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又续）

上山下乡（又续）

我的家住在北京大学中关园的宿舍区，我最小的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我为她买了一把小提琴，找到清华大学里一位专门教小孩学琴的老师，这位老师姓李，大名记得是叫李雅妹。

李雅妹女士虽然私人教授钢琴和小提琴，但是并不公开招收学生。她只有看在私人交情的份上，才肯接收一两个小学生到她家里去学习。学生在每周的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可以到她家里去学习，按小时计报酬。一般情况，也就是每个学生一周一次，一次一个小时。

我为什么选择小提琴不选钢琴呢？因为学琴的学生在老师那里学完之后，需要回到家里反复练习，才能够达到巩固和熟练的程度。如果学钢琴，自己家里也必须有钢琴。但是，买钢琴太贵，而且家里已经挤得没有地方放钢琴了。

提起我让女儿学小提琴的事情，就要和我自己一段青少年时期的故事联系在一起。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她的年龄几乎和我的生母的年龄相当。在她上中学的时候，曾经拥有许多乐器，中国的吹奏乐器如洞箫、笛子，弹拨乐器如琵琶，外国乐器如小提琴，还有风琴，没有钢琴。那时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能有这些东西，也算是当时的“现代化生活”了吧！我听说过姐姐在学生时代用这些乐器招来许多同学，一起吹拉弹唱，一起排练节目，一同登台表演。姐姐经常是节目中的主角。她的“花样年华”是在父亲官运亨通的时候度过的，所以显得灿烂辉煌。后来她没有上大学，嫁给一个在昆明做生意的浙江大商家经理的弟弟做填房。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悠闲日子。打麻将是她每天的主要活动；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然后送到娘家，让她自己的母亲帮她照管。

她出嫁以后，所有的乐器都留在娘家。除了风琴放在屋里的一个墙角，后来送了人，其他乐器就占据着家里一个大柜子的下面两层的空间。我曾经受到这些乐器的诱惑。有一次掀开风琴的盖板，一只脚踩着风琴下面的踏板，一只手按着琴键，就听到发出优美动听的声音。我也有好几次打开柜门，看着这些诱人的琵琶和小提琴，禁不住要去碰一下琴弦。但是姐姐的母亲说了，姐姐的东西不能动。而我却为姐姐最终放弃这些乐器感到惋惜。

我没有姐姐那么幸运，因为父亲过早离开人世，家里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没有谁来教我学会任何一种乐器。我一直认为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件憾事。

在我自己有了孩子以后，我又想起了那些诱人的乐器，而且受了解放前夕清华大学那些教授夫人的影响，认为让孩子学会一种乐器，接触音乐，是一种有关“美德”的教育，可以培养孩子纯洁爱美的情操。而且，我总想在孩子身上寻找机会弥补一下我过去的遗憾。

女儿从老师那里学琴回来以后，我都陪伴着女儿，看着她练琴。从站立的姿势，小提琴摆放在颏下的位置，以及右手握弓的样子，都按照老师的要求来做。女儿的学习进步很快。我也很高兴。

到了1966年，聂元梓的大字报还没有出台，清华、北大两所学校的校园里面已经可以闻到火药味了，“学小提琴”受到一些人的奚落，嘲笑，认为这是没落资产阶级的东西。学琴的孩子们主动采取了罢课的行动，拒绝到李老师家里学琴。后来随着聂元梓大字报的出现，这样的活动更不能提起了。在“文革”中，听说李雅妹女士就是因为教小学生学小提琴和钢琴受到红卫兵严厉的斗争和批判。

女儿经过学习小提琴，增长了音乐方面的知识，她对唱歌跳舞都有兴趣，我又给她买了一个手风琴，她居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文革”中大家兴起唱毛主席语录歌的热潮，连唱带跳，歌颂毛主席是我们英明伟大的领袖。1968年她进入中学的时候，她拉着手风琴给同学伴奏，用文艺的形式宣传毛泽东思想。居然能够为同学组成的“毛泽东文艺宣传队”服务了。

她在68年进入中学，可她属于69届的毕业生，所以很快就面临着分配的问题。我正在担心和发愁的时候，听说他们这一届的学生要去生产建设兵团，有保卫边疆的重任。他们将要按部队编制，由解放军负责管理，还会给他们发军大衣，穿军服，每个月有32元人民币的工资。

我衷心希望她能成为兵团战士，我想他们这一批学生的年龄小，如果有解放军负责管理，而且又是集体生活，就可以放心了；一个月有32元的工资，比她的哥哥、姐姐都强！有一阵我听说她向学校表决心，要求去农村插队。当时一般都认为去农村插队是最艰苦的地方，我也是这样看的，所以我着急，心想女儿也太要强了，何必呢！

我有一个同事的儿子，和我的女儿在一个学校。于是，我和这个同事一齐到学校找到班主任老师，表示我们同意孩子去兵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女儿要求插队的事没有了下文。学校整个年级的学生，不作任何调动调整，就按照连队编制，采用“一锅端”的办法，都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据说在从事生产建设的同时，还有保卫边疆的战斗责任。据说那一带地方就是过去叫做“北大荒”的地方。听说那里有个劳改农场，是收容劳改犯的地方，57年有一些被划成右派的人就去北大荒的“劳改农场”，那里天寒地冻，生活十分艰苦。我一面担心孩子去了会受苦，一面想到无法改变的现实状况，于是考虑怎么给女儿准备行装的问题。我曾经到废品收购站买了一块棉毯的下脚料，赶着用棉毯拆出来的棉线织成一件背心（其实根本起不到防寒保暖的作用，可惜没有钱买毛线），给她做了一双棉手套，一双棉袜子。走的前几天，儿子也从山西回到北京，我和三个孩子游了一趟颐和园。到走的那天，把家里房檐底下鸡笼里喂不饱的瘦骨嶙峋的小鸡杀了，煮了一锅汤，几个人喝了。然后到火车站送行。

就这样，在半年里头，我的三个孩子都完成了“上山下乡” 的任务，开始走上他们自己独立而又艰辛的人生旅途。

过了几天，小女儿从兵团寄来几张照片，有一张是穿着军服，戴着军帽，扛着枪的全身照片，真是成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一名战士了！还有一张是穿着军大衣戴着翻毛的军帽的头像的照片。我反复看着照片，高兴和激动得我流出了眼泪。最后还和丈夫一起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的孩子是工、农、兵，改换门庭了！”

从此，我开始承担起在山西的儿子和黑龙江的女儿的后勤工作，只要他们在来信里提出什么要求，我都尽量想办法满足。我对小女儿过早地离开学校和家庭去独立生活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歉疚，虽然造成这种状态的责任并不在我。我给她写信总是在鼓励她，希望她在行动和思想上积极争取进步，如果有可能的话，也要积极争取加入“共青团”的组织。我希望她也能像那些没有家庭出身的包袱的人那样走一条革命的道路，能够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大概有时候我写的信不像是一个母亲给自己孩子的信，以至于孩子们笑我太“教条”。我知道，无论是从政治上和学业上孩子们都有进取心，但是政治上对他们的考核太严厉，最难过的一关就是要和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除非我带着孩子和丈夫分手，即便如此，他们也很难达到预期的要求，因为我有一个学生就有这种情况：父母分离了，孩子随着母亲过日子，但是领导对这个学生进行政治审查的时候，仍然和父亲的问题挂上了钩。确实，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是天生的血缘关系，不由自己选择。“文革”中党的“可教子女”的政策告诉这样的子女：“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但是，是必须付出艰辛的代价的选择。

除了从和孩子的来往信件中了解孩子的生活情况以外，我还从一些回北京探亲的孩子那里得到一些消息，比如到兵团的头一个冬天，女儿的手指头就红肿起来，患了冻疮。刚到兵团时，领导让女儿负责伙食管理的工作，要管理伙食帐目，这是她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稀里糊涂不知为什么就丢了一百多元伙食费，只好把自己好几个月的工资赔进去；

据说那里的黑土地辽阔无垠，种的庄稼长势特别好，只要肯干，就一定有收成。到了收获的季节，地里的庄稼一望无际，下地抢收庄稼的时候，要用三天的时间才能割完一垄。女儿割完了自己份内的一垄，还主动去帮助别人。说的是“抢收”，因为那里的冬天来得太快，而地方实在太大，庄稼种得太多，没有等兵团战士抢收完毕，一场大雪厚重地压住庄稼，就没法继续抢收，再好的庄稼，也只得让它留在地里过冬，成为第二年新播撒的种子的肥料。我不禁想到一个问题，“人多力量大”是好事，但是兵团战士的战斗精神，他们的士气是来源于对一种理想的追求；她们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拼命劳动，就是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促使理想成为现实。可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毁于一旦，能不感到懊丧吗？兵团的负责人难道没有一点预见性吗？他们难道不爱他们的战士吗？兵团战士用的是什么农具？能不能在农具上进行一下革命呢？应该知道只用我们的祖先使用了千百年的落后的生产工具是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革命”也应该想一想怎么革“镰刀”的命吧！

那时候，和女儿写信，首先要在信纸上抄写一段毛主席语录，那时的信封上也有打印好的毛主席语录，最常用的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要敢想，敢说，敢做。”“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一类鼓舞士气的语录。

女儿带去的手风琴在兵团也有了用处，她成了一名文艺宣传队的队员，有时宣传队演出文艺节目她给伴奏，有时自己写宣传稿件。我曾经听从兵团回北京探亲的人告诉我：有一次兵团需要抽调一部分人到一个叫做“建三江”的新地方去从事开垦，据说“建三江”的条件比原来兵团在的地方还要艰苦，女儿积极响应。去的时候，有些人在火车开往“建三江”的时候哭起来了，女儿带头唱起革命歌曲鼓舞士气，火车里的伙伴们立即破涕为笑，整个车厢里充满欢乐的气氛。

有些人回北京探亲了，女儿也不回来，听说那里的冬天，厨房里的水缸都结冰，洋白菜冻成了冰坨，不是用刀切，而是用刀砍，都砍不动。女儿托人带回来的东北大土豆，比北京的土豆大三四倍，可是埋在北京的土里，长出来的土豆又变小了。

有一次，一个女孩回北京探亲，到我家里来坐了一会儿，自然是把女儿在兵团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们，她特别提到女儿的身体健康情况，建议我们叫她回来休息一段时间，请医生看一看。我听了就很着急。但是，孩子大了，只能商量着办，急也没有用。

还有一次，让在北京工厂里工作的姐姐到黑龙江兵团去看她，回来之后告诉我，她们睡觉的地方很窄，每个人只有一小块地方，躺下以后连翻身都不容易。她们吃的都是白面馒头，这比插队的知青好一些。

那里的交通并不方便，连书信往来都受影响，投递的快件都会变成慢件。有一年一些兵团领导都放松要求，允许战士回家过冬，原因是当地无法解决兵团战士冬季取暖的问题。

可能是1972年，她回来探亲，正好在山西插队的儿子也回来了，他们父亲的历史问题也有了结论，已经能够和工农兵大学生一起到工厂去“学工”，到农村去“学农”了。老头子看见一家人又能聚在一起，一高兴，带头组织了一次郊游。全家五口人去爬长城，还留影；又去了十三陵。这总算有了点苦尽甘来的味道了。

[杨子]

分享你的经历，像回到了那个时代？
后来儿子、女儿如何了？

我也有一段写那个时代的一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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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更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