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越桂军老兵石鉴辉先生口述访谈录(上) / 黄翔瑜

入越桂军老兵石鉴辉先生口述访谈录

受访者： 石鉴辉

时 间： 2006.03.03

地 点： 台北市广西同乡会

访 问/记录 黄翔瑜

家世与童年

    我是广西省岑溪县筋竹镇人1，身分资料记载1922年（民国11年）生，但我实在是于1921年（民国10年）农历4月初9生的，该年岁次辛酉，所以生肖属鸡。家中除父母外，有兄4人、弟2人、姊2人，我排行第5。家中生计所赖半农半商，除农事耕种外，也兼做一些小买卖。现仍在世者，仅存本人，其他均已亡故。余有一女，现住广东佛山市，为政府中级干部，亦已退休。

    过去曾听母亲提起，我刚出生不及一个月，地方就发生匪乱，遂四处避祸，造成日后营养不良，故幼年体弱多病。依稀记得当时母亲就背着我到处躲土匪，今天跑这里，明天跑那里，根本没有饭吃嘛！只能喝稀饭水，所以我小时候身体都是病，且病痛很多。至于我的家庭状况，父亲是做杀猪、杀牛的肉贩生意，也兼业种田，是半商半农的家庭。而我也曾于蒙馆2接受启蒙教育。在蒙馆里，大多读的是《三字经》、《千字文》、还有《神童诗》。我还记得《神童诗》的内容：”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儿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首叫做《神童诗》，读完后又念《增广贤文》，而非一般学龄儿童读的《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的内容我仍记得，还能背诵一点：”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那时候蒙馆里没别的东西，所以一定要读《增广贤文》，我现在还能背诵：”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因为有韵脚，所以很好念，也便于记忆。现在市面上也可以买到《增广贤文》、《千字文》。在私埝念书是不分年级的，谁念完第1本，就接着念第2本，全班学生无分长幼，蒙馆里头有五、六岁的，更有十七、八岁的。我在蒙馆读了四个多月，举凡《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增广贤文》均已能全本背诵默写，因为在蒙馆里，每天数小时，只有念书和写字。当学制改革半年后，将旧学制改为”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等4阶段教程，传统私塾教育就开始查禁。所以我改读新学制，一至三年级我读的是”崇新小学”，四、五年级就读”开明小学”，六年级则就读”岑溪县立第8区高级小学”第2班。早在三年级时，我参加全县小学会试获得第1名。高小毕业后，因当地”永业中学”停招，要念中学需远赴罗定或岑溪县城；又因不能住校，需在外面赁居，这实非我家经济所能负担，所以我只好在家种田。后来”永业中学”复校，我却只读了1学期就罹病，没有参加期考，不能升读第2学期，只好去报考”龙州教导队”3，自此投身军旅，故我仅有高小毕业证书。此后能考上军校，全赖自修。

    1937年（民国26年）8月，我那年16岁，考进”龙州教导总队”，分配19中队当学兵。记得报到第2天，便要到北标营参加全总队纪念周会。会中除总队长每次一个多小时的训话外，最后一个节目便是枪毙那些被抓回来的逃亡干部与学兵。那次是1位班长和4名学兵，枪毙后全总队队伍要绕尸体一周才能回去。以后总队纪念体会，差不多都有枪毙逃兵的节目，所以被教导总队抓回来的逃兵，一向是杀无赦的。此外，队上传统每期每中队毕业生均须留用9人以担任下一期的教育班长。我因成绩优良，幸续留任第3期教育班长。而1940年（民国29年）再考入陆军官校第18期，此后随46军176师转战中国各地。

不同的入越路径

    1949年（民国38年）夏天，我们部队奉命自华中撤退，自湖北杨逻，再经石炭窑、奉新、南昌、高安、万载等地，续转至湖南醴陵，后又奉命至零陵整补。时值湖南第l兵团陈明仁叛变，于是部队奉命连夜赴邵阳稳定局势。当时湖南省政府与第l兵团的兵团部均在邵阳。驰援邵阳期间，一面收复新化，策应青树坪我军，再推进永丰镇，进入湘潭，并截断共军再进犯的企图。后因军政局势发生变化，奉命驻守永丰，此时已经入秋了，之后部队就一直处于败退中。那时176师于撤退中全师覆灭，仅剩官兵六百余人要突围返回桂林，后该师在桂林重新成立，即由广西保1团编为526团、保3团编为527团，保7团改编为528团所编成，当时526，527团驻地宁明，528团则驻玉林。

    我们是自龙州，经水口关退入越南。我先交代这其中的缘由。在柳州时师长派我担任第4科军械参谋，我原本是528团团部连连长，因团部连奉命撤销，于是自前线返回柳州待命。在柳州我们领不到枪弹，于是师长命我先带领一部分人员乘车赴南宁。到达南宁后待了几天，得知本师528团已经被共军歼灭，共军正朝向南宁迫近，我才知自己逃过一劫。此时，华中长官部已经备妥飞机准备飞往海南岛，其警卫团预备经吴村圩，转北海，再搭船至海南岛海口市。我176师部及其直属部队则乘船赴宁明。此时我已调作战参谋，并领军士队与政工处等分成3部汽车，携带部分械弹齐赴明江接收526、527团。

    此时有几件事可以看出国军部队内部管理已经乱了方寸。举例来说，当时师部军需主任黄可福，为了部队的军饷张罗7天，并经我协助才领得到军饷。包括师部与直属部队，以及3个团的军饷，每份都是黄金1袋300两，银圆2袋，每袋2,500枚。后来回想我们师长和军需主任都很笨，这批款理应留在师部，等待各团到师部报到后再行分发；结果是钱先发下去了，而528团的军需主任领到钱后，得知528团已遭共军歼灭，就私吞饷款回乡了。但526、527团却不向师部报到。又师部这一份饷银分毫未发给官兵，却在入越途中的谅偕之役中白白送给法军，所有行李、辎重、非战斗人员均被法军截断俘虏。

    另一件事，前面提过528团被歼灭，原528团副团长黄培根因奔母丧，逃过一劫。当时528团在柳州留有18枝步枪，我任该团团部连时又派1个班留守警卫，另有机枪1挺、步枪6支，但编入师后，这批枪械却不翼而飞。那时他由副团长升任参谋主任，结果我打听得知他到南宁后，故意将我支开（当时我担任军械参谋专管军械的）；又因他家在扶南县，地处江边，于是藉故回家过夜，就把这批枪械藏回家里去了。及至大陆沦陷，这批枪械竟成了他大儿子一家人的催命符，害他们全被共产党给杀掉了，这是他当初私吞枪枝时所始料未及的。

    还有那176师邓善宏师长，以其在军校历练之资担任新成立176师师长，白崇禧曾给他的评语是：”叫他办教育，可以胜任。但毫无部队历练，更无作战经验，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中临危受命担任师长，并不适任。”邓在桂林接任整补后的176师师长时，前面提过那位528团副团长黄培根，因与邓熟识，邓请他担任师部参谋主任，并视作心腹。一切人事安插、部队编成决策，均由黄全权处理。这新任的邓师长从175师只带了4个人来，即人事参谋莫轩派任第1科科长，参谋欧华球任第2科参谋，参谋黄武任第3科科长，通信连副连长谢春和任通信连连长，此4人加上邓善宏共5人，到176师可说人生地不熟。但那位参谋主任黄先生却是 176师的老人，所以这些新任官都得听他的。对我而言，我是175师随团拨到176师，也与那5位新任主官熟识，反正他们安插我什么职位，我都没意见，合则留，不合则返乡。当师部到达南宁后，副师长李华少将与新任参谋长甫到新职，但新任参谋长只在师部吃了几顿饭，就不跟部队走了。参谋长便空缺下来，于是又由参谋主任黄培根升任，部队就由他控制。

    当部队抵达龙州时，师部接到上级指示要与越南国民党之首领武鸿卿合作，部队随即改称为”越南救国军”，并进入越南建立根据地，伺机待命。此上级指示是公文？或是电令指示？我并不知情，但可以确定这是上级交办的任务。那时我不算核心人物，而且师部各处科并没有集中伙食，无法进一步确认消息来源。不过，我倒是曾亲赌武鸿卿及与他随行的几个人，因为入越途中武氏一行人的食宿都是我安排的。而且当时整个部队的襟章，也都以白布制成，上印”越南救国军”的字样。

    后来我们又接到另一个上级电令指示，自龙州入越的部队，一律统由176师师长指挥。这份电令，龙州区专员武中将也收到一份，并予以公布。因此，这些部队单位就纷纷与我们176师取得联络，入越时才能依以排定序列。说到这里须提到我们政府与越南的关系。在抗战期间，政府一直在越南扶植两个势力，一个是武鸿卿集团，另一个是胡志明的越盟集团。1943年（民国32年）底冬天，我46军移驻广西南宁，那时规定所属军官一律参加越语训练，准备自镇南关攻入越南，一举夺取谅山、河内等地，打通国际通路。后美军不同意我军入越，才取消入越之行动。而武鸿卿越南国民党集团，在日本侵入越南时，武氏就率领一部分亲信逃入广西，政府并予以安置。抗战胜利后，法国重掌越南，武氏国民党集团没立即回越南，当1949年（民国38年）中国大陆局势危急时，武氏才跟我们一同进入越南，但那时越南武氏国民党集团力量已经式微。在我们入越第1天到东溪时，他曾派人和我一同向法驻军l位连长（法驻东溪部队系加强连而已）交涉借道，那时人家根本认不得他，并说越南也没有国民党。及至七溪，武氏一行人便被法军给扣留了。

    另一个集团是胡志明的越盟集团，胡志明自广西返回越南北部后，组织”越南救国联盟”，目的是要驱离法军，建立越南国。该联盟在日本占领时期就与日军打丛林游击战，后来法国接管越南，又与法军打游击，深得越南人民拥护，势力渐强，我政府也常支援械弹。而胡志明部队里的中下干部，也有不少国军分子，像抗战后国军整编，广西部队的31军遭到裁撤，就有不少军士官跑到胡志明的越盟部队里。据我在教导队2期同学透露，教导队第2期同学就有2个人在越盟的部队中担任师长。因此在我们入越途中，越盟部队并没特别为难我们，还派人和我们谈判，希望将武器交给他们，并保证将我们送到海南岛，但是我们不答应。后来他们还送一些米给我们当军粮。

    我们进越南的路线与黄杰他们并不相同。黄杰部队是从隘店进去的，他们在隘店与法国人谈判。隘店是处隘口，当他们一过隘口便放下武器，法军就将他们运走了。而我们却不是这样。我们是在1949年（民国38年）12月19日上午八时许，自广西省水口关的上游约三百公尺之公路桥进入越南，之后到达七溪，在越北还打了二十多天的仗，不仅跟越盟打仗，也跟法国打。由龙州经水口关进入越南的公路，过去有其辉煌的时代。尤其在抗战初期，我国的桐油都是从这里运出去的，当然也运进不少物资进来。但当时因战乱，又到处都受到土共的破坏，这公路已显得荒凉而人烟稀少。沿途零星住屋，百姓早已人去楼空，我们部队都就地露营。20 日由复和徒步到邦年，21日再由邦年转到东溪，到东溪就可以看到法国守军。当时我奉命去交涉，说我外交部长宋子文先生已与贵国达成外交协议，但法军说他们并没有接到指示。我和他们表示我们无法等待，他看我们人多，经20分钟考虑，勉强让我们入境。但法军要求我们以三路行军纵队之队形，每队100人入境，以便于统计人数。

    其实当初上级对我们入越的状况并不清楚。上级长官一直认为我们176师除接收526、527团，再加上188师的562、563团两部，330师的 988、989团，以及7l军的郑团，併另一团的蓝营，且又包括广西省的警卫大队，兵力应该不小，也一直认为由水口关入越部队有万余人。但实际状况是，我 176师并没有接收到526、527团，只有师部及直属部队、警卫营两个连，但兵力还算充足。而通信连仅有l排兵力，除l部载波台外，连架设有线电话和各单位通信能力都没有。且输送连仅只六十多人，警卫营也不过百余人，其实176师兵力总计绝对不超过一千人。而其他部队562、563两团也约千人，总之我们这一批人越部队番号虽多，但是人员并不充足。像张湘泽虽号称为第126军，也仅只有18人而已。其中不少军官、文职人员也都携家带眷的，例如176师师长带了1个夫人、2个小姨，一双儿女；参谋长带了l位太太及一双儿女等，总数绝对不超过二千人。

    很多人大概都不知道”武鸿卿”这位人士，他是越南国民党的当家，那时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也因此改名为”越南救国军”。并且我们也是以”越南救国军”的名义，由广西进水口关入越南的。所以我们跟黄杰第l兵团入越模式并不相同。其实我们这部队开进越南就是要去越南境内生根的，如同李弥的滇缅部队模式一样。但时局发生变化，当部队推进到东溪时，法国人撕毁先前的承诺。因为在越南东溪，法国部队只有l个加强营在那里，面对我们这么一批大部队，根本没法压制，只好让我们进去。走了几天来到七溪，就由我出面负责与法方交涉。那时我担任176师的作战参谋，我这个参谋还满有实权，公文不须会科长，也不须要会其他参谋，只管做自己的事。我们入越的时候，师长就与我住同一栋房子，举凡行军命令、作战命令，只要我向师长请示完成，文就发了，所以其中交涉过程，就属我最清楚了。

    1949年（民国38年）12月22日我们到达七溪，七溪就像汉人的县城，四周围有城墙，里头住有二至三百户人家。但我们婉拒入城，就扎营在城西，法军供应我们3日军粮。23日入夜后，我们接获华中长官部的电令指示，黄杰自隘店进入越南，即放下武器，目前状况不明。上级交代我们切勿放下武器，惟武器在手才有力量。但不可与法军发生冲突，以免引发国际纠纷。同时华中长官部已派两艘船前往海防附近，要我们间道进入海防，伺机上船。我们只不过是借道，没有其他意图，所以决定不放下武器，因此我们进越南时并没有放下武器。最后，我们因为没有饭吃了，才不得不放下武器。而武鸿卿就在七溪被法国人给扣留下来，没有再跟我们一起走了。

    过七溪后，已经接近谅山地区，那里法国的兵力就多了。当时部队里只有l份军事地图，就在我手上。后来决定往山区，再转海防。因为那里有l条小路，会经过法越两军的眞空地带，于是想利用这眞空地带到海防，然后再搭船转海南岛。当时也听说华中长官部已经派两艘登陆艇在河内附近待命，准备接我们回去，结果那两条船竟也被法国海军扣留，而我们最后也到不了海防。走了几天之后，法国知晓我们不走地图上大路的企图，因大路须经谅山地区，而那些地方法军兵力强，一定会强硬要求我们缴械，所以抄小路。后来我们被法军飞机盯上，惨遭临空扫射，也被大砲轰击，因此部队只能伏在山沟里等待黑夜，准备夜里重新出发，计划朝东摩前进。

    “东摩”土名为”大木根”，这个地方就像中国共产党的延安，也就是越盟的老巢。听说法军曾利用陆空联合作战，进攻6次之多，就是打不进去，没想到我们冷不防地冲进去。一下子进据东摩，主要是因大部分的越盟部队都已倾巢去对付法军，只派1连留守老巢，所以我们不费吹灰之力，一下便攻进去了，他们也不敢阻挡。进据东摩后，越盟派人来与我们交涉，要我们放下武器，但我们并没有答应。我们只在那里住1天，隔天兼程赶往海南。后来到高日，此时部队已经3天没饭吃，队上弟兄不得不把马给打死，吃马肉，也挖山上野芭蕉树心、野木瓜树心来充飢！大家就这样度过一餐又一餐，因为大伙已经饿得实在受不了。另外也挖一些野生的红薯、红薯叶，就连那个地瓜藤都把它吃掉了。那时我们还有无线电台，可以和华中长官部通讯联络。我跟华中长官部联络时说：”我们现在快没办法了。”但你知道华中长官部的人怎么答覆我呢？他回说：”没有问题啊！你们要钱，我们派飞机去投给你。”我气愤地讲：”我们不要钱，我们要米啊！我们要粮食！”因为在这个荒郊野外，再多钱也没有用啊！最后，我们实在想不出其他办法，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吃了，大家就开会决议：”只有一条路了，现在只能遵守所谓的《国际公法》，大家放下武器吧！”此时又派我和法军交涉。

    在答应放下武器后，法军马上补给我们粮食。接下来，就用汽车把我们运走。没想到车才行一半路就叫我们全部下来，开车司机说要回去载其他人。就这样被搁在荒野半路，靠着双腿继续往前走。那时没粮食、没饭吃，可是又能怎么办呢？我们也曾经讨论过是否要返回广西，乾脆回大陆打游击，但整个部队都断粮了，又怎么回去呢？何况已经进越南二十几天，就算回去，也要花二十几天。且沿路不是越盟游击队，就是法军，要如何跟他们打呢？所以大伙研究后，已经想不出办法，只得放下武器。因此，我们入越模式与黄杰部队不一样。当初大家都以为海南岛比较近，一旦到海南岛，去台湾就近了。我们虽然也是进越南，但没放下武器，也不理会法军各项要求；因为我们名义上是”越南救国军”，再者上头告诉我们，政府透过外交部长已经和法国外交部长取得协议。那时我每天都用无线电与华中长官部人员联络，以上这些都是奉上级指示而行的！

    胡志明这个人和我们的关系，这层关系是很少人知道，也很少人会讲的。胡志明到底是什么人呢？我可以坦白告诉你，当时越南有两大在地势力，一个是武鸿卿，另一个便是胡志明。这两位都是我们国民政府一手栽培出来的，我们都支持他们的主张与立场。但后来胡志明眼看国民党失势了，已是强弩之末，就靠到中国共产党那一边，所以当初他不是左派，更不是共产党员，起初叫做”越盟”，而不是叫”越共”。

    胡志明本衷是要把法国人给赶出越南，不做法国的殖民地。他自中国返回越南后，即从事在地武装革命活动。但武鸿卿却始终在中国云南、广西一带活动，故胡志明于越南之在地基础比较强。很多人都不知道，也不会有人知道，在胡志明的越盟部队中有很多干部是出身我们龙州教导队的。当初有位龙州教导队的同学，后来跟胡志明到越南，没多久就当上越盟部队的师长。这是事实，一点都不假的。其实胡志明对我们广西部队还保持很友好的关系，而我们广西部队跟越盟的关系也还不错；名义上跟越盟是处于敌对状态，但实际情况可以说根本没有打战的念头，彼此也不会打。虽然当初离开越北东摩时，小打一下，但其余时间根本都没有激烈地打过战，不过是放个两枪而已。因为他那一群人都是我们栽培的，所以胡志明集团怎么会想跟我们打呢？大家的弟兄很多都是同在军校受训的嘛！也都有同袍情谊。现今越南对台湾中华民国的关系也不坏啊！

    我还记得当初对日抗战末时，我们46军都必须接受越语训练，因为我们准备打进越南去。那时日本人正统治越南，后来国际局势改变，美国不准国军开进越南，当时我们都已经到龙州集结了，准备杀进越南，痛宰日本人。其实就我们家乡的观念，越南本就属于中国，从历史上、文化上，甚至民族上都跟中国脱不了关系嘛！尤其在我们广西边境，广西人与越南人的分别没那么严格。

    过去因为在部队中所任职务的性质，很多事都要记录下来。我过去写得东西都是确实的，分毫不假。另外，我还有1本小记事本，譬如今天走到那里，明天又走到那里，里头都有记载。在进入越南途中，我担任师部的作战参谋一职，师部的作战参谋都在做些什么东西呢？就是要撰写”战斗要报”和”战斗详报”。当你撰写”战斗详报”时，需要很详尽的日记资料，每天经过那里、观察到什么都是撰写的要点。所以入越后，每天行军到那里，都有详细纪录。另外，我还有1本日记，记录得比较详细。在我《露绌集》里面就写，我们那个176师参谋长来到台湾后想写回忆录，向我借去后就弄丢了，没多久他自己过世了。后来也找不到那本纪录，实在很可惜呀！总之，我们自1949年（民国38年）12月19日进入越南算起，迄1950年（民国39年）元月7日在高日放下武器止，这整整20天中我们部队还是自主行动的，但自元月8日至12日这5天我们部队行动已由法军控制，并运送我们至集中营。

中央与地方部队的差别待遇

    我回想当初会丢掉整个大陆，和国军部队内分派立系的现象有关。军队分”中央军”与”地方军”，彼此各怀鬼胎；当时中央军深怕地方军壮大，难以统驭，故给予的资源不多。而各地方军又怕被对方吃掉，彼此也不相互驰援。此般心理使然，造成中央军与地方军日有嫌隙，而待遇、装备与补给差别更大。譬如抗战期间大部分美式装备都分配给中央军，以广西部队为例，第7、48、46、3l等4个军，仅只46军有部分的美式装备。记得有一次回乡，在广西柳州受到昔日同学邀约，也参观他们的军械库，库里装满美式军械，如卡宾枪、冲锋枪、美制毛毯、罗斯福呢军便服装等美式装备，但我们部队各项装备却少得可怜。就我所知，只有中央军才有资格配发，其他地方部队根本没份。

    再者，抗战胜利后，复员匆忙，整编仓促，引起地方军的恐慌，深怕被整编掉，而编余官兵亦未妥善安置。当时我们被编余的官兵更流传着”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这样的一句话，影响军心甚大。况且，抗战末期，当时各军划定责任区，责成一地一城之守备，亦重视一地一城之得失。正所谓臂多力分，一旦共军出了该军责任区，就互不驰援。譬如山东莱芜之役，徐州剿总之部队于收复临沂后就按兵不动，只因共军已离其责任区。而王耀武守济南时，只担心济南被攻破，眼睁睁地看着我46军、73军被消灭。而湖北花园之役，刘伯承久攻花园镇不下，立即撤走，却不见华中部队乘胜追击，而任其离去。若当时第3兵团继续尾追，再加上黄维兵团自信阳出兵截击，以后双堆集之役就不会发生，更能牵动日后徐蚌会战胜负易手。

    另外，高层用人不当，指挥不统一更是败笔。东北局势紧张，派卫立煌去收拾东北残局，但卫立煌他根本指挥不动新1军与新6军。又命刘峙主持徐蚌会战，他也指挥不动杜聿明，邱清泉与蒋纬国等人部队。而白崇禧更指挥不动驻信阳的黄维兵团。这些只不过是大案例，更有一些小事，不胜枚举。最后，国军太迷信美式装备，美式装备并非不好，但重要的是看使用者为何人，及后勤补给是否能跟得上。像新l军与新6军都是一时之选的远征军，参加缅甸作战，战果辉煌。但回国后，调往东北驰援，不一会儿全被共军歼灭。道理在那儿呢？这些军队当初在缅甸作战，全赖美军源源不绝的空运补给，但到了东北，完全变了个样，缺乏后援与弹药补给。一旦没了补给，再怎么优良的美式装备也都成废铁。又国军缺乏主动性，不若共军机动灵活。且共军作战均是统一指挥，全力以赴；但国军各部队却都抱持观望心态及不敢轻动的立场。

    而各地方军，像西北的马家军、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部队、贵州的杨森部队、四川的刘湘部队、广东的陈济棠部队、云南的龙云部队、湖南的程潜部队，以及山西的阎锡山部队等均各自为政，他们与中央军并不相同，在装备、饷给等方面差很多。日后虽美援来了，但也分的少。当美援来时，广西部队只有46军接受少部分美式装备，其他第7军、48军都没有份。

心中知所分寸的白崇禧

    我心目中的白崇禧将军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想这应该先从白崇禧与李宗仁的关系谈起。北伐成功后，广西部队编成第5路军。而第5路军总司令是李宗仁，副总司令就是白崇禧，白崇禧一直都是李宗仁的副手。在所有广西将领中，我最佩服的就是白崇禧。他这个人做事很清楚，也有分寸，他当副手就是副手。广西部队师长以上的人事都要经过李宗仁亲自裁夺，而白崇禧不过问也不干涉；后来担任华中长官，及日后国防部长，有关人事安排，只有团长以下，他才会管，而师长以上高阶将领一律须经李宗仁同意。譬如曾经担任46军军长的黎行恕，抗战期间46军奉命到湖南支援作战，当部队开到益阳时发生一件事。黎这个人坏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在益阳的”湖南第5师范学校”，也是一所很有名的学校。黎花了5万块钱跟女学生乱搞，而且一次还搞两个。事情被爆出闹大后，消息传到中央去，中央下令惩处，指责黎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有钱，但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呢？”中央下令查办撤职，后来被换掉了，没想到李宗仁就安排他到北平行辕担任办公室主任，因为黎是李宗仁的爱将嘛！其实广西部队中很多将领都是李宗仁的爱将，白崇禧根本无权干涉，白先生也不想淌这混水。所以师长以上将领任命都直接送李宗仁批示，白先生是知道分寸的。白先生也曾跟李宗仁提过：”你是主任，我是副主任嘛！所有事情当然就听主任的囉！”

    而白崇禧与蒋中正先生的关系，前面提过白先生非常懂得分寸。当时好像是《中央日报》吧？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刊登出李宗仁要选副总统时，曾问白崇禧的意见，结果当时白崇禧说：”我看你算了吧！现在党政军的干部都是人家的，你去了，能干些什么啊？”白崇禧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淌混水了，你绝对搞不过蒋中正，你能有什么作为呢？没想到李宗仁却回说：”还是有很多人支持我！”最后，李宗仁要选副总统时，白崇禧是持反对意见的。这件事也说明白崇禧这个人是很有远见的。国家机器的党、政、军都在蒋中正先生手里，又何必掺一脚呢？当个副总统又有什么意思？另外，蒋中正先生曾亲口说过：”临机制胜，我不如健生（白崇禧的字号）；深谋远虑，健生不如我。”所以他们知道彼此的优缺，互相清楚得很呢！白先生很聪明，拿捏的分寸也很准。抗战后，当时参谋总长是陈诚，而白先生担任副参谋总长。参谋总长陈诚是河北”保定军校”第8期的，白崇禧是”保定军校”第3期的，而蒋是保定”陆军速成学校”第1期的，但后来没有毕业，就转到日本士官学校去了。白先生始终没有在权力核心，连到台湾后，他还是当副参谋总长职位；不久又调他去当国防部长，部长任内不久，又调去当华中长官不管怎样，他还是埋头地做，不轻易表达自己的意见。

    当蒋中正看到东北危急时，就叫白崇禧去处理。白先生到了东北，稳定局势后，蒋又把他调回来，再派他人去接手。白先生主张东北稳定后，应乘胜追击，彻底把共军歼灭。但蒋介石并不同意，就把他调回来，白先生回来后，也不讲什么。听说东北沦陷时，东北有16个保安团坚定宣示效忠政府，希望政府接收，把他们编为部队，但蒋介石不答应，且执意遣散他们，结果这16个团连人带枪投靠林彪，一下子变成解放军，所以当初部队复员整编的确是非常失策。因此，那时东北流行一句土话：”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结果这16团眞的跑去找毛泽东，整个东北局势一下就变天了。

    复员政策是陈诚该负全责的。我记得当时东北有位名人张金德，他曾在报上写一篇<杀陈诚以谢国人>的文章，批评当时政府把在敌方境内的国军部队整个裁掉的谬误。在抗战胜利部队整编时，将1个军降编为1个师，1个师降编成旅，1个旅2个团，就这样降编。像我们46军，名义上是1个军，但实际上只有 3个师，每个师只有2个团而已，这兵力是不足的。但那时中央军，如第5军、新1军、新6军都没有整编，所以我们会在大陆失败，这绝对是主要原因。政府的目的就是要把地方部队弄掉！这是一点都不假的事实。

    又1947年（民国36年）2月28日台湾发生”228事件”，蒋介石派白崇禧去处理5！而盛世才的”西北事件”，也是派他去的。有突发状况时，蒋介石就倚重白先生，派他去处理，处理完也没有奖励，更没有功劳，他始终还是副参谋总长，但他也不表示意见。反正白先生看清楚蒋介石的个性，白先生对蒋的个性掌握得太清楚了，也太了解他。你绝对不能反抗蒋先生，再怎么反抗蒋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力量，所以白先生也甘心做个无意见的下属。我还记得当初撤退台湾时，台湾有些激进人士攻击白先生，白先生就写了一篇答辩，他里头讲：”你们讲我在华中的几十万部队，竟没有带一兵一卒到台湾来，认为我有罪。但是说我有罪或无罪，蒋先生太清楚了。如果我眞的有罪，他绝对不会放过我的。”就历史事实来说，他是没罪的！我在这里要讲一句公道话，当初华中部队为什么来不了台湾？简单地说，就是没有退路了嘛！当时华中部队是殿后部队嘛！那时所有中央部队都是撤到江苏、浙江地区，再由上海或沿海各地撤退到台湾来。而华中部队却不是这样，我们是先撤到广西一带，想要从广州湾、湛江一带，撤退到海南岛垂再转到台湾来。结果中共部队来得快，后来就改去雷州半岛，但雷州半岛又过不了。我们部队走到广西山区一带也都散掉了，所以逼得我们不得不由水口关那边进越南。那时我们46军只剩下l个团，也就是563团，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团。我们跟中央军的路线不同嘛！不能光指责白先生呀！你想人家向海边走，我们是朝山里走，人家一上船就走了！我们想走也走不了呀！

    我跟白崇禧有1次亲身接触的经验。当年白崇禧比我们先来台湾，待我们来台湾以后，在越南第2管训处处长王佐文过世的公祭，我去参加，白崇禧先生也来了。白先生对下属一向随和。我看到他坐那里，过去跟他敬个礼，他开口就问我：”你啊！怎么样啊？”我说：”我是176师的。”他接着就讲：”176师的师长邓善宏，他是个办教育的人才，为什么会让他当师长，我实在不懂。”我回说：”邓善宏也来台湾，但也过世了。”其实以邓善宏的资历根本没有实际带兵经验。他当初在南宁军校由区队长当到队长，当队长后，到西北军校当大队长，后调到第7军当参谋长，在第7军担任参谋长后，又调到175旅当旅长，所以说根本没有长期带兵的经验。当白先生跟我聊到这里，他终于开口讲了一句话：”邓善宏是教育人才，怎么会要他带兵呢？”其实邓善宏的任命是李先生同意的，也就是李宗仁要他去干这个位子的。

    前面也提到黄维部队，黄维兵团属中央军系统，完全美式装备，跟第5军一样，属于中央部队序列，驻地河南信阳。虽然名义上归华中长官公署白先生指挥，但说得难听一点，根本指挥不动。你要知道那中央军各个趾高气扬，地方军想指挥他，你以为这么容易吗？他根本不理你啦！名义上是归你华中长官公署指挥，但讲实在一点，是监视你华中长官一举一动的，这才是眞实的情况。

    过去在徐蚌会战里头还有一个故事。蒋中正本来授意白先生去指挥徐蚌会战，白先生也答应说：”你要我指挥，我要把第3兵团带去。”但是蒋先生却执意要黄维兵团去，因为黄维兵团是美式装备，他以为黄维兵团很有用处。没想到在徐蚌会战战败后，只有该兵团副司令胡琏逃出来，而胡也仅带了1个警卫营突围出来，其他全军覆没。黄维兵团全是重装备，当时过双堆集，须过3道河，这3道河全都搭上浮桥，可是那些战车、大砲重装备过不去呀！所以分批过河，力量就分散，过去一批共军就吃掉一批，过一批再吃掉一批。你想要是我们广西第3兵团去，全是轻装，过浮桥自然没有问题，过河后又能迅速集结。讲老实话，徐蚌会战的失败，蒋先生自己要负全部责任。因为白先生也知道：”你要黄维兵团去，摆明要让我指挥不动嘛！那我又怎么打这场仗呢？”我们到越南后，白崇禧先生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安排。他那时去了台湾，但一身无官无职，所以也不管这档事儿。其实这是形势比人强。白崇禧这个人非常聪明，很能体察时局。到台湾以后，像李品仙等一些广西故旧将领，他都不见他们，这主要是避免人家的猜疑。

    白先生到台湾后，一直很沉潜，当时主要的职务有参谋总长、台湾省主席、国防部长等职，这些职务他在大陆时期都当过了，我们第1任国防部长就是他；而台湾省主席，蒋先生也不会让他去做。这些职务都算晚辈的职务了；再者，他也不会答应去担任这样的职务，因他底下已经没人了！他倒也看的开，你要我去做，我就眞的去做，你不让我做，我也不会吭气。他就是这么的一个人。我认为他在台湾应该不算有什么委屈啦！他在台湾的局势下，人家不信任他，他也心知肚明。像他过去在台北市松江路那栋老房子，上面派了1班宪兵帮他警卫，名义上虽是守卫，但实际上是监视。像张学良一样，张学良到台湾来，住在北投的大屯山，我就住在他家下面一点，他家也是一批人守着他，跟软禁没啥差别。不过，白崇禧跟张学良唯一不同点是张学良无法到台北市来，但白崇禧却是行动自由，来台后他一直在养生，也经常去打猎，这些我都是从尹俊口中听来的。

    当时中共将领刘伯承曾跟他的部队说过：”以后你们要是遇到第3兵团（即第7、48军），千万要避开，你们绝对打不过他们的。”在抗战时，第3兵团曾在大别山跟日本人打游击，那游击战的策略比中共的游击战还要好，部队翻山越岭，行军能力之强，连共产党部队都比不过。当时第3兵团是张淦带的，因为他是广西最强的部队。结果让他变成救火队一样，这边出事了，就派第3兵团去，那边有状况了，也派第3兵团去。那时我是属于第3兵团48军176师，在华中时，我们三进三出大洪山。当宋希濂兵团在襄樊被围时，也是我们过去解围。一下是安徽这边出事，一下又湖北告急，我们就在华中地区来来回回的。后来刘伯承说：”就让第3兵团跑来跑去，等他日后退回广西，这部队就完了。”其实刘伯承讲得很准呢！在抗战期间第7军与第48军都转战安徽一带地区，多年未曾回乡，当部队回到广西后，很多士兵就想家了。这样说法一点都没错，我曾与当时138师的两个班长谈起这段往事，那是我在第1次回大陆探亲时，其中一位班长住隔壁村，我和他聊起，他说当他们部队一回到广西省东南的博白县，就把枪一甩，准备回家了！那时已经很多年没回家，大家都想家了嘛！在回乡途中，中共解放军部队也好玩，并没俘虏他，还跟他们说：”你们回家啊！”就这样放过他们。你想中共解放军部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俘虏他，等于加上个累赘嘛！你想大伙儿都回家了，我们国军的兵力自然就瓦解。我们第3兵团大部分是这么自然瓦解掉的，这一点都不假，只能说当时刘伯承很有远见。

在越生活的点滴

    我曾提过进入越南的国军部队番号很多，但人数却没那么多。我也曾用”囚居”两字来形容在越南的生活，后来觉得这很不恰当。因为我们是自己动手盖新居茅屋，既不是牢房，也不是集中营。但有一点要讲清楚，虽然我们不是俘虏，但所受的待遇却比俘虏还不如。

    1950年（民国39年）元月12日我们到宫门后，法军对我们再做一次彻底的全身检查，不仅武器弹药全被没收，就连身上的小刀也不例外。入越前我在龙州买了一把很有名的”龙州驳壳”6，这时也被搜走了。后来我们被安置在距离宫门3里外的”莱姆法郎”。”莱姆法郎”乃是一座长形小山，不过是地图上的小名称而已。当我们到达时，其他郑团、蓝营、第46军军部都已经在那里了。在”莱姆法郎”，我们被分为10人l组，并指定在约十坪大的地区，自己建造房屋。费了十几天功夫，我们才把房子建好。或许上天怜悯我们吧！自广西水口关入越起，至我们房子盖好，这段期间都是阴天或晴天，没下过一天雨。不然，正处冬季，又无物遮蔽，那可悽惨了。由于”莱姆法郎”地处鸿基煤矿区，煤块出露地表，就大块大块地挖回来，还自做煤炉，日夜不断地烧，藉以取暖。到”莱姆法郎”第3天，法军就要我们分批到宫门打手印，每人发给一张灰布印成的身分证，日后就凭证发粮。但法方只发给每人l筒米和每组l罐牛肉罐头，接下来法国人便不管我们了。我这一组就靠我带来的铜面盆做锅子，煮饭煮菜，其他人也都用空罐为炊，所以我会说比俘虏还不如。等我们茅屋盖好后，终日无所事事，居然有人利用木片制成麻将玩起来了，眞让人有种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悲哀呀！我们就在”莱姆法郎”被囚居好几个月，在那几个月期间曾传出法国有意将我们遣送回国的议论。那时战局一日数变，政府亦无暇兼顾，全靠我驻越总领事尹凤藻一人之力，居中斡旋。而遣返海南或台湾一时难以决定，不久传来海南撤守，遣返之议就停下来了。消息一出，不少人陷于绝望，忍不住就潜返大陆家乡去了。也有好些人忍不下生活太苦，便到鸿基煤矿打工。眞是时穷节乃现，患难显忠贞呀！

    后来越盟骚扰日炽，法国人基于安全的理由，将我们全体船运至暹罗湾东边近越南之”富国岛”。根据”富国岛”当地居民所言，”富国岛”原称”护国岛”。历史相传在古越南国时，某一朝代朝政遭奸相所把持，王室沦为傀儡，其中一名苦思振奋的王子逃至该岛上，集结全国各地有志英豪，力图振兴朝政，后起灭奸相复国，因此该岛遂称”护国岛”。到法国殖民时代，”富国岛”成为流放人犯的地方，将人犯送至岛上，仅给少数粮食，就任其自生自灭了。该岛民风自给自足，且与世无争，农民收成只足一家食用就不愿增殖拓产，毫无进取心，民性平淡。在移驻”富国岛”的前夕，入越国军曾进行一次部队整编，为管理方便遂将第1兵团部编成”第1管训总处”，并由黄杰担任总处长。何竹本担任参谋长，第1兵团各部队编成”第1管训处”，由张用斌担任处长，下辖第l至4总队。而广西部队编成”第 2管训处”，先以46军谭何易军长担任处长，后谭军长坚辞，改由副军长王佐文接任，下辖第5至7总队，及1个直属大队。其余公务员与行政人员编成”行政班”，编余军官则编为”军官团”，直属总处。1950年（民国39年）3月16日入越部队开始移驻”富国岛”，去岛后即分配驻地。驻”富国岛”阳东者，有管训总处、第l管训处，以及行政班。驻吤哆者，有第2管训处、军官团等。阳东至吤哆约有六十华哩路程，中有公路可通，但大部分桥樑均已损毁，惟海上交通尚称便利。

    我们广西部队被分配驻地吤哆，吤哆位于”富国岛”最南端的海湾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遭日军占领，并设有开垦处，该地遍植橡胶、椰子。我们到吤哆后，法军派1加强连驻该地，兼负保护管理之责。于是我们又开始建造房子，每中队发了3把柴刀。幸而日军留下一些轻便轨道，我们就用铁轨打成刀、锤、凿子；捆罐头的铁片条磨成锯子，大锯子是用油桶截下一条打制成的，一切因陋就简，克难完成。我们建造的房子，系以中队为单位，每中队3幢，每幢是长30公尺、宽5公尺、高4公尺的营房，外加厕所、饭厅兼教室。另外处部、总队部、大队部是由各中队缴交材料，分配公差搭建完成的。我们不仅自行建造房子，也自制家具桌椅盆钵，完全是克难制作。

    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建造了l座世界最大的茅屋—”中山堂”。而此屋难得之处是全部由上等柚木搭建。柚木本身有油，此油既可点灯，又可油漆器具，不仅防水，又防虫。中山堂内8根大柱，都是1根到顶的上等木材，大约十五公尺高，没有节痕，极为难得。且四周围以柚木板，堂内坐椅也都是柚木做成，可容纳一千二百余位，屋顶则覆以白籐叶。全幢房屋没用1根铁钉，全都是经过计算好后，再架上去的。许多法国军官来参观后都赞嘆不已。

    我们在富国岛大约三年多，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建造房子、改建房子，以及制作家具用品和各种设施上。因为富国岛地处热带，又系海岛，雨水特多。差不多每天都下雨，且雨势来得相当大，而大雨过后，又是艷阳高照的天气，一天甚至有好多次。这样的天候环境下，屋顶铺盖茅草腐烂得很快，墙上的木条也容易败坏，所以不到一年又得重修了。后询问当地居民，才了解当地居民都用白藤叶覆盖一次，一两年后再盖一层，如此就可一、二十年不必加盖了。但是茅草屋最忌火灾，而把废弃树皮敷上泥巴，既美观又可防火。后来各项用具也都逐步改善，且人多好办事，我们各式各样的人才都有，所以紧接着军营中各项设施便都建立起来了，俨如训练基地一般。除了建房子外，各中队也都施以基本与战斗训练。但轻机枪、步枪都是木材做成的。我们没有课本，也没有教材，全赖各级干部凭记忆施教。晚上就藉着法方发给每中队两盏煤气灯与煤油上起课来。每当晚饭完毕，值星宫便吹哨子叫大家来上课，但不强制。来上课者每人发笔记簿1本，铅笔1支，不上课的人则无。课程分军事课程与普通课程，军事课程由我教导，普通课程则由指导员及干事负责。这样的课程时断时续，效果不好，但能引起他们学习的兴趣，已深感安慰。

    因为吤哆地处热带，暇时大家都以游泳为乐，不分男女老小，每人都能游数千公尺之遥。有一次营区举办游泳竞赛，全总队均参加，且均能游毕全程。原本一些北方佬，最初怕水，但最后也成为游泳好手。某次营上有一弟兄独自驾独木舟玩水，一不小心被大浪冲毁，小舟翻覆，人被漂流至四十海哩之远的无人岛，留居小岛四十余天，后遇船只经过，将其送返，眞是奇蹟。迁到富国岛后，法方的补给管理改善不少，且因四面环海，所以全岛任我们遨游。我们可以到贡不采购日用品杂货，此时部队已经没有吃不饱的现象。法方所提供给我们的副食品，除牛肉罐头外，还有咸鱼、豆类，有时也运来猪、牛分给我们宰杀，只是蔬菜供应太少，我们只好自己种植，在沙地上种植空心菜，遂成我们最主要的蔬菜来源。我还记得在富国岛担任中队长期间，曾派人到山上开闢农场，种些木、红薯之类，但最主要还是养鸡。当初我以越币100元7买了一窝鸡，有母鸡1只，小鸡30只，一年后变成母鸡8只，公鸡3只。由于山上白蚁很多，可供餵鸡，所以根本不必餵米，每月给1次谷子就行了。那吃白蚁的鸡长得飞快。后来也拿去卖，拿回我当初越币100元后，其他就充作队上公基金，那时全队都佩服我这位队长呢！当我们要离开富国岛时，还留下几百只鸡在那里呢！我们也利用农场栅栏捕捉野猪，常常一晚会抓到一两头，也曾经一晚捉到7头之多。余暇也下海捕鱼、抓鱿鱼等，这是我们在富国岛生活的侧写。

    在富国岛生活约有三年，最后由政府派船把我们接回来，我是第4批回到台湾的。大概是1953年（民国42年）6月5日从富国岛搭船离开，约在海上航行四天，终于在高雄港上岸，一下船后，先在高雄港码头住了2天。两天中，政府送来不少香蕉，也发了一套军便服和6月份的薪饷。后来政府便以火车将我们载到竹南，在”竹南国小”住了十余天，部队就被编为补充营，拨入第10军，而剩下的军官，则被拨到中坜第7战斗团第4大队。我当时是少校，不宜再任连长，也编到第7战斗团第11中队担任作战官，后又升任分队长，我留越近四年的生活，也算到此结束。

    有些人说留越国军中有”桂系”和”湘系”相互倾轧，这是没有的事！大家的驻地都分开，怎么倾轧呀？譬如说前面我已经提过了，黄杰的第l兵团驻地是在阳东，而我们广西的部队在吤哆，两营相差几十里路啊！彼此间怎么冲突呀？全是有心人在那儿拨弄是非。大部分部队到越南都已支离破碎，还能吵些什么？像张湘泽曾经是126军军长，虽号称军，只剩下18人，其他早都散掉了！只有他一个军长带了一些参谋出来而已，他每天都同我们师部一块活动，我们还得保护他呢！不讲这箇中原委，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时情况。不要以为进入越南的部队很多，其实根本没有多少人，部队番号倒是不少，但就是没有那个人数啦！又如能代表46军的，只有188师的563团，而这563团还是不完整的团，它的第2营，只剩下1个连而已，营连长都跑了，就由第4连连长代理营长，但实际上那个营也仅只有第4 连这1个连罢了。再拿我们176师来说，眞正的176师只有师的直属部队几个连而已，包括1个警卫营，2个连，1个通讯连，1个运输连，就这么多而已。当初176师在湖南被共军打垮了，后来回到桂林重新整补。当初从湖南跑回来的人，大概有六百多人，将他们重新整理后，编成警卫营、两个连，通讯连、运输连，就这么多而已。后来3个团是当初奉上面命令将广西的保l团改为526团，保3团改为527团，保7团改为528团，才有这3个团。但是这3个团，只有保1 团进去越南，他们也是在我们之后逃入越南的，不过他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待续）

原文标题：《石鉴辉先生口述访谈录》

选自：《留越军民访谈录（一）》（新店： 国史馆，2007年）

网上见《析世鉴》：http://www.boxun.com/hero/xsj.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