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川:老舍的悲哀???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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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像这样的人，真正是死心塌地的猴子一群！
他，所描写的《茶馆》，当时的全中国，被猴子毛泽东一群霸占，已经没有了茶馆，他还用这样的下流话，污蔑中华民族，白喝了人家，开设的茶馆的茶二十年！
已经在《盖棺定论》中，定他是被上帝追究的人，这里不再提！
2。林川:老舍的悲哀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2003/09/200309270010.shtml
(博讯2003年9月27日)
    【正见网】1951年10月1日，《人民文学》发表了著名作家老舍的一篇题为《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的文章。文章里这样描写北京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大会： 会场是在天坛的柏林里。我到得相当早，可是林下已经坐满了人。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象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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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恶霸们的“朝代”过去了，人民当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

    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

    15年以后，也就是1966年8月23日，一场几乎一模一样的斗争大会在北京文庙举行。不同的是，这次的恶霸不是别人，正是老舍自己。上次喊打时还有警士阻拦，而这次他的前面是熊熊的烈火，后面是数不清的狠命暴打他的红卫兵小将们。毒打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年迈的老舍遍体鳞伤，没有人允许他说话，更没有人为他说话。在“文庙”毒打之后，老舍被带回到机关，继续遭打，半夜才获准回家。

    8月24日，老舍没有按规定去机关继续接受“批斗”，而是在北京西城太平湖边坐了一整天。当晚投水自杀。死前没有写下任何遗言。为什么他不把这段残酷的历史写下来留给后人呢？难道他不感到冤枉吗？这些问题只能留给观众自己去回答了。 (博讯boxun.com)
看看，十五年前-1951，10，1，他的表演！把杀人放火的一群，歌颂成《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那么，这一所大学校的毕业生，难道不能对待他？
十五年后他的下场-1966，8，23！
就说这里，他的一切行动，就证明他是死有余辜！遗臭万年！
确认，他是应该被上帝惩罚的人！

中华正国皇帝胡德斌于欧洲。2007，7，27。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2007/05/200705200602.shtml

文革害死老舍：同情他的只有几个中学生
(博讯2007年5月20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自1966年8月24日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至今，已有33年了，但“老舍之死”的话题至今没有结束。因为这已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悲剧命运的缩影。本文作者傅光明先生从1993年下半年起，断断续续地采访了许多作家、学者、1996年8月23日“红色风暴”中北京文联批斗老舍的现场见证人及老舍的家人，以从中获取值得思考的资料，结集为《老舍之死采访实录》，并将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现先节录一部分发表，以飨读者，并以此纪念老舍先生。
   
     　　　　——编者 　　 (博讯 boxun.com)
   
    老舍夫人：老舍出事后，周总理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上交代啊老舍出事的前一天，他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文 化大 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无言以对。于是他就去了，谁知一到那里，“造反派”和“红卫兵”们不由分说，一边扭过老舍双臂让他做“喷气式”“请罪”，一边对他拳脚相加。老舍分辨说：“我不是反革命，我写的作品都是歌颂新社会和中国***的。”造反派们马上讥笑地反问他：“你歌颂***为什么***不要你入党呀?” 　
   
    　　提起入党的事，老舍更痛苦。那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们相继入党，老舍也写了入党申请报告。报告最后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总理亲自来到我们家里，对老舍说：“老舍先生，你的入党要求我们知道了，我想就这件事和您商量一下。在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们对我们新中国实行孤立、禁运、封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暂时还是留在党外好，因为有些事，让我们自己说，或者让我们的党员同志说，都不太方便，而让你一个有声望的党外人士说，作用就大多了，对党的贡献反而会更大，你看呢?”周总理说话从不强加于人，不发号施令，老舍对周总理的话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总理，就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听党的，听总理的。”所以，当周总理听说老舍出事后，当着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上交代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已经站不起来，有人怕当场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几个红卫兵听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又进屋你踢一脚，他踹几下。
   
    　　我知道消息已经是晚上了，忙奔到那个小派出所，在门口等了许久，才让我进旁边的小屋。一进门就见到老舍满脸是血地躺在地上，眼睛紧紧闭着。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着他的手，把他轻轻扶坐起来。这时，他两手才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我俩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当时，找不到车辆，我也背不动他，就在北京街上找了好久，才找到一辆平板人力三轮车，我求人家：“请您行个好吧，我们有一位年岁大的老头受了伤，请您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被我说心动了，送我俩回了家。 　
   
    　　　回家后，老舍不吃不喝，光坐着发愣。我用棉花轻轻帮他擦去脸上、身上的血，帮他换上衣裳，让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解的恐怖中度过了一个难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没有吃东西，我知道他的脾气倔，就对他说：“今天我俩都不出去吧!”他瞪了我一眼，道：“为什么不出去呢?我们真是反革命、特务?不敢见群众了?”在我行将离家时，他又一次两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凝视我好久。我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什么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灵、叫地不应的日子里，又有啥办法呢? 　
   
   
    　　听说我离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诗词》就出去了。走到院里，他见4岁的小孙女在那里玩，还把小孙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说：“跟爷爷说再见。”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别?还真地说了“爷爷再见”并向她爷爷摇了摇手。
   
    老舍出门后，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此湖今已不存，改建成地铁停车场)边，坐在那里读起了《毛主席诗词》。整整读了一天，天黑以后，他头朝下、脚朝上投进了那一汪平静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时，小孙女只告诉我“爷爷出去了”。到晚上他还没有回来，我慌了，到处找，结果都没有他的影儿。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诉我，太平湖有一个老头儿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车，找到湖边，见到他已被人捞上来，平放在地上。他嘴、鼻皆流着血，上身穿白衬衫，下身穿蓝裤子，脚上的黑色干层底鞋子，白色的袜子等都干干净净。可见那是他把头埋进水中之后，自己用双手硬性扒住湖崖石头淹死的，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里没有沉下去。 　
   
    　　　我见到老舍躺在地上，不知怎么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说：“给他的单位打个电话，怎么说也得把尸体尽快处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单位，给北京市文联挂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回告我先等着，马上有车来。我一直等到天黑，才来了一辆卡车。他们抬上老舍遗体，我也爬上车，守在他身边。车开到八宝山，天已漆黑。去的人告诉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就不保留骨灰了。当时遗体还没有火化，他们就叫我回去。我只好向卡车上投去最后的一瞥，从八宝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挪。那真是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东城我家里时已是清晨5点多钏了。
   
    这时我家里屋外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心里想着：“我还活不活呢?”这时使我想不到的是，“进驻”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学生却悄悄安慰我说：“你去做点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样，以后有许多事就没人说得清了。”
   
    在那个岁月里，这两句平平常常的话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学生们还告诉我：“你的电话也不要拆，如果有别的造反派再来你家，你就拔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马上就来。”他们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当时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说服了一批学生来保护我。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