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芦 名博

评《西方为何领先》，兼谈为何中国落后？

英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的《西方为何领先》（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一书把一个好题材写烂了。

莫里斯试图用量化的社会发展指数来比较一万五千年的东西方的差异，他的社会发展指数有四个分量：能够有效获得的能量、最大城市的规模、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结论是西方文明一开始领先东方直到 6 世纪，然后东方反超直到18 世纪，而哥伦布由于地理优势首先发现美洲，带来的先发优势使得西方再次统治全球。西方领先的原因主要是地理，而非文化和制度原因。他根据现在的趋势预测，东方预计在2103年将超过西方。

这本书是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的模仿之作。戴蒙德比较亚欧大陆和其它大陆的文明发展，而莫里斯想要比较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但后者的事实，数据和逻辑都很弱。对西方领先的原因陈述得含糊混乱。量化方法生硬牵强。社会发展是多维度且复杂的，不可能只用四个等量的线性因素来简单地量化。比如获得的能量到底是开发的能量还是消耗的能量？资源也是一种重要因素，却在莫里斯的量化方法中缺失。现在阿拉伯海湾国家的发展，极大地依赖于石油资源。用最大城市的规模来量化国家组织程度的方法也有问题，这个维度肯定不是线性增长的，不是越大越好，有边际效应和负反馈机制。同样大小的城市也不一样，北京和东京一样吗？更重要的是制度和文化因素在莫里斯的方法中全部缺席。这样的硬伤在书中不胜枚举。

书中东西方历史只是事件流水账陈述，没有原因分析。他的东西方是地理意义上的，比如西方包括了伊斯兰文明。这种分法简单而无意义。莫里斯说由于地理优势西方首先发现了美洲，于是西方首先开始工业革命。这很荒谬。哥伦布能发现新大陆，是制度，观念，社会和需要的各种因素促成。哥伦布的探险请求先后被葡萄牙国王，梅迪纳-塞多尼亚公爵和梅迪纳-塞利伯爵拒绝，最后他求助于西班牙的王后，得以实现。如果欧洲是一个统一国家，哥伦布的探险很可能不能成行，就像郑和的第八次远洋被继任的明仁宗一票否决。分裂的欧洲显然比大一统的中国提供了更多的竞争和创新空间。哥伦布在观念上相信地球是圆的，向西航行最终能到达印度，才能歪打正着发现美洲大陆。而中国古人相信大地是平的，中国是世界中心，东面大海走到头，就会掉下去，所以根本不可能去探险。当时欧洲各国在发展资本主义和推行重商主义。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攻陷后，东西方贸易通道受阻。哥伦布探险是经济利益和自由贸易的推动。而中国自给自足的重农经济，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因而闭关锁国，根本没有出海贸易的动力。郑和航海不是为了贸易，而是政治挂帅，宣扬国威，寻找建文帝。这样的远洋必然是劳民伤财，不能久远。中国距东南亚岛链（从台湾、菲律宾直到澳大利亚）的距离远比欧洲距美洲更近，为什么中国没有向南洋直到澳大利亚开发？要不是郑成功以台湾为反清复明的基地，康熙对台湾也没兴趣。显然以地理远近作为西方比东方先发现美洲的理由是很荒谬的。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莫里斯的理论和著作很烂，不值一读。这样的烂书，却受到一些中国人的追捧。北京大学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北大居然有这么一所名字不怕啰嗦的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韩毓海为中译本写序：称赞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巨著，可与《资治通鉴》媲美。因为它说中国一度领先了西方文明；也因为它说现代西方文明领先东方是因为地理原因，不是文化和制度的原因。更因为莫里斯预言在21世纪中国将超过西方。过去都是我们自己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在有洋人背书，太让人激动了！只可惜莫里斯的书中没有什么硬货。自有GDP统计以来，中国的人均GDP从未在世界领先过。中国的领先主要是由于人口，而不是效率，所以在工业革命后，大幅落后。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真的是一个梦。从未繁荣，何谈复兴？今日中国就GDP来说，占世界老二地位，但按人口计算的GDP排名很低，这种虚假的领先只需要一次技术革命的落后就会暴露无遗。

顺便列几条我认为属于干货的西方领先的原因，来自于以前读书的总结：

第一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对文明影响较大的青铜、小麦、大麦、山羊、绵羊、马和战车都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青铜冶炼在西方主要用于制造武器和农具，而中国主要用于制造祭祀用具。10世纪时，欧洲发明了驾马拉犁的挽具，工作量超过牛耕2-3倍。而中国一直使用牛耕。当时欧洲从二区轮作制改为三区轮作制。使产量增加了50%，欧洲老百姓开始吃饱肚子。欧洲农民的年均粮食消费量约为1070斤，每周能吃到一两次肉。同时期中国的一个自耕农的年均粮食大约640斤。中国由于粮食短缺，直到宋朝，人们才开始把一日两餐改为三餐。发现美洲后，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土豆，甘薯，南瓜和西红柿首先被引入欧洲，粮食更加富裕，导致欧洲人口激增，带动了工业革命。据说四大发明是中国人先发现的，但是对生产力最有影响的应用都由西方开始。中国即使发明或遭遇新技术，也很难推广应用。远洋航船、机械钟和水力纺纱机等都是如此。1793年英使马嘎尔尼拜谒乾隆帝，礼品包括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战舰模型、迫击炮、榴弹炮、连发枪、天文仪器和地球仪。 67年后英法联军击溃仍旧使用落后火绳枪的清军，攻入圆明园，发现这些先进技术和武器都躺在一间库房里，落满尘埃 。

第二，西方的多元vs中国的大一统。崇尚一元还是崇尚多元，是东西文明的本质区别之一。欧洲封建制下，权力分散，国王、主教、封建领主互相制约。王权不能直达百姓。领主和农奴是契约关系，既有权力，又有义务。领主的实力来自于依附民众的效忠。领主们不敢过分压榨农民，对民众的汲取能力有限。否则农民会逃走。迫使领主实施一些仁政，以招徕与留住农民。这和中国周朝的封建制度相似，存在很多小国。每个国家都在努力使“近者悦，远者来”。人民有用脚选择的自由。所以春秋战国时鲜有人民起义发生。而秦制以后，官僚的权力和地位完全来自皇帝，他们唯皇帝之命是从，对治下的百姓没有责任。他们是“流官”，干几年就走，不必管百姓的死活。所以，中国多贪官酷吏。全国铁板一块，百姓无处可逃。皇帝没有使民众富裕的义务；甚至相反，要“弱民”。东方专制国家都是高度掠夺性国家，倾向于高额征税，使长期投资变得困难，扼杀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大一统管理有效率，但对人民的汲取更有效率，敲骨吸髓式的压榨，造成普遍的民穷。中国人常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流入大河，而不是相反。如果小河都干了，大河怎么会有水？中国的秦制延续了两千年，实际上造成了民穷国贫。西门豹说： “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主富库。”王者之国，钱在老百姓手里；称霸之国，钱在军队里；将亡的国家，钱在国库里。

封建制下，多个君主和城邦相互竞争，鼓励自己的商贸、征服和殖民活动。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君主能够颁布海外探索的禁令。而统一的东方帝国稳定压倒一切，本质上是反竞争反创新的。

大一统使皇权直达百姓，人民很难反抗暴政。西方王权的间接多层次统治让人民更容易捍卫自由。大宪章是几十个贵族和国王之间的契约。很难想象中国的几千万老百姓经周密计划，和皇帝直接达成一个相似的协议。

第三是民主vs专制。中国从秦至今的政府都是只为统治阶级服务。梁启超说所谓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当一个官僚集团隶属于一家之姓的时候，它不能成为天下公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之频繁、之浩大、之惨烈，在世界上都非常罕见。动辄数百万人口甚至上千万人口灭绝，每一次暴力的改朝换代都对社会有巨大的破坏性。而民主制的合法性来自于政体本身。国家的权威没有争议，执政方能稳定长久。世界经济在1600年以前，都是缓慢增长的。西方的大幅领先出现在英国光荣革命，现代民主制的雏形出现之后。历史上专制国家曾有过短暂的领先，像纳粹德国，日本帝国。但长时间的文明发展，需要民主环境。民主制约束了政府权力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制定的政策通常具有更好的回应性，能够反映大部分人的利益。错误政策更有可能被纠错。民主国家下的自由环境往往具有更好的创新能力。而一个极权政府常常摧毁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第四，西方的王权日渐受限，东方的皇权逐渐扩张。在中国，统治者把民众关进越来越严密的笼子。而在西方，民众逐步把王权装进了笼子。西方贵族和君主之间是契约关系，大宪章更是限制了君主权力。君主立宪制则把国王完全架空起来。中国的专制统治方式从粗放简单发展到精密深刻，统治层面从控制人的身体发展到控制人的精神，民众奴化的程度越来越深。西汉以前，皇帝起立欢迎丞相；宋朝初年，宰相在皇帝面前坐而论道；宋初之后，宰臣只能站着和皇帝说话；而从明朝开始，大臣在皇帝面前都必须跪着了。清朝时，大臣对皇帝自称奴才。唐朝时，皇帝的诏书必须有丞相的副署，才能生效。到了清朝，丞相职位干脆被取消，皇帝独决天下事。宋代以前，中国很少文字狱；明清两朝都大兴文字狱。明代以前，士人们可以隐居山林；而到了明代，不愿当官居然成为被皇帝杀头的理由。明清两代，民间可以私刻出书，审查都是事后的，现代中国没有出版自由，严格的出版三级审查，防火墙和微信删帖，都超越了历代皇权的言论控制。保甲制发展成户口制，摄像头无处不在。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大的创新和变革。国家权力过大，与民争利。中国商人地位低，被课以重税，没有安全感，不愿意长期投资于产业和商业。买田置地是唯一安全的长期投资方法。资本主义很难在中国发展。

第五是西方的自治和民主传统。秦制建立以后，中国社会原有的小自治体和小共同体被消灭了，社会碎片化和原子化。一盘散沙的社会缺乏抵御和消化各种动荡的能力。欧洲凯尔特人有部落议会。肯特的人民常常在户外集会，讨论当地事务。每400000英亩以上地区设置一个部落法庭。每个月开庭审理各种案件。法官从当地居民中挑选。阿尔弗雷德大帝的政令要先取得贤人会议的批准。西方的现代国家出现在自治城市、议会和行会之后，很多自治传统得以保存。小共同体的自立性和创造性，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和国家的兴盛。因为文明的动力归根结底来自社会基层。当一个社会活跃着无数自治群体，每个人都参与社区事务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健康的。当一个社会把所有权力都由高高在上的政府垄断，这个社会注定会失去活力。

第六是法治和个人权利和自由。无论出身，无论阶级，无论民族，无论身处何处，所有的罗马公民，只要说 “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就可得到人身保护令。他不能在受到公正审判之前被随意惩处。11世纪《查士丁尼法典》的重新发现。在西方引入了法律体系。它确保了西方的法律是世俗而且独立的。这一点显著不同于东方的法律。现代化和工业革命产生于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的追求，是以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为表征的个性化过程。任何专制归根结底都是对个人的专制。传统社会的大共同体，不仅抑制个性，而且抑制小共同体，不仅压抑着市场导向的个人进取精神，而且压抑了市场导向的集体进取精神。哈耶克认为个人解放的最大结果，就是科学的惊人发展，推动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的主要源泉是自由竞争下的个人主观能动性。

第七是西方的产权保护。由于私有产权不受到保护，中国商人和农民都醉心于购买土地，而不去做产业投资。对比私有产权受到保护的英国，商人们更愿意把利润投入制造业中。海外来的金钱大大促进了英国对工业尤其是蒸汽机和纺织技术方面的投资。打造了工业革命的经济基础。光荣革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让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产安全感，产生了投资、生产、创新的动力，最终触发了工业革命。而中国人没有产权保护，没有安全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汉武帝打匈奴需要钱，一个《告缗令》，鼓励告发财产，毁掉了大多数中产和商人。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认为英格兰的政治革新和立宪体制的建立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前提。唯有政治权力受到制约，产权才能得到确定的保护，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后来英国工业革命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

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大一统崩坏，松动了对民营资本的政治约束，中国实现了一次自下而上的金融与财政革命。当时是中国近代史上民营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国一些行业的年增长速度高达15%-20%。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净增了3.52倍（同一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1.98倍）。

其他造成东西方文明差距的原因还有：（8）欧洲的长子继承制vs中国的诸子均分制。后者导致富不过三代。前者有利于家族财富的持续积累和减缓土地被分割，也有利于家族技艺的传承，因此欧洲经常出现上百年、几百年的家族企业。没有继承权的幼子被迫到其他地方寻求财富。有利向外扩张。对社会的分工，各行业出现杰出人才有促进作用。也促进了西方的自由化和个人主义。（9）西方的拼音文字vs中国的表意文字。汉字比西方文字晚发明了两千多年。当甲骨文出现时，地中海已经发展出字母文字。汉字数量庞大、笔画复杂、意音断裂、多音多意、语境微妙，是世界上最难以掌握的文字。造成普通民众中很高的文盲率。古汉语没有标点符号，缺乏精确性，不适用于科学思维和逻辑思维。中国的口语与书面语处于严重分裂状态；这种分裂影响了中国在逻辑、哲学、法律和科学等领域的发展和进步。（10）古希腊在辩论中发展出逻辑学，提出了公理化体系、形式逻辑、逻辑证明、归谬法和演绎法等等。严密数学和科学方法就是在逻辑学基础上发展的。中国思维轻逻辑重辩证。没有逻辑做基础，辩证就是诡辩，如白马非马。语言学家周有光说：“因为没有主谓结构，中国人没有发展出逻辑学中的同一律思想，也没有发展出哲学上的实体概念。没有这些概念，就不可能有因果关系或科学的观念。” （11）中国人口多，劳动力便宜，阻碍了发明创造。（12）中国人的祖先信仰，在文化上倾向保守。（13）中国没有知识产权制度，发明创造得不到鼓励。 （14）民本位vs官本位。中国的科学家和学者受聘于皇帝。他们在提出观点、接受新的思想时很谨慎。他们很少像希腊人那样辩论。欧洲的内部争斗、辩论，交锋是知识发展的必要条件。自由在冲突中繁荣，带来进步和人类境况的不断改善。科学、知识和艺术只有在激励竞争、鼓励人们自由交流的社会里才能够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