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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3月16日 - 六十一人叛徒案

(2008-03-17 10:35:20) 下一个




    1967年3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制造了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叛徒集团案”,以此作为向刘少奇开炮的重型炮弹。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江青、康生一伙首先指令“彭真专案组”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然后,在8月18日“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又私下授意红卫兵代表,揪斗这些老干部。9月16日,康生致信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间的北京报纸,从他们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还随信附上了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1936年说起。

    1936年三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历经艰险,来到华北,作为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并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到天津后,面临新的工作和所处的环境,深感“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华北党组织连续造成的严重损失。这里党组织遭破坏,党员干部被捕,干部严重不足。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外,其他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眼下,特别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就更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领导干部。

    1936年4月的一天,刘少奇见到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两人谈了华北的形势,刘少奇陷入深思。这时,柯庆施灵机一动,突然想到,当时,“北平军人反省院”(因地处北平草岚子胡同,通常称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这批干部主要是三十年代初期因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大破坏而被捕的。他们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到1936年时,还有六十多人被继续关押着。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这批幸存下来的干部,是党的一笔宝贵财富,如果能将他们营救出来,可以大大加强华北地区的干部力量。而且,日本侵略者近期进攻华北已不可避免,如果让这批干部落入他们之手,将很难生还。

    于是,柯庆施对刘少奇说: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考虑到抗战缺少干部,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狱中的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及早出狱。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北方局干部奇缺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日寇占领北平后,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刘少奇闻言,低头沉思,他当然清楚所谓“履行出狱手续”意味着什么。更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最后他点点头,缓缓地说:我个人同意。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一个特殊措施,有利于党的事业。但他也深深感到,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责任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于是,刘少奇立即请示中央。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十分重视,同在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后,很快批准了这个要求。

    1936年6月,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的批复,立刻把这件事交由柯庆施去执行。柯庆施当即派地下党员徐冰(公开身份是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同孔祥祯取得联系。孔祥祯1931年被捕,入草岚子监狱,曾任监狱中的秘密党支部书记,1932年因病保外就医,出狱后以家庭教师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孔祥祯设法给当时监狱党支部负责人之一的殷鉴秘密送去一封信。大致意思是: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争取早日出来。

    1936年7月,北平军人反省院。高高的围墙上安着电网,四周和大门都有岗哨,戒备森严。当时正担任狱中党支部书记的薄一波和支部委员刘澜涛、殷鉴,收到北方局要他们履行出狱手续的密信后,正疑虑重重。他们担心这是敌人设下的又一个圈套,于是同少数骨干商议,决定不予执行,也不在党员中传达讨论。

    北方局送信到狱中已三个月,仍不见回音。刘少奇决定,通过孔祥祯给狱中党支部写第二封信。信中说:党组织营救你们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上次去信后不见你们的行动,现再做如下指示: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考虑到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党认为,为了争取你们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敌人出狱手续。这样做是符合党的最大利益的。党认为你们过去坚持不在敌人“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做得完全正确。但是,你们那时的斗争,还是在小圈子、小范围内的斗争,现在要求你们出来在广阔范围内作斗争。现在形势变了,国民党“安内攘外”,登“反共启事”司空见惯。正因为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所以你们更有条件,这是特定条件下所作的决定,不是常例。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就要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

    这时,狱中党支部已经改选,支部书记是赵搏,支委是杨献珍、张友清。他们同骨干分子讨论后,考虑到党的纪律,准备将中央指示付诸讨论,征求狱中全体党员意见。

    为了证实这两封信是否真是中央的指示,支部又通过另外的通讯办法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上再次说明,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的,随信还附有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抄件。

    支部终于判定:确系中央指示。他们作出了“准备执行”的建议,交全体党员讨论。讨论结果,一致同意服从组织决定。

    1936年9月上旬的一天,薄一波等9人第一批出狱了。

    北平,太庙茶馆。熙来攘往的人流络绎不绝,小商小贩的叫卖声喊成一片。薄一波同孔祥祯并肩走向茶馆,他是来和北方局党组织接关系的。到了茶馆门口,孔祥祯留在门外了望,薄一波一个人走了进去。迎接他的正是徐冰。两人紧紧握手,徐冰问了薄一波的住址,向他交代了接头的暗语,然后匆匆离开。

    按照地址,柯庆施找到了薄一波,说:“让你们出来是刘少奇、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的。你门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才出来呀!”言毕,哈哈大笑。

    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分作九批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陆续出狱。出狱后他们被中共党组织分配到山西、河北、天津等地,重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开始新的工作,从而大大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

    1944年3月,抗日战争已开始局部反攻。党的七大准备工作正着手进行。
宝塔山下,春风杨柳,红旗飘飘。。

    薄一波作为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从晋冀鲁豫解放区赶到延安。住在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参加统一的学习和审查。当时,他还是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是刘伯承。

    从草岚子监狱出狱的党员中,有七大正式代表l2人,候补代表2人。

    薄一波到延安第二天,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北平5年半的狱中斗争,毛泽东连连赞赏。之后,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又找薄一波谈话,说:你们出狱,中央完全知道。

    薄一波提出,应把他们1936年出狱的问题向七大作出报告,把过程讲清,作结论。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任弼时正式说明了这件事。委员会对薄一波等人的出狱问题,作出明确结论,认为适合代表资格,并提交七大代表一致通过。

    当时,康生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还曾当面对薄一波赞扬说:北方局的一大功劳就是营救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干部出狱。

    这段历史中共中央早有定论,但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康生一伙,却又将它作为一桩历史疑案,重新提出,别有用心,无事生非。他们为了借机陷害这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全国掀起了“揪叛徒”的浪潮,把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出狱,说成了“自首叛变”,说成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为此,还搞假证,进行诬陷,欺骗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欺骗各中央委员。在他们煽动下,经毛泽东同意,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这一文件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革”期间,这批人尚有四十人健在,其中有二十二个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乃至国务院副总理的领导职务。当时不但这四十位老同志惨遭迫害,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亲友,老部下几乎全部受到株连,据说受审查受迫害的人数有成千上万。这起冤案就是这样造成的。

    更有甚者,他们怕张闻天如实说出当年中央批准北方局建议的事实经过,还对其进行了威胁和关押监护。

    1968年4月的一天,两名干部模样的人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找到了张闻天。庐山会议后,张闻天便被罢免了一切职务,离开政坛,在经济研究所当了一名特邀研究员。来人自称是“康老”派来的,他们严厉地对张闻天说:“1936年薄一波等人出狱的案件,被你从中把水搅浑了。这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干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你应替你的子孙后代留条后路!”原来,南开大学红卫兵在此之前曾向张闻天追问薄一波等人出狱的问题。由于事隔多年,张闻天为了慎重起见,将回忆的情况,先给康生写了封信,请他查查中央原来的档案,以证实当时的情况。     

    给康生连写了两封信,均杳无回音。张闻天无奈,只好决定由他个人负责,承认是自己批准的。于是,祸从天降。 1968年5月16日下午,一个排的武装士兵将张闻天夫妇带走,实行关押监护。直到1969年的10月20日,监护才被解除。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真理终会战胜邪恶,问题总会水落石出。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1978年,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顶住种种压力,积极拨乱反正,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因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这一特大冤案很快得到平反。这批老同志也才从“叛徒身份”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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