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的最后时刻：“我……完蛋了！”

许世友的最后时刻：“我……完蛋了！”

　　“永别了，世友”

　　1985年10月22日下午3时许，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

　　负责值班的王秘书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这是军区保健办公室主任黄政打过来的，告诉他：许世友司令员因病全力抢救无效，在军区医院逝世。

　　“许司令逝世了?!”王秘书一时惊呆了。出于职业的习惯，他马上镇静下来，拿起电话，请“一号台”总机迅速接通军区首长和退居二、三线的军区老首长，逐一复述刚刚接到的电话内容。

　　刚过三四分钟，桌上的另一部电话又铃声大作。没料到，仅仅通知了七八位首长，黄政主任又电话追来了，说：许司令经全力抢救，又恢复了心跳，刚才的电话请不要向军区首长报告……王秘书又拿起电话，逐一向首长纠正刚才的报告。

　　然而，已经接到电话通知的各家都已人走楼空，首长们都已在赶往军区总医院的路上。

　　南京军区总医院8病区东侧。

　　此刻，那间专为许世友治疗用的两室套间病房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许世友病床前，除忙碌的医护人员外，还站着他的夫人田普和他的老战友、老部下以及南京军区部分主要军政领导。

　　所有的人都紧锁着眉头，等待着奇迹的出现。然而，大家失望了：心脏监护仪上的显示波，无情而稳定地拉成了一条笔直笔直的直线。

　　“永别了，世友”，当田普含悲带泣的声音在许世友的耳畔响起时，大家禁不住潸然泪下。

　　时间凝固在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


　　一直自我感觉良好

　　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许世友是自信得不能再自信了。

　　他多次对医护人员和家人说：“我脑子清楚，手脚也灵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他们别为我操那么多心!”他还不止一次对司机、警卫员和年轻的秘书们说：“别看我打过多少年仗，负过多少次伤，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身体不一定比得上我!”

　　一天午后，许世友像往常一样，在保卫干事，管理员和警卫员等的陪同下，坐着吉普车，外出兜风、打猎。吉普车开出不久，许世友侧过身，对坐在后面的几名随从人员说，“他们都叫我去治病，我有什么病，我自己还有清楚?我的手脚都还灵便，脑子也好使，不糊涂。”略顿一顿，他用拳头在大腿上重重锤了几下，又说道：“不要看你们几个棒小伙子，再加上三两个，也不是我的对手。不信，你们试试。”

　　几名随从人员附和地笑了笑，笑容里隐隐地流露出几许苦涩和忧虑。

　　1985年春节前夕，许世友感到腹部时时胀痛，他总是咬着牙忍着，没有当回事儿。

　　3月的一天，许世友早上没有吃早餐，根据工作人员的安排，今天让他空腹到上海华东医院去作个例行查体。

　　在抽血检查时，医生发现许世友的甲胎球蛋白测定结果非常高，每毫升甲胎球蛋白大于1000毫微克，超出正常值40倍以上。

　　这意味着许世友的身体确实“不行”了。

　　华东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在上海首屈一指。医院对此相当重视，立即组织各科专家进行会诊。鉴于许世友长期酗酒，有肝硬化病史，肝胆早就损害得不轻了，对此专家们一时难以取得完全一致的诊断意见。最后，大家谨慎地下了一个医学上常见的“结论”：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定期复查。

　　显然，华东医院检查的结论，对许世友的健康状况第一次亮起了“红灯”。

　　两个月后，南京军区总医院对许世友进行体检，给他做了个肝脏CT平扫和B超检查。军区总医院的检查结论为：“除有肝硬化的现象外，未见明确的占位性病变。”这里所提到的“占位性病变”，实质上就是通常说的“癌症”的同义语。

　　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身边工作人员，都严格遵守军区领导的指示：对许世友的健康状况，一律保密。

　　军区领导对许世友的健康状况非常重视。很快，一份标题为《许世友同志健康情况报告》的红头文件，以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名义，正式成文，置于南京军区首长及中央顾问委员会首长的案头。

　　而此时，许世友一直自我感觉良好。他满脑子认为，自己还没有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


　　我不去北京，我不上301医院 　　　

　　这期间，许世友正在青岛参加中顾委会议，住在山海关路15号。他仍和往常一样，按自己惯有的生活方式愉快地生活着。只是腹部胀痛发作时，那难以忍受的痛苦让他想起自己身体上可能出了“故障”，可疼痛一过去他又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而南京的军区党委领导却没有他那么轻松，在看过“报告”后大家感到心里不安，尤其是报告上的那几句定性的话，像一块石头压在常委们的心头。

　　报告上白纸黑字地写着：经研究认为有肝硬化病或肝硬化基础上发生癌变，为明确诊断，建议迅速到解放军总医院作进一步检查。

　　大家经过研究，决定迅速打电话到青岛，让许世友马上住院治疗。

　　军区党委的意见是让聂凤智做许世友的工作，劝他到北京去作进一步检查。

　　可是以固执出名的许世友司令员，不管大家怎么说，就是一句话：“我不去北京，我不上301医院。”


　　寸步不离开中山陵8号 　　　

　　不上北京，可回南京之后也不愿进医院住院治疗。

　　许世友依然我行我素，任凭在宁的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们怎么劝说，就是不愿意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

　　他固执地住在南京中山陵8号，一步也不肯离开。

　　许世友讳疾忌医是很有历史的。在战争年代，他每次负伤后，都是用传统的土法偏方治疗，不愿吃药打针，更不愿进医院接受手术。解放后，随着医疗条件的好转，许世友还是不愿到医院去。有一次，他出访阿尔巴尼亚归来，身体感到不适，工作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劝他到华东医院看病，在作口腔检查时，医生让他张开嘴后，伸进去一根压舌板，许世友非常吃惊，他精鲁地一下子把医生推开，起身掉头就走。从未见过压舌板的许世友，疑心医生在谋害他。后来经多方解释说明，他才愿意接受压舌板检查口腔。

　　中顾委、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一直把许世友的健康问题挂在心头。考虑他病情有恶化的迹象和他的性格，决定由南京军区总医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专门的特别的医疗小组，由军区总医院老院长高复运牵头，长期担任许世友保健工作的总医院保健办公室主任黄政协助，于1985年9月初，进驻中山陵8号，对许世友实施系统性的监护治疗。

　　9月23日，医疗小组在“报告”中这样写道：“许世友精神仍不好，疲乏无力，呈嗜睡状，进食很少，排尿困难，尿量较少。现继续进行静脉输入人体白蛋白、葡萄糖等治疗。”

　　保健办公室的有关同志对许世友有过研究，他们认为，许世友过于相信自己具备超过常人的坚韧力、意志力，不容易被病痛所击倒。即使比较严重的疾患，也认定能依靠近乎本能的坚强毅力与之相抗衡。强烈维护和追求健康长寿的渴望，导致他愈来愈深地沉湎于“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世界中。

　　两天之后，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医疗小组的“报告”说：“病情仍危重，精神差，卧床嗜睡，进食很少，有时腹痛，两次注射止痛针，现继续进行对症治疗。”

　　肝癌所造成的巨大疼痛，残酷地折磨着许世友。

　　许世友只能以自己的全部意志，顽强地与疾病抗衡着。　


　　把毛巾死死地勒在脖子上 　　　

　　一生转战南北，大难不死的许世友，根本不把一般的伤痛放在眼里。

　　长征时期，他挂过7次彩，有时伤得很重，“就先取出子弹，再找点倭瓜瓤子糊上。就是负了重伤，也常常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不少同志因此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给部队讲传统时，多次这样说：“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就是在医疗条件大大改善的和平时期，许世友也懒得看病，怕打针、吃药、更怕住院治疗。

　　他不爱听医生的话，自己有一套自己的“理论”。

　　“医生给我看病，怎能比我自己了解自己的清楚。”

　　“要是全听医生的，人就活不成了。”

　　“医生给别人看病，他能看自己的病吗?如果是这样，医生都是百岁的寿星了!”……

　　可是，这一次，完完全全不同以往。可恶的肝癌细胞已经把他折腾得“死去活来”。

　　一直陪在病榻前的他的一个儿媳妇说：“他疼起来，从来不叫疼。有一次疼得厉害，说要打针，还没来得及打，又说不打了。自己咬着牙坚持，一声不哼，从发病到去世，我没听到他哼过。他疼的时候，有个特点，不让别人在他身边，房间里一个人都不能有，他内心不愿意别人看到他疼痛的那副样子。”

　　一天午饭后，许世友要上卫生间，他要自己去。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仍不见许世友出来。护士有些不放心，便走过去看看。推开门一看，她一下惊呆了：许世友司令员正用头使劲地往卫生间墙壁上撞!

　　大家心情非常沉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医疗小组和工作人员中，对此有些不同的解释。有的同志认为，许司令头痛难忍，用撞击来发泄和减轻一些痛苦，有的说，许司令神志不太清楚，控制不住自己，出现短暂性意识障碍。

　　无论是谁，此时都不愿把许世友这一反常的举动与“自杀”这两个刺眼的字联系在一起。

　　然而，没过几天，又发生一件令大家震惊的事：

　　那天，趁旁边暂没人时，许世友用毛巾勒在脖子上，两只手用劲地死死拉紧，脸部肿胀，呈现出令人恐怖的猪肝色。

　　幸亏护士迅速赶到，才把许世友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面对这种情形，医护人员不得不采取“防范”措施。


　　最后的一次“活动”　　　

　　许世友一生爱“动”，这一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们都认为与他自幼在少林寺养成的“尚武”习惯有关。半个多世纪的军旅生涯，使许世友嗜好运动。运动的目的已不局限于强身健体，而是成为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就是在病情发展到手颤抖得握不住猎枪了，许世友还要工作人员陪着他去“看”打猎。

　　自医疗小组住进中山陵8号后，军区医院老院长高复运同志每天上楼都向许世友说，“首长，要注意静养，最好卧床休息”之类，许世友就是不理这些，依然活动，每天坚持散步。办公桌上的台历，天天都会留下他的记录：3000米、3500米……

　　有一天，许世友出现了烦躁不安的情绪，嘴里吃力地咕噜着。

　　值班护士凑上去听了好半天，才听明白：他要“活动、活动”。这可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本来许世友就是属于高度危重病人，必须绝对卧床休息，以免引起肝破裂大出血或呼吸衰竭；另外，他已卧床不起个把月了，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其次，由于严重腹水和全身性水肿，体重超过200斤，谁能抬得动他去“活动、活动”?!

　　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感到一筹莫展。

　　许世友想“活动”一下，这可能就是他最后的一次要求，不满足他，谁都有些于心不忍；特别是依许世友固执的性格，你不让他“活动”，他偏要想法“活动”，这难免会引出更大的麻烦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绞尽脑汁在想两全其美的办法。最后，有人提议，把他搬到沙发上坐坐，让人推动沙发，在病房里“走”一圈，“兜兜风”。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赞同。

　　很快，叫来了七八个强壮青年，使出吃奶的力气，把许世友从床上“搬”到沙发上，开始了许世友一生头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活动”。

　　“活动”够了，许世友就睡着了。

　　这次睡得特别安静。 　　


　　“我……完蛋了!” 　　　

　　许世友处于昏睡状态。田普和孩子们轮流守候在他身边。

　　一点也不能进食的许世友病情不断恶化。现在所能采取的一切应急医疗措施，就是尽可能地多延长一点他的生命，但从眼下的情况看，延长太长的时间也是不可能的。在许世友病重期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都非常关心，他们经常打电话询问和派人前往南京看望。

　　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亲自到南京看望许世友时，许世友正处于肝昏迷状态，医护人员非常着急。想到杨尚昆从北京专程赶来，不管怎样，要让许世友醒一醒，好让他知道一下杨尚昆同志来看他了。

　　医护人员努力地寻找着可行的办法。因为，医疗上很难找到一种使患者在很短的时间内苏醒过来又不影响身体的“兴奋剂”。最后，身边工作人员建议说，先把病床的上半截摇高些，让许世友呈半卧半坐的状态，然后在他耳边大声叫唤。

　　大家都认为这一办法可行。

　　杨尚昆来到许世友的床前，工作人员便在许世友的耳边大声告诉他说：“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来看望你啦!是从北京来的!是代表邓小平主席来的!”叫一声，看看他的反应，再叫一声，再看看他的反应。

　　许世友依旧紧闭着双眼，没有任何反应。

　　叫了几遍后，他的喉咙里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响。

　　是不是许世友已经听进去了，知道杨尚昆从北京来看他，没有谁能知道。

　　陪同杨尚昆一起到病房的还有向守志、傅奎清、韩培信、顾秀莲等。

　　杨尚昆看着许世友，许世友也费力地睁开了眼睛，肿胀、僵硬的脸上一丝表情都没有，只是头微微动了一下。

　　莫非是他认出了杨尚昆，在向他点头打招呼?!

　　许世友的嘴含糊不清地吐出了几个音节，杨尚昆听懂了，在旁的同志也听懂了。许世友说，“我……完蛋了!”

　　大家心里不由得紧缩了一下。

　　从不言死，从不怕死，也从不相信自己会死的许世友，现在终于明白自己“完蛋”了。

　　这更增加了杨尚昆等在旁同志们的悲伤。

　　10月22日下午，许世友深度昏迷两天两夜，躺在白被单下的他，没有任何反应。

　　下午3时，值班护士的目光在心脏自动监护仪上定格：荧光屏上的绿色显示波，不再缓慢而无节奏地上下跳动，而是拉成一条直线……

　　病房里顿时忙成一团。按预先的分工，有的在做人工呼吸、有的在打强心针、有的在打电话汇报……

　　强心针和人工呼吸仅使许世友的生命延长了几十分钟。16时57分，开国上将许世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永远闭上了眼睛。

　　这一年，许世友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