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人
描述中关村的人和事.
邓叔群先生五、六十年代住在中关村十四楼 102 号，对门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戴芳澜，而他当时是付所长。因为他们和家父都是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自然彼此都比较熟悉。邓叔群是戴芳澜先生邀请到微生物所工作的，戴伯伯请来的当然是学术水准高的人。邓叔群先生１９２８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先后获得森林硕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先后荣获“ 斐陶斐 ” 奖和选为Ｓｉｇｍａ－Ｘｉ荣誉会员。历任岭南大学、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教授，负责讲授植物病理学、真菌学等课程，并从事水稻、小麦、棉花病害的防治研究。后应邀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中央自然历史博物馆任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他在 1948 年当选为当时 81 名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之一，而后又是在 1955 年，这 81 个院士中有 46 位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而邓叔群依然是这 46 人之中的一员。他生前发表的有关真菌的论文近 40 篇， 1939 年出版的 600 多页的英文版《中国高等真菌》，而后在 1963 年，又一部影响深远的中文版专著《中国的真菌》问世， 对我国真菌学，尤其对粘菌和高等真菌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 在国际上享有声誉。回国近４０年来，截至１９６６年，他亲手采集和鉴定的真菌标本数以万计，他所研究过的真菌种类达３４００种以上，占已知全国真菌总数的近５０％（据１９７９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戴芳澜先生的《真菌学总汇》统计，已知全国真菌约７０００种）。邓叔群所发现的新属和新种有些得到国际上的公认，并被载入英国真菌研究所编辑的《真菌学辞典》。这是载入这本具有世界权威性的辞典的唯一的由中国人鉴定的新菌种。
邓叔群先生个子不高，经常露出慈祥的笑容。他1902年12月出生于福建省闽侯 (现福州市) 一个清贫多子女的中学教员家庭，六个孩子中他排行老四，刚出世就过继给严祖母收养为孙，取名严农荪，意谓农家的子孙后代。严农荪七岁时，严祖母突然过世，他失去了经济来源、被迫终止了学业，被生父邓鸥予领回改名为邓叔群。五十年代微生物所成立后，他们家搬到中关村14楼。他家有3个女孩、2个男孩，他有一个儿子叫邓煌，和我年龄相仿，碰面经常打招呼。有个女儿叫邓庄，长得象她母亲。1966 年文化革命爆发，厄运突然降临到这位勤勤恳恳的科学家身上。原来文化革命初期批判的“三家村”的主帅和《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正是他的胞弟，他是邓拓的三哥。中国封建社会有一人犯罪会株连九族，想不到这一违背人性、情理的古代统治者的暴虐刑制竟然又重现在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因受他弟弟的牵连，他被无限上纲上线，扣上“三家村黑帮”、“三家村科学顾问”，“反动权威”、“学阀”、“恶霸”、“流氓”、“反革命分子”等等帽子。被抄家、游街、戴高帽、掛黑牌，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摧惨和凌辱。他可以说是中关村三座楼里老知识分子中遭遇最悲惨的一个，搞得家破人亡，于 1970 年被迫害致死。还令人痛惜的是在《中国的真菌》出版后，他又陆续系统地对中国国内的真菌进行仔细研究，截至１９６６年又研究出１０００余种，原准备在《中国的真菌》第二版时将这１０００余种全部增补进去，但“ 文化大革命 ” 毁掉了这些手稿。另外，他已拟好提纲准备着手编写的其它三部专著 —— 《真菌的系统发育》、《真菌的生态》和《真菌学》（上中下三册） —— 也同样被扼杀。另外一部１９６６年５月刚刚完稿的４０万字并附６００幅彩图的专著《蘑菇谱 —— 中国的食用菌与毒菌》，这是他积整整八年的心血作为向１９６６年 “ 七 · 一 ” 的献礼书稿，在 “ 文化大革命 ” 中也同遭厄运。他的家庭和子女也遭到牵连，邓伯母和所有的子女无一遗漏地遭受到迫害。我在北美二十多年，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西方社会不可能发生这种“株连”事件，任何侵害基本人权的事，一经媒体揭露，将受到人们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这难到仅仅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吗？文革已过去了四十一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惊人变化，法制和人权意识已与文革时不可同日而语。邓叔群先生已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但是这种类似的“株连”事件今后就永远不会再发生了吗？
今年（
2009年）4月据美国媒体报道，康奈尔大学将流落海外70年的珍稀真菌交还中国。特别提到1923年，中国学者邓叔群旅行半个地球，前来康奈尔大学研究真菌学。5年后，他带着丰富的真菌学知识返国，其后十年骑马走遍中国各地，在森林、田地和沼泽中搜寻各种霉菌、酵母菌、地衣、茄属植物等。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邓叔群安排把他辛苦搜集的真菌移出南京的植物研究所，以免遭战火摧残。但二战期间有人把这批珍藏装上牛车，走私到印度尼西亚，然后经海路运到美国，其中2278个真菌包最后落到邓叔群的母校康奈尔大学。邓叔群 《中国的真菌》一书曾经仔细记下了他的真菌发现。康奈尔大学13日举行正式仪式，把稀有虎皮香菇(又称豹斑革耳，Lentinus tigrinus)归还给中国一个高级代表团。该大学校长大卫斯科尔顿(David Skorton)重申，康奈尔愿与科学界分享这批自1940年以来即由该校“为全球科学界珍藏的真菌(fungi)”。大约1700种真菌将在今秋移交给中国，包括57种被视为“无可取代” 的菌种。邓伯伯如地下有知一定十分欣慰。但愿中国能够保管好这些真菌，真正促进真菌研究利用。我希望对邓叔群先生之死和类似其它的回顾，能更深刻的反思我们制度上的缺欠，吸取教训，怎样永远避免类似文革这种事件的重现，这才是对邓叔群先生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