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我们孩子听什么故事长大

我们孩子听什么故事长大 薛涌 女儿在美国出生，自幼上幼儿园、讲英语、听美国孩子的故事。如今3岁了。我们作父母的，总希望她能够保持中文，学一点中国文化的东西。于是，请国内的亲友寄来许多中文的儿童读物，什么《西游记》呀，《哪吒闹海》呀，等等，等等，都是些传统故事，应是很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了。孩子看惯了英文的读物，一见这些风 格不同的中文书，更是新鲜得不得了，一天到晚缠著妈妈，“讲书！讲书！”闹个不停。 然而真给她讲起来，却发现根本讲不下去。比如上来先看的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先是见白骨精变成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孙悟空上来不由分说，一棍子打死。女儿从小读英文的儿童读物长大，哪里见过这场面，忙问妈妈：“他为什么打小姐姐呀？小姐姐怎么啦？”她一边说，小手还一边指著被打死在地上的“小姐姐”。一 会儿，白骨精又变成一个找女儿来的老奶奶，孙悟空立即又一棍子将她打死。女儿又问：“他怎么打老奶奶呀？”下面几页，白骨精变成了个和蔼可亲的“老爷爷”，结局当然还是死于金箍棒下，女儿还是要大惑不解地问，大人还是要满头大汗地给她解释。但不管你怎么解释，你无法向她说明为什么可以打人，为什么要使用暴 力。 孩子上美国的幼儿园，无论如何是接触不到这些东西的。在美国，不仅是三、四岁的小孩子，即使在大一点的孩子的教育读物中，也没有这些。老师带著孩子观察动物、昆虫，培养他们热爱生命的价值。在三、四岁时，这些孩子不用说见不得打死人，就连打死动物的场面也没见过。 我们这一代当年是看“三打白骨精”的故事长大，而且都会背诵“金猴奋起千钧棒”的诗句。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是“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儿”、“知人知面不知心”。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去骗人，但在我们的世界里，别人要随时来骗我们、害我们。我们对人要象孙悟空一样坚决地、不留情地“斗争”。 再看看其他的故事，什么《东郭先生与狼》呀，什么《农夫与蛇》呀，所宣扬的价值，无非是如何警惕他人，如何不能心慈手软。曹操当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残酷名言，令世人不寒而栗。但是我们的文化从小对孩子灌输的，是否也是类似的价值呢？ 对于儿童而言，美国是个很危险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比中国还危险。但是人家从小教育孩子，重点还是教孩子如何信任别人，如何尊重别人，如何珍惜生命。而我们的读物里面，总是教育孩子如何不去相信别人：一个可爱的女孩，一个善良的老奶奶，一个和蔼的老爷爷，都不可信，都可能是妖怪，最后无不用杀、杀、杀来主持正义。对这样长大的孩子，你还指望能教育他们“诚信”么？ 记得“史学之父”希罗多得在他记述希波战争的《历史》中，谈及波斯的专制君王在征讨希腊城邦联盟前讲的一段话：“那些希腊人非常愚蠢。他们跑到市场上，一起发誓说‘我们彼此信任’，然后就做起生意来，对这样一句空话还挺当真！”他所指的，主要是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中的事情。在他看来，这些人头脑简单，轻信他人，不如他老谋深算，很容易征服。谁知最后他那数倍于人的远征军被小小的希腊城邦联盟彻底毁灭。 《历史的终结》一书的作者福山，曾写过一本《信任》，称西方文明及日本的成功在于其社会中有信任感，而象中国这样的社会则缺乏信任感，中国人作生意时只相信自己家里的人，因而很难扩大经营规模，等等。无论对这一理论如何评价，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从小对孩子灌输的，还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信条。“三打白骨精”也好，“农夫与蛇”也好，“东郭先生”也好，都是这一哲学在儿童教育中的贯彻落实。象唐僧这样心地善良、爱把人往好处想的人，不仅成不了人们模仿的榜样，反而是个迂腐、昏庸的笑料。 当然，不管“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多么暴力，这暴力后面总还有一套道理。毕竟我们的社会还不那么安全。《哪吒闹海》就更出圈儿了。小哪吒刚刚生下来不久，形象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他跑到海里玩耍，搅得海水不静，东海龙王派自己的两个儿子来看个究竟。谁知见了哪吒话不投机，哪吒一下子把他们全打死了，而他的 样子还是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就象女儿幼儿园了的小朋友一样。看到这里，我恨不得把女儿的眼睛给捂上。孩子们在幼儿园里，互相之间为了个玩具常常冲突，老师总是借机教育他们，要分享你们的东西，要争得对方的同意，要通过谈话解决纠纷，不能容许有一点暴力。而我们的书，对这种无缘无故的暴力行为不是谴责，反而为之叫好：看小哪吒多有本事！ 记得小时候带我长大的保姆，是一个从农村来的文盲，但她总是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一说《西游》）”。如今，《三国演义》也好，《西游记》也好，《水浒传》也好，都成了我们的文化遗产。可是你看看这些书里，“英雄”杀起人来，常常没有个是非。李逵要是“杀起性来”，那基本上是见人就砍，读者看了跟著说“痛快”！你也见不到作者对开人肉包子店的孙二娘有什么道义上的谴责。 难道我们还要坐视我们的孩子读这些东西长大吗？难道我们不该想想我们给孩子带来了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吗？难道我们不该对我们的文化有所反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