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碎片 /丁方

记忆的碎片

丁 方[1]

一间七平方米的陋室，一张单人木床，外加一张方桌，上面摆满了各式的线圈、三极管、电路板以及半成品的自制收音机。一望而知，房间的主人是一位无线电爱好者。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象这样的无线电迷和陋室在中国并不罕见，只是这一间陋室的主人是我的舅舅周健。他在以后的日子里选择了与试管、溶液、显微镜、离心机等为伴的医学研究作为一生的事业，并率先研制成功了抗宫颈癌的疫苗。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抗癌症疫苗，是医学史上的重要突破。因此，人们现在谈起他时，自然会强调他在实验室里创造的这一医学奇迹。不过，在我的记忆深处，青少年时代的周健就已经在他那间陋室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平凡的神奇”。

周健虽是我的长辈，但却只大我十岁。所以他更像是一位大哥，一个孩子王。七十年代中期的他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一个不折不扣的无线电迷，几乎到了电痴的程度。我和我哥哥总是喜欢往他那里跑，看他在陋室里摆弄那些电子元件，时不时还会遇到一些手拿哑巴收音机的上门求助者，再目睹那一只只本已哑了的收音机在他手上重获新“声”。偶尔，他也会有沮丧的时候。记得有一次他在拆一只整流器时，把里面的线圈搞乱了，花了好大精力还是没法复原， 惹得一肚子懊恼，发誓以后再也不拆整流器了。我们小孩经常会问些幼稚的问题，比如电是什么？他会不乏幽默地回答：电是麻的。

有时，我们会在他的陋室里遇见和他一起切磋技艺的无线电迷朋友。有切磋，自然免不了会有比试。我那时候还不到九岁，根本不懂也压根儿不关心这帮无线电迷们比试的内容，但却非常在乎比试的结果——套用现在武侠小说的用词，就是希望自己的舅舅是“武功天下第一”。大部份时候，从他们各自的表情上就很容易地看出谁对谁错，谁输谁赢，谁更有本事。但也有难以判断的时候。和舅舅走得最近的无线电迷朋友是一个名叫小许的男青年。他俩年龄相仿，住得也很近，两家的院子紧挨着，只隔了一堵墙。小许的家是在一排平房里，而我舅舅的陋室在三楼，从楼梯的窗口往下看就是小许家的院落。虽然只是一墙之隔，但因墙上没开门，所以要去小许家还得绕一个不小的弯。那时没电话，为避免白跑，在去小许家之前，我们往往先跑到楼梯口，对着下面喊：“小许，小许”。如果看见他探出头来说“我在家”的话，舅舅便带上我们一起去。有时也会引起小许家几个邻居的不满： “吵什么，老子午觉刚睡一会儿。”小许经常来找舅舅帮他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而舅舅碰到难题时，首先想到的，也是小许，这时，就让我们到楼梯口去喊嗓子。

我当时特别想解决的一大难题却是，舅舅跟小许到底谁更厉害，谁的水平更高。我还真就这问题直接问过他们，可他们又都称赞对方技术好。没法给他们两人排高低，或者说没法确定我舅舅“武功”更高，我心里那个难受啊。后来我终于根据他们各自装的电视机把他俩的座次给排定了。

那时候，普通的无线电迷都能玩收音机，但要是能自己装电视机，那就是不折不扣的高手。高手之间比的是看谁装的电视机花钱少，收视频道多，收视效果好。小许不愧是个高手，他是我舅舅的朋友中第一个自己装电视机的。我跟舅舅特地去看过那台电视机，花费九十多元，九寸的显像管，只能收浙江台一个频道，而且所有的元件都暴露在外，所以我管它叫“赤膊机”。那时，舅舅家已经买了电视机，我们家还没有，舅舅便决定为我们家装一台。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大功告成。与多数自制的“赤膊机”不同，舅舅特地到上海买了一个电视机的面子，再让他的木工朋友做了一个电视机的壳，还漆成跟市场上的电视机一样的颜色。这样外观就好看很多，以至于很多来我们家看电视的人全然没意识到他们看的是台自制的土电视。那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人们平均月收入只有四五十元，最便宜的电视机也得四百元左右，称得上是奢侈品。而我那了不起的舅舅只花了八十几元，就让我们能坐在家里享受电视节目。第一次拥有电视让我们全家上下都兴奋不已，而我也终于能根据这台电视机外观、收视效果和花费，肯定地将舅舅排到小许之上了。

舅舅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但没有学无线电专业，而是上了医学院 ，并在医学院与我未来的舅妈谈起了恋爱。在研究肿瘤病毒的同时，也常常带着工具到未来的丈人家里去修理冰箱和彩电，大得泰山大人的欢心。当然啦，这是我后来从大人那里听来的八卦， 并非亲眼所见。

舅舅读书特别用功，而且非常有恒心。大学期间，他因病住了好几个月的医院，我还到他所住的杭州117医院去探望过他。为此，大家都以为他肯定要延迟毕业了。可我舅妈说，他出院后就更加倍用功，期末考试时不仅每一门功课都通过，成绩还名列前茅，最后不仅和大家一起按时毕业，还顺利地考上了研究生，正式踏入了基础医学研究的大门。

舅舅的中学时代正值文革期间，没学过一天英语。上大学后只能从ABC学起。可到大学毕业时，他的英语居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尤其是在别人倍感吃力的口语和听力方面。这主要得益于他从二年级开始，就坚持每天听英语广播。先从慢速的“Special English”节目起步，再过渡到正常语速的新闻节目，从不间断。就这样持之以恒，整整坚持了八年多，一直到出国前夕。那时，收听英语广播的人为数不少，但能坚持下来的却寥寥无几。虽然我没有跟舅舅一起做过实验，但仅从他当年给我们家装的那台电视机以及坚持不懈地练习英语听力和口语的那股干劲，便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做事追求完美的人。他的精益求精，勤奋不懈，以及那种超人的毅力和恒心，奠定了他日后事业成功的基石。

我的工作侧重于动物的胚胎发育，和舅舅的肿瘤病毒学虽有相当的距离，但都同属基础生物医学研究这一大领域。从事这一行工作的人，最大的愿望莫过于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转变成药物，应用于疾病，特别是重大疾病的治疗和预防。但是，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包括我自己）来说，这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舅舅研制的抗宫颈癌疫苗无疑将直接挽救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在历史老人的眼里，无论是四十二年还是一百四十二年，都只是匆匆的一霎。而我舅舅周健那短暂的生命却将随着那一滴滴的疫苗，融入到了千千万万的生命当中，在历史的长河中源源流淌，代代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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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方博士，美国罗斯福大学胚胎学与遗传学中心副教授

Jixiang Ding,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Birth Defects Center at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U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