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李白黄与清党之役 /黄旭初

广西李白黄与清党之役

黄旭初

    〖清党是国民党史上的大事，也似乎是国民党命运安排所难免的事，是件责备或原谅都不容易遽下的事。

    在事件过程中，有几点滑稽可笑的：一、清党已在行动了，却还标榜联俄容共。二、西山会议派本反共的祖宗，但清党中却仍叫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又下令查封其党部。三、汪回国复职到沪，蒋与其恳谈后，即通电统率全军而服从之，表示竭诚拥戴，但汪复职后，竟下令将蒋撤职通缉，并开除党籍。凡此之类，无异演剧，个中玄妙，如欲明白，须读本文。

    当时的革命军，多数不热心清党，甚至反对清党，党部虽慷慨决议，如无实力拥护，统帅是很难决心下令行动的，而坚决以实力贯澈此举的，除何应钦外，只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竑和白崇禧，碰巧四人都属桂籍，所以广西军人成为助蒋清党的中坚力量。

    本节简要记述清党的始末。〗 

    联俄容共、种下病根

    国民革命军收复京沪，江南初定，不久而清党事起。

    联俄容共的国民党为甚麽要清党呢？这好比体质虚弱的人，因进补失宜，中毒变瘤，为保全生命，不得已只好动手术而割瘤了。现在简单先述其进补变瘤的经过。

    孙中山先生搞了数十年革命，直到民国十二年，他自己说还是个不生不死的局面，就为国民党本身太过虚弱无力了，非吃点补品以壮实体力，不足以有为。当年的情势是：第一、对外正苦无法冲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造成的反革命环境，刚好碰上苏俄要向中国进行它的计划，看上了国民党这条路可以利用，而扮着同情中国革命雪中送炭的样子，先来拉拢，表示愿予军事和经济的援助，恰合孙先生的急需，因此而联俄。第二、对内深感国民党的本质和作风，已不能作智识青年从事社会运动的领导，和适应全国人心期待打破现状的要求，必须输入新血液以振作革命的精神，苏俄既提出教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三民主义的运动而与国民党合作的主张，苏俄又保证不强行共产制度于中国，当时中共的势力还微不足道，中山自信可以驾驭它，因此而容共。此在当年不能不说是对症下药，不幸的是，此政策只行得一年中山便逝世了，这剂补药的副作用遂发作起来逐渐成瘤，几乎断送了国民党的生命！

    苏俄的阴谋是要藉国民党的掩护来养大中共以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的。中山一死，后继者再没有像他的魄力，苏俄顾问鲍罗廷乃令中共利用党团分化国民党成左右派，使之自相斗争，从此国民党即内讧不绝。民十四年七月一日以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的机会，将右派的代帅胡汉民拉下来，而捧左派的汪兆铭为主席。利用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案，将一批资深望重的老同志戴上右派的帽子而逼走；这批老同志愤党权为共党所把持，十四年十二月廿三日在北京西山孙总理灵前集会决议：取消共产派在国民党的党藉和解除鲍罗庭的顾问职务，并在上海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抵制广州的中央党部；是为西山会议派。十五年一月广州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弹核西山会议派的举动为违法，选举结果，悉被屏弃，西山会议派乃在上海自立中央党部与广州对立，形成为反共的先锋。自廖案后，军界元老许祟智也遭排斥，军权归入蒋中正掌握。蒋是主张北伐的，而共党却反对北伐，阻挠无效，竟演出中山舰事件以劫持蒋氏，但又失败，汪兆铬因此避往海外，于是党政权也归蒋氏主持。

    军权民运、国共平分

    国共两党本该因中山舰事件而决裂的，但为事实所不许，在蒋为实行北伐，万难放弃苏援；在共因羽毛未成，仍有赖国民党掩护；彼此都有继续利用暂时隐忍的必要。于是国共成立协议：“共产党完全放弃军权，不再任军官及党代表，并不得对军队宣传共产主义；国民党将民众运动之组织指导交共产党负责。”此时各自心里的计算可能是这样：在国民党以为军权不在共产党手上，他自然跳不出我的掌中，一切可留待北伐成功后再算，目前只求他勿妨碍北伐；在共产党却视民众运动为对抗国民党最好的政治武器，只要跟着北伐军势力到达的地区，尽力发展工人和农民的组织，确实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愁挟持国民党不住，而且国民党人向来不知争取工农，正给自己以方便，所以不必再反对北伐。

    北伐实现了，在初期，国共双方似都暗喜自身力量的增壮。蒋总司令半年工夫即平定了湘鄂赣闽四省，声威鼎盛，收编了不少降军，实力大增。共党有许多湘鄂籍的干部如毛泽东、董必武等，在地方各界具有号召力量，国民党左倾的邓演达以总政治部主任驻在武汉，又与共党狼狈相依，不特湘鄂两省的地方党政机构和民众团体归其掌握操纵，又将党羽大量渗入了北伐军的各级政治部，并且吸收了有左倾思想的中下级军官。然而随着彼此力量的增加，更促进共方对于蒋氏的嫉忌，而在两湖制造反蒋的气氛。

    武汉中央、由共导演 

    民十五年十二月国民政府分批由粤经赣移汉，首批徐谦、宋子文、孙科和鲍罗庭到达后，不久反蒋行动逐渐起来了。最初是，十二月十三日一部份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议决：在国府未迁来以前，组织联席会议以执行最高职权，推徐谦为主席，发号施令。其次，十二月廿四日上午在武昌召开武汉三镇党员大会，午后续开庆祝党部国府移鄂及援助上海大罢工示威大会，武汉各机关、团体、民众参加的超过十万人，通过六项决议：巩固中央权力，统一指导机关；从速在武昌召开中央执委全体会议，解决党务问题；欢迎汪精卫同志即日销假视事；清除党内一切昏庸老朽分子；拥护国府统一外交，打倒党内与帝国主义者妥协的反动分子；积极反抗奉军进攻河南，准备对奉系军阀最后决战。从此湘鄂间打倒新军阀、欢迎汪主席复职、一切权力属于党这类标语文字，到处可见，社会骚然。这些都是鲍罗庭、陈独秀所设计而由徐谦、邓演达、郭沬若等来表演的。

    武汉情形暴露了共党的阴谋，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乃暂留南昌，可能是希望东南早定而移往南京。武汉方面因之指斥蒋中正为个人独裁，张人杰（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为昏庸老朽更加剧烈。南昌与武汉，以演说和文章互相攻辩。到十六年三月初间，国共之间表面虽未破裂，而在南昌的多反共，去武汉的多赞成容共，显然分为两大集团了。共党为欲去蒋迎汪，要求速开第三次中央执委全体会议以解决党务纠纷；南昌方面看透了对方的用意，初定三月一日在南昌召开，使其不能利用武汉的民众和军队来作怪，后因东南军情紧急，改为候长江下游战事告一段落再开；争执愈久，是非愈多；而蒋总司令东下督战去了，张人杰也回杭州，吴敬恒和钮永建在沪主持地下政治分会，在南昌的中委愈少，到武汉的渐多，经过若干人的商洽疏解，乃订期三月十日在武汉举行三中全会。到期，蒋中正在前线未能出席；李烈钧到汉两日，看情势不对，即托故回赣，不参加会议；由南昌来出席的只得谭延闿一人；故会议完全由共党来摆布。会议先通过统一党务指导机关办法、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外交统一方案等做法制，其次便依照这些法制去改组党政军各最高权力机关的人事，以符合共党的要求，替汪兆铭布置好再起的局面，使汪带头和蒋所号召的反共势力搏斗，以便共党乘机坐大，待汪蒋两败俱伤，而攫取中国革命领导权。会议过后，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即由南昌移到武汉。自此，凡不赞成反蒋的军政人员，概被排挤、驱逐或逮捕。

    汪归复职、大呼向左

满肚子领袖欲的汪兆铭，受了武汉方面的拥戴，由法国赶回来上任，四月一日抵沪后，即电武汉党部和国府，请示如何工作？并以调解党内纠纷自任的姿态，连日在沪和蒋中正、吴敬恒、蔡元培各人晤谈。容共政策无法续行，在蒋、吴、蔡等心里早已确定，但以汪究属国民党人，他如真能负起疏解责任，使党内不再自相倾轧，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蒋氏因此于四月三日发出拥汪通电，一在表明他自己并无揽权专政的心怀，以封堵徐谦各人攻讦的口实；一在期望汪能同心协力，一致奋斗，使国民党得达成革命的任务。四月五日午前十时，汪兆铭、蒋中正、吴敬恒、蔡元培、李煜瀛、李济深、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古应芬、柏文蔚、宋子文、甘乃光等约集在上海道尹公署楼上举行谈话会，商讨党国大计。不料当日上海各报刊出汪兆铭和陈独秀的联名宣言，劝国共两党党员“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全篇都是替共产党做宣传，和国民党毫不相干。吴敬恒到会一见汪氏即问道：“中国从此即由两党共同统治了吗？”并声言“联共”二字在国民党文献中并无所闻。辩论得汪氏狼狈不堪。但谈话会最后仍决定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开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以和平方法解决党务纠纷。在南京会议前，暂议决办法四项：“一、由汪兆铭通知陈独秀，暂行停止共产党的一切过激活动；二、武汉中央党部与国府命令，凡属窒碍难行者，暂停实施；三、各级党部、军队与民众团体内，如有叛乱分子阴谋捣乱，由各该当局自行纠正；四、工人纠察队以及其他民众武装，均须服从革命军总司令指挥，否则以反革命论，严加取缔。”汪对这些办法，自然不能完全赞同，但大家一致决议，他也无从反对，心情懊丧，第二天便往武汉去了。

那时期的武汉民众，对共党的宣传和行动，正感惶惑，以汪氏为孙中山的信徒，当有正确的主张，故于其到汉，予以热烈的欢迎。不料，他接任中央军政主席职务后，绝口不谈三民主义，却手写宣言：“联俄容共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破坏一个政策，即是破坏整个政策，即是将总理遗教完全取消。凡我同志，赶快起来拥护此整个政策！”交各报刊印。并声称要与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共存亡，大呼“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对于上海谈话会决定的事项，完全置之不理。共产党得了汪做傀儡，自然胡作非为加倍的猖獗，武汉政府辖下于是成为无法无天的世界。

桂籍将领、力助清党

    共产党不特到处大搞组织，而且武装工人和农民，连革命军都有受其宣传影响而发生心理动摇的。李宗仁以情势严重万分，乃向蒋总司令建议：请速电约李济深、黄绍竑来沪共商救党大计。蒋即采纳照行。李、黄应约相偕于某月其日到沪，上海市长张定璠亲往接船，说：“现在情势非常紧张，不可到租界里住，以免发生意外。”即送他们到兵工厂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去。李宗仁也住在部里。不久，蒋总司令即来会晤，他们报告了两广的情形和对付目前危局的意见。

    中央监察委员三月甘八日在上海举行过临时会议。四月二日下午七时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李煜瀛、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陈果夫八监委再开紧急会议，吴敬恒提出国民党内跨党分子与共产党勾结谋叛案，讨论结果，以证据确凿，四月九日将决议事项由监察委员会咨请各中央执行委员：「将访察所得之首要人物，予以非常紧急之处置。目前在各地方公开活动之共产党危险分子经党部摘发者，即通知当地军警暂予监视，一面制止其活动，以防阻叛乱行为于未然，并须和平对付，一面静候中央执委全体会议公决处分办法。至汉口联席会议及第二届中央执委第三次全体会议，皆为徐谦、邓演达、顾孟余等受苏俄顾问鲍罗庭教唆指使之倒行逆施，凡由该会议所产生之机关及其所发命令，本会亦认为诸多疑问，并请各执委参照事实，逐一核议其是非，凡可以承认者。即交付下届全体会议讨论追认之，否则暂予搁置。“同日，吴敬恒等通电汪兆铬及全国党员；检举武汉方面的不法措施，计有可痛恨之事共十一项，这是清党的第一声。

    在沪的中央执监委员依期于四月十五日在敌人炮声中（张宗昌、孙传芳军反攻江南）齐集南京开联席会议，汪兆铬和汉方中委不来，于是决定在南京另组中枢，实行清党。四月十八日反共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清党行动，上海、无锡、杭州、宁波和广西在四月十二日便开始了。广东和其他地方到十五日才动手。初时在正式文告命令中，都避免使用“反共”或“清除共产党跨党分子”等字样，只说是各地工人自相冲突，当局不能不予以制止，而且表面上仍然标榜“联俄容共”“打倒西山会议派”的主张，这一切无非是使汪兆铭和汉方同志看这方面的立场还是和自己一样，好容易转圜再行合流而已，却不管气坏了反共先锋的西山会议派。

    蒋总司令是具有深刻的反共意识的，但所属的部队情形便不同了。第四、八、九、十一各军，只服从武汉政府的意旨；第二军仍受在武汉的谭延闿遥制着；第三军朱培德奉武汉政府命令，挟其部队以主江西省政，态度模棱；第六军程潜充任武汉的中央军委会主席，且对南京深表不满；国民军冯玉祥更是骑墙派；坚决反共、拥护清党的将领，除第一军的何应钦外，只有在粤留守的李济深，在广西的黄绍竑、第七军的李宗仁和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四人，如果不是这几位有实力的竭力赞助，清党也许不容易实现的。

    李黄合作、桂共肃清

    现在要略述第七军和广西清党的情形。

    第七军一半由军长李宗仁率领出征，参加北伐，一半由党代表黄绍竑统率留桂，维持治安。李带着黄的图章在前方代黄行使党代表的职权，黄带着李的图章在省内代李行使军长的职权，毫无窒碍。清党会议后，第七军在芜湖，因在一个大变革时期，官兵的心理都不免有所动摇或迷惑，蒋总司令和李军长都要黄党代表去对军中说说话，好安定军心。黄由南京乘轮到芜湖，师长夏威、胡宗铎、钟祖培和营长以上的人都见了面。黄除慰劳他们外，并将清党的意思对他们说明。他们说：“在未听到党代表的报告以前，一切情形都不很明白，军长不在军中，突然接到清党的命令，大家都很怀疑，现在才明白了。我们对两公都是一样服从的，现在两公的意见一样，我们就放心了。自从清党问题发生后，部队的军风纪都涣散了许多，真是可惜！”黄氏把政治部的人员应留的叫他们安心工作，应去的使自动离开，不难为他们。黄办妥后同京报告，蒋李都放心了。

    共党在广西最猖獗的要算东兰韦拔群了！私组武装的农民协会，两次攻陷县城，洗劫县署，大杀地主，实行分配土地，经派兵剿散，韦反谎报广州国府说是土劣勾官压迫农民。第七军政治部、省市党都和报馆都有共党党员。省内自接黄绍竑由沪来电指示清党后，省党部即以监委蒙民伟、执委盘珠祁、黄华表三人组省清党委员会主持其事，审讯则交由高等法院院长朱朝森会同第七军司令部军法处长蓝呈祺行之。因无意中遇一人为共党广西书记，把他看管讯问，坚不肯供，黄委员教将其妻同押一室，而使人于夜中窃听其夫妇所谈，乃知其顾虑所在，再提讯时，他请得朱院长和黄委员保证其生命安全后，即将全省各处共党组织和人事一一详供。

    清党委员会乃派黄同仇赴桂林、李岱年赴桂平、李天和赴梧州，按照所供去逮捕其人员破坏其组织，毫不惊扰就办完了。南宁扣押了梁六度、张瞻等十三人，忽一日公安局长周炳南来报，探得有人已定期要来劫狱，请示怎办？清委会立即据情以公函请第七军部妥为处理，军部代行人接函，以为时机急迫，遂批“枪决”，十三人就这样死了。李天和往梧州之经过很有趣，他到梧上岸遇好友梧州农民日报编辑夏学优问：「何事这样怱忙？」李道：「为清党事到警备司令部去。」说了立刻醒悟已泄漏机密，因邀夏同行，夏误以李知其为共党，到见了司令龚杰元，震栗不止，龚疑而即加讯问，并许他无事，夏供后，龚当夜捕得廿一人，无一漏网，清党过后，省政府努力继续推行二五减租。

    汪终反共，宁汉合流

武汉方面怎样地演变呢？汪兆铭并非信仰共产主义，只在抢夺党政权力，得了武汉并不厌足，更于四月十七日下令撤免蒋中正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并开除党藉，通缉究办，而把那总司令职给冯王祥，想冯合力倒蒋，以并合南京；但冯却欲自作渔翁，并未接受，且于四月廿五日宣言反共，令汪大为失望。共党在湘鄂的搞法，激起了军人于学忠、张联升、夏斗寅、许克祥在各处的反抗，和各地方人的捣毁农民协会；张作霖在北京公布搜获苏俄使馆秘密文件后，反共气氛弥漫了全国；汪等乃逐渐醒悟共党决无前途，对共方消极不合作。共党以汪搁置土地改革办法，纵容军人和地方反共的言行，已表愤激；到了卅五军长何键揭橥反共，更大起恐慌；七月十三日中共发表宣言迫武汉政府国民党左派表明态度，又声明撤回其参加国民政府的共党党员；汪等七月十五日以政治委员主席团名义发布声明：指述共党破坏联合阵线根本危害国民党生命的种种事实，以答覆共党。共方不再争辩，鲍罗庭往庐山召徒党秘密准备下一步的行动后，七月廿七日率俄人多名离汉入豫转蒙回俄去了。汪兆铭、孙科七月廿八日往九江和张发奎、朱培德有所洽商；卅一夜叶挺、贺龙率兵在南昌暴动；汪等到此才被迫清党，虽然迟了三个多月，总算南京方面的期望不至落空。从此联俄容共成为陈迹（却不料到抗日时期再来一次复活），武汉此时该和南京合流了，但汪怎好意思和被自己撤职、除籍、通缉的人就来握手呢！终于蒋辞职后，到九月中旬才告实现。  

【完】 

载《春秋》杂志总第108期（民国五十一年）
网上参见：【析世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