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思念 /刘文军

永远的思念

刘文军[1]

    世界上第一个癌症疫苗的发明者、我的博士后导师——周健离开人世间已经有九年的时间了。九年来，周健的音容笑貌时时刻刻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总感觉到要做点儿什么来纪念他。但由于担心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太差，无法用笔来表达出自己对周健的思念，所以一直也没有成文。但这种想法一直蕴藏在我的心底，无论何时，只要触及它，就会感到象有一根无形的针刺痛我的心。时至周健逝世九周年之际，从我旧日记忆中挑选出几个生活片段写成此文，以表达我对他的思念。

    十二年前，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处寻找博士后的工作机会之时，周健已经是一个斐声中外的国际病毒学家。我在著名的国际病毒学杂志上读到他的十几篇关于人类乳头瘤病毒开创性的研究文献，其中包括他和Ian Frazer教授联合发表的关于人类乳头瘤病毒晚期蛋白L1体外单独表达可以形成病毒样颗粒(VLP)，与完整的人类乳头瘤病毒相比，具有完全相同的免疫原性，但却完全没有感染性的文章。VLP的发明创造是人类宫颈癌疫苗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预防癌症的疫苗。此疫苗的成功上市，有望根除人类宫颈癌，是全世界女性的福音。研究发现，预防人类乳头瘤病毒感染可以起到预防宫颈癌的作用，因为99%人类宫颈癌是由乳头瘤病毒感染引起的。在1995年时的乳头瘤病毒研究领域，所有的科学家都清楚地认识到VLPs的发明将引起人类癌症疫苗研究的一场重大革命。VLPs也被某些科学家尊称为“周颗粒”(Particles Zhou)。在研读了周健的几十篇科研论文之后，我决定申请周健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员位置。周健热情地为我这个尚未谋面的博士申请到博士后基金。在经过一个复杂漫长的申请护照签证的过程后，我终于在1996年见到仰慕已久的周健。

    我与周健相识于芝加哥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由于飞机晚点，我到达芝加哥国际机场时，周健已在机场等候了两个多小时。而第一次见面我有点吃惊：在我的想象中，作为一个斐声中外的科学家肯定已经是很大年纪了，但我所见到的却是一个高大健康、气宇轩昂的青年男子。他的为人处事都显示出其成熟、睿智、幽默而不失热情。由于刚从中国国内的科研体系换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美国科研体系，在国内所学到的知识和实验方法要么不实用要么已经过时，而他却以无比的耐心手把手地教我怎样做实验设计、怎样做科研报告，告诉我很多他自己多年体会出的实验技巧和方法，手把手地教我怎样分析实验结果，找出问题的所在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周健有着无限的科研热情和旺盛的工作精力，他对科研有一种执着探索的精神。在工作中，他总是亲力而为，每天很早来到实验室准备一天所要做的实验，包括实验设计、实验材料。他总是亲自操作实验，并且常常告诫我：科研灵感来自于实践；如果你不亲自做实验，你就无法在实验技术上指导学生和实验室工作人员，你也就无法把握研究方向。在实验上，周健处处都显示出灵巧的一面。同样的实验从周健的手中出来的结果总是显得比别人漂亮整齐，其照片、图表可以和教科书上的示范图相媲美。他总是告诉我，人生苦短，要作点对社会有益的工作，所以他总是八小时内集中精力在实验台上做具体实验。而下班后，他还利用晚上的时间撰写科研项目、申请基金和科研文章，批阅、修改学生的论文。普通人每天工作八小时，而周健平均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以上。我常常在我的电子信箱中看到周健在晚上十二点和第二天凌晨五点发给我们的电子邮件安排有关实验。别人睡八个小时，而周健每天只睡5-6 个小时。周健用短短十几年的科研时间做出了别人几十年都不能完成的工作。

    我们经常一起讨论工作，讨论最新的科研动向，最新的实验方法。周健对其所研究的领域的现状有着深刻的了解，能够及时根据已发表的文献和最新科研成果调整其研究方向。周健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提携年轻的科学家，包括介绍我们这些青年人去认识一些在此领域中的有名科学家，尽可能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加入到能够发表文章的科研项目中，这样就使每个工作人员都有发表自己的科研文章的机会。

    除了工作之外，周健在生活上也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刚到美国的最初几个月里，由于刚从国内的环境中转到了一个说英语的环境中，我遇到了在国内无法想象的困难。在我还没有到达芝加哥之前，周健已经提前为我租好了房子。在到达芝加哥的当天晚上，他又冒着风雪给我送来了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并且将他新买的自行车借给我骑。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帮我买车，帮我买家具，手把手地教我学开车，直到考取驾照。我能平安地度过初到美国的文化休克期，与周健的帮助是密不可分的。周健不仅帮助他自己实验室的人，并且帮助他周围的同胞。他常说，我们第一代移民都不容易，我们应该互相帮助，使我们的生活与原来相比更快乐一点，使工作和学习更容易一点。我们周围的中国同胞都得到过周健不同的帮助，包括周健利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为同胞写推荐信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帮助其他实验室的同事解决工作中和生活上的困难，帮助许多甚至不认识的同胞。我经常见到许多同胞拿着写好的推荐信来到实验室让周健签名，而这些同胞连周健都不认识。但经过简单的交谈后，周健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们。正如周健所说，几乎所有认识他和小依的中国同胞都到他家做过客。

    在我到芝加哥半年多后，由于Ian Frazer教授的盛情邀请，周健离开了美国，回到了布里斯本亚历山大公主医院接任副教授职位。我记得他离开时，实验室内所有同事都恋恋不舍。在那段时间里，周健的面容总是显得很疲惫。现在想来，病魔可能就是从那时起就潜入周健体内的。

    我于1997年追随周健来到澳大利亚，加入到他刚刚建立起来的实验团队。没想到仅仅一年之后，周健就突然地离开了我们。他走得太突然，使我在随后的很长时间里都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虽然周健的生命很短暂，但他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正如谷淑燕教授所说，周健是一个好人，大大的好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知识、有见地、有能力、有热情的科学家。周健是我一生崇敬的老师，一生受益的良友。我将永远思念您——周健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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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文军博士，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微生物系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