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抗日”反蒋的内幕 / 徐舜英

陈济棠“抗日”反蒋的内幕

徐舜英

　　1936年6月下旬，广州市沙面和太平南路（今人民路）新亚酒店出现了一群日本军官，约有百人左右。当时全市人民大为震动，奔走相告，人心惶怒，谣言四起。接着7月2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宣布陈济棠就任西南抗日联军统帅，通电全国，起兵北上抗日，这更使人民惊诧不已。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内幕并不简单。

　　陈济棠当上了南天王之后，一直处心积虑，企图扩张势力，打垮蒋介石。平时听信他的哥哥陈维周和阴阳术士翁半玄、詹天眼之流的鬼话，认定自己的命相比蒋介石“贵格”一筹，可以取而代之。又适值1936年5月中旬，胡汉民在广州病逝，白崇禧从广西来，以吊丧为名，暗中游说陈济棠，献上两广联合反蒋的计划，于是更加野心勃勃，跃跃欲试了。白崇禧的反蒋计划是这样的一个内容：他认为，蒋氏集团内部，互相猜忌，裂痕日深，加上财政赤字增加，处处捉襟见肘，困难重重。同时在军事上也四面受敌。他的军队一部分要对付陕北的红军，华北日军又威胁在他的背后；另一部分军队又必须放在黄河流域防范张学良、阎锡山与韩复榘等人。这使得他左右艰于应付，兵力不能集中。因此，两广联合发重力反蒋，争取湖南方面的何键合作，暗中派人和日本帝国主义联络，取得援助，利用全国人民抗日情绪空前高涨的形势，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起兵北上。蒋介石当然找不到阻止的理由，也事实上抽不出抵御的兵力。这样一来，大军到了武汉之后，乘虚直下，袭取南京。这是个千载一时的机会，不能交臂失之。这一番话正中陈济棠的下怀，于是立刻召集几个亲信将领秘密商议。当时在这一群高级军官当中有人表示绝对服从，没有意见；又有人劝他从长计议，不要轻举妄动，要三思而后行；也有人认为，白崇禧不怀好意，何键态度未明，况且正当国难严重关头，全国人民敌忾同仇，一致要求抗日，如果一旦发动内战，加之以接受日本的援助，势必惹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后果不能乐观。最好还是掌握实力，在对日抗战中去跟蒋介石竞赛，才是正确的途径。当时陈济棠曾一度接受了这些人的意见，表示再作慎重考虑，暂且不作决定。

　　可是抵不了阴阳术士们的诱惑，白崇禧的继续怂恿。陈济棠后来终于又摆出了什么“第一步反蒋，第二步抗日，反蒋为了抗日，抗日必先反蒋”的理由。下定了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两广联合反蒋的决心。广西的南宁军校本来早就有了日本军事教官，这次经过陈济棠秘密派人往香港进行联络之后，日本方面马上遣派了100多名军官来到广州，帮助陈济棠组织西南抗日联军。当这一群军官初到燕塘军校参观时，学生群众大为激愤。后来又听说部队中也要分别安插一些日本军官参加“教导”，更使全军将士哗然失惊。陈济棠派人分赴山西、山东、陕西、云南、四川各省进行联络，争取他们的支持。一方面又大量扩编军队，弩张剑拔，准备起兵，情势已经十分紧张。

        这时候，陈氏集团内部起了急剧的变化。当时的第一师师长莫希德，广东兵器制造厂厂长黄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广东陆军军医学校校长张建，虎门要塞司令李洁之，对陈济棠这种利令智昏丧心病狂的行为，大为反感，同时也为了自己的名节和前途打算，联合起来，密谋对策，共同商定请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率领部队向陈济棠进行兵谏。于是当时驻防赣南的第一军，除叶肇的第二师之外，经过莫希德、李煦寰两人回到赣南进行联络说服之后，实行回师广东兵谏。7月4日余汉谋也在黄涛、李洁之、张建的敦促之下，由广州回到大庾，召集各将领商讨计划，一面电告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态度，一面向南雄、韶关进兵。7月7日蒋介石派了飞机迎接余汉谋到南京去，委任他为第四路总司令和广东绥靖主任。同月12日余飞返赣南，部队从韶关继续推进广州。7月6日，黄涛、张建、李洁之等人秘密离开广州，到了香港，联络各方面爱国人士，在香港报纸上联名发表了一封致陈济棠的公开信，揭发他的无耻阴谋。全国各地报纸也纷纷发表文章揭发和谴责他的罪行。几天之后，广东省府主席林云陔和一些国民党上层分子也纷纷离开广州。同时巫雄的第四师也受了余汉谋的利诱，在粤北大坑口宣布脱离与陈济棠的关系。同月20日，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和大队长丁纪徐，也在蒋介石的金钱运动之下，率领130多架飞机由广州飞到了南雄。两天之后（22日），陈济棠自知众叛亲离，大势已去，只好仓皇垂泪离开广州，溜到香港。这一场“抗日”反蒋的把戏，也就此闭幕了。

1960年5月12日

作者按：本文材料，部分由省参事室李洁之零碎口述提供，部分向各方面搜集查证，整理而成。

《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