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是抗日武装 / 张帅

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是抗日武装

张帅

        忠义救国军是抗战时期由军统控制的规模较大、存在时间最长的一支国民党敌后武装，其前身为1937年9月成立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1938年5月，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更名为忠义救国军。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8月15日，军统局二处处长戴笠赶到上海，同上海帮会领袖杜月笙进行商谈，“决定利用上海下层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利用已建立的工人武装和青、洪帮势力，成立一支别动队，抗击日本侵略军，协助中国军队作战，救亡图存。”8月18日，上海别动队成立，第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任司令官，下辖两个纵队，戴笠组织的军统特务组成第一纵队，杜月笙组织的上海工人、店员、学生等组成第二纵队。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动员了400多名工人和数十名学生编人第二纵队。

        从8月23日起，日本上海派遣军强行登陆成功，中国军队转人守势作战阶段。为了弥补兵力上的不足，9月7日，蒋介石致电在上海的戴笠，颁给戴笠和杜月笙“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番号，“限期一个月内，由戴、杜两人合作组成一支一万人的武装部队配合国军作战：其任务主要是担任阻击、绕击、袭击，牵制敌军行动，并派分遣部队埋伏在上海近郊，搜捕敌谍和汉奸”。不久，戴笠与杜月笙即确定了苏浙行动委员会组成人员：杜月笙为主任委员：杜月笙、戴笠、原潮梅镇守使刘志陆为常务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前上海市市长、新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张治中、原广西省主席俞作柏、淞沪警备司令杨虎、上海市警察局局长蔡劲军、上海保安总团总团长吉章简、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贝祖贻、钱新之、上海青、洪帮头目张啸林，向松坡为委员：杜月笙弟子汪曼云为少将参议。

        部队番号确定了以后，戴笠、杜月笙开始着手组织兵源。杜月笙首先通过恒社发出通告，号召愿意参加实际抗日工作的恒社社员踊跃报名参加别动队。由于淞沪会战的爆发，闸北、杨树浦、沪西南一带的工厂、商店纷纷停业，因此广大青年工人、店员、学生纷纷投身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加上帮会组织的发动，别动队很快就拉起了队伍。由洪帮头子向松坡动员的洪帮弟兄和一部分青帮弟兄组成了第一支队。通过陆京士和有“国民党唯一的工运人才”之称的朱学范，组织上海海员工会和邮务工会中的工人，组成了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上海学生训练总队成员、失业青年、工人、农民、店员等上海市民组成了第五支队。章乃器等爱国民主人士还动员了不少失业失学的进步青年参加了别动队。

        戴笠在上海、南京一带的军统特务组成了第四支队和一个直属特务大队。后来，戴笠又派楼兆蠡、毛森、何培荣等在浙西收编地方武装、散兵游勇，组织了直属第一、第二、第三大队。

        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委员张执一通过向松坡弄到别动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的番号。中共党员王际光(任铁峰)任少校副大队长。中队长、区队长、小队长等，均由中共秘密党员或进步分子充任。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成立后，对1万余名别动队队员分别进行短期军事训练。

        在青浦成立技术干部训练班，又在松江增设特训班，这两批学员中，有不少大专学生，素质较高。此外，还在佘山成立教导团。将南京等地军校毕业生中具有尉、校级资历者600人调配来沪，分批进人别动队担任各级干部。又调遣南京中央警官学校100名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并受过警官正规训练的学员来沪，充实到各中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又从南京军统特务处抽调200多名中、高级干部到别动队任职。从在浦东驻防的第八集团军调来以500名班长、副班长担任别动队的基层指挥员。

        苏浙行动委员会的枪械除由蒋介石拨给外，更多是由戴笠和杜月笙自己筹措的。戴笠通过特务处解决了一部分：杜月笙或搜罗散失在民间的武器，或让金融工商界捐钱购买，或让各区保卫团捐献，也筹集到了一些。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组建和充实以后，即奔赴沪西、南市、浦东各县，接替或协助中国军队驻防。第一支队先是驻守南市，维持社会治安，不久奉令开赴上海近郊。第二支队驻扎浦东，协助军队警戒，侦查汉奸，并曾奉命破坏日资新三井、海军、大阪、同春福、新江山、大仓、东省铁路等码头，防止日军登陆，还焚烧了新江山栈房和日华纱厂。第三支队指挥部设在枫林明星影片公司，所属的第九大队设防于真如、江桥一带。第四支队驻守沪西。第五支队也驻扎在南市，负责维持治安、肃清日谍、守护仓库等任务。

        9月22日，日本军队在吴淞一带登陆以后，突破罗店、宝山防线，于10月24日攻击大场。此时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在经过短期军事训练以后，第一、三、四支队陆续部署于苏州河沿岸，配合正规军抗击日军。25日大场失陷以后，第四支队奉命由沪西赶至闸北，掩护中国军队撤往苏州河南岸。该支队奋力阻击日军的进攻，凭借街屋进行巷战，逐街逐屋与日军展开争夺，伤亡十分严重。

        大场、闸北失守以后，中国军队在沿苏州河、北新径一线扼守新阵地，阻击日军强渡苏州河。第一、三支队也参加了阻击战，并付出了巨大牺牲。由共产党领导的第三大队坚守阵地两昼夜，直到中国军队换防，才撤出阵地。

        11月5日晨，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成功，使中国军队处于被包围夹击的危险境地，上海已势所难保。7日，日军参谋本部为统一上海方面作战指挥，编组华中方面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意图围歼集结淞沪的中国军队。为

此，蒋介石决定中国军队立即撤退。

        为掩护主力撤退，第五十五师一个旅、上海警察总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第三、五支队坚守南市。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顽强抵抗，血战三昼夜，予敌军重创。至11日晚23时，才奉命撤退。第一、二支队在浦东掩护中国军队撤退，完成任务以后就地坚持游击战。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松江特训班尚未毕业，日军就在金山卫登陆。松江班距金山卫很近，学员突遭袭击，全班500余人，幸存者不满50人，其惨状难言。大队长廖曙东上校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被敌人追击到一水潭中，用手枪击毙数名日军后。高呼：“中国不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牺牲于敌人乱枪之下。

        据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统计，别动队官兵在淞沪会战中阵亡1500人以上。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是在全国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爱国热情高涨之际，由国民党当局组织的一支地方民众抗日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成员有工人、店员、学生、还有帮会人士、军统特务，同时著名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也积极支持，他们抱着拯救民族的满腔

热情，积极投身于伟大而光荣的抗日事业。他们协助上海地方武装维持治安、肃清汉奸，支援前线：他们配合正规军坚守阵地、抗击日军：他们在会战后期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即使在上海沦陷以后仍然化整为零坚持斗争。别动队官兵的爱国之举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别动队在组建之初消灭汉奸，袭击日资码头，焚烧日军工厂，通过广泛的民众力量打击敌人的战斗意志，给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以配合，发挥了游击武装的作用。但在淞沪会战中国军队进入防御阶段，尤其是在战争后期，别动队更多的却承担起了正面作战的任务，诸如坚守阵地、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等等。由于别动队官兵缺少正规武装那样的军事素养，所以伤亡较大。

        上海沦陷以后，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第一、二、二3个支队的残部与青浦班、松江班的学员集中到安徽祁门历口镇和浙西的淳安、遂安。文强奉命向镇江、金坛、浦东、常熟、无锡派出5个收容小组，收容国军散兵，共有1万人编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先编为教导第一团，戴笠自兼团长，俞作柏任

副团长。1938年3月，别动队直属的3个大队在遂安十里铺改编为教导第二团，何行健任团长。5月，戴笠呈准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于汉口。据戴笠讲：“别动队起自民间义徒，草创伊始，而邃当大敌。无薪铜之奉，无官爵之荣。所凭以牺牲奋斗者，忠义精神也。”这就是所谓忠义救国军名称的来历。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由戴笠兼任，副总指挥为俞作柏。10月，俞作柏升任总指挥，参谋长徐光英，总参议尚望，政治部主任曹勤余。

        忠义救国军在一年时间里，编组了20个支队、4个行动总队、4个直属大队、一个特务营。人员编制的膨胀主要是收编沪、皖、江、浙的民众武装，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些积极抗日，有些为了私利而相互摩擦火并，被群众称之为“别吃别（鳖吃鳖）”。

        1938年8月，第三战区明确规定新四军和忠义救国军为“中央直接编练之挺进部队”，“受本战区之指挥监督”。并将江南沦陷区划为浦东、松江、苏州、沪杭线、京沪线、吴兴、宜漂和当芜八个地区。其中浦东区（川沙、南汇、奉贤等县境）、苏州区（宝山、嘉定、太仓、昆山、常熟、吴江、无锡、江阴等县境）、京沪线区（上海北站到南京下关站铁道沿线10公里内及上海、

南京等市市境），为忠义救国军的活动区域。到1940年，杭嘉湖平原也划归忠义救国军管辖。抗战前期，蒋介石和国民党表现了积极抗战的姿态，采取了一些措施抗击日寇，军事委员会也做出了“加强游击战”的指示。基于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和全国各阶层人民高涨的爱国热情，忠义救国军在抗击日寇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与牺牲，这是应该肯定的。

        1938年4月至5月间，忠义救国军在松江、南翔、大场等地袭击日伪军。6月，忠义救国军丁锡山部在上海郊区沪杭公路一带多次设伏，袭击日军。初夏，朱松寿的第五支队与独立第四十五旅在无锡颜家桥合击日军，毙伤96人。7月，第五支队先后将锡澄公路鸭城桥、苏锡公路沙墩港大桥破坏。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夜间，300多名忠义救国军成员摸进上海虹桥机场，打死日军、破坏设施，抓获并公开处决川沙县伪维持会长瞿木香。丁锡山部进攻浦南沪杭公路两侧日军，并挖毁部分公路，迫使日军撤出南桥。9月18日，日军

500人偷袭南桥，丁锡山部撤离该镇。次日天亮，日军回防，设伏于镇周围的丁部四出截击，日军猝不及防，争先逃窜。同日，第十支队除锄团尤国祯部在无锡伏击汉奸梁鸿志所乘坐的列车，毙敌20余名。10月29日，尤国祯部袭击伪无锡县县公署特务警察大队部，击毙班长以下3人，缴枪5支。12月，忠义

救国军在宁沪铁路沿线的昆山、太仓、常熟、嘉定4县境内，向日军发起破袭战，毙伤敌数百人，打死日军大佐联队长1名。

        尽管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当年向上峰报告自己的编制、人数、战绩等，多半含有“水分”，但这些战报大部分作战事实还是存在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39年2月，上海伪军陈安有部800余人，在调往沪西青浦时向忠义救国军投降。1940年11月19日，汪精卫去南京举行“还都典礼”之日，德、意、日三国驻上海外交官等乘“天马号”专列前去捧场，在行至苏州跨塘桥附近时，遭忠义救国军炮火袭击，专列掀翻，炸死日军大佐2人，计死伤百余人。

        1941年4月25日，忠义救国军淞沪行动总队代理总队长应括率部攻打沪西日军练塘镇据点，应括在迫近天主教堂时中弹牺牲，部队遂撤回驻地。应括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少将军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42年l月14日（农历除夕）夜，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指挥官阮清源将部队分为纵火队、爆破队、袭扰队和游击队四个部分进人上海实施突袭，造成上海市区秩序大乱，给日军不小的震惊。

        基于忠义救国军的抗日活动，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专门成立了对付忠义救国军的特战班。1941年底，汪伪特工总部所属的“警政部政治警察署”内，特设一个名叫“肃清渝忠义救国军工作团”的机关。日军将忠义救国军称之为“江南野鼠”，孙挺信先生将其特点概括为：到处打洞（建立根据地和地下据点），到处生儿繁殖（发展游击势力），到处乱窜破坏（开展破袭战，大搞恐怖活动）。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看法：在这一时期，忠义救国军抗日活动不断，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战争，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行各业的人民为了抗日救亡做出了巨大的牺牲。1943年9月底至10月初，日军发动“广德作战”（21号作战），攻占了忠义救国军总部所在地广德，忠义救国军总部被迫撤往宁国万家桥。

        1944年春，忠义救国军奉命配合国民党军主力进袭南陵一带日寇，一度占领南陵县城。同年9月至11月，忠义救国军组织300人的突击队，在美国帕金少校等人的参与下，炸毁诸暨附近铁路桥铁轨25处，纵火焚烧日军堆栈及

6(X)箱炸药。

        据统计，1944年4至10月份，忠义救国军共攻占城镇2座，破坏38次，袭（伏）击138次，毙敌官佐28人，士兵1493人，毙伪官兵639人，伤敌官兵1890人，俘敌官兵3人，伪官兵9人。这些事实当被历史记载。忠义救国军在当时的抗日方式，与新四军作战方式相似，都是以游击战、破袭战为主消灭日、伪的小规模部队。

摘自：《铁军》杂志，2008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