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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亲家——孔从洲 (图) (图)

(2007-02-11 14:03:01) 下一个


毛泽东与亲家——孔从洲

追忆毛主席与孔从洲的交往

钱俭口述  张焱整理




1959年9月,毛泽东参加李敏、孔令华的婚礼,前排左二为邓颖超、左三为蔡畅、左五为孔从洲。


  
毛主席批准从洲入党

  夫君孔从洲是陕西西安市灞桥人,1906年生,卒于1991年。中共党员,开国中将。

  从洲自幼家贫,1924年投笔从戎加入忠于孙中山先生的杨虎城部队,参加北伐。“西安事变”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警备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由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指挥,参加负责解除国民党政府驻西安的军警宪特反动武装、护卫中共代表团和杨虎城将军的安全。

  抗日战争爆发,从洲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独立四十六旅旅长,率部东渡黄河。在晋南阻敌南下,坚守中条山近3年,参加了永济战役等大小10余次战斗。1940年从洲任三十八军三十五师师长,率部开赴河南坚守黄河河防,在荥阳广武战役和中原会战中立下战功,受到表彰,有“抗日名将”之誉。1946年5月任三十八军副军长,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率所部发动反内战起义,回归解放区。

  在国民革命军戎马生涯的22年中,从洲早期受共产党人魏野畴、南汉宸的教育,在1927年就曾提出入党要求,由于斗争需要,党组织让他暂时留在党外,以便开展工作。1946年回到解放区后,从洲再次提出入党要求,很快得到同意,批准他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虽然这22年中从洲尚无缘结识毛主席,但他深受主席著作《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的影响,相信只有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广大受苦人民翻身做主,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毛主席也知道从洲在部队中的言行与战绩,多次指示党组织对他关怀帮助,从洲从心底感念毛主席的关心爱护。

  
毛主席与我们成为儿女亲家

  从洲入党之后历任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军长、豫西军区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等职。先后参加了豫西、陕南、渡江等战役和进军大西南。解放后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从洲工作的变动,我们家也就山南海北地随着搬迁,我们的儿子孔令华独自在北京念书。令华与毛主席的长女李敏自小同学,在学习生活中逐步建立起感情,1959年8月在毛主席与从洲的亲自主持下,二人完婚。婚宴之后,毛主席和从洲进行了长谈,主席很了解从洲的历史情况,还征求从洲对今后工作有何要求?从洲表示要干好沈阳高级炮校校长的工作,由于自己干了一辈子炮兵,希望在炮兵战线做好自己热爱的事业。毛主席很赞赏从洲的想法,他说:“你是一个老实人。我们就是要建立强大的空军、海军、陆军,炮兵属于陆军。”从洲对主席评价他是个老实人很是感念,在他晚年回顾一生,值得他为自己自豪的不是官职与战绩,而是毛主席的这句“老实人”的评价,因为“做老实人,办老实事”是从洲的做人准则,主席一语破的,是知人之语。

  令华与李敏结婚之后,一直和主席住在中南海丰泽园内。主席非常喜爱他们,关怀他们的成长,经常同他们交谈,在他们身上倾注着慈爱。可是,这样的欢快生活没多久,就因与江青不和而结束了。他们结婚的时候江青不在北京,以后她对他俩非常冷淡,并常寻衅滋事。令华和李敏终于带着他们的儿子孔继宁搬出了中南海,主席与孙辈的天伦之乐也随之不再了,继宁是曾经生活在主席身边的唯一的孙辈。

  从洲在以后的工作中也有机会见到主席,在与主席的交往中,所谈基本上都是工作。主席教导从洲“在工作中要多学多问,先当学生再做先生。”从洲铭记主席的指示,在工作中身体力行,在他主管的各方面工作中取得的成绩,都是与主席的教导密不可分的。

  
毛主席对从洲两封信的批示

  在“文革”开始前,从洲已是军委炮兵主管科研装备的副司令员。“文革”中,从洲与我们一家,并没有因为是主席的亲属而幸免挨整的厄运。林彪、“四人帮”的代理人在从洲所在单位,意欲把他批倒关押,周恩来同志得知后讲:“从洲同志是在西安事变中为国为党立了功的,关押要经过我与主席批准才可以”,使我们逃过了被关押的命运。

  林彪、“四人帮”的代理人却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指示造反派批斗审查我们的女儿孔淑静,使她在“文革”中饱尝不能工作、家破人散之苦。他们还免去了从洲炮兵常委一职,列入审查对象经常批斗,靠边站。

  从洲在此逆境中,没有利用是毛主席亲家的关系向主席诉说自己的委屈,而是一边接受批斗,一边抓原来分管的科研装备工作。他是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去工作的。所幸的是在那个状况下,我们大多数的干部、职工还都是兢兢业业,在逆境中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从洲每次谈及这些往事,都对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感怀有加。

  在“文革”期间,从洲自己署名给毛主席写过两封信,一封是反映原三十八军工委书记蒙定军同志的冤案问题,主席很快便批示使蒙老的冤案得以昭雪。另一封是建议我军组建电子对抗领导小组和专门机构,统一领导我军的电子对抗工作。这封信主席也很重视,当即批复给叶剑英、邓小平同志,使我军电子对抗装备和雷达技术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新阶段,并从无到有建立起了电子对抗专业部队。

  在“文革”中受到挫折的从洲,始终保持着乐观的革命精神。主席去世后,他很悲伤,经常在家中目视主席的遗像。在我们心中,毛主席不仅仅是我们的亲家,更是我们终身的领袖和导师。正像从洲所讲,是毛主席的教导和在与毛主席的接触中,使他从一个普通战士,成为一个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员。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从洲在毛主席去世后的日子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春风劲吹,改革开放的各项事业在神州大地步步深化,从洲更是加倍努力工作。1979年之后,从洲历任五届政协常委和六届人大常委,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他已是壮士暮年了。

  我们的儿媳李敏调到了总政,令华也转业到北航工作,组织上从生活及各方面都给予了适当的照顾,从洲与我总算安心了。

  我们的亲家贺子珍大姐一直也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从洲积极为贺子珍同志的复出反映情况,曾经给邓小平同志写信。经过多方努力,子珍大姐当选为政协委员,晚年得以安详度过。1984年子珍大姐在上海去世后,为了她的骨灰能够存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从洲又接连找到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胡耀邦、习仲勋等,使骨灰安放最终得以实现。

  这些事,是从洲以毛主席亲家身份做的,要是这些算作私事,那么我们这一生用主席的关系做的,也就是这些了。主席生前曾对从洲讲:“三十八军干部工作职位安排的太低了。”从洲认为这是主席对三十八军干部的亲切关怀,使他深受感动。但当时他对主席这句话,从未向领导同志谈过,以免增加组织上的困难。鉴于此,从洲晚年还为原三十八军起义人员的政策落实问题,向多方反映,最终在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联合发出了《关于确定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指战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通知》,主要内容为:“凡在1936年12月,参加拥护我党的政治主张未间断革命工作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36年12月算起,以后参加这支部队的未间断革命工作的从参加部队之日算起。”从洲晚年不仅为了活在人世的三十八军老战士们争取了应得的待遇,还努力撰写回忆文章和回忆录,记述杨虎城将军等先辈的事迹,使这支部队的史料得以留存。

  1990年10月从洲已经病重,为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自费为死去先烈立的纪念碑修复一事,多方反映,最终由郑州市政府修复。当时他已重病不能成行,我代他出席了复碑仪式以了却他最后的心愿。他为修复的碑亭题名“报国亭”,并撰写了一副挽联:“铁血摧强敌,碧血愿饶华夏土;丹心报祖国,豪情当化大河涛。”这也就是他的绝笔了。为了死去的烈士以及曾经在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从洲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是为了了却毛主席所说“三十八军干部工作职位安排的太低了”的遗憾,完成主席的嘱托。

  在海湾战争期间他已病重卧床,仍给军委领导写信,提出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建议,尽到了一名老军人和老共产党员的最后义务。1991年6月7日,从洲病逝北京,追随主席而去,我愿他们天上人间再相聚,愿从洲从此日日陪伴在主席身边!

                       2003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67周年纪念日于北京

稿件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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