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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该忏悔吗？
发布者 guzheng 在 07-11-03 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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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最近读了ＣＮＤ发表的关于１９７７年知青参加高考的文章，例如禾子的《三十年前，在那遥远的地方》和７８级《左派幼雅病——记７７年高考》等。这些用朴实的文字讲述的当年真实而苦涩的故事，令人感动，更发人深思。
近年来国内陆续出现的一批“知青文学”，作为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它们基本上都是经过出版过程筛选的产物，带有或多或少商业的动机，因此内容上也难免为追求某种效果的刻意偏重。大多数关于知青的文艺作品，即使是基本真实的纪实自传类，也常常充斥着政治狂热，挨整或整人，爱情和死亡等等曲折而戏剧性的情节。可以理解的是，非若如此，也难成其为小说而吸引读者，也就难以盈利。但大多数知青的经历中却少有这样的戏剧性的曲折，多的是长年单调艰苦的劳动。他们是少有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经历自然无法成书出版而广为人知。
文学是大多数人了解历史的一个主要途径。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但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历史是由社会中持有话语权的少数人写的。这些人可能是官方的御用文人，但更可能是一些作家或艺术家，在有意或无心之间用他们的作品诠注历史，使他们自己的观点广为流传，成为后人了解历史的主要途径。而曾经参与历史事件其中的大众却很少有说话的机会，他们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可以在短短几十年内被歪曲，被遗忘。保持历史的原貌，让后代人汲取教训，谈何容易！
从文革开始到现在的四十年在历史上是非常短崭的一段时间，大多数亲历文革的当事人还在。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年的一些重大事件，如红卫兵造反，知青下乡，已经在从未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年轻一代心目中变形走样了。最近网上讨论的一些话题，例如在文革期间作为一代人的知青老三届，是否曾在政治上狂热，是否应该为他们当年的行为忏悔，已经反映出历史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可能失真、失实的问题，另人感叹唏嘘。
当年的老三届、知青的大多数人都对当时的政治盲从而且狂热吗？作为一代人他们应该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忏悔吗？我所在的中学曾是文革初期红卫兵的发源地之一，处在当时政治旋涡的中心。但班上因出身革干革军从而是天生红卫兵的人最多不过十几人，不超过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些人中确也有少数直接参与抄家打砸抢的人。其余大多数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较少介入政治运动了。如果说对当时的政治保持清醒的人是少数的话，对当时的政治运动持消极被动态度的人则是多数。他们中大多数人没有政治的狂热，更没有参与抄家打人等各类恶行。或许是小说电视剧等文学作品渲染的结果，后辈人把知青老三届等同于参与过打砸抢的红卫兵，大概是把艺术当成历史了。
老三届里确有极少数干部军人出身的红卫兵，当年参与抄家打人打砸抢。后来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通过父辈的权力当兵从政躲过了下乡。这些当年的红卫兵中虽然少有忏悔道歉者，却不乏因家庭背景而最大限度享受当权阶层一切既得利益的人。自文革以来的几十年里，他们中很多人当兵上学，经商发财，当官接班。他们之中的确有些人该为在文革中的恶行忏悔，却从未听说任何人这样做过。文革初期北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被学校的红卫兵打死，成为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殉难者。她的丈夫后来说，几十年过去了，怎么就没有一个当年的参与者为此事道歉？忏悔可能是个人私下的内心活动，不能强求，但因为伤害了他人而表示歉意则是人类起码的良知。在一个法律不健全的社会，伤害他人的人可能逃脱罪责，可是，难道就没有良心的谴责吗？
另一方面，上千万知青中大多数是文革、上山下乡的受害者。要让无辜而受害的大多数老三届知青这一代人为部分红卫兵在文革中的恶行忏悔，承担少数人的罪责，是毫无道理的，出于无知或有意，这种说法在客观上混淆了是非，实质上是为少数人开脱罪责。
在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的早期，确有少数中学生出于政治上的热情主动下乡，如《落荒》的作者野莲那样。把这些人说成是对政治怀有一种狂热并不为过。但自从毛泽东在１９６８年底说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话以后，上山下乡成为当时大多数中学毕业生的唯一出路，绝大多数知青下乡根本不是出于政治狂热的自愿行为。当然，不少人在经历了农村的艰苦生活，城乡的巨大差别之后，会自然产生为改造农村做些事的想法。譬如，因亲身体验到夏天铲地（除草）的辛苦，我所在集体户的同学从北京买了除草剂带到村里，在生产队给的一小片地里做化学除草的实验。我也在与同学通信中也讨论过改造农村的途径，是机械化还是普及教育。（几十年后这个讨论大致有了结论，改变农村的最根本方法既不是机械化也不是普及教育，而是制度，是经济杠杆，是“看不见的手”。）但这些想法做法更多出于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而与政治狂热少有关联。
近年来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知青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人。他们从小受到的共产教育使他们无可避免地沾染了狼性。在少数人身上这种说法可能有一些道理。我曾见过城里的个别中学生在农村殴打地主富农，就是这种狼性的表现。但在另一方面，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这代人所受的教育也使他们身上有着比后人更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在农村和社会底层的多年经历使他们的根在中国的土地上扎的比后人更深些，对那片土地上的人的感情也就更深些。即使在海外的多年生活也不会磨灭他们内心深处这种朴素的情感，因为在他们心中，农村插队时种下的种子早就生根了。
历尽苦难的知青这代人不该被后人无端褒贬，几千万知青所亲历的历史不该成为任少数人拿捏的面团，不该成为让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虽然文学与历史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也应该意识到他们的社会责任。那些因从事写作而比别人有更多话语权的人也应该学些历史学家的严谨，负起纪录反映历史的责任。另一方面，亲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应该主动掌握和运用自己的话语权，尽一份责任和义务把自己所了解的历史纪录下来，以尽量保持它的本真和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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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陆续出现的一批“知青文学”，作为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它们基本上都是经过出版过程筛选的产物，带有或多或少商业的动机，因此内容上也难免为追求某种效果的刻意偏重。大多数关于知青的文艺作品，即使是基本真实的纪实自传类，也常常充斥着政治狂热，挨整或整人，爱情和死亡等等曲折而戏剧性的情节。可以理解的是，非若如此，也难成其为小说而吸引读者，也就难以盈利。但大多数知青的经历中却少有这样的戏剧性的曲折，多的是长年单调艰苦的劳动。他们是少有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经历自然无法成书出版而广为人知。
文学是大多数人了解历史的一个主要途径。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但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历史是由社会中持有话语权的少数人写的。这些人可能是官方的御用文人，但更可能是一些作家或艺术家，在有意或无心之间用他们的作品诠注历史，使他们自己的观点广为流传，成为后人了解历史的主要途径。而曾经参与历史事件其中的大众却很少有说话的机会，他们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可以在短短几十年内被歪曲，被遗忘。保持历史的原貌，让后代人汲取教训，谈何容易！
从文革开始到现在的四十年在历史上是非常短崭的一段时间，大多数亲历文革的当事人还在。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年的一些重大事件，如红卫兵造反，知青下乡，已经在从未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年轻一代心目中变形走样了。最近网上讨论的一些话题，例如在文革期间作为一代人的知青老三届，是否曾在政治上狂热，是否应该为他们当年的行为忏悔，已经反映出历史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可能失真、失实的问题，另人感叹唏嘘。
当年的老三届、知青的大多数人都对当时的政治盲从而且狂热吗？作为一代人他们应该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忏悔吗？我所在的中学曾是文革初期红卫兵的发源地之一，处在当时政治旋涡的中心。但班上因出身革干革军从而是天生红卫兵的人最多不过十几人，不超过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些人中确也有少数直接参与抄家打砸抢的人。其余大多数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较少介入政治运动了。如果说对当时的政治保持清醒的人是少数的话，对当时的政治运动持消极被动态度的人则是多数。他们中大多数人没有政治的狂热，更没有参与抄家打人等各类恶行。或许是小说电视剧等文学作品渲染的结果，后辈人把知青老三届等同于参与过打砸抢的红卫兵，大概是把艺术当成历史了。
老三届里确有极少数干部军人出身的红卫兵，当年参与抄家打人打砸抢。后来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通过父辈的权力当兵从政躲过了下乡。这些当年的红卫兵中虽然少有忏悔道歉者，却不乏因家庭背景而最大限度享受当权阶层一切既得利益的人。自文革以来的几十年里，他们中很多人当兵上学，经商发财，当官接班。他们之中的确有些人该为在文革中的恶行忏悔，却从未听说任何人这样做过。文革初期北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被学校的红卫兵打死，成为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殉难者。她的丈夫后来说，几十年过去了，怎么就没有一个当年的参与者为此事道歉？忏悔可能是个人私下的内心活动，不能强求，但因为伤害了他人而表示歉意则是人类起码的良知。在一个法律不健全的社会，伤害他人的人可能逃脱罪责，可是，难道就没有良心的谴责吗？
另一方面，上千万知青中大多数是文革、上山下乡的受害者。要让无辜而受害的大多数老三届知青这一代人为部分红卫兵在文革中的恶行忏悔，承担少数人的罪责，是毫无道理的，出于无知或有意，这种说法在客观上混淆了是非，实质上是为少数人开脱罪责。
在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的早期，确有少数中学生出于政治上的热情主动下乡，如《落荒》的作者野莲那样。把这些人说成是对政治怀有一种狂热并不为过。但自从毛泽东在１９６８年底说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话以后，上山下乡成为当时大多数中学毕业生的唯一出路，绝大多数知青下乡根本不是出于政治狂热的自愿行为。当然，不少人在经历了农村的艰苦生活，城乡的巨大差别之后，会自然产生为改造农村做些事的想法。譬如，因亲身体验到夏天铲地（除草）的辛苦，我所在集体户的同学从北京买了除草剂带到村里，在生产队给的一小片地里做化学除草的实验。我也在与同学通信中也讨论过改造农村的途径，是机械化还是普及教育。（几十年后这个讨论大致有了结论，改变农村的最根本方法既不是机械化也不是普及教育，而是制度，是经济杠杆，是“看不见的手”。）但这些想法做法更多出于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而与政治狂热少有关联。
近年来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知青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人。他们从小受到的共产教育使他们无可避免地沾染了狼性。在少数人身上这种说法可能有一些道理。我曾见过城里的个别中学生在农村殴打地主富农，就是这种狼性的表现。但在另一方面，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这代人所受的教育也使他们身上有着比后人更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在农村和社会底层的多年经历使他们的根在中国的土地上扎的比后人更深些，对那片土地上的人的感情也就更深些。即使在海外的多年生活也不会磨灭他们内心深处这种朴素的情感，因为在他们心中，农村插队时种下的种子早就生根了。
历尽苦难的知青这代人不该被后人无端褒贬，几千万知青所亲历的历史不该成为任少数人拿捏的面团，不该成为让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虽然文学与历史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也应该意识到他们的社会责任。那些因从事写作而比别人有更多话语权的人也应该学些历史学家的严谨，负起纪录反映历史的责任。另一方面，亲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应该主动掌握和运用自己的话语权，尽一份责任和义务把自己所了解的历史纪录下来，以尽量保持它的本真和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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