现象：一方面，以近体诗为主要载体的平水韵延续了相当长的历史；另一方面，而在历朝历代都存在相当普遍的口语，这种口语不同时期发生着变化，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也是有着相当的差异，这种差异有时拉大，有时会由于语言的交流而融合。这一点明白之后，我们不难提出如下观点：平水韵起到了规范语音的作用，而口语与平水韵之载体（近体诗）的非固定联系，致使平水韵不能适应日常语音的变化。

谈到这里，我们将要做到选择，是选择《平水韵》，还是其他什么。我的观点是，平水韵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规则。既然有规则，就会有对规则的遵守和修订，问题是如何遵守、如何修订，“用韵从宽，正音从严”，这八字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指导方针。所以，我反对举平水韵为尊，绝对排斥“新韵”的做法，同时我也反对完全以所谓“普通话”作为诗韵的做法。我比较赞同《诗韵新编》的思路。《诗韵新编》对韵的改革，是相当谨慎的，它适用了音的变化，但保留了作为仄声的入声，走的是一条中庸改良的路子，对旧体诗的继承和发展有很重要的积极意义。《诗韵新编》以现代汉语普通话字音为基准，参照黎锦熙（1890～1978）先生在四十年代初所编《中华新韵》，分为十八韵部，每部分平、仄两类，平声分阳平、阴平，仄声分上声、去声及旧部之入声。十八部中有些韵部可与某他部通押，这样，与十三辙相近。而关于入声的通押，有两种主张，一主张分三组（麻波歌皆、支齐、鱼姑），各组通押，另一主张仄声字一律通押，本人主张前者。

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不干脆改革到底，全采用“普通话”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和反思的课题。我明确的说，“普通话”是北方少数民族对汉语的改造的结果。换句话说，是汉语音外行对内行的强制结果。这与历史的政治现实有关，入声这一重要的汉语音调，对汉语音实在是太重要了，尤其于诗词而言如是，在此就不赘述。


三、诗律：严格而稳定的韵律。

关于诗律，“胡文”只在定义中指出“具有严格而稳定的韵律”，后面并没有过多的阐述，这样看来，真还不知“胡文”是对什么样的“诗词”下定义了。

诗讲求用韵，这是众所周知的。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所谓文者，涵盖了诗赋等韵文，诗是韵文。笔者，则是散文之类的了。除了用韵，诗（包括后来产生的词曲）还会有格律之说。特别是近体诗和词曲，确实有“严格而稳定的”格律。但诗的历史是悠久的，诗的体例也是多样的，各体之间，格律并无定数，最初只有“言”之分，如四言、六言、五言、七言等等。因此，为何“胡文”中会下一个如此不伦不类的定义呢？

回过头来再看，“胡文”所说“严格而稳定的韵律”之“韵律”二字或许并非“用韵和格律”的意思，则其所指“韵律”应当是指具有“音调和节奏的美感”了吧，如果真是这样，又何来“严格而稳定”之说？音调和节奏的组合难道真有一定的规律么，也许有，但自古以来，并无定说。《二十四诗品》中所言“雄浑、冲淡、纤穠、沉著、高古…”等，讲的应是格调与境界了。唐徐寅《雅道机要》“叙句度”中有言：“凡为诗者，须分句度去着，或语，或句，或古景语，或一句一景，或句中语，或破题，或颔联，或腹中，或断句，皆有势向不同。南宗则二句见意，北宗则一句见意。破题：备物象，语带容易，执须紧险。颔联：为一篇之眼目，句须寥廓古淡，势须高举飞动，意须通贯，字须仔细裁剪。腹中：句执须平律细腻，语似抛掷，意不疏脱。断句：执须快速，以一意贯两意，或背断或正断，须有不尽之意。堆积于后，脉脉有意。”虽然谈到了如何组织诗的结构和节奏，但仍然主要是从体势与格致来谈的。

姑且认为“胡文”是基于唐以后的“近体诗和词”的格律而言的，亦不足为训。我只能说，当一个人把诗词当作其职业时，才会想到关于诗词的定义，其思维中有句“名不正，则言不顺”的老话丢不掉，才会弄出这么个诗词定义的东西出来。于我看来，亦可悲也。很简单，关于“诗词”这个概念，如果以陈述句的形式来下定义，是非常愚蠢的。“诗词”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结构复杂、取材自由，如果要讲清楚什么是“诗词”，只能有两条路，一是简单举例说明，即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如果要讲得更清楚些，则可以首先从“诗”的一般共性去概括，再从“诗词”的起源、体例分类、格律发展、内容形式等方面去分析说明即可。

好了，前面三个部分主要是从“胡文”关于诗的形式的定义来讲的。下一节将着重分析“胡文”的“高贵的人文精神与高雅的审美情趣”之论调，这将是这篇评论的一个核心内容。

四、关于“高贵的人文精神与高雅的审美情趣”

“胡文”关于诗词的定义明确规定，诗是“以表现高贵的人文精神与高雅的审美情趣为旨归的”。我们换句话来讲，按“胡文”的理论，藉古以来，所有可以称得上诗的作品，都是“表现高贵的人文精神与高雅的审美情趣”的，否则就不是诗了。姑且不论这个观点正确与否，首先我们要进一步问，什么是“高贵的人文精神与高雅的审美情趣”呢？请“胡文”中的两个核心观点：

其一是“文学的任务是表现心灵”。“胡文”指出：“文学的任务是表现心灵，绝不是表现社会生活。”并进一步说：“即使文学中大量地描写了社会生活，也还是为表现心灵服务。‘时代气息’，体现在人的内心，而不是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变动。”

其二是“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胡文”指出：“诗词要发展，光是用新事物、新语句入诗是没有用的。真正需要变革的并不是诗词，而是诗人本身。只有诗人的人格进步了，诗词才能获得真正的革命。也就是说，要想写好诗词，就得在人格上演进成现代知识分子。那么，什么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梁启超认为，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那么，什么是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本主义的精神。人本主义者认为，社会的进步最终体现为每一个个人的自由与幸福的实现，历史的主体应该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民族。个人与国家之间只存在着契约关系，国家并不比个人来得更神圣。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也不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而是房客和公寓的关系，体现为每一个个人在社会中各有其位、各有其权也各守其分。在人文主义者看来，自由是一切价值当中最有价值的价值，所谓自由的含义，就是只要我的行为没有妨碍到他人的利益，那么谁也无权干涉我。”……“百年来，个性的独立与自由，代替了家国的兴亡之感，成为先进知识分子思想中占第一位的东西。”

看了这两点，我们基本清楚“胡文”关于诗的定义中“高贵的人文精神与高雅的审美情趣”的来龙去脉了。首先，由于“文学的任务是表现心灵”的，所以诗的定义中当然要有一个关于为心灵服务的概念元素，那就是“高贵的人文精神与高雅的审美情趣”。其次，这个“高贵的人文精神与高雅的审美情趣”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先进知识分子思想”了。

首先，我们不禁要问，“文学的任务是表现心灵，绝不是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心灵”来自何处。离开“社会生活”的“心灵”又是什么样的“心灵”？这是问题关键。离开社会生活的心灵，是纯粹的心灵，纯粹的心灵对于不可能离开社会生活的人类来讲，它存在么？答案是显然的。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文学的任务是表现社会生活，绝不是表现纯粹的心灵”，这个主次是绝不能相混淆的，或者说“胡文”关于“文学的任务是表现心灵，绝不是表现社会生活”的观点完全是混淆视听。杜甫的“三别”、“三吏”是源于社会生活在心灵上的反映而写作出来的，李商隐的“锦瑟”、“无题”也是源于社会生活在心灵上的反映而写作出来的。当然，我们不反对人的心灵的存在，心灵的实质是思想意识，它依赖于物质，依赖于社会生活。诗的创作是思想意识在文学上的表现，但这个表现的根源是物质，是社会生活。至于用什么样的写作手法来表现“社会生活”在“心灵”上的反映，则是另一个问题了，不涉及“诗词”定义的根本。

其次，“先进知识分子思想”是什么思想呢？“胡文”说：“诗词要发展，光是用新事物、新语句入诗是没有用的。真正需要变革的并不是诗词，而是诗人本身。只有诗人的人格进步了，诗词才能获得真正的革命。”我们又要问“诗人的人格进步”，它涉及诗词的变革和诗词的发展吗？“人格”于古人、今人之间，存在必然的差异么？没有。联系“胡文”后面的论述，“胡文”无非是要强调，作诗的人们，你们必须要具有“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而已。这实是可笑至极。一方面，诗人都必须具有“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这个观点本身是不成立的；另一方面，“胡文”所指的 “先进知识分子思想”又是什么呢？分析“胡文”，其“先进知识分子思想”也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也就是梁启起所指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也就是“人本主义的精神”，也就是“历史的主体应该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民族”之思想，也就是“个性的独立与自由”而非“家国的兴亡之感”之思想。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家国都没了、民族都亡了，何来“先进知识分子”？当家国安康、民族兴盛之际，“胡文”所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却高喊，我们不需要“家国、民族”，我们只要“我们自己”，这是何其可耻的、自私的“先进知识分子”。

现在，我们再回到诗词本身的话题上来。应当看到，表现“家国的兴亡之感”只是诗词创作的某一部分题材。显然，诗词创作也根本犯不着扯上“先进知识分子”问题，这本是一个政治性的话题。但“胡文”却不厌其烦地将这两者联系起来，这是为什么呢？以一言以蔽之，“胡文”无非是借“诗词研究和创作”之名，推其个人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之实。而其所谓“高贵的人文精神与高雅的审美情趣”，无非是“胡文”在其诗词定义中“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代名词。

本篇文章到这里，算是告一段落，相信读者已经看清了“胡文”的本来面目。下面再谈一点题外话。当年本人写《关于旧体诗词的革新——〈“李子体”刍议（作者：檀作文）〉观后随笔》一文，主要是针对“檀文”及“李子体”偏废文旨、极构词形、嚣噪奇声、左领诗道的作法不以为然，加以批驳。今天，“胡文”关于诗词形式的定义走向了另一个相反的极端，而所谓“高贵的人文精神与高雅的审美情趣”更是掀风作乱，混淆视听。他们的本质是相同的，故不得不作此文以正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