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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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白居易诗中的祸福感悟
白居易诗集中，讲到“祸福”之处甚多，在笔者看来，他算是中国古代诗人中，直接以祸、福二字入诗之最多者。而阅读之次，觉得白居易对祸福颇有感悟，他所表达的祸福观，有较为深刻的思想性、哲理性。
第一首含“祸福”二字者，为《隋堤柳》，全诗如下：
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风飘飘兮雨萧萧，三株两株汴河口。老枝病叶愁杀人，曾经大业年中春。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游，应将此柳系龙舟。紫髯郎将护锦缆，青娥御史直迷楼。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势不久，宗社之危如缀旒。炀天子，自言福祚长无穷，岂知皇子封酅公。龙舟未过彭城阁，义旗已入长安宫。萧墙祸生人事变，晏驾不得归秦中。土坟数尺何处葬？吴公台下多悲风。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后工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
苏仲翔《元白诗选》为此诗所作题解曰：“此篇追忆旧游，至慨古迹，以隋堤柳为‘亡国树’，集中概括，可谓善于取材。白氏少尝经汴河路，旅居吴越，惊心触目，积感已深，较一般的浮泛咏古，自不可同日而语。” 又作者自注：“悯亡国也”。则此诗以祸、福二字为隋朝兴、亡之叹，用以警醒当代，并示后来。
诗中所说彭城阁，在江都，今扬州彭城乡，炀帝建，阁中有温室。宇文化及等起事，夜率骁勇围江都行宫，杀炀帝于彭城阁。诗中所说“皇子封酅公”，即谓隋亡之后，唐封隋炀帝后裔为酅公。
了解以上史实，则此诗之义自然明白。盖炀帝荒淫，终于亡国，此乃因福为祸之一例。其灭亡是炀自取，不能怨天尤人。白居易鉴隋之亡，其思想乃是所谓“吉凶由人”、“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这样的传统祸福观，被世人视为具有积极意义。
白居易十分称道陶潜，为之写了不少诗，其中一口气所写十六首，题为《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并序》。
这十六首诗，很为后人所注意，但若干选本都没选以下一首：
谓天果爱民，胡为生豺狼。谓神福善人，孔圣竟栖遑。谓神祸淫人，暴秦终霸王。颜回与原宪，何辜早夭亡。蝮蛇与鸩鸟，何得寿延长。物理不可测，神道亦难量。举头仰问天，天色但苍苍。唯当多种黍，日醉手中觞。
这首诗、前面是一连串的疑问，好象是屈原的《天问》，只不过短得多，然而怀疑的精神相通。大意说：都说老天爱民，但为何生那么些豺狼？都说神降福于人，但为何象孔子那样的圣人还弄得栖栖遣遑奔走各国？都说神降祸于坏人，但为何暴秦还霸了天下？颜回和原宪这样的贤人，何以早夭？而蝮蛇与鸩鸟，却得长寿？其中的道理真是不可知啊，神道真是难以理解。举头问天，但见老天给你一付苍苍的面孔而不言语。我还能去向何人讨教？只好象陶渊明先生一样，退隐山林，既种庄稼，复以酒为伴了。
诗写得如此愤激，虽说是仿陶体，却一点也没有陶渊明的清淡，而与屈原相仿佛。
又有《归田三首》，其第三首曰：
三十为近臣，腰间鸣佩玉。四十为野夫，田中学锄谷。何言十年内，变化如此速？此理固是常，穷通相倚伏。为鱼有深水，为鸟有高木。何必守一方，窘然自牵束。化吾足为马，吾因以行陆。化吾手为弹，吾因以求肉。形骸为异物，委顺心犹足。幸得且归农，安知不为福？况吾行欲老，瞥若风前烛。孰能俄顷间，将心系荣辱？
白居易的诗，明白晓畅，据说连老太婆也能朗诵，此诗亦然，虽说是千载之下，也不待解释而可知其义。
此诗既然回顾诗人的主要经历，那我们不仿将他的一生，作一个简单的交待： 白居易于大历七年(772)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慧，五六岁学作诗，九岁知声韵。十一岁，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旋即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十五六岁，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其后，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艰苦。贞元十六年，白居易二十九岁，进士及第。十八年(802)，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土。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当道攻击为越职言事，并以“伤名教”的罪名，于元和十年贬为江州郡(今江西九江)司马。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博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以七十五岁病终。
以上白居易简历，为通常文人所知，然而白居易所说“四十为野夫”之原因，一般只知为“母丧居家”，其实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附录《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一文，深入探讨白居易祖上之事。其中考证白居易父母的婚姻，知其父所娶之妇，乃其父妹之女，此婚配在唐代为违背礼律之事。陈先生说：“其父母之婚配不合当时社会之礼法人情，致其母以悍炻著闻，卒发狂自杀”。
诗人问“何言十年内，变化如此速，”但却没作回答。其后的诗句，所表达者，一言蔽之曰：随遇而安。诗人的原话，叫作“委顺”。这自然是庄子的思想。自我安慰者：“幸得且归农，安知不为福”。
由穷书生而官，来之不易，由官而农，却因母亲的自杀。白居易能对此说什么？什么也不好说，只能思考：此间之祸福相转，安知不是祸福相因呢?这就是诗人的结论。这自然是老子祸福相倚的思想。
接下来《放言五首》 (选其一)，也是以祸福相倚的思想而自我解愁： 世途倚伏都无定，尘网牵缠卒未休。祸福回还车转毂，荣枯反覆手藏钩。龟灵未免刳肠患，马失应无折足忧。不信君看弈棋者，输赢须待局终头。
诗人自序：“元九在江陵时，有《放言》长句诗五首，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予每咏之，甚觉有味，虽前辈深于诗者，未有此作。唯李颀有云：‘济水至清河自浊，周公大圣接舆狂。’斯句近之矣。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 由此可知，此诗作于江州司马任上。而众所周知，在此任上，所作最为脍炙人口之作，为《琵琶行记》。其中作者自序：“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则知《放言五首》作于元和十年。 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是自居丧服阙之后又遭一沉重打击，而在赴任舟中，生此祸福相倚之感慨，也属理之自然。
然而江州司马为何品秩？从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知为“从五品下”。然而陈寅恪先生从《琵琶行记》中“江州司马青衫湿”一句中，考证白居易其时何以着“青衫”，得出结论：白居易元和十二年之散官为将仕郎，并说：“是将仕郎为最低级之文散官。乐天于元和十一年秋作此诗时，其散官之品亦必为将仕郎无疑，盖无从更低于此品也。”以此，我们可以知道白居易此次被贬，所任为文职之最低品秩也。于是，我们能进一步理解：白居易之能于赴任舟中，慨然以祸福相倚自慰，而不怨天尤人，其宽心非常人所能有者。 接下来一首，为《岁暮》：
穷阴急景坐相催，壮齿韶颜去不回。旧病重因年老发，新愁多是夜长来。膏明自爇源多事，雁默先烹为不才。祸福细寻无会处，不如且进手中杯。
此诗作于何时何地，无考。然而从“壮齿韶颜去不回”句中，可推测为晚年居洛阳之作，而以“岁暮”为老年之喻。 此诗中重要之句为“膏明自爇源多事，雁默先烹为不才”。意思说：脂膏因为多事而被用以照明，因而毁了自身，而不会鸣唱的雁子，因为主人以其无才而被烹，接下来的意思是：仔细想来，祸福之门难以寻找，既然找不到，那不如不要寻找了，还是去吃酒吧。这些话，有“达人知命”的意味，通常是饱经沧桑者的“经验之谈”，在锐意进取的人眼中，是很有些“消极”而无足道的。然而这是白居易，一个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获得者，于暮年的感悟，你能轻视？
在《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中，后数句为：
“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晦即全身药，明为伐性兵。昏昏随世俗，蠢蠢学黎氓。” 白居易于元和十三年由江州司马升任忠州刺史，此诗当是赴任途中之作。舍弟指白行简。白行简亦有诗名，其作收入《全唐诗》七首，其中有《在巴南望郡南山呈乐天》。 白居易此次升迁，作诗回顾自己的宦迹．总结的经验是“此心知止足”。在此思想指导下，遂有“多知非景福”之类的感识，而“知足不辱”的道家思想，在白居易的诗中随处可见。此正如陈寅恪先生在《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一文中所说：“夫知足不辱，明哲保身，皆老氏之义旨，亦即乐天所奉为秘要，而决其出处进退者也。”
此外，在《戊申岁暮咏怀三首》中，白氏说：“人间祸福愚难料”，在《自咏》中说“无妨长福是单贫”，在《哭皇甫七郎中提》中说“多才非福禄，薄命是聪明”，都是“知足不辱”这一主导思想下的具体认识。 白居易又借史实来证实他对祸福的深刻认识，在《咏史》中，他说： 秦磨利刀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郦其。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作鸾凰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
诗中所引前两个历史事件，为通常读史者所熟知。李斯忠于秦朝，居丞相之职，而二世惑于赵高，终斩李斯。郦食其为刘邦出使齐国，因韩信用计而被齐王所烹。黄绮乃商山四皓之别称，秦末避乱于商山之四贤，后因张良用计而出为汉太子刘盈宾客。后世以为不愿为官者之典范。白居易有意将李斯、郦食其与四皓的作为与结局相比较，以前者为鱼肉，以后者为鸾凤，以前者为死亡，以后者为逍遥，而得出结论：祸福非天所为，乃人自寻耳。
白氏此一思想，复见于《感兴二首》：
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虽异匏瓜难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 鱼能深入宁忧钓，鸟解高飞岂触罗。热处先争炙手去，悔时其奈噬脐何。樽前诱得猩猩血，幕上偷安燕燕窠。我有一言君记取，世间自取苦人多。
白居易此一思想，不但用以自警，用以警示诸弟，且用以警示亲友。在《谕亲友》中，他咏道：
适情处处皆安乐，大抵园林胜市朝。烦闹荣华犹易过，优闲福禄更难销。自怜老大宜疏散，却被交亲叹寂寥。终日相逢不相见，两心相之一何遥？
如此，还不能自己，他又用以警示后生。在《闲坐看书贻诸少年》中，他咏道：
雨砌长寒芜，风庭落秋果。窗间有闲叟，尽日看书坐。书中见往事，历历知福祸。多取终厚亡，疾驱必先坠。劝君少干名，名为锢身锁。劝君少求利，利是焚身火。我心知已久，吾道无不可。所以雀罗门，不能寂寞我。
“我心知已久，吾道尤不可。”白居易是多么地以自己的得道而自豪，从而也可知他对自己的明哲保身哲学有多么坚定的信念。
又有《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一首，作者自注：“其日独游香山”。诗曰：“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诗中“忆牵黄犬”，用的是李斯的故事。李斯问斩于市，临刑前，叹道：想当年，牵黄狗出上蔡东门打猎，那是何等快活，今日欲再牵黄犬出门打猎，不可复得也!
“泥中曳尾龟”，语出《庄子·秋水》。其文曰：“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了解此两个典故之后，再回头看“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我们就可以知道白居易的意思是，虽然祸福不可预料，但只要以史为鉴，以老庄之言为戒，取一种“还须退步抽身早”的态度，并以此行事，则祸自可免，福自可来。
《戒药》一诗，读来发人深省：
促促急景中，蠢蠢微尘里。生涯有分限，爱恋无终已。早夭羡中年，中年羡暮齿。暮齿又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以之资嗜欲，又望延甲子。天人阴骘间，亦恐无此理。域中有真道，所说不如此。后身始身存，吾闻诸老氏。
从字面上看，此诗不难理解，但白居易炼丹服药之事，却不得不交待一番。 从白居易《同微之赠别郭虚舟炼师五十韵》可知，白居易中年曾烧丹服药，以求长生。陈寅恪先生在《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一文中，引用此诗后，说：“乃乐天纪其于元和十三年任江州司马时烧丹之事者，是岁乐天年四十七。然则乐天之中年曾惑于丹术可无疑矣。” 在本文大量引用，井加以简单讨论之后，总结一句：白居易的祸福感悟，来自其人生经历，也得力于道家思想。白居易的人生经历大起大落，而道家思想为中国哲学中最具辨证方法之思想，两者在白居易思维中相生相扶，最终使白居易的祸福感悟，成为一种确有成效的思想，而滋养着历代的白诗读者。
白居易诗集中，讲到“祸福”之处甚多，在笔者看来，他算是中国古代诗人中，直接以祸、福二字入诗之最多者。而阅读之次，觉得白居易对祸福颇有感悟，他所表达的祸福观，有较为深刻的思想性、哲理性。
第一首含“祸福”二字者，为《隋堤柳》，全诗如下：
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风飘飘兮雨萧萧，三株两株汴河口。老枝病叶愁杀人，曾经大业年中春。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游，应将此柳系龙舟。紫髯郎将护锦缆，青娥御史直迷楼。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势不久，宗社之危如缀旒。炀天子，自言福祚长无穷，岂知皇子封酅公。龙舟未过彭城阁，义旗已入长安宫。萧墙祸生人事变，晏驾不得归秦中。土坟数尺何处葬？吴公台下多悲风。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后工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
苏仲翔《元白诗选》为此诗所作题解曰：“此篇追忆旧游，至慨古迹，以隋堤柳为‘亡国树’，集中概括，可谓善于取材。白氏少尝经汴河路，旅居吴越，惊心触目，积感已深，较一般的浮泛咏古，自不可同日而语。” 又作者自注：“悯亡国也”。则此诗以祸、福二字为隋朝兴、亡之叹，用以警醒当代，并示后来。
诗中所说彭城阁，在江都，今扬州彭城乡，炀帝建，阁中有温室。宇文化及等起事，夜率骁勇围江都行宫，杀炀帝于彭城阁。诗中所说“皇子封酅公”，即谓隋亡之后，唐封隋炀帝后裔为酅公。
了解以上史实，则此诗之义自然明白。盖炀帝荒淫，终于亡国，此乃因福为祸之一例。其灭亡是炀自取，不能怨天尤人。白居易鉴隋之亡，其思想乃是所谓“吉凶由人”、“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这样的传统祸福观，被世人视为具有积极意义。
白居易十分称道陶潜，为之写了不少诗，其中一口气所写十六首，题为《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并序》。
这十六首诗，很为后人所注意，但若干选本都没选以下一首：
谓天果爱民，胡为生豺狼。谓神福善人，孔圣竟栖遑。谓神祸淫人，暴秦终霸王。颜回与原宪，何辜早夭亡。蝮蛇与鸩鸟，何得寿延长。物理不可测，神道亦难量。举头仰问天，天色但苍苍。唯当多种黍，日醉手中觞。
这首诗、前面是一连串的疑问，好象是屈原的《天问》，只不过短得多，然而怀疑的精神相通。大意说：都说老天爱民，但为何生那么些豺狼？都说神降福于人，但为何象孔子那样的圣人还弄得栖栖遣遑奔走各国？都说神降祸于坏人，但为何暴秦还霸了天下？颜回和原宪这样的贤人，何以早夭？而蝮蛇与鸩鸟，却得长寿？其中的道理真是不可知啊，神道真是难以理解。举头问天，但见老天给你一付苍苍的面孔而不言语。我还能去向何人讨教？只好象陶渊明先生一样，退隐山林，既种庄稼，复以酒为伴了。
诗写得如此愤激，虽说是仿陶体，却一点也没有陶渊明的清淡，而与屈原相仿佛。
又有《归田三首》，其第三首曰：
三十为近臣，腰间鸣佩玉。四十为野夫，田中学锄谷。何言十年内，变化如此速？此理固是常，穷通相倚伏。为鱼有深水，为鸟有高木。何必守一方，窘然自牵束。化吾足为马，吾因以行陆。化吾手为弹，吾因以求肉。形骸为异物，委顺心犹足。幸得且归农，安知不为福？况吾行欲老，瞥若风前烛。孰能俄顷间，将心系荣辱？
白居易的诗，明白晓畅，据说连老太婆也能朗诵，此诗亦然，虽说是千载之下，也不待解释而可知其义。
此诗既然回顾诗人的主要经历，那我们不仿将他的一生，作一个简单的交待： 白居易于大历七年(772)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慧，五六岁学作诗，九岁知声韵。十一岁，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旋即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十五六岁，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其后，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艰苦。贞元十六年，白居易二十九岁，进士及第。十八年(802)，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土。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当道攻击为越职言事，并以“伤名教”的罪名，于元和十年贬为江州郡(今江西九江)司马。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博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以七十五岁病终。
以上白居易简历，为通常文人所知，然而白居易所说“四十为野夫”之原因，一般只知为“母丧居家”，其实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附录《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一文，深入探讨白居易祖上之事。其中考证白居易父母的婚姻，知其父所娶之妇，乃其父妹之女，此婚配在唐代为违背礼律之事。陈先生说：“其父母之婚配不合当时社会之礼法人情，致其母以悍炻著闻，卒发狂自杀”。
诗人问“何言十年内，变化如此速，”但却没作回答。其后的诗句，所表达者，一言蔽之曰：随遇而安。诗人的原话，叫作“委顺”。这自然是庄子的思想。自我安慰者：“幸得且归农，安知不为福”。
由穷书生而官，来之不易，由官而农，却因母亲的自杀。白居易能对此说什么？什么也不好说，只能思考：此间之祸福相转，安知不是祸福相因呢?这就是诗人的结论。这自然是老子祸福相倚的思想。
接下来《放言五首》 (选其一)，也是以祸福相倚的思想而自我解愁： 世途倚伏都无定，尘网牵缠卒未休。祸福回还车转毂，荣枯反覆手藏钩。龟灵未免刳肠患，马失应无折足忧。不信君看弈棋者，输赢须待局终头。
诗人自序：“元九在江陵时，有《放言》长句诗五首，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予每咏之，甚觉有味，虽前辈深于诗者，未有此作。唯李颀有云：‘济水至清河自浊，周公大圣接舆狂。’斯句近之矣。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 由此可知，此诗作于江州司马任上。而众所周知，在此任上，所作最为脍炙人口之作，为《琵琶行记》。其中作者自序：“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则知《放言五首》作于元和十年。 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是自居丧服阙之后又遭一沉重打击，而在赴任舟中，生此祸福相倚之感慨，也属理之自然。
然而江州司马为何品秩？从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知为“从五品下”。然而陈寅恪先生从《琵琶行记》中“江州司马青衫湿”一句中，考证白居易其时何以着“青衫”，得出结论：白居易元和十二年之散官为将仕郎，并说：“是将仕郎为最低级之文散官。乐天于元和十一年秋作此诗时，其散官之品亦必为将仕郎无疑，盖无从更低于此品也。”以此，我们可以知道白居易此次被贬，所任为文职之最低品秩也。于是，我们能进一步理解：白居易之能于赴任舟中，慨然以祸福相倚自慰，而不怨天尤人，其宽心非常人所能有者。 接下来一首，为《岁暮》：
穷阴急景坐相催，壮齿韶颜去不回。旧病重因年老发，新愁多是夜长来。膏明自爇源多事，雁默先烹为不才。祸福细寻无会处，不如且进手中杯。
此诗作于何时何地，无考。然而从“壮齿韶颜去不回”句中，可推测为晚年居洛阳之作，而以“岁暮”为老年之喻。 此诗中重要之句为“膏明自爇源多事，雁默先烹为不才”。意思说：脂膏因为多事而被用以照明，因而毁了自身，而不会鸣唱的雁子，因为主人以其无才而被烹，接下来的意思是：仔细想来，祸福之门难以寻找，既然找不到，那不如不要寻找了，还是去吃酒吧。这些话，有“达人知命”的意味，通常是饱经沧桑者的“经验之谈”，在锐意进取的人眼中，是很有些“消极”而无足道的。然而这是白居易，一个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获得者，于暮年的感悟，你能轻视？
在《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中，后数句为：
“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晦即全身药，明为伐性兵。昏昏随世俗，蠢蠢学黎氓。” 白居易于元和十三年由江州司马升任忠州刺史，此诗当是赴任途中之作。舍弟指白行简。白行简亦有诗名，其作收入《全唐诗》七首，其中有《在巴南望郡南山呈乐天》。 白居易此次升迁，作诗回顾自己的宦迹．总结的经验是“此心知止足”。在此思想指导下，遂有“多知非景福”之类的感识，而“知足不辱”的道家思想，在白居易的诗中随处可见。此正如陈寅恪先生在《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一文中所说：“夫知足不辱，明哲保身，皆老氏之义旨，亦即乐天所奉为秘要，而决其出处进退者也。”
此外，在《戊申岁暮咏怀三首》中，白氏说：“人间祸福愚难料”，在《自咏》中说“无妨长福是单贫”，在《哭皇甫七郎中提》中说“多才非福禄，薄命是聪明”，都是“知足不辱”这一主导思想下的具体认识。 白居易又借史实来证实他对祸福的深刻认识，在《咏史》中，他说： 秦磨利刀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郦其。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作鸾凰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
诗中所引前两个历史事件，为通常读史者所熟知。李斯忠于秦朝，居丞相之职，而二世惑于赵高，终斩李斯。郦食其为刘邦出使齐国，因韩信用计而被齐王所烹。黄绮乃商山四皓之别称，秦末避乱于商山之四贤，后因张良用计而出为汉太子刘盈宾客。后世以为不愿为官者之典范。白居易有意将李斯、郦食其与四皓的作为与结局相比较，以前者为鱼肉，以后者为鸾凤，以前者为死亡，以后者为逍遥，而得出结论：祸福非天所为，乃人自寻耳。
白氏此一思想，复见于《感兴二首》：
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虽异匏瓜难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 鱼能深入宁忧钓，鸟解高飞岂触罗。热处先争炙手去，悔时其奈噬脐何。樽前诱得猩猩血，幕上偷安燕燕窠。我有一言君记取，世间自取苦人多。
白居易此一思想，不但用以自警，用以警示诸弟，且用以警示亲友。在《谕亲友》中，他咏道：
适情处处皆安乐，大抵园林胜市朝。烦闹荣华犹易过，优闲福禄更难销。自怜老大宜疏散，却被交亲叹寂寥。终日相逢不相见，两心相之一何遥？
如此，还不能自己，他又用以警示后生。在《闲坐看书贻诸少年》中，他咏道：
雨砌长寒芜，风庭落秋果。窗间有闲叟，尽日看书坐。书中见往事，历历知福祸。多取终厚亡，疾驱必先坠。劝君少干名，名为锢身锁。劝君少求利，利是焚身火。我心知已久，吾道无不可。所以雀罗门，不能寂寞我。
“我心知已久，吾道尤不可。”白居易是多么地以自己的得道而自豪，从而也可知他对自己的明哲保身哲学有多么坚定的信念。
又有《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一首，作者自注：“其日独游香山”。诗曰：“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诗中“忆牵黄犬”，用的是李斯的故事。李斯问斩于市，临刑前，叹道：想当年，牵黄狗出上蔡东门打猎，那是何等快活，今日欲再牵黄犬出门打猎，不可复得也!
“泥中曳尾龟”，语出《庄子·秋水》。其文曰：“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了解此两个典故之后，再回头看“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我们就可以知道白居易的意思是，虽然祸福不可预料，但只要以史为鉴，以老庄之言为戒，取一种“还须退步抽身早”的态度，并以此行事，则祸自可免，福自可来。
《戒药》一诗，读来发人深省：
促促急景中，蠢蠢微尘里。生涯有分限，爱恋无终已。早夭羡中年，中年羡暮齿。暮齿又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以之资嗜欲，又望延甲子。天人阴骘间，亦恐无此理。域中有真道，所说不如此。后身始身存，吾闻诸老氏。
从字面上看，此诗不难理解，但白居易炼丹服药之事，却不得不交待一番。 从白居易《同微之赠别郭虚舟炼师五十韵》可知，白居易中年曾烧丹服药，以求长生。陈寅恪先生在《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一文中，引用此诗后，说：“乃乐天纪其于元和十三年任江州司马时烧丹之事者，是岁乐天年四十七。然则乐天之中年曾惑于丹术可无疑矣。” 在本文大量引用，井加以简单讨论之后，总结一句：白居易的祸福感悟，来自其人生经历，也得力于道家思想。白居易的人生经历大起大落，而道家思想为中国哲学中最具辨证方法之思想，两者在白居易思维中相生相扶，最终使白居易的祸福感悟，成为一种确有成效的思想，而滋养着历代的白诗读者。
学习了. 谢谢.
人的一生，思绪万千。然而，真正可以让人想一辈子的问题并不多。在我眼里，最大的“祸”便是死亡，最大的“福”便是活着。死亡是让人一辈子都要去想的问题，这个问题一视同仁无可回避地摆在每个人面前。
如果人能永远活着或者活无数次，人生问题的景观就会彻底改变，甚至根本不会有人生问题存在了。人生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前提是生命的一次性和短暂性。不过，从只有一个人生这个前提，不同的人，不，同一个人可以引出不同的结论。也许，困惑正在于这些彼此矛盾的结论似乎都有道理。也许，智慧也正在于使这些彼此矛盾的结论达成辩证的和解。
普鲁斯特在他的《追忆逝水年华》中指出，时间才是真正的主角，而我们人类只不过是时间之河里的浮游生物。对普鲁斯特来说，时间是首要的，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处于似水的年华之中；空间是相对的概念，处于一个变化莫测的过程中间。而我们就处在这个过程之中。
孔夫子望着东流的河水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而现代人常把时间比作一条河，它从遥远的过去，流向无穷的未来，既不能停息，也不能倒退，而“现在”只不过是时间之河上的一点罢了。
我想，在时间之河中，万事万物都有自己命定的道路，一切都注定要走到尽头，一切都将在虚空中退出，一切都将消逝在毁灭里，消逝在时间之中。而我们所能做的，便是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留下一份对亲人、爱人、和朋友们真诚的爱，留下一份“永恒”的记忆。
我倒也赞同“祸福之门难以寻找，既然找不到，那不如不要寻找了，还是去吃酒吧。”
好吧，边城君，今年秋天去你那儿吃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