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刘少奇: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你讲天灾,群众不承认.
50年代末，毛泽东构筑一个理想国，他是在进行一场巨大的实验。而这场实验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不置身其中，是很难体察的。
。。。。。。
刘少奇接着说，“把先进的口号当做当前的政策，把前途教育当做当前的政策教育，是错误的。”
刘还谈到，“当前的困难，天灾人祸两个都有，且在很多地方，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你讲天灾，群众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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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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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1)
作者 : 尚定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
毛泽东是一路视察河北、河南、湖北，来到湖南的。陪同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罗瑞卿，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
抚今追昔，毛泽东感慨万千。他在故居住了一宿。人们已无从知道这一夜他是怎样度过的，但毛泽东肯定一夜无眠。
当一缕晨曦透过山坳，穿过竹林，映入眼帘，毛泽东便从床上坐了起来，用他那粗大的手，拿起笔，写下一首诗：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诗寄托着一代伟人对往事、对逝去一切的深切感怀，至今读来，仍觉荡气回肠。
毛泽东从韶山奔赴庐山，主持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路遇到的情况，使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在城市，工人阶级拿到了政权，为什么搞不到肉吃，搞不到蛋吃？
在农村，中央一再调整指标，核实产量，但公社体制、生产和生活上许多矛盾为什么仍然解决不了？
但是，毛泽东没有丢掉自信。他想，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继续调整指标，统一思想，明确若干条，形势自然会好转的。
所以，他在湖南考察时就将形势总结为三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
随行的周小舟将其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可谓深得毛泽东之旨意。
庐山秀甲东南，有神仙之庐的美称。多少年后，一位西方记者曾游历于此，他为庐山的无限风光所折服。他称庐山是一个“极其美丽的地方，在那里，山峦、 岩石和常青的树木从平坦开阔的长江平原拔地而起”。他还写道：
这是一个呼唤起对过去无数时代联想的地方。许多世纪以前，诗人和画家就开始来到这里寻求创作灵感。他们站在建造在悬岩崖边上的小亭子里，凝视五老峰的峰顶。他们坐在仙人洞里，其情其景，正如今天的观光者所感受的一样。他们品尝着“一滴春”，复述着那个传说：喝足了这种仙水就会变成长生不老的精灵。
对于庐山，毛泽东是熟悉的，他多次来过这里。而每次来这里，他是很少不写诗的。这次，他写下这样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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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2)
作者 : 尚定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经武汉、九江，6月29日登上庐山。一到庐山，他就将日前写就的两首诗交给胡乔木、周小舟，并附信征求意见。
诗文与后来发表的有些出入。如《登庐山》原先有小序一篇，题曰：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
刚刚登上庐山时，大概是受到毛泽东赋诗言志的豪情的感染，大家心情格外轻松。人们朝观日出，夕赏黄昏。
6月29日，毛泽东在船上与各大区负责人柯庆施、李井泉、林铁、欧阳钦、张德生等座谈，征求对形势的看法，谈了准备在庐山会议讨论的问题。
上山以后，毛泽东又召集30日上山的刘少奇和朱德，7月1日上山的周恩来等，召开了一次常委会，继续船上的话题。前后几次，毛泽东共谈了19个问题。他要杨尚昆把这些问题印发给与会代表，准备围绕这些问题，开一个神仙会。
7月3日，与会代表都拿到了关于这些问题的通知，上面写着：
一、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
读者范围，由中央委员到县委书记，都要读。
县级主要干部，首先是第一书记，另读三本书：“好人好事”一本、“坏人坏事”一本、中央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文件一本。
三本书不要超过十万字，七天能够读完。然后讨论三个星期，共学一个月。每年轮训县社干部。
二、形势。
三、今后的任务。
四、明年的任务。
五、四年的任务。
六、宣传问题。
七、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
八、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
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极大的问题，立即抓起，一年完成，某些两年完成。
十、体制问题。即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问题。四大下放权力，现要收回，由中央、省市区党委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
十一、各大区关系问题。
十二、公社食堂问题。
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立于不败之地。
十四、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
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即要它负担一部分发工资的任务。允许生产小队之间，由于生产和经营的好坏，可以在工资、口粮、肉食上有差别）。
十七、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
十八、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
十九、国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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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3)
作者 : 尚定
毛泽东想在轻松气氛中，解决工农业生产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毛泽东深知，问题已十分严重。
但是，多数与会者并不这样看，这就注定冲突和矛盾不可避免。这场冲突造成的巨大冤屈，曾使时人和后人痛心不已。
人们无法理解的一切，终于发生了。胡乔木又一次深深地参与了这场冲突，他为自己不得不充当某种角色而痛心疾首，长久不能忘怀。
当毛泽东在两湖考察，赋诗言志时，胡乔木还在北京。他实在太忙了。6月底，他接到上山开会的通知，也大略知道此次会议主要议题。
由于武汉会议、上海会议连续纠“左”，他多少看到一线希望。有关人士还通知他，会议要作决议，离不开他。
胡乔木是6月30日晚与田家英、李锐等乘火车南下的，次日下午到达武汉，随即乘船下九江，再上庐山。
由于事先知道会议的内容，一路上秀才们免不了要谈些相关话题；又由于这次参加的是神仙会，按毛泽东在延安时讲，神仙会，就是无拘无束地谈，“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几位秀才格外谈得开。 如果有谁料到这将带来麻烦，路上的情形大概会是另一个样子。
据李锐回忆，胡乔木在车上主要谈了一些理论问题，其中集中地谈了对综合平衡、经济规律的看法。胡乔木打比方说：如天体运动，太阳系各行星绕太阳运动，有其轨道，不能失去平衡。火车、汽车运行也有车道，规律亦如车道，车子如不按车道走，就要出事故，特别是火车，一出轨就要造成大事故。
显然，胡乔木避开了毛泽东十分欣赏的“积极平衡”提法。就在去年初，毛泽东在谈到工作方法时，多次提及要“积极的平衡”，不要“消极的平衡”，并提出所谓“生产计划的两本账”：
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
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财政部党组对此作了解释，称这种方法，就是先定第一本账，组织第一个平衡，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挖掘潜力，突破第一本账的收支指标，打破第一个平衡，编制第二本 ，组织第二个平衡。
成都会议上，中央提出搞“两本账”，由于坚持所谓的“积极平衡”的工作方法，使各部门在制定计划时层层加码，处处留有缺口。中央虽然屡次强调调整指标，但是始终高居不下，甚至越调越高。
8个多月纠“左”，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效，这与毛泽东至今仍强调这种工作方法有直接关系。认识到这一点，显然不止是胡乔木。但是能够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又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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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4)
作者 : 尚定
胡乔木没有将“积极平衡”与“消极平衡”作抽象比较，他只说这平衡本身，倒是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其实不仅仅是对“积极平衡”，对当时许多口号，如所谓“以钢为纲”、“元帅升账”等提法，即便最热时，胡乔木也很不以为然。一次，胡乔木在谈到后一个口号时就说，只不过是取其谐音的“文字游戏”而已。他还说，“元帅”是可以发号施令的。
胡乔木的一番话，起到了抛砖引玉之效。秀才们议论迅速活跃起来。大家对去年的“大跃进”基本上都持否定态度。有人说，去年主席自己到前台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施令，结果碰了这么个大钉子，他自己也觉得应当如何来转弯了。
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胡乔木。会后，毛泽东委托陈云落实钢的指标，陈云遂成为进行宏观调整的实际主持人。
但是，毛泽东从未打算真正退到后台去。
据田家英讲，一次，毛在与主管农业的谭震林谈话时就为此发过火：“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
多少年后， 胡乔木提及此事时仍备感遗憾：“毛主席并不是不了解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比他熟悉，比他谨慎，可是毛主席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简直把他当做所谓党内的右派，这好多同志都是这样讲的了，也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这样讲。”
过去几年间，这几位秀才虽然同在北京，但很少能一起畅谈。
7月2日，神仙会开始。会议先按大区分6个组开座谈会，按照预先通知的19个问题，摆情况，提意见，谈看法。
大多数人感受是，中央选择远离尘嚣的地方开会，是要求大家开怀畅谈，总结经验教训，安排好今后工作，再接再厉。
按照毛泽东的估计，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为了让大家轻松畅快，毛泽东还亲自点戏，要大家观看。其中就有赣剧《思凡》、《惊梦》、《悟空借扇》等。毛泽东还走进舞场，带头放松。
胡乔木和田家英分在华东组。
第二天晚上，在胡乔木住处，李锐、陶铸接着火车上的话题，又谈了起来。这次，仍是胡乔木谈得最多。李锐在一本书里，回忆了这次谈话。
胡乔木说，共产风是北戴河刮起来的，也是公社化后刮起来的。会后，张春桥大肆迎合，写了《论资产阶级法权》一文，很受毛欣赏。毛亲自写了按语，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因此郑州会议时，柯庆施将张带了去。但当时对共产风刹得较快，这个问题就没有再谈了。主席对徐水等地农民那种“铺天盖地”的劳动生活极为赞赏，希望推而广之。
李锐接着说，关于钢翻一番，并非从农业生产而来。这个意图，我是58年6月间听到主席说的，当时冶金部还毫无思想准备。此事大概同58年各大区安排59年指标时，华东区首先刮起钢的上涨风有最密切的关系。
胡乔木不同意李锐的这种说法。他认为这也同毛对国务院的领导不满有关，想以抓纲张目的方法，用此口号来带动其他工作，带动各方面的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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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5)
作者 : 尚定
大家谈到，去年之所以未能顶得住大风大浪（意指来自上层的压力），计委有责任，李富春是顶不住的。
冶金部写的报告，强调小高炉、小转炉作用，大大受到表扬，因此就更加迎合，后来就更加无法抵挡高指标之风了。
他们还谈到必须遵守客观经济规律，不论如何政治挂帅，也不能违反规律。应当尊重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而去年刮风以来，就都避免再提苏联经验了。
大家对毛所讲经济发展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绝对的说法，表示很大怀疑。
谈到这个问题时，胡乔木除再次引证天体运行规律外，还举了“遵循战争规律，再遵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说这是毛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名言，而他本人现在却似乎忘记了。计划工作必须以综合平衡为主，必须经常保持平衡，不能以此来套矛盾规律。平衡内部即包括矛盾的两个方面，无矛盾即无所谓平衡。
胡、李、陶还谈到上海会议上毛为何大谈海瑞精神。胡乔木说，毛引海瑞说法的意图是不希望出海瑞；因为让海瑞出现，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这时，李富春来到胡乔木的房间，谈话遂告结束。
3天后的晚上，秀才们畅谈又开始了。这次在吴冷西房间。除吴、胡外，还有田家英和陈伯达。田、吴住在一起。４人都在毛身边工作，可谈的很多，所以谈得很晚。不过，谈话仍以胡乔木为多。
胡乔木说，综合平衡必须进一步加以肯定，道理很简单，多少米煮多少饭，人走路也是要保持平衡的。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因此才经常出现危机。
所谓“运动中求平衡”（即“积极平衡”）是一种遁词，毛的这个提法实际上是为58年的错误辩护，不肯服输。
58年一反常规，北戴河会议更是脑子热得很。毛当时指示过，报纸刊载中央活动和有关言论要及时，而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却没有报道。
胡乔木还谈到上海会议期间受批评的事，说当时不汇报是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上，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
大家还谈到，南宁会议后，柯庆施等受到表扬，还进了政治局，于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右运动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去年更是登峰造极了。
神仙会阶段，各组基本上可以说畅所欲言。
7月4日，刘少奇在中南组发言，说凡事不要轻信，要有办法使人不说假话。一股风，批右倾保守，拔白旗，老在帽子的威胁下，说实话的人不好混。
1958年经验丰富，教训深刻，最大的成绩是得到了教训，全党全民都得到了深刻的教训。要充分估计，讲清楚，出点冷空气，右倾也不怕。
7月6日，朱德在中南组发言，对58年的吃食堂作了相当激烈的批评，说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食堂办不起来就不要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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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6)
作者 : 尚定
最令人注目的是彭德怀的发言。正是这些发言及此后上书，决定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中的命运。
然而，一场为挽救共和国带来的灾难由彭德怀来承担，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公平的。
从7月3日上午到7月10日上午，彭德怀在西北组作了7次发言。
他讲得很多，摘录其中的几段，也许就不难发现悲剧诞生的因由了。他说：
1959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提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了解实际只增产16% 。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上海会议他作了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
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彭德怀的发言，多少有些出乎毛泽东的意料，同时也打乱了会议既定计划。毛泽东感到，会议如继续开下去，不但解决不了多少问题，而且，由于很难取得统一认识，势必要损害党内的团结，而这是他所不希望的。
7月10日，毛泽东召集组长会议，讨论会议下一步安排。会议决定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作为会议决议。起草小组由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李锐组成，胡乔木任组长。
毛泽东着重谈了形势问题和团结问题。他已经意识到，在形势问题上如果不能迅速达成统一认识，将会出现无法预料的情况。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
关于去年的错误和成绩，从总的形势来说，是一个指头和十个指头的问题。
他还说，我们对建设还没有经验，至少还需要10年的时间。去年我们经过许多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这时，毛泽东的态度是平和的，他希望会议能够快一点结束，尽早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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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7)
作者 : 尚定
胡乔木主持《议定记录》的起草工作随之也加快了进度。起草小组开了几次碰头会，胡乔木的意思是按照毛拟定的19个问题，加以归纳，抽出12个议题，分头草拟。12个问题是：关于形势和任务、读书、宣传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体制问题、协作区和协作关系、组织农村集市贸易问题、过日子问题、公社食堂问题等。胡乔木负责总纲性质的“形势和任务”一节。
毛泽东说得明确，起草者听到明白，《会议纪要》很快拿出初稿，原以为《会议纪要》一通过，大家马上就可分头下山，各奔前程了。
但是，一件事迅速改变预定计划，甚至改变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整个中国的命运。
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内容已无须引述，从彭在大组会议发言中，已不难揣测出这封信的内容。
彭的信给毛泽东带来了极大不快，但他没有马上流露出来。他要胡乔木、周小舟、周惠、田家英和李锐去他那里。谈话开始气氛十分宽松，毛拿出了《返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的修改稿，要几位秀才评评。大家都一致赞赏诗写得好。
谈话逐渐转入正题。毛谈到，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胡乔木一言未发，他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不过，他也没有机会向毛说明这一点。
毛还说，他很同意胡乔木提出的各工业部长们下去当几年厂长的建议。说孔夫子的职业为道士，做过会计，管过田地。对于几位秀才提出的政治挂帅，不能代替具体的经济工作的说法，毛也表示同意。
几位秀才又提到三委（计委、经委、建委）工作要统一。
顺着这个话题，胡乔木说，少奇的意见，还是由陈云同志主管计委工作为好。
胡乔木还向毛反映了刘的一个说法：有人在观测中央仍有两派（促进与促退或左与右）。
话题又转到不要怕乱的问题。周惠说，还是学生不上街、群众不打扁担的好。
毛说，乱了才好。
57年汉阳学生闹事，当时估计全国各地市有一、二、三万不等的学生想闹事，一共也不过几百万人吧。
胡乔木表示不同意毛的说法。他说，脓疮需要有白血球去攻，但全身溃烂了，白血球失去平衡，就不行了。
谈话从下午5点持续到晚上10点，话题很广泛，但是知情者清楚，毛的谈话还是有中心的。胡乔木当然算是知情者之一，这一点很快得到证实。
会议转入讨论后，与会者收到两份材料，一份是《关于形势和任务──庐山会议议定记录（修正草案）》，一份是彭德怀致毛的信。会议虽然是按照预定日程在开，但是，人们似乎感觉到气氛正在发生变化。
胡乔木起草的《关于形势和任务》在各组讨论中引起非难。不少人认为总结去年经验的说法简直看不下去，有人甚至对现在任务究竟是不是反“左”产生怀疑，就连同在起草组的曾希圣也十分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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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8)
作者 : 尚定
议定记录这部分，胡乔木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写下的。他不能接受一些人的非难，他决定予以反驳。这样，在19日分组会上，胡乔木作了长篇发言。关于这次发言，当时印发的《会议简报》有摘要记载。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有完整的引述。胡乔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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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10)
作者 : 尚定
一、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主席在哪一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创造的又是谁创造的？如果不密切联系、彻底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怎么会出现去年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
二、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或者很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而我们却不但经常开全会，而且经常开扩大的全会，这次会议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书记起草的，很多意见都是大家议出来的。毛主席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怎么能说和斯大林的晚年相同？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说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某些缺点，他要负责任。当时到会的同志建议不要这样往下传达，以免全党层层检讨，影响干部的积极性，毛主席才勉强地接受了这个意见。
三、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毛主席在这个方面也同他相反。七届二中全会就作出了决定，不许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据毛主席的意见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为美术家的作品可以在美术馆陈列外，一律不许在公共场所陈列。
四、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致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被错误地杀害了。难道毛主席曾经杀过一个中委、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吗？毛主席对党内斗争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这样，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至今仍然留在党中央团结一致地工作。
五、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三十年没有超过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认对立面的统一，否认否定之否定，实际是丢了辩证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简直可说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虽已六十几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同他对辩证法的深刻了解分不开的，是同他始终充满朝气的精神状态分不开的。
六、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好例子，对越南、蒙古的关系也是这样。对苏联的有些问题，我们也提出过意见，但是并没有妨碍两国的团结。革命过程中总会有些缺点和错误，问题是我们发现得快、纠正得快。
最后，胡乔木引述恩格斯《论权威》中的相关文字，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是党和人民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这显然是指要维护毛泽东权威而言的。
既然是全会，当然要形成决议，发表公报。这两件大事还是落在胡乔木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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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11)
作者 : 尚定
决议从７月底着手起草，主要参加者是胡乔木、陈伯达和王稼祥，题目是毛泽东定的，名为《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修改工作一直到8月16日的晚上才最后完成。
这天上午毛泽东在全会上发表最后一次讲话，说庐山会议解决了大问题，总结经验就要这样总结。
毛在依次列举彭德怀与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历史总账，指出，大家对他们要做工作，采取热情帮助的态度，要看做是我们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当然，对于彭等人问题的性质，是不能依据毛的按“我们的同志”来定了。
在会议通过的文件中，彭等被定为“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具有“反党、 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具体地说就是“向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实质上是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路线，反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帅”。
同一天，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会后，毛泽东要胡乔木、陈伯达和吴冷西他们3人组织几个工作组，到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以“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并答应将亲自撰写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
陈伯达、吴冷西等陆续送上材料，但毛要写万言长序的诺言却没有实现。
胡乔木下去调查是在一年以后的事，所以当他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时，已是60年代的第二个暮春之际。当然，那时已然是另外的景象，另外的氛围了。
1960年，胡乔木奉命参加《毛泽东选集》第4卷编选工作。到选集杀青时，已是冰雪满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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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12)
作者 : 尚定
胡乔木参加了1960年底和1961年初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心情很沉重，毛泽东也不例外。
毛讲了话，中心意思是要求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加强调查研究，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教训是沉痛而深刻的，鉴此，毛泽东指出，一要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接着说，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摸不了底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请同志回去大兴调查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会后，毛泽东命胡乔木起草《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的指示信》，经毛泽东少量修改后，发至地方县级、军队团级、城市区级与大工厂级、大学党委、大报党委。
1月底，田家英转来一封信，是毛泽东写给田家英的。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指《反对本本主义》），请你分送陈伯达、 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其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水平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 泽 东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胡乔木写完文件，已是2月下旬。3月初，胡乔木遵命赴湘调查。
50年代末，毛泽东构筑一个理想国，他是在进行一场巨大的实验。而这场实验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不置身其中，是很难体察的。
望着凋敝的三湘大地，胡乔木不禁黯然神伤。他清楚地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家乡啊！
4月14日，胡乔木自湖南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信。信中说，韶山大队准备在后天召开代表大会，讨论食堂、山林、房屋、包产等问题。昨天我们抽时间去了一趟湘乡县，发现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湘乡原被认为是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问题看来，其严重程度不下于湘潭。但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可以比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胡乔木还向毛泽东报送４份材料，一是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二是关于韶山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情况简报；三是关于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的情况简报；四是毛华初访东茅塘生产队的调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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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13)
作者 : 尚定
毛泽东对胡乔木报送的材料十分重视，自己的家乡比1959年回去时问题严重得多了。
毛将此信和材料批转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他印发给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讨论；随后又写信给汪东兴，让汪打电话给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王延春，“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并让汪将此信转给还在湖南调查的胡乔木。
5月8日，胡乔木再次致信毛泽东，主要内容是关于上封信中提及问题的解决情况。
信中说，韶山公社食堂已经由原有的112个减为6个，其中5个也将不办了，另一个不分自留地，不搞家庭副业，恐怕也难持久。
对于在短短3天之内解决全公社的食堂问题，群众反映的热烈程度难以想像，有的甚至说这是“第二次解放”。
我们现在已无从知晓毛泽东看到这些情况时的感受，这毕竟是自己的家乡呀！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毛泽东对此信十分重视，他亲自批转，印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作参考。
随后，毛泽东致信胡乔木，让他推迟返京，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
胡乔木的这段调查，还以其提出了独具风格的一句名言而长留人们记忆之中。这就是“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句话也可以看做是乔木在湖南调查实践经验的升华；如果没有那次调查，或许写不出那样深刻的话。”当时参加调查的逄先知如是说。
当胡乔木返回北京时，已是盛夏季节。尽管一路劳累，胡乔木还是赶紧去毛泽东那里报告调查情况。
谈话中，胡乔木为庐山会议纠“左”未能持续下去而深感遗憾，他还谈到庐山会议时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刘少奇曾经想提出写个反“左”的文件的建议。
形势已经如此，毛泽东自然说不出什么，他只是说：“啊，有这回事！”此事后来传了出去。
5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小组会议上，胡乔木作了《大跃进中理论宣传的几个问题》的发言。发言中，刘少奇不时插话。在胡乔木谈到了《人民日报》在报道和宣传上的失误时，刘少奇说，“全国许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
胡乔木说，人民日报的水平很低，特别是在理论方面。报纸宣传上存在的很大的问题是简单化、片面性、主观主义。
比如，讲高速度，实际上是超高速度，不符合总路线精神，把多、快、好、省割裂开了……高速度和稳步前进是否可以统一起来呢？我有一个想法，是可以统一和应该统一的。人赛跑的时候，要跑得快，还要跑得稳，如果不稳，跌了跤，就不可能快。
再如，讲共产主义风格、共产主义觉悟、共产主义教育等，讲这些是必要的，但如果将其作为国民教育方针是不对的。劳动人民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也可以表现共产主义风格，但不能作为普遍的持久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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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14)
作者 : 尚定
刘少奇接着说，“把先进的口号当做当前的政策，把前途教育当做当前的政策教育，是错误的。”
刘还谈到，“当前的困难，天灾人祸两个都有，且在很多地方，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你讲天灾，群众不承认”。
刘讲的，尤其是关于天灾人祸的那些话，深深地刺激了毛泽东。但当时，毛泽东也没有作什么表示。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胡乔木向毛汇报庐山会议期间刘准备建议搞一个反“左”文件的事传了出去。
这件事引起刘对胡极大的反感。在会议上，刘严厉地批评了胡乔木。
从前年上海会议到现在的两年多时间里，受了中共最高的两位领导人的严厉批评，这给胡乔木带来的压力难以想像。
胡乔木的老毛病又犯了，患了严重精神衰弱症，头疼得厉害，几乎无法工作。他深深感到，自己该休息一段时间了。胡乔木给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打了报告。邓小平很快批准了胡乔木的请求，让他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
胡乔木哪里知道，这一休息竟是十多年！
8月25日，中办送来一封信，他拆开信封时，毛泽东那熟悉的草书展现在眼前。
乔木同志：
八月十七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像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每年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对于胡乔木的政治生涯来说。这封信显然具有标志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严格地说，从这时开始，胡乔木开始逐渐远离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开始自己独特的政治命运。
从1941年到现在，整整20年过去了。在这20年里，胡乔木一直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追赶着毛泽东的步伐，追赶着时代的步伐。就此而言，胡乔木是成功者。
但是，最近几年，胡乔木感到毛泽东的思维明显地加快了，他简直无法继续追赶毛泽东飞快的思维、飞快的步伐。胡乔木感觉很累。
医生诊断是神经衰弱，其实何止是身体罹疾！还是毛泽东了解胡乔木。毛要胡“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这“不管时事”可谓对症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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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末，毛泽东构筑一个理想国，他是在进行一场巨大的实验。而这场实验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不置身其中，是很难体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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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接着说，“把先进的口号当做当前的政策，把前途教育当做当前的政策教育，是错误的。”
刘还谈到，“当前的困难，天灾人祸两个都有，且在很多地方，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你讲天灾，群众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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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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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1)
作者 : 尚定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
毛泽东是一路视察河北、河南、湖北，来到湖南的。陪同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罗瑞卿，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
抚今追昔，毛泽东感慨万千。他在故居住了一宿。人们已无从知道这一夜他是怎样度过的，但毛泽东肯定一夜无眠。
当一缕晨曦透过山坳，穿过竹林，映入眼帘，毛泽东便从床上坐了起来，用他那粗大的手，拿起笔，写下一首诗：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诗寄托着一代伟人对往事、对逝去一切的深切感怀，至今读来，仍觉荡气回肠。
毛泽东从韶山奔赴庐山，主持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路遇到的情况，使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在城市，工人阶级拿到了政权，为什么搞不到肉吃，搞不到蛋吃？
在农村，中央一再调整指标，核实产量，但公社体制、生产和生活上许多矛盾为什么仍然解决不了？
但是，毛泽东没有丢掉自信。他想，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继续调整指标，统一思想，明确若干条，形势自然会好转的。
所以，他在湖南考察时就将形势总结为三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
随行的周小舟将其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可谓深得毛泽东之旨意。
庐山秀甲东南，有神仙之庐的美称。多少年后，一位西方记者曾游历于此，他为庐山的无限风光所折服。他称庐山是一个“极其美丽的地方，在那里，山峦、 岩石和常青的树木从平坦开阔的长江平原拔地而起”。他还写道：
这是一个呼唤起对过去无数时代联想的地方。许多世纪以前，诗人和画家就开始来到这里寻求创作灵感。他们站在建造在悬岩崖边上的小亭子里，凝视五老峰的峰顶。他们坐在仙人洞里，其情其景，正如今天的观光者所感受的一样。他们品尝着“一滴春”，复述着那个传说：喝足了这种仙水就会变成长生不老的精灵。
对于庐山，毛泽东是熟悉的，他多次来过这里。而每次来这里，他是很少不写诗的。这次，他写下这样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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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2)
作者 : 尚定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经武汉、九江，6月29日登上庐山。一到庐山，他就将日前写就的两首诗交给胡乔木、周小舟，并附信征求意见。
诗文与后来发表的有些出入。如《登庐山》原先有小序一篇，题曰：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
刚刚登上庐山时，大概是受到毛泽东赋诗言志的豪情的感染，大家心情格外轻松。人们朝观日出，夕赏黄昏。
6月29日，毛泽东在船上与各大区负责人柯庆施、李井泉、林铁、欧阳钦、张德生等座谈，征求对形势的看法，谈了准备在庐山会议讨论的问题。
上山以后，毛泽东又召集30日上山的刘少奇和朱德，7月1日上山的周恩来等，召开了一次常委会，继续船上的话题。前后几次，毛泽东共谈了19个问题。他要杨尚昆把这些问题印发给与会代表，准备围绕这些问题，开一个神仙会。
7月3日，与会代表都拿到了关于这些问题的通知，上面写着：
一、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
读者范围，由中央委员到县委书记，都要读。
县级主要干部，首先是第一书记，另读三本书：“好人好事”一本、“坏人坏事”一本、中央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文件一本。
三本书不要超过十万字，七天能够读完。然后讨论三个星期，共学一个月。每年轮训县社干部。
二、形势。
三、今后的任务。
四、明年的任务。
五、四年的任务。
六、宣传问题。
七、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
八、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
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极大的问题，立即抓起，一年完成，某些两年完成。
十、体制问题。即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问题。四大下放权力，现要收回，由中央、省市区党委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
十一、各大区关系问题。
十二、公社食堂问题。
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立于不败之地。
十四、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
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即要它负担一部分发工资的任务。允许生产小队之间，由于生产和经营的好坏，可以在工资、口粮、肉食上有差别）。
十七、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
十八、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
十九、国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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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3)
作者 : 尚定
毛泽东想在轻松气氛中，解决工农业生产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毛泽东深知，问题已十分严重。
但是，多数与会者并不这样看，这就注定冲突和矛盾不可避免。这场冲突造成的巨大冤屈，曾使时人和后人痛心不已。
人们无法理解的一切，终于发生了。胡乔木又一次深深地参与了这场冲突，他为自己不得不充当某种角色而痛心疾首，长久不能忘怀。
当毛泽东在两湖考察，赋诗言志时，胡乔木还在北京。他实在太忙了。6月底，他接到上山开会的通知，也大略知道此次会议主要议题。
由于武汉会议、上海会议连续纠“左”，他多少看到一线希望。有关人士还通知他，会议要作决议，离不开他。
胡乔木是6月30日晚与田家英、李锐等乘火车南下的，次日下午到达武汉，随即乘船下九江，再上庐山。
由于事先知道会议的内容，一路上秀才们免不了要谈些相关话题；又由于这次参加的是神仙会，按毛泽东在延安时讲，神仙会，就是无拘无束地谈，“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几位秀才格外谈得开。 如果有谁料到这将带来麻烦，路上的情形大概会是另一个样子。
据李锐回忆，胡乔木在车上主要谈了一些理论问题，其中集中地谈了对综合平衡、经济规律的看法。胡乔木打比方说：如天体运动，太阳系各行星绕太阳运动，有其轨道，不能失去平衡。火车、汽车运行也有车道，规律亦如车道，车子如不按车道走，就要出事故，特别是火车，一出轨就要造成大事故。
显然，胡乔木避开了毛泽东十分欣赏的“积极平衡”提法。就在去年初，毛泽东在谈到工作方法时，多次提及要“积极的平衡”，不要“消极的平衡”，并提出所谓“生产计划的两本账”：
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
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财政部党组对此作了解释，称这种方法，就是先定第一本账，组织第一个平衡，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挖掘潜力，突破第一本账的收支指标，打破第一个平衡，编制第二本 ，组织第二个平衡。
成都会议上，中央提出搞“两本账”，由于坚持所谓的“积极平衡”的工作方法，使各部门在制定计划时层层加码，处处留有缺口。中央虽然屡次强调调整指标，但是始终高居不下，甚至越调越高。
8个多月纠“左”，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效，这与毛泽东至今仍强调这种工作方法有直接关系。认识到这一点，显然不止是胡乔木。但是能够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又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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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4)
作者 : 尚定
胡乔木没有将“积极平衡”与“消极平衡”作抽象比较，他只说这平衡本身，倒是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其实不仅仅是对“积极平衡”，对当时许多口号，如所谓“以钢为纲”、“元帅升账”等提法，即便最热时，胡乔木也很不以为然。一次，胡乔木在谈到后一个口号时就说，只不过是取其谐音的“文字游戏”而已。他还说，“元帅”是可以发号施令的。
胡乔木的一番话，起到了抛砖引玉之效。秀才们议论迅速活跃起来。大家对去年的“大跃进”基本上都持否定态度。有人说，去年主席自己到前台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施令，结果碰了这么个大钉子，他自己也觉得应当如何来转弯了。
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胡乔木。会后，毛泽东委托陈云落实钢的指标，陈云遂成为进行宏观调整的实际主持人。
但是，毛泽东从未打算真正退到后台去。
据田家英讲，一次，毛在与主管农业的谭震林谈话时就为此发过火：“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
多少年后， 胡乔木提及此事时仍备感遗憾：“毛主席并不是不了解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比他熟悉，比他谨慎，可是毛主席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简直把他当做所谓党内的右派，这好多同志都是这样讲的了，也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这样讲。”
过去几年间，这几位秀才虽然同在北京，但很少能一起畅谈。
7月2日，神仙会开始。会议先按大区分6个组开座谈会，按照预先通知的19个问题，摆情况，提意见，谈看法。
大多数人感受是，中央选择远离尘嚣的地方开会，是要求大家开怀畅谈，总结经验教训，安排好今后工作，再接再厉。
按照毛泽东的估计，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为了让大家轻松畅快，毛泽东还亲自点戏，要大家观看。其中就有赣剧《思凡》、《惊梦》、《悟空借扇》等。毛泽东还走进舞场，带头放松。
胡乔木和田家英分在华东组。
第二天晚上，在胡乔木住处，李锐、陶铸接着火车上的话题，又谈了起来。这次，仍是胡乔木谈得最多。李锐在一本书里，回忆了这次谈话。
胡乔木说，共产风是北戴河刮起来的，也是公社化后刮起来的。会后，张春桥大肆迎合，写了《论资产阶级法权》一文，很受毛欣赏。毛亲自写了按语，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因此郑州会议时，柯庆施将张带了去。但当时对共产风刹得较快，这个问题就没有再谈了。主席对徐水等地农民那种“铺天盖地”的劳动生活极为赞赏，希望推而广之。
李锐接着说，关于钢翻一番，并非从农业生产而来。这个意图，我是58年6月间听到主席说的，当时冶金部还毫无思想准备。此事大概同58年各大区安排59年指标时，华东区首先刮起钢的上涨风有最密切的关系。
胡乔木不同意李锐的这种说法。他认为这也同毛对国务院的领导不满有关，想以抓纲张目的方法，用此口号来带动其他工作，带动各方面的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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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5)
作者 : 尚定
大家谈到，去年之所以未能顶得住大风大浪（意指来自上层的压力），计委有责任，李富春是顶不住的。
冶金部写的报告，强调小高炉、小转炉作用，大大受到表扬，因此就更加迎合，后来就更加无法抵挡高指标之风了。
他们还谈到必须遵守客观经济规律，不论如何政治挂帅，也不能违反规律。应当尊重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而去年刮风以来，就都避免再提苏联经验了。
大家对毛所讲经济发展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绝对的说法，表示很大怀疑。
谈到这个问题时，胡乔木除再次引证天体运行规律外，还举了“遵循战争规律，再遵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说这是毛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名言，而他本人现在却似乎忘记了。计划工作必须以综合平衡为主，必须经常保持平衡，不能以此来套矛盾规律。平衡内部即包括矛盾的两个方面，无矛盾即无所谓平衡。
胡、李、陶还谈到上海会议上毛为何大谈海瑞精神。胡乔木说，毛引海瑞说法的意图是不希望出海瑞；因为让海瑞出现，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这时，李富春来到胡乔木的房间，谈话遂告结束。
3天后的晚上，秀才们畅谈又开始了。这次在吴冷西房间。除吴、胡外，还有田家英和陈伯达。田、吴住在一起。４人都在毛身边工作，可谈的很多，所以谈得很晚。不过，谈话仍以胡乔木为多。
胡乔木说，综合平衡必须进一步加以肯定，道理很简单，多少米煮多少饭，人走路也是要保持平衡的。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因此才经常出现危机。
所谓“运动中求平衡”（即“积极平衡”）是一种遁词，毛的这个提法实际上是为58年的错误辩护，不肯服输。
58年一反常规，北戴河会议更是脑子热得很。毛当时指示过，报纸刊载中央活动和有关言论要及时，而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却没有报道。
胡乔木还谈到上海会议期间受批评的事，说当时不汇报是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上，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
大家还谈到，南宁会议后，柯庆施等受到表扬，还进了政治局，于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右运动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去年更是登峰造极了。
神仙会阶段，各组基本上可以说畅所欲言。
7月4日，刘少奇在中南组发言，说凡事不要轻信，要有办法使人不说假话。一股风，批右倾保守，拔白旗，老在帽子的威胁下，说实话的人不好混。
1958年经验丰富，教训深刻，最大的成绩是得到了教训，全党全民都得到了深刻的教训。要充分估计，讲清楚，出点冷空气，右倾也不怕。
7月6日，朱德在中南组发言，对58年的吃食堂作了相当激烈的批评，说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食堂办不起来就不要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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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6)
作者 : 尚定
最令人注目的是彭德怀的发言。正是这些发言及此后上书，决定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中的命运。
然而，一场为挽救共和国带来的灾难由彭德怀来承担，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公平的。
从7月3日上午到7月10日上午，彭德怀在西北组作了7次发言。
他讲得很多，摘录其中的几段，也许就不难发现悲剧诞生的因由了。他说：
1959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提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了解实际只增产16% 。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上海会议他作了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
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彭德怀的发言，多少有些出乎毛泽东的意料，同时也打乱了会议既定计划。毛泽东感到，会议如继续开下去，不但解决不了多少问题，而且，由于很难取得统一认识，势必要损害党内的团结，而这是他所不希望的。
7月10日，毛泽东召集组长会议，讨论会议下一步安排。会议决定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作为会议决议。起草小组由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李锐组成，胡乔木任组长。
毛泽东着重谈了形势问题和团结问题。他已经意识到，在形势问题上如果不能迅速达成统一认识，将会出现无法预料的情况。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
关于去年的错误和成绩，从总的形势来说，是一个指头和十个指头的问题。
他还说，我们对建设还没有经验，至少还需要10年的时间。去年我们经过许多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这时，毛泽东的态度是平和的，他希望会议能够快一点结束，尽早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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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7)
作者 : 尚定
胡乔木主持《议定记录》的起草工作随之也加快了进度。起草小组开了几次碰头会，胡乔木的意思是按照毛拟定的19个问题，加以归纳，抽出12个议题，分头草拟。12个问题是：关于形势和任务、读书、宣传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体制问题、协作区和协作关系、组织农村集市贸易问题、过日子问题、公社食堂问题等。胡乔木负责总纲性质的“形势和任务”一节。
毛泽东说得明确，起草者听到明白，《会议纪要》很快拿出初稿，原以为《会议纪要》一通过，大家马上就可分头下山，各奔前程了。
但是，一件事迅速改变预定计划，甚至改变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整个中国的命运。
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内容已无须引述，从彭在大组会议发言中，已不难揣测出这封信的内容。
彭的信给毛泽东带来了极大不快，但他没有马上流露出来。他要胡乔木、周小舟、周惠、田家英和李锐去他那里。谈话开始气氛十分宽松，毛拿出了《返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的修改稿，要几位秀才评评。大家都一致赞赏诗写得好。
谈话逐渐转入正题。毛谈到，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胡乔木一言未发，他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不过，他也没有机会向毛说明这一点。
毛还说，他很同意胡乔木提出的各工业部长们下去当几年厂长的建议。说孔夫子的职业为道士，做过会计，管过田地。对于几位秀才提出的政治挂帅，不能代替具体的经济工作的说法，毛也表示同意。
几位秀才又提到三委（计委、经委、建委）工作要统一。
顺着这个话题，胡乔木说，少奇的意见，还是由陈云同志主管计委工作为好。
胡乔木还向毛反映了刘的一个说法：有人在观测中央仍有两派（促进与促退或左与右）。
话题又转到不要怕乱的问题。周惠说，还是学生不上街、群众不打扁担的好。
毛说，乱了才好。
57年汉阳学生闹事，当时估计全国各地市有一、二、三万不等的学生想闹事，一共也不过几百万人吧。
胡乔木表示不同意毛的说法。他说，脓疮需要有白血球去攻，但全身溃烂了，白血球失去平衡，就不行了。
谈话从下午5点持续到晚上10点，话题很广泛，但是知情者清楚，毛的谈话还是有中心的。胡乔木当然算是知情者之一，这一点很快得到证实。
会议转入讨论后，与会者收到两份材料，一份是《关于形势和任务──庐山会议议定记录（修正草案）》，一份是彭德怀致毛的信。会议虽然是按照预定日程在开，但是，人们似乎感觉到气氛正在发生变化。
胡乔木起草的《关于形势和任务》在各组讨论中引起非难。不少人认为总结去年经验的说法简直看不下去，有人甚至对现在任务究竟是不是反“左”产生怀疑，就连同在起草组的曾希圣也十分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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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8)
作者 : 尚定
议定记录这部分，胡乔木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写下的。他不能接受一些人的非难，他决定予以反驳。这样，在19日分组会上，胡乔木作了长篇发言。关于这次发言，当时印发的《会议简报》有摘要记载。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有完整的引述。胡乔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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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10)
作者 : 尚定
一、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主席在哪一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创造的又是谁创造的？如果不密切联系、彻底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怎么会出现去年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
二、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或者很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而我们却不但经常开全会，而且经常开扩大的全会，这次会议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书记起草的，很多意见都是大家议出来的。毛主席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怎么能说和斯大林的晚年相同？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说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某些缺点，他要负责任。当时到会的同志建议不要这样往下传达，以免全党层层检讨，影响干部的积极性，毛主席才勉强地接受了这个意见。
三、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毛主席在这个方面也同他相反。七届二中全会就作出了决定，不许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据毛主席的意见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为美术家的作品可以在美术馆陈列外，一律不许在公共场所陈列。
四、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致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被错误地杀害了。难道毛主席曾经杀过一个中委、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吗？毛主席对党内斗争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这样，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至今仍然留在党中央团结一致地工作。
五、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三十年没有超过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认对立面的统一，否认否定之否定，实际是丢了辩证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简直可说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虽已六十几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同他对辩证法的深刻了解分不开的，是同他始终充满朝气的精神状态分不开的。
六、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好例子，对越南、蒙古的关系也是这样。对苏联的有些问题，我们也提出过意见，但是并没有妨碍两国的团结。革命过程中总会有些缺点和错误，问题是我们发现得快、纠正得快。
最后，胡乔木引述恩格斯《论权威》中的相关文字，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是党和人民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这显然是指要维护毛泽东权威而言的。
既然是全会，当然要形成决议，发表公报。这两件大事还是落在胡乔木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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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11)
作者 : 尚定
决议从７月底着手起草，主要参加者是胡乔木、陈伯达和王稼祥，题目是毛泽东定的，名为《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修改工作一直到8月16日的晚上才最后完成。
这天上午毛泽东在全会上发表最后一次讲话，说庐山会议解决了大问题，总结经验就要这样总结。
毛在依次列举彭德怀与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历史总账，指出，大家对他们要做工作，采取热情帮助的态度，要看做是我们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当然，对于彭等人问题的性质，是不能依据毛的按“我们的同志”来定了。
在会议通过的文件中，彭等被定为“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具有“反党、 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具体地说就是“向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实质上是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路线，反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帅”。
同一天，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会后，毛泽东要胡乔木、陈伯达和吴冷西他们3人组织几个工作组，到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以“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并答应将亲自撰写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
陈伯达、吴冷西等陆续送上材料，但毛要写万言长序的诺言却没有实现。
胡乔木下去调查是在一年以后的事，所以当他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时，已是60年代的第二个暮春之际。当然，那时已然是另外的景象，另外的氛围了。
1960年，胡乔木奉命参加《毛泽东选集》第4卷编选工作。到选集杀青时，已是冰雪满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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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12)
作者 : 尚定
胡乔木参加了1960年底和1961年初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心情很沉重，毛泽东也不例外。
毛讲了话，中心意思是要求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加强调查研究，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教训是沉痛而深刻的，鉴此，毛泽东指出，一要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接着说，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摸不了底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请同志回去大兴调查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会后，毛泽东命胡乔木起草《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的指示信》，经毛泽东少量修改后，发至地方县级、军队团级、城市区级与大工厂级、大学党委、大报党委。
1月底，田家英转来一封信，是毛泽东写给田家英的。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指《反对本本主义》），请你分送陈伯达、 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其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水平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 泽 东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胡乔木写完文件，已是2月下旬。3月初，胡乔木遵命赴湘调查。
50年代末，毛泽东构筑一个理想国，他是在进行一场巨大的实验。而这场实验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不置身其中，是很难体察的。
望着凋敝的三湘大地，胡乔木不禁黯然神伤。他清楚地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家乡啊！
4月14日，胡乔木自湖南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信。信中说，韶山大队准备在后天召开代表大会，讨论食堂、山林、房屋、包产等问题。昨天我们抽时间去了一趟湘乡县，发现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湘乡原被认为是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问题看来，其严重程度不下于湘潭。但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可以比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胡乔木还向毛泽东报送４份材料，一是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二是关于韶山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情况简报；三是关于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的情况简报；四是毛华初访东茅塘生产队的调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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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13)
作者 : 尚定
毛泽东对胡乔木报送的材料十分重视，自己的家乡比1959年回去时问题严重得多了。
毛将此信和材料批转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他印发给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讨论；随后又写信给汪东兴，让汪打电话给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王延春，“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并让汪将此信转给还在湖南调查的胡乔木。
5月8日，胡乔木再次致信毛泽东，主要内容是关于上封信中提及问题的解决情况。
信中说，韶山公社食堂已经由原有的112个减为6个，其中5个也将不办了，另一个不分自留地，不搞家庭副业，恐怕也难持久。
对于在短短3天之内解决全公社的食堂问题，群众反映的热烈程度难以想像，有的甚至说这是“第二次解放”。
我们现在已无从知晓毛泽东看到这些情况时的感受，这毕竟是自己的家乡呀！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毛泽东对此信十分重视，他亲自批转，印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作参考。
随后，毛泽东致信胡乔木，让他推迟返京，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
胡乔木的这段调查，还以其提出了独具风格的一句名言而长留人们记忆之中。这就是“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句话也可以看做是乔木在湖南调查实践经验的升华；如果没有那次调查，或许写不出那样深刻的话。”当时参加调查的逄先知如是说。
当胡乔木返回北京时，已是盛夏季节。尽管一路劳累，胡乔木还是赶紧去毛泽东那里报告调查情况。
谈话中，胡乔木为庐山会议纠“左”未能持续下去而深感遗憾，他还谈到庐山会议时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刘少奇曾经想提出写个反“左”的文件的建议。
形势已经如此，毛泽东自然说不出什么，他只是说：“啊，有这回事！”此事后来传了出去。
5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小组会议上，胡乔木作了《大跃进中理论宣传的几个问题》的发言。发言中，刘少奇不时插话。在胡乔木谈到了《人民日报》在报道和宣传上的失误时，刘少奇说，“全国许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
胡乔木说，人民日报的水平很低，特别是在理论方面。报纸宣传上存在的很大的问题是简单化、片面性、主观主义。
比如，讲高速度，实际上是超高速度，不符合总路线精神，把多、快、好、省割裂开了……高速度和稳步前进是否可以统一起来呢？我有一个想法，是可以统一和应该统一的。人赛跑的时候，要跑得快，还要跑得稳，如果不稳，跌了跤，就不可能快。
再如，讲共产主义风格、共产主义觉悟、共产主义教育等，讲这些是必要的，但如果将其作为国民教育方针是不对的。劳动人民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也可以表现共产主义风格，但不能作为普遍的持久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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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十四、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14)
作者 : 尚定
刘少奇接着说，“把先进的口号当做当前的政策，把前途教育当做当前的政策教育，是错误的。”
刘还谈到，“当前的困难，天灾人祸两个都有，且在很多地方，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你讲天灾，群众不承认”。
刘讲的，尤其是关于天灾人祸的那些话，深深地刺激了毛泽东。但当时，毛泽东也没有作什么表示。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胡乔木向毛汇报庐山会议期间刘准备建议搞一个反“左”文件的事传了出去。
这件事引起刘对胡极大的反感。在会议上，刘严厉地批评了胡乔木。
从前年上海会议到现在的两年多时间里，受了中共最高的两位领导人的严厉批评，这给胡乔木带来的压力难以想像。
胡乔木的老毛病又犯了，患了严重精神衰弱症，头疼得厉害，几乎无法工作。他深深感到，自己该休息一段时间了。胡乔木给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打了报告。邓小平很快批准了胡乔木的请求，让他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
胡乔木哪里知道，这一休息竟是十多年！
8月25日，中办送来一封信，他拆开信封时，毛泽东那熟悉的草书展现在眼前。
乔木同志：
八月十七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像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每年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对于胡乔木的政治生涯来说。这封信显然具有标志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严格地说，从这时开始，胡乔木开始逐渐远离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开始自己独特的政治命运。
从1941年到现在，整整20年过去了。在这20年里，胡乔木一直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追赶着毛泽东的步伐，追赶着时代的步伐。就此而言，胡乔木是成功者。
但是，最近几年，胡乔木感到毛泽东的思维明显地加快了，他简直无法继续追赶毛泽东飞快的思维、飞快的步伐。胡乔木感觉很累。
医生诊断是神经衰弱，其实何止是身体罹疾！还是毛泽东了解胡乔木。毛要胡“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这“不管时事”可谓对症良方！
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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