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雄风
有所思，有所感，从历史的时空中来，再回到历史的时空中去。
前言：昆士兰华人与多元文化
粟明鲜
华人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中的一员，也是较早移居澳洲、参与开发和建设澳洲、为澳洲自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移民族群。
根据史料的记载，早在一八四八年以前，澳洲就已有华人的踪迹。但这时的华人数量既少，且多为仆役和艺人，并主要集中在教会及传教士家庭等有关机构。他们之所以来到澳洲，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英国教会派往东方、尤其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传教士有关。从一八四八年开始，由于受当时风靡全球的新旧金山淘金热以及随后兴起的臭名昭著的“猪仔”华工贸易的影响，大批华人开始抵达澳洲。据记载，自一八四十年代至一八九十年代期间，大约有超过十万以上的华人相继进入澳洲，主要从事于采矿及农业种植。其后，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白澳政策”的实施，华人在澳洲的数量便急剧减少。一九○一年，在澳华裔人口为二万九千九百人，一九四九年，只剩下六千四百人。到一九六一年时，因澳洲移民政策的某些松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在世界范围的迁移活动有所加强，澳洲华人的人口数量略有回升，达二万零三百八十二人，五年后的一九六六年，达到二万三千二百八十一人。到一九七六年，其人口数量已上升到三万六千六百三十八人，十年后，则升至十四万人（华人社区自己的估计约为二十万人）。自此之后，华人人口每年都有大幅度的增长。据一九九六年的澳洲人口普查统计，在澳洲说华语（包括粤语和其他方言）的总人数（年龄在五岁以上者）达三十二万三千九百五十五人。
华人最早移入昆士兰州的记录是在一八四七年。一八六一年，该地的华人人口仅五百三十八人，到一八八四年，也才只有六百二十八人；但四年之后的一八六八年，则增至二千六百二十九人，到一八七一年，达三千三百零五人，占当时昆士兰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八。华人人口的急剧增长，显然是与当时昆士兰中部和北部地区金矿的开采密切相关，因为在一八六十年代以后，澳洲的淘金热逐渐转移到幅员广阔的昆士兰。到一八八一年时，昆士兰的华人人口上升至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九人，占该州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点三，在总人口中的比率达到历史最高记录。
华人不仅在昆士兰的淘金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页，同时也在发展昆士兰的农业，尤其是甘蔗、香蕉和蔬菜等种植业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随着欧洲移民对华人和其他亚裔移民的歧视和排斥以及政府的打压，华人在昆士兰的人口数量迅即减少。一八九一年，昆士兰华人移民降至八千五百七十四人，一九一一年，减到五千五百一十八人，到一九二一年，只剩下三千五百八十五人。只是澳洲于一九七十年代废除了“白澳政策”之后，昆士兰的华人人口数量才有了较大的增长。一九九六年的澳洲人口普查统计表明，昆士兰的华人人口约为三万人左右。如果考虑到因统计而产生的误差及一些未被统计在内的因素，我们有理由相信，昆士兰州的华人人口当在四万左右或更多。
上面的数据表明，最近二十多年来，华人人口数量在澳洲的急剧增长，是与澳洲在一九七十年代放弃“白澳政策”、转而强调多元文化主义并实施和谐宽容的多元文化政策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唐人街（或称中国城）的繁盛和大批华族人士自一九八十年代以来的大量移居澳洲，以及中华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的延续和发展，均有赖于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而居住在澳洲的华族人士，无论是早期移民的后裔，还是移民来自东南亚各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世界的其它地方，通过各种形式和自身不懈的努力，与当地其他族群一道，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促进了民族社区的发展和壮大，增进了与主流社区的联系，又推动了多元文化的发展，丰富了多元文化的内容。昆士兰州的华人社区，亦不例外。
事实的确如此。例如，布里斯本中国城于一九八十年代的兴建以及发展，就是华人社区长期的诉求和努力争取，并得到政府当局的大力支持的结果。而现在，中国文化的特色以及华人社区的迅速发展，又成为当局在规划某些地区的市政建设时不得不加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换言之，华族移民经多年的奋斗，不仅在各行各业中对澳洲尤其是昆士兰州的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使中华文化在本地得以延续、推广和发展，并使之成为澳洲多元文化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切，都是与自十九世纪以来的华族众侨民以及他们中的杰出人物的努力和奋斗分不开的。
笔者自一九八十年代初于中国广州中山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起，就因所研修的专业的关系而接触海外华人问题的研究；此后，亦在此领域里工作多年，尤其是在澳洲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以及日后从事的研究教学和社区工作中，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和研究海外华人社区及其相关的问题。而一直以来，我都期望能有机会来编纂或编辑一本书，以反映海外华人在居住国或居住地区如何融入当地社会，并在各行各业中对所居住国或地区做出贡献的同时，又如何以极大的热情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承继和推广中华文化，促进和推动当地华人社区的进步与发展，使之成为澳洲特别是昆士兰当地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九九九年是联合国规定的国际老人年。于是，藉此机会，通过昆士兰中国人协会出面组织作者，选择昆士兰州华人社区中的一些对社区的进步与壮大、对澳洲经济文化的促进和发展、以及对澳洲多元文化事业的推动与繁荣有所贡献的年长人士为对象，撰写他们的传略，记述他们在澳洲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及社区活动等方面作出的努力，以揭示他们作为华人中之杰出人物对澳洲社会的贡献和取得的成就。本书欲通过对那些于社会有贡献和有成就的年长人士的访问，以及为此而撰写的有关他们的传略，展现他们在取得其成就过程中的荜路蓝缕和对社会及对推广中华文化的默默奉献中的心路历程，从而向世人昭示，华人是如何构成澳洲多元文化社会中的重要一员以及如何成为澳洲特别是昆士兰州的各项事业发展中的开拓者和建设者；并期望以此来激励后人，发扬和光大中华文化，促进澳洲多元文化的发展。
本书所选撰的昆士兰州华人社区年长人士中的杰出人物，年龄皆在六十岁以上，具有澳洲公民资格，或者是在澳洲至少居住了十年以上，具有澳洲永久居民资格者，包括一些已经去世的社区杰出人士。在他们之中，有享誉海内外的文坛巨匠、丹青高手和舞蹈专家，有曾驰骋商场、成绩卓著的佼佼者，有在教育界学术上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和科学家，有在当地社会中积极推广中华文化、促进社区发展的各界人士，有在社区中享有声誉的领袖人物、社会活动家和默默奉献的社团精英，还有热心社区服务的神职人员……等等。虽然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接受的是不同的教育，有著不同的人生经历，但都以其赤诚之心，通过各自不同的形式，推动着华人社区的进步和中华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使之在澳洲的多元文化的土地上不断繁荣兴盛，成为澳洲多元文化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中华文化得以在澳洲，尤其是在昆士兰州的推广和发展，正是由于长期以来华族移民经几代人共同努力、不断奋斗的结果。本书所反映的，就是一批在澳洲这块多元文化土地上的辛勤耕耘者的几个侧面。他们的努力和成就，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一九七十年代中期澳洲“白澳政策”终结以来，昆士兰华人社区的发展和中华文化的推广之历史进程。
严格说来，本书算不上传统的历史传记，也不属于系统的口述历史记录。但它从不同的层面以及不同的角度，切入到澳华社会的演进，反映华人社区的多元特征及其发展，以及居住在澳的华人杰出人物的成就和对华人社区及澳洲社会的贡献。本书其实可以作为海外华人社区的另类历史的记载，期望它能为人们了解海外华人的个人世界及社区的进步提供一定的帮助。
尽管本书中的传主在昆士兰州华人社区（主要是在布里斯本地区）年长的杰出人物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本书无论如何难以涵盖整个昆士兰州甚至是布里斯本市范围内的华人社区中的所有杰出人物。一方面，这是由于在组织撰写这些杰出人物过程中，人力和经费的短缺，有些应该被撰写的人士无法予以联络到和给予访问，因为撰写他们的小传必须事先徵求意见，得到他们的同意，方可进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些杰出人物虽然在社区或在他们的各自的领域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们非常谦虚，在澳华社会的多元文化园地里辛勤地默默地耕耘著，不愿意声张，对他们便无法访问和撰写传记。因此，使得还有一些华人社区的杰出人物未能在本书中反映出来，这是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所留下来的遗憾。
我希望以后还有机会继续编辑同类型的书，从而将这些杰出人物以及其他不同年龄层次的杰出人物的事迹反映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昆士兰华人社区中的杰出人物是如何通过他们的努力，与其他华族移民一起，积极推动华人社区的发展和弘扬中华文化，从而促进澳洲多元文化的繁荣与兴旺。
如果没有传主们的积极配合与大力支持，以及作者们的努力和多方协助，这本书的编辑和出版是难以想像的。尤其是传主们和他们的家人在经济上给予了大力支持，使本书得以最终印刷出版。仅在此对这些传主和他们的家人、作者、以及关心和帮助本书编辑和出版的所有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也希望藉此机会，感谢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人类学与社会学系教授叶富强(David Ip)博士。叶教授对本书的编辑给予极大的关注，并对如何撰写华人社区杰出人物，提出了许多高瞻远瞩的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他并且在百忙之中，拨冗为本书作序。同时，我也要感谢画家孟刚先生为本书设计了主题鲜明的封面，他的设计反映了华人与昆士兰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
此外，我还要感谢昆士兰中国人协会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会长陈帆先生出面组织项目，召集华人社区中的年长人士和杰出人物以及作者们开会，集思广益，使得本书的编辑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此还要感谢澳华作家协会昆士兰州分会。该会积极参与和协助，如前任会长蒋中元先生和现任会长李晓蒂先生，对本书的顺利编成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因为本书的作者大都是该协会的会员。而且这些会员中的一些人，还是学术界的学科带头人，如邦德大学(Bond University)的哲学教授吕武吉(Martin Lu)博士，尽管教学与科研繁忙，但也积极参与人物传记的编写工作。他们这种不计名利大力协助的精神，是对编者的巨大鼓励和支持。
最后，仅在此感谢昆士兰州政府多元文化事务局的支持。正是由于该局在一九九九年国际老年人年到来之际，倡导开展与少数民族社区中年长者有关的活动和项目，并提供一定程度的财政资助作为启动经费，使本书的编辑得以进行。
二○○○年二月
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本(Brisbane, Queensland, Australia)
参考书目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1997) 1996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Selected Social and Housing Characteristics-Australia.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1997) 1996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Selected Social and Housing Characteristics for Statistical Local Areas-Queensland.
Chin, K. H. (1988) "Chinese in Modern
Jupp, James (ed.) (1988) Australian People: An Encyclopedia of the Nation, Its People and Their Origins.
McMillen, Donald H. and Su Mingxian (1998) "'Extended Connection', 'Divided Identities'?: A Study of Hong Kong People of Chinese Ancestry Having 'Ties' with
May, Cathie Rosemary (1988) "Chinese in
May, Cathie Rosemary (1984) Toysawyers, the Chinese in
Shum, Kui-kwong (1988) "Chinese in New South Wales Since the 1960s", in Jupp, James (ed.) Australian People: An Encyclopedia of the Nation, Its People and Their Origins.
粟明鲜、孟东宁：“澳洲华人社区的认同问题”，《南洋问题研究》（厦门大学），1998年第1期，页1-29。
Tu Wei-ming (ed.) (1994) 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Wang, Sing-wu (1988) "Chinese Immigration: 1840s-1890s", in Jupp, James (ed.) Australian People: An Encyclopedia of the Nation, Its People and Their Origins.
Wang, Sing-wu (1978)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Emigration: 1848-1888,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Emigration to
王省吾：《十九世纪下半期华工在澳洲淘金谋生史略》，台北：中国图书馆学会，1987年。
颜清湟著，粟明鲜、贺跃夫译：《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 (一八五一─ 一九一一年)》，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年。
Yen Ching-hwang, Coolies and Mandarins:
Yuan, C. M. (1988) "Chinese in Whi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