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籍日本兵【附十三】

被淹没的岛屿战史：──高砂义勇队
陈淑美

        在日据末期，台湾原住民曾被迫参与过一场惊天动地的国际战争，数千名原住民菁英丧生在西太平洋燠热的岛屿。

        三、四十年来，当年所效忠的祖国日本也罢，回归于中华民族的中华民国在台湾也罢，都少有人再提起这段历史，直到一九七四年，印尼摩罗泰岛丛林里走出一个高砂义勇队员李光辉；之后这段历史才在日本人道主义者的追索，以及台湾众多生还者的口述下，逐渐拼凑出一幅模糊的图像。

        在全世界都在反省二次大战的声浪中，这段史实代表什么意义？日据以前，从未有国族概念的原住民在其中有过什么样的经验与待遇？走过战争的高砂义勇队员又有怎样的爱恨情仇？

        袖子卷起，是一只受过伤的手臂，手关节处硬壳似地突出成一圈，以下的手臂就不长肉了，名符其实的「皮包着骨」，像支棒球杆。老人家说这手是被砲弹削过的，至于地点在哪儿，怎么受伤的，却已经说不清楚了。

        这是在南投县仁爱乡的庐山部落、七十七岁的泰雅族人林仁川（日本名森川仁）的悲惨经历。林仁川曾在二次大战末期，参加「第三回高砂义勇队」，才出征四个月，就挂了彩，留下这只残缺的手臂。

        在台湾原住民部落，类似林仁川的遭遇所在多有，更多的族人在走上南洋战场为日本天皇效命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高砂──和平改造的生蕃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偷袭珍珠港，掀起太平洋战争，台湾正式卷入二次大战的战火，战争的利爪，不仅波及平地的人们，也伸进深山原住民部落。

「高砂族，是日本政府给予台湾原住民的新命名。『高砂』两字传承自日本的神话传说，意思是经过日本的统治与改造，『原生蕃』已经迈向半文明的一族，」长期研究日本「理蕃」政策的政治大学日籍教授藤井志津枝指出，「高砂义勇队」被认为是高砂族中代表日本精神的优秀人才，在日本警察的怂恿下，「志愿」为日本国出征的一群。

        在台湾各原住民部落，参与过「高砂义勇队」的老兵很多，只是这段历史过去向被视而不见。「老人家不会说，年轻人不懂问，」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大川表示，除了原住民老人家只能说日语及母语，沟通不易，过去岁月里对「台湾人战争历史」的轻忽，也是使这段历史被视而不见的主因。

在日本方面，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智慧指出，一九四二年以后日本在南洋战场上的征战极其惨烈，期间发生了许多残酷的杀戮及如吃人肉等不人道的行为，为逃避战后审判，南洋战场上的资料有意为日本军方湮灭。

        另一方面，高砂义勇队当时被编为军属（军中雇员），多担任搬运、协助建造机场，打丛林战等游击工作，通常不受军阶，没有正式军人身分，因此在正式战史中付之阙如，更不可能有「战友会」等相关组织来纠合众人，形成集体记忆。「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公布过他们的资料，」致力于高砂义勇队田野调查的日籍作家林荣代也说。

从「中村辉夫」到「李光辉」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阿美族人史尼育唔（中文名李光辉）幽灵般地在印尼摩罗泰岛上被发现。三十年来未接触「文明」世界，史尼育唔被发现时，赤身裸体有如野人般正挥动着蕃刀噼柴，在他居住的丛林竹屋，还找到战时所用的三八式步枪，还未上膛的十八发子弹、军用水壶、铝锅、钢盔等，在丛林里独自生活了三十一年，史尼育唔生还的奇迹震惊了世界。

        史尼育唔的故事相当反映台湾原住民百年来的际遇。他在日本人大力推展皇民化理蕃政策时，被改成日本名「中村辉夫」，光复后「山胞」申请户籍，「中村辉夫」又被户籍人员改为「李光辉」。

        一九四三年「中村辉夫」离开花莲家乡时，他仍是日本皇军，彷彿日本童话《浦岛太郎》的再版，三十年后丛林外世界已然翻转，台湾从日本殖民地「改朝换代」为中华民国，以为他战殁的妻子黯然改嫁，到南洋战场时才出生一个月、三十年后到机场接机的儿子已然挺立。那一年松山机场大厅，李光辉与久别重逢亲人以阿美族特有手势拉手相见的画面，成为走过当时年代人们的深刻记忆。李光辉正是不折不扣，在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派遣到南洋的高砂特别志愿兵。

        李光辉的出现，勾起世人模煳的记忆和曾被忽视的历史，几位日本作家及媒体工作者更循此线挖掘出台湾原住民为日本天皇血溅沙场的事迹，掀起了探求「高砂义勇队」的秘辛。

        早稻田大学肄业的日籍作家林荣代是其中之一。

        在日本鹿儿岛市，林荣代打听到有位中村先生曾担任义勇队的副官，好不容易找到副官的妻子在电话中谈及先生曾率义勇队至新几内亚，一年前已经逝世了，但身后留有第五回义勇队队员的名簿。

不容青史尽成灰  

        林荣代隔日便去找这位中村哈密女士，找到了写着「第二十七野战货物厂」（编按：这是第五回高砂义勇队在新几内亚登陆时所驻扎的单位）的封面手册，全部共有九册，记载着各复员军人、战殁军人、内还者（回到日本的生还者），及战殁地点、原因、亲属关系、在台地址等，簿内密麻写满军事邮便储金金额，还有当事人盖的印章及手印。（编按：「邮便储金」为战时日本因为发放薪资不便，故在亚洲各地广设野战邮便局，寄存军人薪资。战后日本因通货膨胀及资金筹备困难，停止储金归还的申请，形成许多二次大战原日本兵与日本当局诉讼未休的悬案。）

        循线追踪，林荣代又找到第五回义勇队的部分长官及训练警官，并亲自到台湾找到参与过战事的幸存者，按照他们的口述整理成《第五回高砂义勇队──名簿、军事储金、日本人证言》专书。之后又到台湾各部落遍访尚活在人世的义勇队员，集结成《证言》及《台湾植民地统治史》照片集一册，是已发表有关高砂义勇队最完整的三本史料。

        黄智慧指出，有关高砂义勇队的资料至今仍有许多谜团待解，据她所知，目前在日本坊间所找到的高砂义勇队著作不超过十本，以幸存者（高砂义勇队员及其长官）的口述证言为主要内容，尚未有系统性论述，对高砂义勇队的中文研究，除了一些零星口述之外，这段史实较之于日文著述，更是受到漠视。

根据这些幸存者的口述及其他相关文献大致拼凑出的「高砂义勇队」图像是：二次大战末期，台湾总督府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太平洋战火愈趋炽烈时，总共徵调八回台湾原住民参战。出征时间从一九四二年三月到一九四五年。

        除了第一回主战场在菲律宾，其他六回主战场分布在西南太平洋的几个海域，包括英属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拉包尔群岛、摩罗泰群岛等。第八回的战争经历则尚未定论，有幸存者说全员未及派上战场，留台复员。也有人说船曾开至婆罗州群岛。除了八回义勇队之外，另外还有陆军及海军特别志愿兵。

黄智慧的研究指出，总计八回高砂义勇队员以及数次徵募的特别志愿兵种，保守估计应有七、八千余人，其中大多数战殁。（编按：另根据林荣代等人说法：高砂义勇队八回共约四千人，七成战殁，三成幸存）。

        有关高砂义勇队的战殁及生还人数，以及至今究竟有多少人尚活在世上，不仅有不同说法，也还有种种猜测。黄智慧认为，这最基本的史实整理工作，亟待相关单位加以调查确认。

        以蕃制蕃、薰化善导

        日本人为何在战事扩大的紧要关头，相中尚在日据统治最底层的原住民，将他们送到南洋战场？

        黄智慧指出，台湾原住民的战力早为日本人注意，一八九五年长野中尉进入台湾山地做调查时，就已看出台湾原住民的山林作战能力。但林荣代认为，从现今发掘的史料看来，日本人徵召台湾原住民当兵，契机可能在「雾社事件」。

        一九三○年，位于雾社的原住民因为不满日本人为得到中央山脉森林资源，而将土地收归官有林地，禁止原住民原有生活型态与文化，并对不从者大开杀戒的「理蕃」政策，趁着日本人在雾社公学校举行联合运动会时，泰雅族人一举杀死了包括日本警察、教师在内的一百多名日本人。后来日本政府动员大批武力，企图以飞机大砲强攻原住民藏匿的山头，仍久攻不下，后来「以蕃制蕃」，诱使泰雅族另一蕃社的族人代其出征，才攻下了「叛乱」部族。

        雾社事件后，原住民强劲的山林作战能力，教日本人印象深刻。林荣代指出，雾社事件后，讨伐部队长官服部兵次郎大佐的相关文书便有「他们（原住民）的兇暴固然可恨，但若加以薰化善导，或许在紧急时，他们能在我军领导下，成为军队的一部份……」。显然，在雾社事件之后，日本人已将原住民视为后备重要战力。

        一方面也因为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国内青壮男子已达动员极限，加上太平洋战争后，日本人战线扩大到南洋一带，能吃苦耐劳、精于山林作战的台湾原住民青年自然成为先被考虑的不二人选。

        日本总督府徵召高砂队赴南洋，很重要的关键是当时台湾军区的司令官陆军中将本间雅晴。这位向有开明之名的军官，其时正指挥菲律宾攻略战，「当本间在菲律宾做困兽斗时，他脑中想起的是『赤足奔跑险山丛林又身具深夜能肉眼视』的高砂义勇队，」专治台湾史多年的政治大学教授戴国辉也说。

不当兵，非男人

        日本战时宣传片《莎韵之钟》里，在外地念书回家的原住民青年为了响应参战，特别回到家乡来等候召集令，接到召集令的青年欢欣雀跃，接不到的人伤心失落，电影情节也许夸张，但也的确反映当年义勇队被鼓动好战的普遍氛围。

        「当时年轻人被问何时当兵？就像今天问人『吃饱饭没？』般自然，」雾社七十八岁布农族原住民高聪义（日本名加藤直一）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他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写了血书，参加第七回高砂义勇队。

        日本纪录片工作者柳本通彦在花莲寿丰村采访的影片中，原住民的耄耋老妇的亲身经历是：当时她的孩子才生下来十四天，但丈夫就急着要从军。「丈夫说，周围的朋友都去了，我怎么可以不去？丈夫还说，『不当兵，不像男人』」寿丰村老妇说起当年情境。

        为了诱使个性纯朴的原住民当兵，日本人一方面给予高薪──屏东县太武乡的第五回高砂义勇队员杨清课（日本名平山勇）回忆，当时说好每月支给八十圆。这对当时少有货币收入的原住民很具吸引力，一方面也以心理战向原住民游说。「日本人用的是『两面手法』，一面向原住民小姐教育说『没参加高砂义勇队的，不是男人』；一面又向原住民青年说：这些小姐认为，不参加高砂队的，不是男人。」林荣代说。

        从许多幸存者的回忆看来，当时的高砂义勇队员心里再有怎样的惶恐不安，也在周遭环境为「国」而战这种「集体起乩」的情绪下被掩盖了，他们有的行程匆匆，「连跟家人说一声再见的机会都没有就走了，」新竹关西泰雅族义勇队员刘德禄（日本名武山胜雄）说，也有的在台湾岛上或菲律宾受短期军事训练后再派往南洋。

在没有道路的丛林里……

        虽然没有正式战史记载，但许多日本老兵的札记里，对「高砂义勇队」的描述，充满神奇色彩。

        「高砂义勇队彷彿是为了打游击战而生的年轻人，特别是展开敌营攻击时，他们所有先天本能的直觉，连毕业于中野学校（编按：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为培养军事间谍人员所发展出来的秘密训练学校，学员皆从日本官兵中选出，受到严格的军事谍报训练）的我们也大吃一惊。」（林荣代整理十八军参谋随从成合正治口述）

        「在没有道路的丛林，来回穿梭侦察着敌情。他们可以分辨出远处的声音，将敌军诱到指示的正确方位。他们将游击战的妙处发挥到极致，是使我军占优势的原动力。

        此外，他们并精于狩猎，野猪、雉鸡、山猫、蛇、虾、鳗鱼、青蛙、小虫，都可以分出可食与不可食加以猎取，在无粮食的山中得以充飢，教授我们应付日常生活的基本方法。当我罹患疟疾，被高烧所苦，他们冒险从海岸取来椰子水，当我营养失调而身体衰弱，他们更悉心照顾。」（摩罗泰战友会编纂《春岛战记》 ）

        在日本战后老兵口中整理出来对高砂义勇队的描述。英勇、服从、为长官效命，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几乎就是高砂义勇队员的典型印象了。

        相较于日本老兵的回忆，倖存高砂义勇队的口述则充满悲惨色彩。

        「离开巴拉湾岛时同样搭乘货船，满装粮秣、弹药航赴新几内亚汉瑟港，第三天清晨，首先遭到飞机轰炸，导致整个炊事班人员全部死亡……」

        「撤退途中，高砂义勇队背着相当重的粮秣，沿途所见皆是因体力不支而落伍的士兵，步态蹒跚，面容憔悴，甚至罹患痢疾、疟疾……，有些体力不济的士兵，为了喝山涧水，一蹲下去就没法再站起来。路上为避免生火容易被盟军飞机发现，常常就啃生米粒充饥。……」（台湾省文献会第五回高砂义勇队员杨清课〈日本名平山勇〉口述）

高砂义勇队的爱恨情仇

        戴国煇指出，在日本人的回忆中可发现，高砂义勇队看似每个人都是顺从日本的「乖乖牌」。但事实上却不尽然。

        林荣代所做的访谈中提到，第五回义勇队副官中村数内的妻子中村哈密提到，在日本战败后两天，中村要求她带着三岁孩子逃离家门，数日之后，代其看守家门的卫兵居然被人斩首，尸体在台中市被发现。

       另一位第五回警官上野保也提到，在战后自南洋撤回台湾的船上，他差点被丢进大海，战后儿子们建议他去台湾旅行，但他迟迟不敢，深怕遭到义勇队队员的报复。

        孙大川指出，原住民对日本统治者的情感，的确混杂着「爱恨情结」，在日本长达五十年的理蕃政策底下，原住民一直是被看不起的，落在社会的底层，是种「屈辱似的认同」。

        「日本人是一等，摆浪（阿美族语，意为汉人）是次等，原住民是三等国民，」台东阿美族原住民郑王金宗形容。「这样的背景使得过去的原住民同胞，碰到日本人时，总有自动矮一截的心态，」孙大川说。

        这样的心理在碰到像参战这样可能牺牲性命的抉择时，原住民一方面反应的是戴国煇所形容的要更努力争先，以「洗却污名」的心情。但到了战争末期，亲眼目睹到战争的非人待遇，日本人非理性精神，开始对自己有所怀疑，不知自己「为谁而战」的原住民也所在多有。

        第三回高砂义勇队员刘德禄指出，他也是一直到战后复原，甚至到现在，才开始对战争的本质有点儿疑惑，回想起日本人在撤退前没有说明什么原因，就一路宰杀曾经帮助过他们的当地土着，「日本人真是残忍呀，」他说。

        「别看他们在公众场合，有时穿日本军服、带日本军帽，唱日本军歌等，俨然亲日模样，但一喝起酒来，大骂日本人不仁不义、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径不难看见，」林荣代说，这些行为都可看出高砂义勇队有极难化解的战争情结。

恐惧心理的反弹

        最悲惨的，是雾社事件的后代。戴国煇指出，雾社事件之后，十五岁以上「起义」的泰雅族男人几乎全被杀光。许多后代被强制迁居到雾社附近的清流（川中岛）。据林荣代的统计，清流地区约有三十三位青年参加义勇队，他们曾在幼时目睹兄长被日本人以飞机大砲镇压的境遇，「是否基于对日本人的恐惧及『在劫难逃』」的心情，乾脆逢迎及讨好日警，对日本更为尽忠，」戴国煇认为，这种心理的变化也是许多遭高压反弹者的共同经验。

        许多劫后余生者，在战后回到已然「改朝换代」的中华民国，原来日本语的世界，突然之间变成国语（北京官话）的世界，收音机、电视等大众媒体的语言、意识型态一夕之间改变，儿孙们开始接受完全不同于日据时期的国民政府教育，高砂义勇队成了寂寞失落的一群。

有人选择封闭自己，将自己留在过去世界里，不与现实生活接壤。孙大川有一位小舅就是如此。「光复后小舅原本乐观开朗的个性，变成沈默寡言，平常只收听日文收音机、看日本电视台，一心务农，不与外界接触，」孙大川描述。

高砂义勇队成员中大多本来就是族中体力、能力俱佳的部落菁英，也因为曾参与战争的不凡经历，光复后有人奋力学国语，成为部落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物。「不少人后来当了县议员、乡长、乡代表等职，」孙大川说。致力于台籍日本兵索赔事件的第七回队员高聪义，前后就曾担任过南投县仁爱乡乡长、南投县县议员多年。新竹县关西镇的第三回队员刘德禄也曾担任过新竹县议员。

回归正义的起点

        九○年代，台湾史进入「重塑」的过程，许多过去曾被淹没的历史重新被提起。沈默半世纪的高砂义勇队员也开始发声，一九七四年的李光辉事件，使得台籍原日本兵战时赔偿问题端上台面。

        「日本政府对李光辉三十年的日本兵身分做出人道赔偿，自我推翻日本政府不对个人进行战争赔偿的主张，」藤井志津枝表示，一九七五年，台籍原日本兵组织成立，展开从七七到八七年日本法庭上控诉日本政府对高砂义勇队与日本军人慰问金待遇不同的「不人道」行为控诉。虽然经日本高等法院三审确定高砂义勇队败诉，但中日相关民间人士仍认为不合理，拟继续与日本政府周旋。（编按：日本对高砂义勇队战后赔偿如今已经确定。例如战时未领的军事储金、未领薪资、年金、保险金，称为「确定债务」。原台籍日兵只能索取一次领清的一百二十倍补偿，但是他们所计算出的补偿倍数是七千倍，与结果相差甚远。战死者及重伤者则只有两百万圆日币，与日本军人至少可领四千万圆日币难以相较。）

        五十年后重新面对当年，尤其是当后来知道日本政府对待这批老兵的索赔条件，相对于原来参战的日本兵有千里之别时，许多人愤怒、悲伤的心理不在话下。

天皇万岁

        「大家都是为日本而去的，冲锋陷阵落难而死时，大家都是喊天皇万岁，没有人喊蒋中正万岁的，」柳本通彦纪录片里，一位高砂义勇队员控诉。「日本教科书教我们守信是最好的德行，是日本人对我们不义，」花莲寿丰村另一位高砂义勇队员也说。

        曾经被历史遗忘，半世纪重新被人记起，面对的，却还是与过去不相上下的「差别境遇」。孙大川认为，这是历史的反讽，也是对老人家最大的不敬。「我们现在想做的是先将这段历史釐清，在精神上与老人家声气相通，至少在感情上给予支持，不要像往日一样，对他们漠不关心，让他们无声无息地离去，」孙大川说。

        原住民委员会也呼吁日本政府，对于这些曾经为日本国效忠尽职的老人家及遗族家属，不管在精神或物质上都能有所补偿，「不仅是补偿金钱，重要在对我们所做一切的承认跟认同！」高砂义勇队员高聪义也说。

        原民会及中日声援高砂义勇队的民间团体都认为，针对高砂义勇队的补偿及赔偿问题还待继续与日本政府磋商，而因为高砂义勇队队员的老成凋谢，原民会也建议日本政府能提供奖学生给义勇队后裔到日本留学深造。

        一些后续的计画也陆续形成。原民会建议，或许他们会找一天到南海去，在过去义勇队员死难较多的海域，举行一次安魂仪式，以告慰死难同胞在天之灵。

        战火无情，历史的伤痕会不会消失，关键在后人怎样对待。

 
（出处：Taiwan Panorama 台湾光华 1999年3月第0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