柞里子“由弃女童案而想到的”一文，招致一些谩骂，也招致一些非议。谩骂就不去管它了。非议大抵将柞里子有关秉性遗传的说法误解为血统论，有必要予以澄清。
人的秉性，如同相貌与声音一样，基本上得自其亲。这种通过基因而致的遗传，乃是不争的事实，但凡否认者，或出于政治的动机，故意为此自欺欺人之谈；或出于误解与被误导，遂有此误信。
不过，可以遗传的内容，仅仅是“内在的秉性”，不能推广或引申至任何外在的表现，比如“政治态度”、“意识形态倾向”、“生活方式”等等。
以生活方式为例。某人生活在30年代的上海，秉性喜欢赶时髦，其生活方式表现为非西式裙不穿，以不会英语为耻，以出入英美大亨的舞会为荣。其女继承其喜欢赶时髦的秉性，然因生活在50年代的北京，故其生活方式表现为非列宁装不穿，以不会俄语为耻，以出入苏联专家的舞会为荣。西式裙不等同列宁装，英语不等同俄语，英美大亨不等同苏联专家，然而，母女追求时髦的秉性并无二致。
“秉性”的可遗传性，也不能为“秉性”的鉴别，比如“优劣”、“高下”等等，提供任何可以凭借的基础。“好”的秉性可以遗传，“坏”的秉性同样也可以遗传。遗传与否，与秉性之优劣无关。肯定“遗传”，只是肯定秉性的可传递性，无予秉性的品质。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的根源，是自以为比其他种族高明、优越。这种“以为”，不可能从“秉性”的可传递性推导而出。故但凡以为肯定秉性遗传，等同或导致种族主义或种族歧视者，皆出于对秉性遗传说的误解。
秉性遗传说可以为种族秉性的稳定说提供基础，倘若种族的秉性不稳定，则种族主义无从而鼓吹之。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不过，秉性的稳定与否，也与秉性的优劣无关。种族的“好”秉性可以稳定，种族的“坏”秉性也可以稳定。但凡因秉性遗传说导致种族秉性稳定说，从而以为秉性遗传说间接导致种族主义或种族歧视者，皆出于对种族秉性稳定说的误解。
文革初起之时，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立夫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俗称之为“血统论”。其词汇的选择，不必一一细究。比如，“老子”，不必拘泥为“父”；“儿”不必拘泥为“男儿”。总之，这所谓的“血统论”，包含两层意思。
其一：但凡父母是共产主义革命者，其子女必然如此。但凡父母是共产主义反革命，其子女也必然如此。
其二，但凡是反革命及其子女，都该死。
支持或反对共产主义革命，是一种“政治态度”或“意识形态”，不是“秉性”，是不可遗传的。可遗传的有关秉性，是有无“造反的倾向”。
具有“造反倾向”的人，可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反革命”。具体为何？取决与社会形势、个人利益，以及个人的其他性格。比如，在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形势下，具有“造反倾向”、可以从造反中获得利益、同时具有造反胆量者，极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倘若社会形势为无产阶级专政，同样一个具有“造反倾向”的人，如果可以从造反中获得利益，而且具有造反的胆量，则极可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反革命”。
血统论的错误之一，在于把不可遗传的外在表现误解为可以遗传的内在“秉性”。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但凡“革命者”出身，皆为既得利益者，因而不大可能从造反中获得利益。故无论其秉性有无“造反的倾向”，其外在的表现，都不会具有“反动”的动机。反之，但凡“反革命”出身，皆为利益丧失者，无论其秉性有无“造反的倾向”，都可能从造反中获得利益，因而具有“造反”的动机。动机的有无，来源于利益，而不来于秉性，与遗传或血统无关。血统论鼓吹者忽略或不曾认识到这一点，从而错误地将动机的根源推断到遗传或血统之上。
革命与反革命，不过是相对的观点。正确与错误，也不过是相对的观点。以为但凡与自己相反者，皆为“反革命”的想法，是唯我独尊的想法。唯我独尊，是导致思想钳制、阶级压迫、民族迫害等等等等的根源。
血统论的错误之二，在于鼓吹唯我独尊之说。这一错误，与秉性遗传说风马牛不相及。
唯我独尊的心态，大致上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打击、迫害、奴役为第一种；因蔑视而歧视之为第二种；因怜恤而提携之为第三种。
纳粹德国之迫害犹太，美国白人之奴役黑人，皆属于第一种。
美国白人之施行种族隔离为第二种。
美国白人的某些反隔离措施，比如巴士法，属于第三种。
不言而喻，三种之中，以第一种最为恶劣。
文革时的血统论，旨在打击与迫害政治上的异己分子及其子女，虽与种族主义或种族歧视无关，正属于最恶劣之第一种。
血统论的错误之三，在于此。这一错误，也与秉性遗传说风马牛不相及。
有些人从根本上反对秉性可以遗传，以为秉性是教育的结果，是环境使然。窃以为这样的想法，大都亦皆因把“外在的表现”误解为“内在的秉性”。
如果不是出于这样的误解，那么，不妨想一想：为什么同样的教育，同样的环境，孕育出不同的德行？烧杀抢掠偷盗奸淫，古今中外的教育皆诋毁之。如果教育能使人去恶，为什么烧杀抢掠偷盗奸淫的行径，古今中外不绝？
道德教育并非无用。但其用，在于“提高”道德的“水平”，而不在“赋予”道德的“存在”。一切外因，皆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秉性是内因，教育与环境是外因。缺乏某种秉性，无论外因为何，无从使之有。既无有，焉能使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