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为什麽说中共对待自己人的态度不如日本军阀
送交者: 观世山人 2007年9月02日06:48:13 于 [天下论坛]http://www.creaders.org
近来得暇读了几本回忆录，依次是中共第一代领导成员郑超麟、中共第二代领导成员吴法宪、中共第三代领导成员许家屯的回忆录和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回忆录。
说起来我并不是经过特别选择才读这几本回忆录的，只不过是手头恰巧有这几本书而已。然而歪打正着，恰巧构成了中共第一、二、三代领导成员和中共当年的对手日军头目的回忆录这样微妙的阅读对象组合。
始料未及的是，这几本回忆录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并不是回忆录中作者对自己经历的描述，而是这种描述在某些方面惊人的一致性和强烈的反差。
所谓惊人的一致性指的是中共对待自己人的态度自建党之初直至今日都是一贯骨肉相残的。郑超麟作为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陈独秀的亲密助手，在中共建党初期的地位是在毛泽东之上的，就是这麽一位为中国革命事业出生入死的老资格布尔什维克，却因为政见与中共领导人略有不同就被一脚踢出党外，更有甚者，中共在取得政权后还不肯罢休，又把郑超麟作为“反革命份子”一口气关押了27年之久，直到郑超麟已成为年近80的老翁才把他从狱中放出。中共即使从狱中将郑超麟风烛残年的肉体放出，还忘不了继续给他戴着“反革命份子”的精神镣铐。令人赞叹的是，中共对郑超麟肉体和精神的长期残酷的摧残折磨并没有摧毁他的意志，郑超麟老人拖着几乎垮掉的病体顽强地写出了大量中外文著作（其中就包括这本史料丰富的上百万字的《郑超麟回忆录》），以97岁高龄辞世。
吴法宪虽然15岁就参加了中共红军，可是在中共的辈份上与郑超麟相比毕竟是小了一辈，但他与郑超麟在受到中共迫害的程度方面相比却丝毫不输于后者。如果说郑超麟虽然在中共的辈份上很高，但由于他主要是从事文字工作且在中共建党早期就被踢出党外而对中共夺取政权帮助不大的话，吴法宪则是从少年到老年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冒着枪林弹雨一路走过来的开国元勋，他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后更是呕心沥血为中共从无到有地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就是这麽一位中共的股肱功臣，却因为与老上级兼中共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林彪关系近一些，在林彪失势后被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受到残酷的迫害。迫害达至巅峰的时候，吴法宪终日被关在秦城监狱1米宽3米长的没有桌椅没有窗户的狭小监室里，并被羞辱性地没收了钢笔、手表、裤腰带，剪掉了他衬衣的所有纽扣。一餐饭只有两个小窝头一碗白菜汤，吴法宪被饿得两眼发黑，几乎休克。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得知了这一情况后不满地说：“我们的国家这麽大，难道就养不起这几个人？” 监狱当局这才被迫略微改善了吴法宪的伙食，使吴法宪从死亡线上爬了回来（顺便说一句，中共连这位稍有人性的总书记都容不下，终于以同情六四惨案被中共屠杀的学生的罪名而将赵紫阳软禁至死，这是后话，按下不表）。吴法宪后虽因病保外就医，但长年的铁窗生活已无可挽回地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终因胃部大出血不治辞世，享年89岁。
与上述两位中共前辈相比，许家屯虽然在中共辈份上属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小字辈，但他在面对中共的迫害时却没有像上述两位中共前辈那样束手待毙，而是采取了“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灵活机动的策略，因而其下场比那两位中共前辈好得多。按理说，许家屯在他那一辈人里算是在中共官场上混得相当不错的，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的较浅资历就混到了省委书记的位子，并被邓小平看中，更上层楼，当上了中共香港总督---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正在他春风得意、前途无量之时，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在六四惨案发生时像被中共撤职的总书记赵紫阳一样同情被中共军队的机枪坦克残杀的请愿学生，并默认中共驻港机构声援学生运动，因而被中共内定为迫害目标。但他千幸运万幸运，幸运地及时敏锐地察觉到了即将被迫害的苗头，当机立断，在许多海内外正义人士的帮助下，逃出了虎口，在美国安度晚年。
我在读了郑超麟、吴法宪、许家屯这三位中共三代领导成员的回忆录后，再读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回忆录时，意外地发现侵华日军官兵内部充满了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温馨氛围。这与中共对待自己人的态度自建党之初直至今日都是一贯骨肉相残的现象形成了强烈反差。
我们若抛开意识形态和民族恩怨不谈，只就一个团体的内部关系而言，以冈村宁次为代表的日本军阀内部的相互提携、患难与共的精神实远胜于中共内部相互倾轧、骨肉相残的传统。冈村宁次作为日军历史上唯一的一位自日俄战争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止，几乎担任过所有军职的大将，他的带兵之道和将帅交往之道确实值得称道。冈村宁次对下至士兵上至将帅的所有军队成员一概奉行“观点意见注重倾听，不苛求细节；人事关怀注重体贴，务求细节”。例如大到对他的前任犯下的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态度，小到对自己餐饮的要求，都谨守上述原则。冈村宁次认真倾听了海内外对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反应，并据此在日记中对南京大屠杀暴行进行了谴责，发誓在他日后攻取武汉后绝不发生类似暴行，并以“戒杀，戒淫，戒烧”为主题对全体将佐士兵进行训示（这一训示被中共篡改成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以后在战胜了兵力大于己方十几倍的国民党守军占领武汉后基本作到了军纪严整，秋毫无犯；冈村宁次在餐饮上的一定之规是吃鱼时自己吃上一面，下一面留给勤务兵，即使是餐后配发的两片波萝也要留一片给勤务兵吃。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天皇发布投降诏书之时，侵华的百万日军几乎完好无损，冈村宁次顶住了部下要在中国沿海建立一个半独立于日本的国家实体顽抗到底的呼声，力排众议，决心即使自己被中国方面判处死刑也要放下武器，自己则既不求生，也不求死，将生死置之度外，竭尽全力将二百万日本军民全部遣返回国，自己却主动留在国民党的监狱中最后一个回国。这也许就是冈村宁次最后被国民党军事法庭宣判无罪的原因罢。
我的父辈都是抗日骨干，我本人对日本军阀也素无好感。令人痛心的是，自称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共对待自己人的态度尚且自建党之初直至今日都是一贯骨肉相残，凶残程度令人发指，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甚至不如日本军阀，中共怎麽可能对中国人民发善心呢？！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共确实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烂透了。这难道还有疑问吗？
送交者: 观世山人 2007年9月02日06:48:13 于 [天下论坛]http://www.creaders.org
近来得暇读了几本回忆录，依次是中共第一代领导成员郑超麟、中共第二代领导成员吴法宪、中共第三代领导成员许家屯的回忆录和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回忆录。
说起来我并不是经过特别选择才读这几本回忆录的，只不过是手头恰巧有这几本书而已。然而歪打正着，恰巧构成了中共第一、二、三代领导成员和中共当年的对手日军头目的回忆录这样微妙的阅读对象组合。
始料未及的是，这几本回忆录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并不是回忆录中作者对自己经历的描述，而是这种描述在某些方面惊人的一致性和强烈的反差。
所谓惊人的一致性指的是中共对待自己人的态度自建党之初直至今日都是一贯骨肉相残的。郑超麟作为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陈独秀的亲密助手，在中共建党初期的地位是在毛泽东之上的，就是这麽一位为中国革命事业出生入死的老资格布尔什维克，却因为政见与中共领导人略有不同就被一脚踢出党外，更有甚者，中共在取得政权后还不肯罢休，又把郑超麟作为“反革命份子”一口气关押了27年之久，直到郑超麟已成为年近80的老翁才把他从狱中放出。中共即使从狱中将郑超麟风烛残年的肉体放出，还忘不了继续给他戴着“反革命份子”的精神镣铐。令人赞叹的是，中共对郑超麟肉体和精神的长期残酷的摧残折磨并没有摧毁他的意志，郑超麟老人拖着几乎垮掉的病体顽强地写出了大量中外文著作（其中就包括这本史料丰富的上百万字的《郑超麟回忆录》），以97岁高龄辞世。
吴法宪虽然15岁就参加了中共红军，可是在中共的辈份上与郑超麟相比毕竟是小了一辈，但他与郑超麟在受到中共迫害的程度方面相比却丝毫不输于后者。如果说郑超麟虽然在中共的辈份上很高，但由于他主要是从事文字工作且在中共建党早期就被踢出党外而对中共夺取政权帮助不大的话，吴法宪则是从少年到老年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冒着枪林弹雨一路走过来的开国元勋，他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后更是呕心沥血为中共从无到有地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就是这麽一位中共的股肱功臣，却因为与老上级兼中共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林彪关系近一些，在林彪失势后被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受到残酷的迫害。迫害达至巅峰的时候，吴法宪终日被关在秦城监狱1米宽3米长的没有桌椅没有窗户的狭小监室里，并被羞辱性地没收了钢笔、手表、裤腰带，剪掉了他衬衣的所有纽扣。一餐饭只有两个小窝头一碗白菜汤，吴法宪被饿得两眼发黑，几乎休克。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得知了这一情况后不满地说：“我们的国家这麽大，难道就养不起这几个人？” 监狱当局这才被迫略微改善了吴法宪的伙食，使吴法宪从死亡线上爬了回来（顺便说一句，中共连这位稍有人性的总书记都容不下，终于以同情六四惨案被中共屠杀的学生的罪名而将赵紫阳软禁至死，这是后话，按下不表）。吴法宪后虽因病保外就医，但长年的铁窗生活已无可挽回地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终因胃部大出血不治辞世，享年89岁。
与上述两位中共前辈相比，许家屯虽然在中共辈份上属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小字辈，但他在面对中共的迫害时却没有像上述两位中共前辈那样束手待毙，而是采取了“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灵活机动的策略，因而其下场比那两位中共前辈好得多。按理说，许家屯在他那一辈人里算是在中共官场上混得相当不错的，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的较浅资历就混到了省委书记的位子，并被邓小平看中，更上层楼，当上了中共香港总督---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正在他春风得意、前途无量之时，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在六四惨案发生时像被中共撤职的总书记赵紫阳一样同情被中共军队的机枪坦克残杀的请愿学生，并默认中共驻港机构声援学生运动，因而被中共内定为迫害目标。但他千幸运万幸运，幸运地及时敏锐地察觉到了即将被迫害的苗头，当机立断，在许多海内外正义人士的帮助下，逃出了虎口，在美国安度晚年。
我在读了郑超麟、吴法宪、许家屯这三位中共三代领导成员的回忆录后，再读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回忆录时，意外地发现侵华日军官兵内部充满了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温馨氛围。这与中共对待自己人的态度自建党之初直至今日都是一贯骨肉相残的现象形成了强烈反差。
我们若抛开意识形态和民族恩怨不谈，只就一个团体的内部关系而言，以冈村宁次为代表的日本军阀内部的相互提携、患难与共的精神实远胜于中共内部相互倾轧、骨肉相残的传统。冈村宁次作为日军历史上唯一的一位自日俄战争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止，几乎担任过所有军职的大将，他的带兵之道和将帅交往之道确实值得称道。冈村宁次对下至士兵上至将帅的所有军队成员一概奉行“观点意见注重倾听，不苛求细节；人事关怀注重体贴，务求细节”。例如大到对他的前任犯下的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态度，小到对自己餐饮的要求，都谨守上述原则。冈村宁次认真倾听了海内外对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反应，并据此在日记中对南京大屠杀暴行进行了谴责，发誓在他日后攻取武汉后绝不发生类似暴行，并以“戒杀，戒淫，戒烧”为主题对全体将佐士兵进行训示（这一训示被中共篡改成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以后在战胜了兵力大于己方十几倍的国民党守军占领武汉后基本作到了军纪严整，秋毫无犯；冈村宁次在餐饮上的一定之规是吃鱼时自己吃上一面，下一面留给勤务兵，即使是餐后配发的两片波萝也要留一片给勤务兵吃。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天皇发布投降诏书之时，侵华的百万日军几乎完好无损，冈村宁次顶住了部下要在中国沿海建立一个半独立于日本的国家实体顽抗到底的呼声，力排众议，决心即使自己被中国方面判处死刑也要放下武器，自己则既不求生，也不求死，将生死置之度外，竭尽全力将二百万日本军民全部遣返回国，自己却主动留在国民党的监狱中最后一个回国。这也许就是冈村宁次最后被国民党军事法庭宣判无罪的原因罢。
我的父辈都是抗日骨干，我本人对日本军阀也素无好感。令人痛心的是，自称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共对待自己人的态度尚且自建党之初直至今日都是一贯骨肉相残，凶残程度令人发指，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甚至不如日本军阀，中共怎麽可能对中国人民发善心呢？！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共确实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烂透了。这难道还有疑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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