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士兰华人社区杰出人物选（13）－周善定：素描郁风

素   描   郁   风
周善定

 

著名画家郁风擅长素描，久享盛誉。初到布里斯本，她时常外出写生，凡奇花异草，珍禽宠物，街头景观，民居建筑，野外风光，均栩栩如生地载入她的速写本。对于人物素描，更有独到之处。当年在一代中国画大师齐白石家作客，老人挥毫书画，郁风观之有感，悄然捉笔写生。大师见了她为他所画的那幅肖像，虽不动声色，却也首肯，在上面题写两行字：“郁风艺精，为白石写像甚似，然非白石所有，余记之。九十一岁白石。”一九五十年代初，她曾采访报导上海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当其时担任市长的陈毅元帅前来作报告，郁风当场为他画肖像，陈毅见后欣然签上大名，此作翌日发表于《文汇报》。

那么，若要对郁风素描，又该如何？这里有幅郁风的老朋友、大画家黄永玉为她所作的肖像。西方有言：一画胜千字。此幅素描肖像可谓传神，突现了郁风的容貌、气质、个性。然而，画家似乎意犹未竟，特再加一段评语：“你的白发透过夕阳镶满了金边，漂亮而叱吒一世的英雄到底也成为一个老太婆。你自己瞧瞧，你的一天说之不休、走之不休的精力，一秒钟一个主意的烦人的劲头，你一定会活得比我们之中哪一个都长。那就说好了！大家的故事就由你继续说给后人听了。”言语中虽含调侃之义，但更有弦外之音，欲对是年七十五岁的郁风之一生，勾勒概述。郁风经历非凡，建树卓越。她有过青春风光，被选作封面人物。她犹如巾帼英雄，当年率领游行大军“救亡抗日”；还扮演过武则天。她既是画家，纵情丹青；又是记者、作家，热衷笔耕。如同她的夫君黄苗子，郁风的一生亦富有神奇色彩。   

郁风于1916年在北京诞生，但浙江富春江畔的富阳城是她的老家。郁家祖先以教书行医相传，祖父是当地私塾老师。父亲郁华乃革命先烈。清末之际，他先是考上府道试第一名的秀才，然后又考取杭州府官费留学资格，成为浙江省首批留日学生，攻读法律。学成归国后，出任大理院推事，兼在大学教课。其时，辛亥革命爆发，郁华是激进的革命派，经常撰文赋诗，在报刊上抨击腐败的清政府。民国初年，他奉命又前往日本考察司法。后来在沈阳担任最高法院东北分院刑庭庭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沈阳，随后日军军部通知法院，指定要郁华留下，谓“有要职委派”。但他民族气节凛然，不为名利所诱，毅然不辞而别，只身逃回北京。不久，郁华调任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1937年上海沦陷后，中国地界的政府机构全部撤出，唯独租界上的法院仍执行中国的职权，处于敌人的势力包围之中。作为法官的郁华，高风亮节，秉公执法，不屈不挠。那时，日伪汉奸与黑势力在租界十分猖獗。沪江大学校长刘先生遇刺，凶手被逮捕后由郁华审理，他不顾有人暗中警告，开庭时当堂痛斥并判罪犯死刑。此事引起颇大反响。但不久，在1939年11月23日，他却被汪伪特务机关所怂恿的歹徒杀害了。郁华被害的消息，令全国震惊和悲愤。当时担任《救亡日报》总编辑的夏衍即在报上发表《悼郁华先生》一文。上海律师公会和十余个社团为郁华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当时远在新加坡的其弟郁达夫，闻恶耗后写下这样的挽联：天让簿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扬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辽东。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华为烈士。   

郁华之死对郁风无疑是极大的损失。其父不仅是杰出的法官，还是一个著名文人；他具有艺术家的气质，擅长绘画，喜欢吟诗，是南社诗人之一，与大诗人柳亚子交往甚密。郁家经常高朋满座，文人墨客聚会频仍。全家迁居上海时，住处在虹口公园附近的公园坊。郁风时常随父亲去离家不远的内山书店，正是在那里郁风见到了大文豪鲁迅先生；她还记得其父与鲁迅、内山先生喜用日语对话。不过在文学上对郁风影响更大的是她的三叔郁达夫。作为长兄，郁华对其小弟郁达夫有培育之恩，是他在郁达夫十六岁那年将他带往日本留学。后来，郁达夫应北京大学邀请前去北京讲学，曾一度就住在郁华的家。郁达夫此时因发表《沉沦》、《银灰色的家》等作品而名声鹊起。他生性活泼，潇洒倜傥，对少年时代的郁风很有吸引力；她经常喜欢听他讲故事，跟他出外溜达。郁风不以“三叔”称呼郁达夫，而是用中日文合起来叫他“三Gigia”。郁达夫对这位天资聪颖且漂亮的侄女亦情有独锺。因为这位三叔，郁风兴趣盎然地读了大量五四新文学作品；也由于这种叔侄关系，郁风早年在上海文艺界能够结识众多作家、画家，其中包括未来的夫君黄苗子。遗憾的是，郁达夫这位近代中国的文学巨子，不幸于1945年在印尼被日本宪兵杀害。郁风近年来编辑出版的《郁达夫海外文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年)和《郁达夫─盖棺论定的晚期》(见《时间的切片》，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等评论，寄托了她对这位“三Gigia”的怀念，也反映了郁达夫对她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   

家庭的熏陶使郁风幼年就对文学艺术怀有强烈兴趣。郁达夫离开北京后，他的几万册书寄存在她家。郁风常常喜欢一人躲进书房，贪婪地阅读世界名著，翱翔在文学的天地里。十五岁那年，郁风入读北京大学艺专，这为她今后的艺术生涯奠定了基础。在当时，她不仅学绘画，还学习音乐和戏剧表演。后来，随家迁居上海，郁风又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深造。此时执教的有从法国归来的徐悲鸿、潘玉良等大画家。在这里，郁风对西方油画有较系统的研习，特别对各种流派风格有较深切的体验，这就是她后来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断创新的原因。女画家潘玉良对郁风颇有影响。潘玉良曾为郁风画过一幅肖像，富有印象派韵味，又具雷诺阿的画风。这期间，郁风在艺术上已崭露头角。她曾和另一位同学在南京鼓楼举办画展，颇得好评。1935年，郁风创作的油画自画像《风》，在上海著名的《良友》图画杂志上发表，编辑为此附上“编者按：郁风女士，为艺术家郁达夫先生侄女公子，作画潇洒豪放，笔触流动，为现代女画家之杰出人材，上图即为其近作自画像之一。”半个多世纪后出版的《中国现代女画家杰作选》(转引自李辉：《人在旋涡─黄苗子与郁风》，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的肖像类作品中，第一幅就选用了郁风此作，可见其在现代绘画中的突出地位。

青年时代的郁风，英姿飒爽，才华横溢。她不仅频频为报刊投稿，画插图，被选作杂志的封面人物，在戏剧舞台亦有出色表现。郁风是当时业余剧人协会的成员，曾参演历史剧《武则天》，担任武则天B角。此剧导演是沈西苓，作曲贺绿汀，演员中有众多明星，如魏鹤龄、顾而已和女明星吴茵（饰武则天的A角）。这也可说是郁风在表演艺术上的一次成功的尝试。然而，也是在这一时期，历史的风云把她推上了政治舞台。自1931年占领东三省后，日本得寸进尺，染指神州大地，企图吞并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同时，郁风在生活道路上遇到了像王昆仑、夏衍等共产党人士，激进的马列主义更使她向往革命。于是，郁风取消了赴巴黎留学艺术的计划。其父郁华看重她的艺术素养，鼓励她去法国深造，并为她办好了一切手续。郁风不得不说服父亲，放弃此机遇，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社会革命运动中去。   

早在1935年，郁风便成了上海青年妇女俱乐部的创办人之一和活跃分子，这是个共产党策划的外围组织，其创办者包括电影演员陈波儿和吴佩兰（艾思奇的夫人），还有作家白薇和演员蓝苹（即后来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她们公开宣传抗日，宣传妇女解放，为提高劳工妇女的文化教育和生活福利而工作。1936年“三、八”妇女节，上海七个妇女团体召开联合纪念大会，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号召广大妇女团结起来抗日救亡。那天参加的有妇女界的知名人士，如何香凝、史良、沈兹九等，而郁风被任命为游行的总领队之一。在众目睽睽之下，她挥动旗帜，领呼口号，率领众姐妹冲破警戒线。抗战爆发后，她积极参加创办《救亡日报》。此报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当总编辑，郁风成了一名记者，除漫画插图外，还经常冒著风险到前线采访。这时国共合作抗战，郁风经夏衍安排，在第四战区政治部任职，军衔少校，负责战地美术宣传。当年香港一家画报报导内地抗战新闻时，专门发表了郁风身著戎装的大幅照片。1939年，郁风因上海、广州先后沦陷而撤至香港；经她策划，创办了文学杂志《耕耘》，郁风任主编。虽然这本杂志因经费和局势限制，仅出版两期，但它汇聚了众多文人，发表了不少颇有影响的作品，故被称为香港战时文化的一朵奇葩。  

这本杂志所以能够问世，还归功于黄苗子。此时他也到了香港，名义上挂有国民党所办香港《国民日报》的经理头衔，故黄苗子既提供方便向当局登记，又慷慨地给予大笔捐款。在香港期间，郁风曾寄居黄苗子的大哥家，当时他的大哥黄祖芬任中华中学校长。从此，郁风和苗子结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香港被日寇占领后，他俩分别转赴重庆。正是在这一阶段，苗子与郁风的友情萌发出爱情，相互的通信日益频繁，感情越来越深化。不过，最后决定选择黄苗子为终身伴侣，郁风曾有过迟疑，对他与吴铁诚等国民党政要的关系颇有顾虑。后来多亏她的老上司夏衍出面“疏通”，才喜结良缘。1944年5月20日，黄苗子和郁风的定婚仪式在重庆郭沫若家中举行，由夏衍主持。大诗人柳亚子为他们的定婚赋词；郭沫若挥毫题诗相赠，他在柳亚子之前两句赋词基础上吟成一首律诗：跃冶祥金飞郁凤，舞阶干羽格黄苗。芦笙今日调新调，连理枝头瓜瓞标。

郁风与苗子的婚姻相当美满，令人称羡；她们相濡以沫，白头偕老至今。但是，“福兮祸所伏”，郁风当年的顾虑不是没有根据的，也可说是种预感。虽然她本人对革命素来满腔热情，对国家对人民贡献不少，且德才兼备；然而，她的艺术家气质、记者的敏感和作家的独立意志，不可避免地会与毛泽东所代表的狂热而专制的政治相冲突。这种感觉刚开始时似乎并不明显。新中国建立之初，郁风和苗子从香港迁居北京，她曾担任香港《文汇报》驻京特派员，热衷于采访报导。不久，她与苗子双双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接受所谓“再教育”。之后，郁风分配到中国美术馆工作，负责展览，一度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这期间，政治风云已变化莫测。先是所谓“潘汉年、胡风反革命案”，黄苗子遭牵连。1957年“百花齐放”运动，黄苗子被打成“右派”。其实，她和苗子所思、所言、所行是一致的，侥幸的是未被带上“右派帽子”。但到了“文革”，就在劫难逃了。这其中既有苗子的“株连”，又有与江青的“纠葛”。   

1991年，江青在狱中自杀，郁风为此在香港发表《蓝苹与江青》一文，讲述了她与江青的关系。她们最初在上海认识，那是三十年代中期，她俩同为上海青年妇女俱乐部的成员，其时蓝苹（即江青）在影剧界已小有名气，与郁风交往频繁。上海沦陷后，各奔东西。直到1945年，在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前，已成为毛夫人的江青先来渝治疗牙齿，曾专门造访郁风和苗子的新居。1950年，江青有一天请郁风夫妇和王昆仑（当时为“民革”宣传部长）到北京丰泽园吃饭；不久又请他们到中南海作客，那天毛泽东未在。该年国庆节夜晚，郁风陪她母亲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烟火，正好遇到江青；江青便把她介绍给毛泽东，当时她习惯地称郁风为“大风”。于是，毛泽东一面和郁风握手，一面操著湖南腔念了句“哈哈，大风起兮云飞扬！”之后，她们再没晤面，也无往来。可是，谁能料到，就这样普通朋友交往竟酿成祸根。“文革”之初，由于郁风与夏衍的关系，被打成所谓“文艺界黑线人物”，那时夏衍任文化部副部长，已和周扬、田汉、阳翰笙一道被打成“四条汉子”，成为“文革”的首批牺牲品。后来江青竟信口雌黄，诬陷“郁风是坏人是特务”，致使她坐牢达七年之久。这时的江青已非当年的蓝苹，她已成了（如她自己所言）“毛的一只狗”，权欲熏心，恣意妄为，正被放出来滥施淫威。   

“文革”期间的残酷遭遇，使郁风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深刻的反思。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狂热的革命激情，耗费了她的时间和精力，以致她的艺术才华未能开发提升。1975年出狱后，特别是次年“四人帮”垮台后，郁风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绘画之中。1982年，她创作的《春风吹又生》获法国沙龙美展金质奖。1983年，旅法画家赵无极在北京举办画展，郁风发表《赵无极─在东西方之间》的长篇评论文章，对中国艺术界存在的僵化、单调、偏执，大胆挑战，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1987年，中国美术馆举行《二月九人美展》，联合参展的九位女画家中，其余均为中青年，唯郁风已是古稀老人，但她的作品独占鳌头，备受赞誉。1994年，在澳大利亚旅居五年后，郁风和苗子首次回北京联袂举行书画展。一些评论家惊奇地发现，郁风近期的作品又有“突飞猛进”，构思更大胆，技艺更精湛；其中《中世纪的幽灵》、《澳洲花树系列》，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艺术评论家黄蒙田认为她的作品：“是画，不是中国画，也不是西洋画，但又可从她的作品中找到这些东西。她是把中的西的都驱在笔下，创造自己的风格。”(见李辉：《人在旋涡─黄苗子与郁风》，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近年来，郁风的作品多次在香港、台北、汉城、悉尼及欧洲等地展出。   

自从1989年定居布里斯本以来，郁风如同苗子，创作的热情更高，生活亦更丰富多采，似乎越活越年青了，无怪乎被称为一对“老少年”。如同苗子，郁风除挥毫外，还笔耕不缀、著书不断，经常为香港、大陆等地的中文报刊撰文。她出版的散文集《我的故乡》(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急转的陀螺》(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年)、《时间的切片》(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和《美比历史更真实》(湖北出版社，1998年)，很受评论家的推崇。在华人社区，郁风和苗子，可谓德高望重。如同苗子，郁风曾应邀向昆士兰的华文作家和文艺爱好者演讲，传授经验；她时常被邀为评判，参加华裔子弟的绘画、语文比赛，奖掖晚辈，弘扬中国文化。郁风的画，苗子的字，曾多次捐献给社区，或义卖赈灾，或资助慈善机构。1999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澳大利亚，在悉尼举行的华人社区欢迎江主席的宴会上，郁风所作的画及苗子的题词，被选为赠送给贵宾的特别礼品。   

郁风和苗子真乃华人社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