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座谈会纪要

“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座谈会纪要

本刊编辑部

一、缘 起

4月3日至4日，本刊编辑部与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华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座谈会在南开大学召开。来新夏、魏宏运、张国刚、冯承柏、罗澍伟、陈振江、刘泽华、王永祥、李剑鸣、胡光明、丁长清、慈鸿飞、张亦工、茅海建、汪朝光、姜涛、徐思彦、杨念群、苑书义、桑兵、罗志田等天津、北京、石家庄、广州、成都地区的专家学者和华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德福60余人出席了座谈会。本刊主编曾业英研究员、南开大学历史系李喜所教授等分别主持了各场讨论会。

曾业英首先代表发起单位报告举办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总结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史学界，特别是近代史学科在借鉴当代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方面的利弊得失。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陆地区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越来越重视借鉴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80年代初有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概率论等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讨论，继之又有历史人口学、地域政治学、历史民族学、历史心理学、历史灾荒学等社会科学综合分析法和结构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计量法、历史比较研究法、历史逆向考察法等海外流行史学理论及方法的传播与尝试。这些讨论、传播与尝试，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思路，也丰富了我们的研究内容，深化了我们的学术认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推动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毋庸讳言，不尽如人意之处也在所难免，有个别学者强调引进当代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似意不在学术，而在自觉不自觉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的学者并不真正了解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的底里，仅凭一知半解的“皮毛”知识，就要改写中国近代史;还有学者否定了旧的教条主义，又自我套上新的教条主义的枷锁，不加区别和分析地全盘照搬当代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甚至连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所做出的具体结论，也视为绝对真理而不容丝毫否定。凡此种种，无不说明怎样正确对待当代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是值得我们认真讨论和总结的。这就是我们举办这次学术座谈会的由来和目的，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积极贡献宝贵意见，以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健康发展。

座谈会这一主题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四川大学历史系罗志田教授说，主办者关于“海外”这一提法甚有分寸，因为我们较多翻译西方史学著作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在改革开放之初，学界受到的外来影响主要是海外的华语史著。这些华语史著可见很强的西方影响，但不少也有其明显的独特性，不过影响我们内地较多的似乎是那些较少独特性的论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研究员也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摆脱封闭状态，开始了与世界全方位的交流，学术交流又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20余年来中外学术交流的深度与广度前所未有，甚至可以说，其影响在相当程度上不亚于中外经济、技术层面的物质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探讨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与成败得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姜涛研究员更是直言“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座谈会很有必要。他说，海外的理论和方法有些是先进的，至少是和他们所处的所谓“现代”的社会条件相适应的。中国目前正处于向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中，在方法论上学习乃至向其靠拢都是现实的、合理的。隔一段时间来一次检讨乃至反思，也是完全应该的。

二、历史的回顾

座谈会上，专家学者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化过程进行了简单的回顾，普遍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化过程离不开外国史学理论及方法的影响。汪朝光谈到:中国传统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近代海禁大开，中国传统史学亦开始了其现代化的历程。本世纪初起，中国传统史学逐渐向新史学过渡，以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蒋廷黻等人为代表，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外国史学理论的影响。

3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也与外国影响有很大关系。到本世纪中叶，可以说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化过程已基本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国史学的主导理论，但由于种种原因，对当代海外的史学理论及方法还缺乏了解。直到改革开放，国人才得以真正了解世界，追踪世界大势，所谓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这种影响实际反映了中国传统史学现代化的过程。至于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具体影响，他认为可以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为参照系。该书叙述了20世纪初至70年代世界历史研究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研究重点不再局限于政治史或重要人物的历史，而是扩展到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心理等各个方面;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科学的影响日渐增加，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统计学、人类学、人口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诸如模式分析、计量统计、结构功能、比较方法等，被广泛运用于史学研究。总体而言，史学研究由叙事转向分析，由表面事件转向内在环境，使史学研究更为严谨，更为科学。70年代以后，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的发展更为多样化，其中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即为90年代以来的最新发展。对照上述海外史学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发展趋势，应该说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大体与世界史学的发展同步，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展(近代社会研究，如人口、租界、家庭、婚姻等)，研究视野的延伸(现代化问题的讨论)，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计量、结构功能、比较等方法)。如同本世纪初中国传统史学由旧而新的转化一样，20余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也都或多或少受到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的影响。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罗澍伟研究员也认为20世纪是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世纪，而国外史学理论的影响则是这种转型的促成因素之一。他说，在此期间，中国大陆史学界几度出现研究观点与方法上的变革。特别是从50年代开始，伴随着对传统的和近代西方历史观的批判，大陆地区的历史教学和研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然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由于“左”的思潮影响，事事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学术问题混同于政治问题，“百家争鸣”成了“马克思主义”一家对“非马克思主义”诸家的批判，形成对海外、尤其是西方史学理论的深闭固拒，从而阻碍了历史研究的发展，使这块历史悠久的国土出现了历史研究的萧条与危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纠正，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不仅不再被看成是异端邪说，且成了学习和借鉴的对象，许多海外史学理论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一些海外史学流派如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计量史学等等开始得到认可，各种海外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被学者们广泛应用于日常研究工作之中，新兴学科不断建立，中国史学在改革开放的20余年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李喜所回顾近2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认为在理论指导上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现代化或曰近代化理论的引进和实际运用，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看作是一个近代化的过程，革命斗争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依照这种史观去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仅研究领域扩大了，而且由于方法多元化了，价值取向不同了，不少结论也令人耳目一新了。探究其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一方面，近20多年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客观现实，迫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按现代化的理念，去重新审视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变迁，自觉不自觉地将其归结为一个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换过程，并努力去研究其中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进展以及成败得失;另一方面，大批学者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面向世界，开展前所未有的中外学术交流，引进并吸收海外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特别是有关传统社会如何走向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去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可以肯定地讲，改革开放的实践导致了中国近代化史观的确立。

姜涛称海外史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这种促进作用为“处处有路透长安”，用西方人的话说就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他说，条条道路通罗马，这是迄今仍为西方人所乐道的与方法论有关的熟谚，英语的说法是:“All roads lead to Rome”。回忆一下20年来变化的过程也许是有意思的。前十年:首先是承认科学与技术的落后，但社会科学，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所以比人家先进(其实老马也是西方人)。后来也承认人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成就，但又有所保留，说其重理论，轻史料，架子仍不倒。再后来，就不再有什么架子，不是“放下架子”，而似乎是“散架”了。那就只有跟着学吧!先是因为海外华语世界学者的原因，转手学总是慢一拍;后来是直接学，只慢半拍。又有人干脆向自然科学学习，于是就有了什么“老三论”、“新三论”之说，快是快了，一步不落，但又不为史学界的人们所认同，因为无法直接消化。后十年:似乎重新有了架子，但那是虚有其表，不起什么实际作用。学人们(远走高飞的不去说了)各依自己的方式行事，或者叫做我行我素，固步自封的当然有，实实在在做出了成绩的也为数不少。与社会本身潜移默化的变化当然也有关系。“条条道路通罗马”，只要是认真的严肃的科学研究，总会取得成果、达到目的的。

当然，在怎样评估海外史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这个问题上，与会专家学者们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来新夏教授就在发言中表示，近20年来，中国的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着某些显著变化。有人认为，这与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被广泛应用有关。甚至还说有积极的作用。我不完全同意这种以偏概全的看法。任何事物没有绝对的纯，既有积极作用，也必然带有负面影响。有些当时好，但过段时间也许发现其不足与弱点，有些一时似乎难以理解和接受，但逐渐感到有足堪回味的内涵。所以我历来主张本土和海外文化是一种双向交流的互补关系，二者会碰撞、交融而产生新的进步。这应是我们正确认识海外史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态度和出发点。

罗志田就西方史学的整体认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由于我们对西方主流学术的了解不足，结果是我们不少人认知中的“西方史学”其实充满误解。一个最大的误解便是西方史家长于理论分析，而中国史家则长于搜集史料。其实他们的误解还不止于西方，也包括中国在内。实际上，在所有的西方人文和社会学科之中，史学对“理论”的抵御既是长期的，也是最“顽固”的;前两年这一现象便曾引起美国史家的争论，而且仍未出现史学应该更加“理论化”的共识。反之，在近年重新引起较多关注的民族主义研究中，许多西方学者都强调过去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存在一种“非历史”的倾向(即偏重于从各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角度研究民族主义)，故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民族主义，现在则应纠正这一倾向，多从历史角度去考察和检讨民族主义。倒是我们中国20世纪的新史学反更重视理论，在道咸以降的学问大家特别重视义理的倾向下，20世纪初年的中国“新史学”从一开始即以追求历史规律性解释为目标，这对整个世纪的中国史学有着虽或隐或显但其实相当深入的影响。

后来“以论带史”观念的提出及相当时期内对此的争议，都揭示着重理论轻史料倾向的长期存在。南开大学历史系王永祥教授则表示，他个人认为，史学研究不可能脱离开科学理论的指导，不需要理论指导的观点难以站住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副教授也说，用什么史料与不用什么史料，恰恰是对一个历史学家理论素养高低的考验，是需要新颖的解释框架作为支撑的，否则“冷板凳”坐得多久也无用。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20多年来，我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在借鉴海外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是有成绩的，但不容否认也存在诸多不足，或者说问题。不少专家学者的发言都谈到这一点。罗志田认为，中国学人学习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最大弱点，是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缺乏整体性的了解和认识。他说，新引入的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冲击和促进并存，后者尤其有目共睹，不容忽视。不过，西方史学从来就具有多歧性，近20年尤其处于转型和重新定位的剧变时刻，因而影响中国的正是这样一种具有多歧性的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总体地看，对西方史学缺乏整体了解而又极欲获得新知的中国史学研究者，多依据其个人的观念和需要，随意摘取西方不同派别的史学方法中大致可以接受的部分(其中不少经“海外”学者的事先的选择、加工和再创造)，糅合入他们所熟悉的治学方法中。近几年来，“与国际接轨”是学界谈论的较多的话题，而“接轨”首先意味着与国际学术研究进行真正的“对话”，这一点在实践层面其实相当不足。西人引用我们的史学成果，多集中于转引史料，而未能看出有些中国学者之论著的心意所指。反过来，我们自己也有类似表现，这就提示了双方的研究思路并未“接轨”。以《剑桥中国史》近代部分为例，这本是集众多学者就其所长各写一章(或几章)的通论性著作，大致的风格是点到为止，言而不详，基本反映了写作时英语世界为主的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但此书的中译本出来已有相当一段时间，大部分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基本忽视其存在;偶有引用，竟多是当作史料来用或转引其史料，正是其最薄弱或最不注重之处，似也有点“后殖民”意味。我所接触到的不少学者实际上对《剑桥中国史》略有不知所云的感觉，不过以中国人一惯的客气不公开批评而已。实际上，或可说大多数中国学者并未读“懂”这套书。这里所说的“不懂”，不是一般意义上因程度浅而读不懂;而是因为不了解其“所思”，也就看不出其“所言”之指谓何在了。可以说，不仅走出去要“接轨”，就是引进来，也要弄清其轨辙，才能为我所用。西方的中国研究在其学术领域中实属边缘，除欧洲极少数传统汉学的堡垒有其特定的取向外，大多是追随西方主流学术的演变之所思而思、所言而言。那就是他们的轨辙。只有在大致了解同时期或稍早西方主流学术思潮的基础上，才能看出其中国研究关怀之所在。 

此外，罗志田还认为中国学人学习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尚有一个致命弱点，这就是往往只知套用西方史学理论的新名词新概念，而忽视精神实质。他说，具体到西方理论的引进，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学人也常常容易先接受其新名词新概念，而不甚注意西人学说中内在的“条理”。林纾在1919年给蔡元培的信中就曾攻击新文学是“学不新，而唯词之新”，次年胡适在北大的开学演讲中也承认新文化运动已成“新名词运动”。到他30年代写自述时，胡适仍强调他比许多人高明处正在跳出了西学“新名词”的框框。在一般人的认知中，胡适正是“西化”的象征，他对西学的态度很值得我们反思。以新名词代替理论的风气至今犹存，近年关于所谓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讨论就颇具随意套用新名词的倾向(也有较认真的)。认真的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而不是术语标签的借鉴，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也并不主张史学研究非要有“理论”不可)。在方法论的层面，属于异文化的西学理论和方法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用来诠释以及怎样诠释中国的历史，本身也还是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比如欧洲学者提出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不少人译为“市民社会”)的概念被一些美国学者用来诠释近代中国史，但也有不少欧美学者认为并不合适，这就恐怕需要进一步的讨论。二战后西方一度比较流行大的结构解释体系，当时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大致先后以所谓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为主要特征，两者从20世纪80年代起都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一般中国史家在运用结构和功能来考察历史时并未注意到这两种取向在根本上带有“反历史”的倾向:虽然不少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曾大量运用历史材料，但对他们来说，要认识和了解一个社会或族群，重要的是明白该社会的结构及其作用，或该社会各部门的功能及其运作。历史可以提供材料，但似乎也仅此而已;时间的意义在结构与功能取向中本不那么重要(当然是相对而言)，而史家最注重的随时间而变化的人与事的意义对他们来说似乎也视其与结构或功能的关系之紧密程度而定。近年西方从“浓密描述”到“浓密阅读”的方法，更重视“人”本身(特别是过去重视得不够的下层小人物)，大概有意无意间都有纠正年鉴学派过去重不变的大结构而轻视“人”的倾向，两者都很值得我们借鉴。西方史学的演化提示着我们的史学至少应该在重视人与事的基础上考察分析大的结构，兼顾历史上的变与不变，特别是看上去平稳停滞时期变化的一面和革命剧变时期不变的一面。但具体到近代中国，其显著的特点是变动既剧烈又频繁，同时还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发展差异和思想与社会变动的时空不同步现象，故任何对近代中国的框架性系统诠释都可能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尤其需要谨慎处理。

桑兵在发言中，以更加鲜明的语言，表达了与罗志田类似的看法。他说，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历程表明，受外国史学理论及方法的影响甚至笼罩，事实上已经成为主流，今人所据以判断新的舶来品者，大抵是洋化过了的“新国粹”。问题在于:(1)近年来不知源流本末主从正邪的拿来主义和格义附会过滥，加上“侏儒”理论和无序状态作祟，负贩者肆意鼓噪连自己也未弄明白的新说，敢于以无知为博学，结果越是高明的海外史学理论和方法越是和者盖寡，相反则趋之若鹜。社会史研究进行多年，最终连“社会史研究主要不指领域而是方法”这样的常识也要在权威刊物上正本清源。同一理论或方法的使用亦如此，旁门从者如云，正门无人问津。如所谓比较研究，照中外前贤半个世纪以来的一贯看法，时下流行者，多半是望文生义地将“比较”一词的字义等同于研究方法的涵义。学术是对智慧与毅力的考验，不敢或不能取法乎上，必然堕入下流。(2)即使长期忠实输入外国学说，并与中国学术结合卓有建树者，亦难免深远流弊。在泛社会科学化的影响下，治史一味追求方法模式，悬问题以觅材料，附会于现成的解释框架。可以寓目的史料虽然大幅增加，解读史料的能力却明显下降。史学不是从史料中解读出来，而是先入为主地按照一定的格式将史料肢解后重新拼装。现代化研究每每异变为刻意找变化，区域研究则成了现行行政区划的倒述。学者循着只找材料不读书的路径，日益陷入专而偏的狭境。人言言殊并非学术个性化的表现，而是盲人摸象的变种。 

汪朝光则认为，20余年来虽然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到了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的影响，但深入而论，这种影响还比较肤浅，并不如表面感觉的那样广泛和深入，而且，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特定时期的研究趋势和学术评论方面，就具体个案研究而言，似尚未见到非常成功的例证。他分析这种状况主要是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中国史学一向注重叙事，纪传体《史记》与编年体《资治通鉴》一向被公认为中国史学的杰作，史学家们亦以此悬为标的。这一治史传统不能不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同时，由于建国以来一段时期中教条主义盛行，不重视史料与史实，使许多史学工作者对“空头”理论产生反感。改革开放以后，史学工作者更注意史实的发掘，注重实证，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传统史学的影响，而使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的引进、运用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举例而言，有海外学者认为，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工作是提出问题，其工作好坏与所提出问题质量的高低有直接关系，而这里涉及到先有资料再有问题，还是先有问题再找资料，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很显然，多数中国学者可能更认同前者。第二，史学训练的不足。迄今为止的中国史学教育以经验传授为主，又以中国历史为主，历史系的学生缺乏广泛的知识训练，很难真正掌握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的精义。以目前中国史学工作者的知识结构，要想对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做到融会贯通还有一定困难。以后现代主义为例，虽然有一些中国学者在提倡，并希望将之运用于研究实践，但他们眼中的后现代主义，与海外学者运用的后现代主义，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甚或本质的不同，因此，目前将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并较为成功的似还在海外学者本身。第三，尚有一个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毕竟是海外的特定环境中产生的，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然要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才有生命力。

关于这最后一个原因，李喜所补充道，在近20多年按照近代化史观去探讨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过程中，我个人的感受，西方的“冲击—反应”和“传统—现代化”模式对近代史学界影响最大。这两种理论模式表述的方式虽然不同，但最基本的论点是不承认中国传统社会有走向近代化的机制，是在西方与世界的冲击下，中国被迫回应，而不自觉地向近代迈进。在运用近代化的总体框架来解释近代历史这一点上，西方的上述论点无疑是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但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近代化的内在联系，则引起不少学者新的思考，这表明完全照搬西方理论框架是行不通的。

但是，杨念群与多数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他说，90年代的中国历史学和80年代有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80年代历史学在努力摸索用其它学科的方法解释历史的途径，尽管如“三论”在史学中的运用总给人以生搬硬套的感觉，但那确实是个不断探索的激情时代。而90年代学术史思潮的兴起，开始强调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自觉地与历史的社会科学化划清界限，所以历史学的研究总使人感觉是在两个极端摇摆不定，而且这种摇摆的潜台词是:理论和史料是对立的，非此即彼，你只能选择其一。90年代史学界给人的印象是，只要把“冷板凳”坐热，自然就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板凳需坐十年冷”这句名言，从一个必要条件变成了充分条件，而引进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好像必然会导致生搬硬套，洋人看中国也一定是隔靴搔痒。90年代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历史学以外的各个学科如文学、法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开始借助自身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历史重新加以解释，从而构成了自己独特的“问题领域”，而我国史学界对这些“问题领域”基本持抗拒和冷淡的态度。从最近发生的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争论中就可看出，历史学攻击人类学基本上是指摘其史料运用的错误，这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但在指摘史料运用错误的同时，却又是以全盘否定人类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的可能性为其论证前提的，而否定的原因之一，恰恰是因为人类学是西方的东西。依这个逻辑指导下来，就变成只有中国学者才有资格谈中国历史，外国人用他们的方法研究得再好也没有用，从游戏规则来说，这是场不平等的战争。

四、正确对待海外史学理论与方法

为了更好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与会专家学者依据上述我国史学界在学习和借鉴海外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所存在的某些不足，还对怎样正确对待海外史学理论与方法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现在不是该不该学习和借鉴的问题，而是怎样学习和借鉴的问题。概括专家学者们的意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学习、借鉴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的最终目的是建构反映时代精神、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史学理论体系。罗澍伟发言道，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借鉴和吸收海外史学理论，绝不是跟着别人的脚印走，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走向世界，也绝不等于“西化”。海外的史学理论，大都是海外历史学者在研究本国，研究某一区域，或某些国家的历史过程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不可否认，某些方法和结论具有普遍的价值。但是，中国的历史，是在独特的环境下独立发展起来的;步入近代，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使中国的发展迟迟无法、也不能与其他国家走同一条道路。不能期望用海外的史学理论，就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历史;也有一些海外史学理论，对中国并不适用。所以中国的历史学家，研究、借鉴和吸收海外史学理论的最终目的，在于升华为中国自己的史学理论，涌现出中国自己的史学流派，让中国的史学理论、史学流派，在21世纪能够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王永祥也说，对于海外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我主张取其所长，为我所用，不主张简单地移植、套用或否定。能融合各家之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或发展属于我们自己的学术个性很重要，甚而至于还可以提出关于形成有我们自身特色的学派问题。综观海外一些著名的研究机构，其所以影响较大且时间久远，往往与其具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和形成了学派有关。

第二，“不能盲目跟着西方跑”。罗志田在发言中指出，今日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已成世界性的学问，中西史学对话的必要性与日俱增。我想，对于西方史学的长处，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予以充分肯定并学习参考之;但首先要对其真正了解，没有了解谈何借鉴，更不足以言对话。同时，没有自身的学术立足点及在此基础上的学术优势，也谈不上对话，所以中国史学不能盲目跟着西方跑。从实践层面看，由于西方史学是个发展的变量，要跟着跑也难。比如西方前些年流行的结构-功能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等现在都受到当地年轻一代史家(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仍在大量运用这些理论的中国史家是否跟着批判或对其批判视而不见，就是一个颇费斟酌的问题。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苑书义教授也认为借鉴不应全盘照搬。他说，西方的社会是多元的，社会科学理论是多样而复杂的，因此在历史研究中也显示出流派纷呈的局面。我们借鉴西方史学，不应局限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某一学派，而应面向不同时空条件下的所有学派。因为西方史学从古典的“叙述史”到20世纪的“新史学”、“新叙述史”的演变，无不是社会环境的变迁和历史学对传统遗产扬弃的结果，既各有高度的连续性，又各有独特的创造性。当然，对西方史学的这种借鉴，不应变成全盘照搬。因为西方史学是在西方社会的具体条件下孕育发展的，时代精神和阶级局限并存，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杂糅，我们只能汲取其精华，而绝不应成为其糟粕的牺牲品。他简略分析西方史学之父、希腊希罗多德，西方近代史学代表人物意大利维柯、法国孔德、德国兰克、英国柯林武德、汤因比、布劳代尔及美籍德国人亨佩尔等各家史学流派的特点后指出，西方史学各个流派无不具有双重性格，其中有关研究“整体历史”、揭示历史发展规律、重视对史料的批判鉴别、推崇叙事形式、追求文辞准确优美、强调跨学科研究方法和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等等，我们无疑都应该而且能够加以吸收借鉴。但是对诸如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和动因、高扬或贬低作为历史研究主体的人的主观意识等等，显然是应该加以摒弃的。

姜涛则认为首要的一条，就是不要生搬硬套一些什么所谓的模式。走哪条路，怎么走，应该由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取舍。在这一点上，我完全是“猫论”的赞成者。举个例子:施坚雅模式。80年代曾被国内的一些学者捧上了天。但这个模式是有其先天缺陷的。施坚雅模式源于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即克氏模式，而克氏模式的数学起源则是斯坦纳问题——寻求总长度最短的道路网问题。施氏模式虽对克氏模式有所变动，照其自己的话说是将其放在橡皮膜上，加以拉伸变化，但在实质上并没有区别，用句数学术语说，它们是“拓扑等价”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比利时学者普里戈金在《从混沌到有序》一书中证明:克氏模式只是现实中“一个可能的但不大会有的结果”，根本原因即在于其“完全忽略了历史”。我在1993年所著的《中国近代人口史》一书中曾花费了一定的篇幅批评了施坚雅模式，主要的论点是说他的模式是不成功的(也即所谓“有违历史事实”，这是从实证意义上说)，而且是不可能成功的(也即所谓“完全忽略了历史”，这是从其理论的原模型的缺陷的角度说)。但也有人不以为然，引用施氏模式对我进行了断章取义的反批评。后来几经往复讨论，总算和这位朋友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共识。

第三，不应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否定。苑书义提出借鉴西方史学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绝不应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因为西方史学理论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他们在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质和动力时，或者归结为人的“心智”，或者归结为客观存在的“绝对精神”，或者归结为人的自然需求和各种经济活动。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卡尔·马克思》)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则消除了以往一切历史理论的缺点，使人类历史的研究成为科学，因而“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甚至得到西方世界没有偏见的人们的赞誉。美国学者伊格尔斯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对非马克思主义学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吸引他们对历史的经济因素加以重视，引导他们研究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史学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它强调了社会运动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整体观念;在于它寻求历史现象所由发生的结构背景;在于它把这些结构背景与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联系起来，也在于它创建了用以分析造成的这些变革的各种因素的观念模式。”(《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导言)既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那么我们就必须确认它作为史学本体论核心的地位，既要完整准确的坚持它的基本原理，又要不断地以包括西方史学理论在内的一切最新科学成果来充实发展它，并力争在它的指导下，建构我们自己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

第四，不应忘记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桑兵认为前贤的灼见是值得借鉴的。他转引陈寅恪的话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姜涛则结合研究实践，介绍了他的经验，他说，我们的前人有许多好的东西需要继续发扬，尤其是作为我们研究中国史的学者。我举一个人口结构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结构主义是西方在20世纪中叶逐步兴起的方法论，也可以说是思潮，到90年代，高潮似乎已经过去，但方法本身还是有用的。因为方法本身是与目的、研究对象密不可分的。但西方的结构主义，有一个内在的缺陷，就是过多地注意了共时性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历时性。我在研究中国人口结构时，注意到了西方结构研究的合理性，但更多地考虑到中国古代经典《周易》所特有的结构性辩证思维。《易》为群经之首，影响了中国数千年。《周易》的思维是结构性的，但又是辩证的，注意到时与空的辩证结合。因而它可以弥补西方结构研究的若干不足。我在研究中国人口的地域结构和家庭结构时，就有意吸取了八卦中的“后天卦”和六十四卦中的《家人》(离下巽上)卦，因为它们可以说明人口结构中所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问题。 

第五，切忌空谈“理论”，不做实际研究，要紧的是拿出真正经得起学术实践检验的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称道的研究成果来。桑兵目睹多年来大陆史学界的一些现象，不无忧虑地说，今人比较所谓新方法新理论之当否，常常依据教科书之类的解释框架，容易导致追求新奇的偏向，充其量不过是用一种框架代替另一种而已。其实判断理论方法的有效与否，应视其能否有助于多读懂史料，多弄通史实，而且功能为已有各种方法所不能覆盖替代。以材料史实就框架，仍是本末倒置，无助于对历史认识的深入拓展。近年来学习模仿外国理论和方法，总不免趋时与过时的恶性循环，病根或在于此。在此情况下，尽管不断有新的理论和方法被引进和鼓吹，有时关于理论和方法本身的炒作热火朝天，但实际上真能把握所说理论方法者屈指可数，而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做出经得起严格学术评判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何况离开孕育产生的背景，问题意识不同，理论方法难免发生变异。前人所谓单讲史法者史学往往不佳，应引以为戒。更为重要的是，学人应视学术为神圣，应有敬畏之心，应自以为愚。学术为古今中外贤哲极高智慧的结晶，决非轻而易举能够掌握。不知深浅，自欺欺人，不过为学术史留下笑柄。罗志田也认为，说到底，不论是否运用理论及运用外来的还是本土的传统治史方法，一个史家或一国史学的学术地位还是落实在是否能产生言之有据的高水准学术论著。汪朝光总结与会专家学者的意见后指出，总之，我们可以将历史视为科学，而科学需要理论，因此，海外史学理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自有其借鉴意义。但我们亦应该认识，历史首先是有声有色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活动，无论是叙事还是分析，无论是宏观总结还是微观描述，无论是运用经典理论还是现代理论，真正有血有肉的、符合历史真实的、眼界开阔而不拘泥于旧说的历史著作，才是永恒的。

座谈会上的发言，大多切中肯綮，发人深省，值得我们重视。

《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执笔者为本刊编辑曾学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