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你要“右派”忏悔什么? ——与司鹏程先生商榷
发布者 yq 在 07-06-29 08:40
请您惠顾赞助商
鼓励其长期支持CND
Quality Brand!
严家伟
最近，在《民主论坛》上读到署名司鹏程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右派”，你们为什么不忏悔》。（以下简称“司文”）虽然此君在文末也声明该文不针对任何人，并对当年“右派”们的遭遇表示同情。但纵观全文，全是对当年这些受害者的谴责与挞伐，好象这些人是自作孽活该受罪，甚致将“右派”“定性”为“自上贼船，为虎作伥”，简直是“死有余辜”了。个人作为当年反右运动的受害者，至今未获“改正”的“右派”中的一员，对司先生的高论殊难苟同。
一
“协助中共夺权”，是“司文”加于“右派”们的第一条大罪，好象当年若不是这些“右派”们大力支持中共，共产党怎能那么快取得胜利。既然如此，你们遭难也是自食苦果了。在这里“司文”举出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为例，以证其所言非虚。但他却故意“忽略”了一点，即五七年被划为右派的人数，官方宣称的是55万多，实则以各种方式入“右册”的应在百万以上，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年青一代的青年干部，大学生，教师，文艺工作者，科技人员甚至小到十几岁的学生娃娃，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与“协助中共夺取政权”扯不上边。如果真要说帮助中共夺取政权的“头号功臣”，应是数以亿计的广大农民，他们相信了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作主人”的号召，成了中共解放军兵力的主要来源，以排山倒海的“人海战术”，冲垮了国民党的道道防线，最后把毛送上了中南海的龙椅。然而毛取得政权后，最大的受害者也正是他们，直到今天他们仍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按照司先生的逻辑，这些农民也是咎由自取，活该受罪了吗？
政治人物，在取得政权前，以各种诱人的许诺，号召欺骗民众，为其效劳，取得政权后却背信弃义，食言自肥，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作为社会舆论，或评价历史，受到责备的当然应是背信弃义的政治人物而决不应是受欺骗的众生。何况当年毛泽东利用蒋介石政权独裁，腐败的弊端，把他自已打扮成高举民主，自由大旗的“斗士”，其欺骗伎俩，表演手法，在当时堪称“超一流的高手”。受骗者甚至包括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这样杰出的政治家。这种大奸似忠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也并非仅毛一人。“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下士时，假若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是后人咏史的诗句。说明高超的骗术，虽不能骗人于永远，却可在一定的短时间内骗倒许多人，包括聪明和杰出的人。而司先生不谴责骗人者，却一味怪罪受骗上当的人，没有孙悟空的金晴火眼，不能一眼看穿白骨精，你们就是愚昧，就是该倒霉。以这样“事后诸葛亮”的“高人” 姿态来教训别人，恐怕很难令人信服，到反而令人怀疑这位“高人”究竟是在帮谁张目，替谁辩护。
至于司先生指出的储安平，罗隆基等人已经查觉到了毛的独裁更胜于蒋，仍然要一条道走到黑。即使完全属实，也只是少数人的问题。以少数几个人来概括百万“右派”都是中共骗人的“同路人”，“支持者”，未免太以偏概全了吧！
二
“司文”另一以偏概全的手法，是把“反右”说成是“一次文雅的政冶运”。我不知身居海外的司先生来没来过大陆，从他文中所举的几个“文雅”例子，都是毛泽东所谓的“上层头面人物”，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为了“国际影响”，对这些人“文雅”一点，那是中共的一种高明策略，说白了就是要装点一下门面，以显示“我党”的宽大为怀。能享受这类特殊待遇的最多不过一，两千人，而且主要是在北京“首善”之区。越往下走，越到基层，越到一般民众，则离文明越远，只有赤裸裸的残酷与野蛮。一旦被划为右派，接踵而至的就是残酷批斗，无情打击。挂牌，游街，“君子”动口也动手；侮辱，漫骂，父母妻儿皆株连。接下来，轻则砸饭碗，断其生计，送管制，交“群众”监督。重则不经司法程序，便送劳教；任意罗织罪名，一纸送入大牢。“四·一五”，夹边沟，新鬼烦冤旧鬼哭；沙坪农场，中川铁厂，荒野白骨无人收。这难道就是“司文”说的反“右派”，“是人民内部矛盾”，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嗟乎，一入右册，哪个不是血泪斑斑？当上右派，谁人不是妻离子散？而司先生就拿那么几个上层头面人物（而且主要是在北京的），再加上毛泽东在官样文章里，满嘴仁义道德，口惠而实不至的许诺，诸如什么“对右派的处理要比较宽大，要留一条路让他们走，使他们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便断定“反右”是“文雅的政治运动”。请问：“文” 在哪里？“雅”在何处？真不知此君是高度无知，还是偏见使然。
三
“司文”对“右派”们的另一苛责，是说右派们缺乏骨气，谓他们反右前是在“为虎作伥”，反右后又“诚惶诚恐葡伏在毛的脚下为独裁者张目”，不仅检讨，认错，甚至互相揭发撕咬，以求自保。在中国这样一个君权至上，官本位至上的国度里，几千年封建传统，造成民主意识的缺位，再加上毛泽东空前的暴烈独裁，使中国的知识份子既无法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甚至连个人的吃饭，穿衣，家庭住房，孩子读书……也得仰中共之鼻息，在如此完全寄人篱下的生存空间里，他们表现出十分软弱是不争的事实。其实又何止是知识份子，当 1949年伟大领袖南面称孤，宣布他老人家“站起来了”之日，当时中国已是“六亿人民齐下跪，更无一个是男儿”了。但司先生对此不仅缺乏理性的分析，不仅不抱任何同情悲悯之心，反而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在那里以仇视，鄙视的眼光横挑鼻子竖挑眼，任意调侃，嘲弄，一副教训人的口吻，按照他的意思，右派们一个个都应该去壮烈牺牲。甚至成为“人体炸弹”，与对方同归于尽。既然你们做不到这些，今天便没资格再谈什么。这位先生是不是也太有点“站着说话腰不疼 “了？假如你当年也有幸来到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躬逢无产阶级专政之“盛世”，甚而一不小心也成了”右派“，你不一定比那些“老右”高明，杰出到哪里去！说不定还不如我这个当年的“顽固份子”。当然，先生身在“华府”，洪福齐天，这种可能自不存在。不过正如一个胃子里装满了鱼肉的人，可以夸口说“一天不吃饭，精神照样好”但如果饿他三天后，再请他来发高论，那“牛气”也许就要荡然无存了。
不过据我所知，在中国的“右派”中，既有象林昭、冯元春这样名闻遐迩的巾帼英雄，也有不见经传，鲜为人知如周居正、杨应森、戚学义这样视死如归的壮士。他（她）们是圣女，壮士，英烈，其圣德，壮举足以青史留名。作为后死者，我们应该景仰他（她）们，但任何人都无权将这种圣德拿去强求别人必须作到，如果圣德每个人都可以作到，那么它就不成其为圣德，而只是象“不许说谎”这样一种“常德”了；如果非要别人作到圣德不可，非要别人当烈士不行，否则便要对人家嬉笑怒骂，讽刺挖苦，那么此人就是存心要用圣德杀人。这样的人很多都是与官方有特殊关系的，还是离他远一点，时刻防着他点为好。
四
“平反，平反，平个鸟反”！这是“司文”中出口成“脏”的一大“亮点”。按“司文”的逻辑，他首先把上百万的右派通通定性为建立独裁专制政权的“共犯”。然后笔锋一转，破口大骂道：“你们有什么资格借助‘平反’，为杀人者附上正义的标签？中国社会不需要你们这种奴才对主子专制合法性的认同，相反它需要的是对罪恶的清算和彻底的历史反省”。壮哉，斯言也。在这里司先生摆出了一付正义化身的姿态，根本不顾中国现实的客观环境，要当年的右派们必须马上去“彻底清算”中共的罪恶，你们若做不到这一点，你们就是一群对“专制合法性认同”的“奴才”。当然，站在大洋彼岸唱这样的高调，既无任何风险，一点也不费力。但司先生如果是大陆居民，你敢把这样的话在网上或你的博客里，真名实姓的说出来，那么有关部门以“颠复政府罪”，请你去观赏观赏铁窗风光，就肯定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也敢说你没这个胆量。
其实，世界上任何事，都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强求一步到位。“右派”们要求平反当年的冤案，正是对当年毛泽东独裁专制，迫害众多无辜的彻底否定。要毛的政冶继承者，对这一历史问题向人民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如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中国民主进程上的一个重大进步。这怎么是对“专制独裁的认同”，怎么又成了是 “给杀人者贴上合法的标签”？如按“司文”的这种荒唐逻辑，那岂不是接受了日本对中国被强征的劳工的道歉和赔偿，就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合法性的认同” 吗？台湾民众接受了对二二八事件的道歉和赔偿，就是对国民党政府独裁专制“合法性的认同”吗？司先生为了蛊惑人心，制造乱局，已经到了常识都不顾的地步了。
众所周知，在中国目前还远未实现民主政治，还仍然处于中共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右派”们要求彻底平反当年冤案，也是在当前国内政治体制内，一种合法的维护人权的诉求与抗争。是一种正视客观实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维权行为。而司先生却不顾中国的客观现实，以他那些似是而非，极富煽动性的“革命”语言，叫已七老八十的“右派”们去与现政权对抗，搏斗，进行所谓“彻底”的“清算”。你老兄在大洋彼岸说得比这更“激进”些也无妨，你有本事就到中国大陆来为“右派”们作个“代言人”试试看。这种“吹牛不上税”的“豪言壮语”，人们听得多了，对解决实际问题，对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只能起到拔苗助长的作用。
就算我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吧，司先生是不是对当年右派们一个个未能“壮烈”，深感遗憾，因而还要苦心孤诣，再制造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必将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置之死地而后快。以便为党国消除一个可能危害社会的，不安定的“隐患”。若是如此，就请免了吧，今日尚幸存健在的“右派”，已不是当年那些容易受骗上当的毛头小伙了。
该忏悔的，不是那些当年的“右派”，而是司鹏臣这样别有用心的人！
□ 观察
相关链接：
司鹏程：“右派”，你们为什么不忏悔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7089
发布者 yq 在 07-06-29 08:40
请您惠顾赞助商
鼓励其长期支持CND
Quality Brand!
严家伟
最近，在《民主论坛》上读到署名司鹏程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右派”，你们为什么不忏悔》。（以下简称“司文”）虽然此君在文末也声明该文不针对任何人，并对当年“右派”们的遭遇表示同情。但纵观全文，全是对当年这些受害者的谴责与挞伐，好象这些人是自作孽活该受罪，甚致将“右派”“定性”为“自上贼船，为虎作伥”，简直是“死有余辜”了。个人作为当年反右运动的受害者，至今未获“改正”的“右派”中的一员，对司先生的高论殊难苟同。
一
“协助中共夺权”，是“司文”加于“右派”们的第一条大罪，好象当年若不是这些“右派”们大力支持中共，共产党怎能那么快取得胜利。既然如此，你们遭难也是自食苦果了。在这里“司文”举出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为例，以证其所言非虚。但他却故意“忽略”了一点，即五七年被划为右派的人数，官方宣称的是55万多，实则以各种方式入“右册”的应在百万以上，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年青一代的青年干部，大学生，教师，文艺工作者，科技人员甚至小到十几岁的学生娃娃，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与“协助中共夺取政权”扯不上边。如果真要说帮助中共夺取政权的“头号功臣”，应是数以亿计的广大农民，他们相信了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作主人”的号召，成了中共解放军兵力的主要来源，以排山倒海的“人海战术”，冲垮了国民党的道道防线，最后把毛送上了中南海的龙椅。然而毛取得政权后，最大的受害者也正是他们，直到今天他们仍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按照司先生的逻辑，这些农民也是咎由自取，活该受罪了吗？
政治人物，在取得政权前，以各种诱人的许诺，号召欺骗民众，为其效劳，取得政权后却背信弃义，食言自肥，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作为社会舆论，或评价历史，受到责备的当然应是背信弃义的政治人物而决不应是受欺骗的众生。何况当年毛泽东利用蒋介石政权独裁，腐败的弊端，把他自已打扮成高举民主，自由大旗的“斗士”，其欺骗伎俩，表演手法，在当时堪称“超一流的高手”。受骗者甚至包括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这样杰出的政治家。这种大奸似忠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也并非仅毛一人。“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下士时，假若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是后人咏史的诗句。说明高超的骗术，虽不能骗人于永远，却可在一定的短时间内骗倒许多人，包括聪明和杰出的人。而司先生不谴责骗人者，却一味怪罪受骗上当的人，没有孙悟空的金晴火眼，不能一眼看穿白骨精，你们就是愚昧，就是该倒霉。以这样“事后诸葛亮”的“高人” 姿态来教训别人，恐怕很难令人信服，到反而令人怀疑这位“高人”究竟是在帮谁张目，替谁辩护。
至于司先生指出的储安平，罗隆基等人已经查觉到了毛的独裁更胜于蒋，仍然要一条道走到黑。即使完全属实，也只是少数人的问题。以少数几个人来概括百万“右派”都是中共骗人的“同路人”，“支持者”，未免太以偏概全了吧！
二
“司文”另一以偏概全的手法，是把“反右”说成是“一次文雅的政冶运”。我不知身居海外的司先生来没来过大陆，从他文中所举的几个“文雅”例子，都是毛泽东所谓的“上层头面人物”，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为了“国际影响”，对这些人“文雅”一点，那是中共的一种高明策略，说白了就是要装点一下门面，以显示“我党”的宽大为怀。能享受这类特殊待遇的最多不过一，两千人，而且主要是在北京“首善”之区。越往下走，越到基层，越到一般民众，则离文明越远，只有赤裸裸的残酷与野蛮。一旦被划为右派，接踵而至的就是残酷批斗，无情打击。挂牌，游街，“君子”动口也动手；侮辱，漫骂，父母妻儿皆株连。接下来，轻则砸饭碗，断其生计，送管制，交“群众”监督。重则不经司法程序，便送劳教；任意罗织罪名，一纸送入大牢。“四·一五”，夹边沟，新鬼烦冤旧鬼哭；沙坪农场，中川铁厂，荒野白骨无人收。这难道就是“司文”说的反“右派”，“是人民内部矛盾”，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嗟乎，一入右册，哪个不是血泪斑斑？当上右派，谁人不是妻离子散？而司先生就拿那么几个上层头面人物（而且主要是在北京的），再加上毛泽东在官样文章里，满嘴仁义道德，口惠而实不至的许诺，诸如什么“对右派的处理要比较宽大，要留一条路让他们走，使他们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便断定“反右”是“文雅的政治运动”。请问：“文” 在哪里？“雅”在何处？真不知此君是高度无知，还是偏见使然。
三
“司文”对“右派”们的另一苛责，是说右派们缺乏骨气，谓他们反右前是在“为虎作伥”，反右后又“诚惶诚恐葡伏在毛的脚下为独裁者张目”，不仅检讨，认错，甚至互相揭发撕咬，以求自保。在中国这样一个君权至上，官本位至上的国度里，几千年封建传统，造成民主意识的缺位，再加上毛泽东空前的暴烈独裁，使中国的知识份子既无法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甚至连个人的吃饭，穿衣，家庭住房，孩子读书……也得仰中共之鼻息，在如此完全寄人篱下的生存空间里，他们表现出十分软弱是不争的事实。其实又何止是知识份子，当 1949年伟大领袖南面称孤，宣布他老人家“站起来了”之日，当时中国已是“六亿人民齐下跪，更无一个是男儿”了。但司先生对此不仅缺乏理性的分析，不仅不抱任何同情悲悯之心，反而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在那里以仇视，鄙视的眼光横挑鼻子竖挑眼，任意调侃，嘲弄，一副教训人的口吻，按照他的意思，右派们一个个都应该去壮烈牺牲。甚至成为“人体炸弹”，与对方同归于尽。既然你们做不到这些，今天便没资格再谈什么。这位先生是不是也太有点“站着说话腰不疼 “了？假如你当年也有幸来到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躬逢无产阶级专政之“盛世”，甚而一不小心也成了”右派“，你不一定比那些“老右”高明，杰出到哪里去！说不定还不如我这个当年的“顽固份子”。当然，先生身在“华府”，洪福齐天，这种可能自不存在。不过正如一个胃子里装满了鱼肉的人，可以夸口说“一天不吃饭，精神照样好”但如果饿他三天后，再请他来发高论，那“牛气”也许就要荡然无存了。
不过据我所知，在中国的“右派”中，既有象林昭、冯元春这样名闻遐迩的巾帼英雄，也有不见经传，鲜为人知如周居正、杨应森、戚学义这样视死如归的壮士。他（她）们是圣女，壮士，英烈，其圣德，壮举足以青史留名。作为后死者，我们应该景仰他（她）们，但任何人都无权将这种圣德拿去强求别人必须作到，如果圣德每个人都可以作到，那么它就不成其为圣德，而只是象“不许说谎”这样一种“常德”了；如果非要别人作到圣德不可，非要别人当烈士不行，否则便要对人家嬉笑怒骂，讽刺挖苦，那么此人就是存心要用圣德杀人。这样的人很多都是与官方有特殊关系的，还是离他远一点，时刻防着他点为好。
四
“平反，平反，平个鸟反”！这是“司文”中出口成“脏”的一大“亮点”。按“司文”的逻辑，他首先把上百万的右派通通定性为建立独裁专制政权的“共犯”。然后笔锋一转，破口大骂道：“你们有什么资格借助‘平反’，为杀人者附上正义的标签？中国社会不需要你们这种奴才对主子专制合法性的认同，相反它需要的是对罪恶的清算和彻底的历史反省”。壮哉，斯言也。在这里司先生摆出了一付正义化身的姿态，根本不顾中国现实的客观环境，要当年的右派们必须马上去“彻底清算”中共的罪恶，你们若做不到这一点，你们就是一群对“专制合法性认同”的“奴才”。当然，站在大洋彼岸唱这样的高调，既无任何风险，一点也不费力。但司先生如果是大陆居民，你敢把这样的话在网上或你的博客里，真名实姓的说出来，那么有关部门以“颠复政府罪”，请你去观赏观赏铁窗风光，就肯定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也敢说你没这个胆量。
其实，世界上任何事，都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强求一步到位。“右派”们要求平反当年的冤案，正是对当年毛泽东独裁专制，迫害众多无辜的彻底否定。要毛的政冶继承者，对这一历史问题向人民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如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中国民主进程上的一个重大进步。这怎么是对“专制独裁的认同”，怎么又成了是 “给杀人者贴上合法的标签”？如按“司文”的这种荒唐逻辑，那岂不是接受了日本对中国被强征的劳工的道歉和赔偿，就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合法性的认同” 吗？台湾民众接受了对二二八事件的道歉和赔偿，就是对国民党政府独裁专制“合法性的认同”吗？司先生为了蛊惑人心，制造乱局，已经到了常识都不顾的地步了。
众所周知，在中国目前还远未实现民主政治，还仍然处于中共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右派”们要求彻底平反当年冤案，也是在当前国内政治体制内，一种合法的维护人权的诉求与抗争。是一种正视客观实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维权行为。而司先生却不顾中国的客观现实，以他那些似是而非，极富煽动性的“革命”语言，叫已七老八十的“右派”们去与现政权对抗，搏斗，进行所谓“彻底”的“清算”。你老兄在大洋彼岸说得比这更“激进”些也无妨，你有本事就到中国大陆来为“右派”们作个“代言人”试试看。这种“吹牛不上税”的“豪言壮语”，人们听得多了，对解决实际问题，对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只能起到拔苗助长的作用。
就算我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吧，司先生是不是对当年右派们一个个未能“壮烈”，深感遗憾，因而还要苦心孤诣，再制造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必将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置之死地而后快。以便为党国消除一个可能危害社会的，不安定的“隐患”。若是如此，就请免了吧，今日尚幸存健在的“右派”，已不是当年那些容易受骗上当的毛头小伙了。
该忏悔的，不是那些当年的“右派”，而是司鹏臣这样别有用心的人！
□ 观察
相关链接：
司鹏程：“右派”，你们为什么不忏悔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7089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