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王明捏造汉 奸罪名 陈独秀与中共彻底决裂
2008年01月23日 星岛环球网
陈独秀再1937年出狱之后，曾有心重回中共，但由于毛泽东与张闻天提出了三个条件，引起陈独秀不满。如果说这三个条件使陈独秀有了疑虑，那么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汉 奸”，则使他彻底死心了。
王明：陈独秀是日本间谍
陈独秀是1937年8月23日走出国民党南京监狱的。12月9日至14日，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责中共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对托 派实质认识不足”，等等。
王明
据张国焘的《我的回忆》记载，王明极力反对洛甫、毛泽东签发的《关于对付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指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 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词典中最恶毒的名词，如‘汉 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 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王明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甚至说“反对托 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康生立即于1938年1月28日、2月8日出版的《解放》周报第一卷第29、30期发表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康生在这篇长文中进一步对诬陷陈独秀。
事件的由来
其实，早在1936年10月5日，巴黎中文版《救国时报》第39期第一版，发表一则署名伍平的长篇报道，题为《我们要严防日寇奸细破坏我国人民团结救国运动，请看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的真面目》。为加强这篇报道的政治张力和新闻导向，报纸还在头版头条配发题为《甘作日寇奸细的托洛茨基派》的社论。这篇报道与社论，才真正是“据现有资料，最早说陈独秀充当汉 奸”的造谣第一声。从这一天起，“托陈派”就被戴上了“日寇奸细”这顶使陈独秀含恨终身的帽子。
显然，所谓陈独秀“汉 奸”事件并非王明、康生首创，也并非起自国内，而是由他人在国外寻衅发端的国际公案。
据徐光寿《陈独秀“汉 奸”事件始末》记载，《救国时报》是中共办在海外的机关报，其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由廖焕星、李立三、陈潭秋等先后任主编，出版高峰期印数达2万，行销43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在北平、上海、天津、西安诸大城市均有销售。在《救国时报》上发布“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实在是一条令世人震撼的爆炸新闻，一下子就把诬陷陈独秀是汉 奸推向国际，提高到与苏联诬陷托洛茨基是德国间谍的同等地位。
《救国时报》1936年10月5日的报道依据何在？原来1936年7月，鲁迅先生在上海《文学丛刊》第7期和《现实文学》第1期，同时发表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发表时，在文尾有一个关于署名的注：“这信由鲁迅先生口授，O.V.笔写。”O.V.是冯雪峰的笔名。冯雪峰于1936年4月25日从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奉命抵达上海，第二天就与鲁迅接上关系，信中所言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对于托陈派的政治态度以及整肃中国托洛茨基派的政治走向有一定的联系。
两个月后的10月5日，莫斯科的《救国时报》编辑部据《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写成报道，配以社论公之于世，报道称：“其实托派重要分子张慕陶早就公开主张联日倒蒋，托陈派小卒等在山西所组织的反共防共的花样……早就证明托陈派这一干人是在替日寇服务了。”
据此，1938年初，康生发表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陈独秀当时正在汉口，处在毫无政治保障的劣势；而中共中央长江局又在王明控制之下，陈独秀的“汉 奸”罪名也就无从洗刷了。
辩诬、论战
将陈独秀说成是“汉 奸”，引起了人们的疑虑甚至愤慨。
首先站出来为陈独秀辩诬的是对陈独秀较为熟悉的部分国民党上层人士和无党派进步人士。
1938年3月16日，武汉的《大公报》和《武汉日报》同时刊登国统区9位著名人士王星拱、周佛海、傅汝霖、段锡朋、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陶希圣、林庚白的联名信。信中说：“中国共产党内部理论之争辩，彼此各一是非，党外人士自无过问之必要。唯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 奸 匪 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情理之外。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 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局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
3月17日，《新华日报》即针对上述联名信发表短评《陈独秀是否“托 派”汉 奸？》，称：“陈独秀自从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以后，随着整个‘托 派’的堕落反动而走入完全反革命的道路”，至于他是否汉 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 派’汉 奸组织和反对‘托 派’汉 奸行动为断”，“由别人来越俎代庖，均是无济于事”。3月18日，《新华日报》再次发表短评《再论陈独秀是否托 派汉 奸》，继续坚持上述意见，但仍然是一点证据也没有举出。
王明等人这种强词夺理的态度令陈独秀忍无可忍。陈独秀决定亲自辩诬。3月18日，陈独秀将《致<新华日报>公开信》投给《新华日报》，同时抄寄《武汉日报》。19日，《武汉日报》刊出此信，《新华日报》没有刊登。20日，《扫荡报》也刊出。陈独秀在信中严厉谴责了这种造谣诬蔑、含沙射影、血口喷人的丑恶行径，他指出：“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见（现）了托 派有做汉 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还指出，“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绝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 奸组织和反对汉 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灭。是否汉 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除开真实的证据而外，声明不声明，并不能消灭或成立事实”。
陈独秀与中共的关系永远地破裂了
在整个论战过程中，周恩来几次托人去看望独秀，并嘱托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以免事态的继续扩大。
时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也在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到武汉慰问陈独秀，才使这场风波较快地平息了下来。
就这样，陈独秀与中共的关系再一次，也是永远地破裂了。
1939年上半年，陈独秀已蛰居江津。在此期间，蒋介石曾派胡宗南、戴笠前来拜访，有意谈起一年前的那场旧案。陈独秀则表示，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自己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但胡、戴要求陈独秀公开攻击延安时，陈独秀表示自己孤陋寡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生喋喋不休之争，恰当地表达了自己对所谓“汉 奸”事件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13号文件明确指出：“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 奸，亦非事实。”实际上为陈独秀的“汉 奸”罪公开作了平反。
2008年01月23日 星岛环球网
陈独秀再1937年出狱之后，曾有心重回中共，但由于毛泽东与张闻天提出了三个条件，引起陈独秀不满。如果说这三个条件使陈独秀有了疑虑，那么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汉 奸”，则使他彻底死心了。
陈独秀是1937年8月23日走出国民党南京监狱的。12月9日至14日，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责中共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对托 派实质认识不足”，等等。
王明
据张国焘的《我的回忆》记载，王明极力反对洛甫、毛泽东签发的《关于对付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指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 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词典中最恶毒的名词，如‘汉 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 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王明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甚至说“反对托 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康生立即于1938年1月28日、2月8日出版的《解放》周报第一卷第29、30期发表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康生在这篇长文中进一步对诬陷陈独秀。
其实，早在1936年10月5日，巴黎中文版《救国时报》第39期第一版，发表一则署名伍平的长篇报道，题为《我们要严防日寇奸细破坏我国人民团结救国运动，请看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的真面目》。为加强这篇报道的政治张力和新闻导向，报纸还在头版头条配发题为《甘作日寇奸细的托洛茨基派》的社论。这篇报道与社论，才真正是“据现有资料，最早说陈独秀充当汉 奸”的造谣第一声。从这一天起，“托陈派”就被戴上了“日寇奸细”这顶使陈独秀含恨终身的帽子。
显然，所谓陈独秀“汉 奸”事件并非王明、康生首创，也并非起自国内，而是由他人在国外寻衅发端的国际公案。
据徐光寿《陈独秀“汉 奸”事件始末》记载，《救国时报》是中共办在海外的机关报，其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由廖焕星、李立三、陈潭秋等先后任主编，出版高峰期印数达2万，行销43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在北平、上海、天津、西安诸大城市均有销售。在《救国时报》上发布“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实在是一条令世人震撼的爆炸新闻，一下子就把诬陷陈独秀是汉 奸推向国际，提高到与苏联诬陷托洛茨基是德国间谍的同等地位。
《救国时报》1936年10月5日的报道依据何在？原来1936年7月，鲁迅先生在上海《文学丛刊》第7期和《现实文学》第1期，同时发表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发表时，在文尾有一个关于署名的注：“这信由鲁迅先生口授，O.V.笔写。”O.V.是冯雪峰的笔名。冯雪峰于1936年4月25日从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奉命抵达上海，第二天就与鲁迅接上关系，信中所言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对于托陈派的政治态度以及整肃中国托洛茨基派的政治走向有一定的联系。
两个月后的10月5日，莫斯科的《救国时报》编辑部据《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写成报道，配以社论公之于世，报道称：“其实托派重要分子张慕陶早就公开主张联日倒蒋，托陈派小卒等在山西所组织的反共防共的花样……早就证明托陈派这一干人是在替日寇服务了。”
据此，1938年初，康生发表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陈独秀当时正在汉口，处在毫无政治保障的劣势；而中共中央长江局又在王明控制之下，陈独秀的“汉 奸”罪名也就无从洗刷了。
将陈独秀说成是“汉 奸”，引起了人们的疑虑甚至愤慨。
首先站出来为陈独秀辩诬的是对陈独秀较为熟悉的部分国民党上层人士和无党派进步人士。
1938年3月16日，武汉的《大公报》和《武汉日报》同时刊登国统区9位著名人士王星拱、周佛海、傅汝霖、段锡朋、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陶希圣、林庚白的联名信。信中说：“中国共产党内部理论之争辩，彼此各一是非，党外人士自无过问之必要。唯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 奸 匪 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情理之外。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 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局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
3月17日，《新华日报》即针对上述联名信发表短评《陈独秀是否“托 派”汉 奸？》，称：“陈独秀自从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以后，随着整个‘托 派’的堕落反动而走入完全反革命的道路”，至于他是否汉 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 派’汉 奸组织和反对‘托 派’汉 奸行动为断”，“由别人来越俎代庖，均是无济于事”。3月18日，《新华日报》再次发表短评《再论陈独秀是否托 派汉 奸》，继续坚持上述意见，但仍然是一点证据也没有举出。
王明等人这种强词夺理的态度令陈独秀忍无可忍。陈独秀决定亲自辩诬。3月18日，陈独秀将《致<新华日报>公开信》投给《新华日报》，同时抄寄《武汉日报》。19日，《武汉日报》刊出此信，《新华日报》没有刊登。20日，《扫荡报》也刊出。陈独秀在信中严厉谴责了这种造谣诬蔑、含沙射影、血口喷人的丑恶行径，他指出：“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见（现）了托 派有做汉 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还指出，“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绝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 奸组织和反对汉 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灭。是否汉 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除开真实的证据而外，声明不声明，并不能消灭或成立事实”。
在整个论战过程中，周恩来几次托人去看望独秀，并嘱托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以免事态的继续扩大。
时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也在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到武汉慰问陈独秀，才使这场风波较快地平息了下来。
就这样，陈独秀与中共的关系再一次，也是永远地破裂了。
1939年上半年，陈独秀已蛰居江津。在此期间，蒋介石曾派胡宗南、戴笠前来拜访，有意谈起一年前的那场旧案。陈独秀则表示，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自己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但胡、戴要求陈独秀公开攻击延安时，陈独秀表示自己孤陋寡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生喋喋不休之争，恰当地表达了自己对所谓“汉 奸”事件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13号文件明确指出：“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 奸，亦非事实。”实际上为陈独秀的“汉 奸”罪公开作了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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