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士兰华人社区杰出人物选（20）－辛原：奉献与实干的陈天泉神父

奉献与实干的陈天泉神父
辛   原

    如果你在布里斯本街头，看见一位六十有余的男士，经常开着一辆丰田 (Toyota) 小车，车上又经常载著不同面孔的乘客，而他的脸上总是笑嘻嘻地，说起英语流利如澳洲人，讲起广东话虽然比英文差些，却也极为通顺，如果说普通话他得寻思之后才能出口，这位就是不穿神父衣装的天主教陈天泉 (Albert Chan) 神父。

    陈神父不但在天主教友心目中倍受敬仰，在其他宗教的团体中也深受欢迎。因为他的助人是不分国籍、宗教、年龄和性别的，他的特点是“有求必应”，“无求也友”。

    陈天泉出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太平洋战争期间，新几内亚被日军占领，他差不多有四年的时间没有机会读书。 l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年半以后，即1948年2月，为了升学，陈天泉从战火余生的新不受列颠（现在属于新几内亚）的亚苞埠 (Rabaul)，飞到澳洲，就读于昆士兰州图旺坝 (Toowoomba) 的当南中学 (Downlands High School)。

    当时的澳洲，是一个单一文化、单一语言的社会，中国人很少，在图旺坝只有两家，其中有一家姓林。林先生 (Diamond Lum) 是澳洲出生的华人，已在图旺坝住了很久。林先生夫妇开了一家杂货店，在当地很知名，也受人尊敬。尽管如此，当时是绝对的“白澳政策”，正如后来的劳工党领袖阿瑟·卡威尔 (Authur Calwell) 所说，“两黄不顶一白”。白澳政策始于一八五十年代，起初是为了限制淘金区华工人数，以后扩大到对所有亚裔人及所谓“黑人”在内。在白澳政策下，英国移民的种族歧视的想法舆态度，极端恶劣。陈天泉当时对此就有切身体会。当初与他同机来澳学习的中国人共八人，首站是昆士兰州的库克城 (Cooktown)。在办理通关手续时，必须像罪犯一样，用黑色油墨打印指纹，交给移民官员。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对此感到奇耻大辱。初入澳洲的经历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他们初来时的八位同学中，周新民和他的弟弟亨利去了悉尼，其余六人则落脚图旺坝，包括陈天泉和他的弟弟弗兰克、陈派克、司徒约翰、司徒彼德（己逝）及蔡约翰，都就读于当南中学。该校创立于 1931年，专收寄读生；后来改为男女合校又兼收普通学生。虽然建校时间不算太久，但在短短的十七年 (l93l－l948年) 中，已在昆州崭露头角，声誉卓著。但当地人对亚裔人的种族歧视现象也十分普遍。刚入学校时，有些当地学生就用轻蔑的口吻叫陈天泉等中国人为“清国奴”(Ching Chong Chinaman, or Chink)，陈天泉十分气愤，难以忍受，还曾经和他们拳头相向，以后慢慢时间长了，相互了解后就相处很好了。

    陈天泉年少时便受洗入教，成为1854年创立于法国的天主教圣心传教会的会员，并立志为天主教的传播事业而献身。因此，在当南中学读了六年之后，遂于l953年底，转到新南威尔士州离悉尼 65公里的道革拉斯公园城 (Douglas Park) 一个叫圣玛丽亚塔 (St．Mary's Towers)的小修道院，再在那儿进修了两年，读完中学，也完成他作为神父见习必修的阶程。l956年，又转到维多利亚州离墨尔本不远的克罗东 (Croydon) 的一间圣心修道院，进修天主教神父的课程，先读三年哲学，然后又修了四年神学。此后于1962年7月，晋位天主教司铎的神职。为纪念这个重大的日子，陈天泉回到他的故乡亚苞，休息了几个礼拜。

    l963年是陈天泉开始其神父生涯的第一年，他被分派到新南威尔士州悉尼的著名赛马圣地兰维克 (Randwick) 区的圣母圣心教堂担任助理司铎。不久，转入教育部门工作，在天主教所属的学校执教达 22年之久，主要是教授八、九、十年级的一般科学以及十一和十二年级的化学和宗教课程。

    1985年，应布里斯本华人天主教社区的要求，他回到昆士兰州，从事教会工作，担任教区的神父，组织布里斯本华人天主教会。刚来时，他参加过由新畿内亚华人组织的国泰会，并担任理事多年。该会对华人社区的福利十分注重，陈神父当然热心地参与各项活动，因此也认识和帮助了不少华人。但他的工作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华人天主教社区，也不仅仅限于华人，而是普济众生，一视同仁。从下面的几件事情便可看出陈神父兼善天下普济众生的博大胸怀。

    十年前，一位从香港来澳做换肾手术的病人，经人介绍认识了陈神父。陈神父热心予以照顾，为他代找房子，借家俱和炊具，购物，安置一切。他不但常常探访病人，还担任司机接送其亲友去医院探视病人。有时病人家属发生了心理问题，又要充当心理医生，排忧解难。

    第一位病人走后，陈神父就把一切家俱、炊具、枕头、被褥等存放起来。教友们常常笑陈神父此举为“囤积破烂”。岂料不到三个月，又有从马来西亚到澳洲来的换肾病人，直奔陈神父处，陈神父遂又把老戏重演了一遍。只是这回已有经验，不像第一次那样显得有些混乱。如今，由香港来澳换肾接受过陈神父帮忙的有六人，马来西亚来的有四人。在他们住院期间，陈神父每周固定至少拜访三次。其中有一位病人在澳洲住了一年半有余，而陈神父从不间断地探访和提供帮助，且不厌其烦，持之以恒。但这些病人也不一定是天主教友。

    1989年，有一位从大陆来澳的女学生，为了兼差赚学费而同时打了好几份工。有时她的工作要到深夜才结束，这时公车已停开，坐计程车又担心，便求助于陈神父。而陈神父也就任劳任怨地当了自贴汽油的司机。岂料这样“助人为快乐之本”的行动竟引起了大谣言。有人竟当著神父的面说：“恭禧神父有了女朋友了。什么时候结婚啊？”陈神父解释说，神父是不可以结婚的！说话的人才恍然大悟地说：“原来如此，难怪你经常换女人呀！”这位女士如今已成家立业，儿女满堂了。

    陈神父为什么会接触那么多的女人？其实原因很简单。许多从台湾、香港等地移民来澳的家庭，大多数的男主人不久又回到原居住地工作，而将夫人和儿女留在此地，一旦有什么事发生，陈神父就是一位好助手。许多疑难杂事包括学英文、找学校、孩子的问题，甚至夫妻间的纠纷，婚丧喜庆，外加打官司，可谓无奇不有，陈神父都来者不拒，热心帮忙。因此，天主教友称他是“神父”，而非教友则称他是“父神”。

    另外还有一位对生命充满信心的女士，全家到了澳洲后，被丈夫所厌弃，处处受到冷落和辱骂，身心倍受折磨，患了幽郁症和精神分裂症。为了保全生命，她不得已而遵医嘱与丈夫分离。但其丈夫与她人结婚后，还经常在友人面前说些与事实不符之话破坏其名誉。友人因看不过去，欲拔刀相助，愿挺身而出将事实真相说明，以公诸于世。但这位女士为了维护其子女的名誉而不愿声张，更不愿让子女由于其父尚未离婚便不经结婚就公然与年轻女子同居而蒙辱。尽管这是在澳洲，其结果也会被别人背后耻笑。因此，她觉得如更进一步地当众揭发这些无谓谣言，实无必要，最终婉拒了朋友的好意。但每当午夜梦回，这位女士思前想后，冤枉懊恼之情难去，每对如此苟活，缺乏乐趣。某日，当她动了脚趾手术，因四只脚趾被切除而不良于行时，忽心生去意。就在此时，陈神父忽然光临，真犹如鬼使神差。陈神父当下二话不说，为她洗碗扫地，只说了一句“好好养病”，就悄然离去。女士梦醒，不再萌生自毁之念，请陈神父为她祈祷。陈神父救了她，她也经常在周六将其位于古白鹿区( Cooparoo) 的面包店里卖不完的面包送给陈神父，由陈神父分赠给需要的人。

    为了帮助教区的工作，他从香港请来了华人修女。大约在十年前，就开始有沙尔德圣保罗女修会(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tres)及中华无原罪圣母女修会(Sisters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的修女，来布里斯本常驻。嘉诺撒女修会 (Canossian Sisters) 也派来修女，但她们只能暂住，工作完毕以后，就要回去。他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长大的，华语表达能力有限，需要华裔修女的协助。现在，沙尔德圣保罗女修会已在波诺尼亚高地 (Boronia Heights) 区的弗德里克街 (Fedrick Street) 第12 号办起了圣保罗老人村。这里有独立的单元，也有单人宿舍，包括六十张床位，管理良好，环境幽静美丽。中华无原罪圣母女修会的修女也在上格拉维特岭 (Upper Mt Gravatt) 区的克难坡路 (

Klumpp Road

) 第110 号修建了女学生宿舍，可容纳 五十人，每人有独立的房间。

    为使华裔移民儿童及出生在此地的孩子继承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华语天主教社区于 l99l年在布里斯本蔚霞区 (Wishart) 借用圣凯撒琳小学 (St Catherine's School)，成立圣心中文学校。目前该校有学生450人，分成22班，学习广东话，并为小部份的成人提供英、华及粤语教学。

    鉴于布里斯本华人天主教社区还没有一个教堂和活动中心，陈神父已经在兰孔区(Runcorn) 买了一块地产，计划盖教堂和活动中心。为协助实现这一计划，1999年某月的一个星期六上午，在天主教圣心中文学校下课以后，大家举办了一次餐点义卖筹款大会。提议这个活动的是一位叫丛玛利的佛教徒。她认为，陈神父为大家默默地贡献，精神伟大，值得敬仰，现在他一心一意要盖一个中国人的活动中心，我们都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天的活动从十一点半开始到下午二点半结束，共筹款得一万零二百多元，其中二位无名氏各捐七千元和二千元。大家热心烹煮的食物和慈悲喜舍的捐款，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人的合作精神，也是陈神父热心助人的感召力所致。希望陈神父正筹款兴建的教堂和活动中心能早日实现。

    长期在教会工作，陈神父接触的人来自各个不同的种族和文化背景，因而对于澳洲的多元文化有深切的认识。他认为，澳洲多元文化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并非一蹴而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欧洲人移民来澳，尤以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为多。在布里斯本，希腊人多聚居在西端区 (West End)，而意大利人则多集中于新农场区 (New Farm)。当时，他们也曾受到不同程度的种族歧视。当地英裔人士称他们为“大土佬”(Wog)，客气一点儿的叫他们“新澳洲人”(New Australian)。到了l975年，越南南部为北越的共产党人所统一，不少越南难民移居澳洲，移民政策才逐渐放松，导致1980年代以后，不少来自台湾、香港、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和其他地区的中国人移民澳洲。陈神父认为，种族主义者各国都有，当今世界上一些地区的族群仍在相互残杀，即是明证。相比之下，澳洲应算是十分民主自由、宽容忍让的国家，这也就是许多移民都乐于以此为家的缘故。他坚信，最近几年的“一个民族党”(One Nation Party)的种族歧视丑态，将是过眼烟云，来而复去。澳洲目前实施的是包容政策，每个民族不管来自何方，都可以说自己的语言，保留自己的优良传统与文化，由此而慢慢融入主流社会。也就是说，各个民族互助共荣，共同进步，才逐渐形成了澳洲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因此，民族的整合是一个缓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耐心、爱心和包容的雅量，不能急燥。

    不过，陈天泉亦发现，只要英语说得流利，即使在白人社区工作，也很少遇到有偏见或被歧视的现象。经验告诉他，一个英语说得流利的人会被人视为“已类”。因此，他常常告诉新移民们，学习英语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发展多元文化，促进民族和谐，推动澳洲社会不断进步的一个前提条件。

    陈神父是无私的，他把生命奉献给上帝，也奉献给了澳洲社会。如果此地多几位像陈神父这样的人，相信中国人社区会更加团结温暖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