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救国军——《南太平洋祭》(9)

第二章  中国抗日战俘的来源(4)

三 南京老虎桥集中营的战俘(续1)

2、忠义救国军

 在这些被日军押送到新不列颠岛做苦工的中国战俘中，有许多忠义救国军的官兵。他们是另一支颇有特色的中国军队。

 被押送往亚包的中国官兵中，被俘的忠义救国军将士占有很大的比重。例如，战后在亚包由被解救出来的中国官兵组成的等待遣返的“留澳属新不列颠岛暂编第一大队”(亦即由南京老虎桥战俘集中营在新不列颠岛幸存者所组成)的大队部及军官班的31名军官中，直接属于忠义救国军的军官，就有11名。[1]如果将那些附属于忠义救国军系统的其它游击部队的军官一并计上，其比例当占了所有暂编第一大队军官人数的一半以上。在等待遣返的士兵中，原属部队为忠义救国军系统者，亦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有111名。[2]

 虽然目前在澳大利亚和中国的档案资料里，尚未能查找到被日军押送到亚包做苦工的全部被俘中国官兵名单，但仅仅根据战后幸存者的这一原属部队构成情况来看，可以推想，死歿于亚包苦役中的忠义救国军被俘官兵人数，应该也占有相当的比例。

 之所以有被俘的忠义救国军官兵大量被押送到亚包，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忠义救国军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江苏、浙江二省和安徽南部，这里是中国第三战区的作战区域。

 忠义救国军是一支曾在全民族抗战中扮演过特殊角色的队伍，是当时国民政府成立时间最早、体系完备的一支抗日游击部队，并在淞沪会战中配合正规军作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该军的前身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负责人戴笠和在上海的青帮首领杜月笙于1937年淞沪抗战期间成立的“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就地于上海地区及江浙二省的失业青年工人、店员、学生、海员工会和邮务工会中的工人、青洪帮弟兄中征收兵员，经短期训练后，参与上海地区的对日作战。淞沪战役后期，该部又奉命掩护正规军队转移撤退，任务完成后就地进行游击战，坚持敌后抗战。

 1938年，戴笠奉命收容整编流散于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之国军散兵，收编沪、皖、江、浙的民众武装，期以加强敌后游击工作。为了扩大社会影响，使其在民众中有民族大义的号召力，戴笠遂将该部及收容的各类民众武装整编为“忠义救国军”，成为军统直接辖下之武力。该军编制庞大，收编的游杂部队众多，番号亦繁，而任务则与新四军相同，主要活跃于沪、宁、杭等地，以宁沪线和沪杭线为重点，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节制，以游击战、破袭战等形式，频繁与日、伪作战，有相当的建树，产生过较大的影响。[3]

 基于此，在忠义救国军官兵与日、伪的小规模作战及其它抗日活动中，该部官兵被俘人员较多，也就容易理解了。原属于忠义救国军第三战区便衣混城队上海总队(亦即淞沪挺进纵队)第二队队附李维恂少校和该队司书张一如上尉，是被日军俘获的军官，一同被押送往新不列颠岛做苦工。1946年1月12日，他们从亚包向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交警第十八总队总队长郭履洲将军(前淞沪挺进纵队的指挥官) 发出一份报告，就说明他们二人是于1942年4月20日在上海实施暴动后被日军逮捕。该报告后经层层上呈，递交到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手中，以期引起高层对这些被释中国战俘的关注。[4]显然，这种小部队游击式的活动，在给予日寇打击的同时，其被俘的危险性也就相对大些。

 2009年8月7日，笔者在台湾高雄对李维恂少校的访谈中，他也多次提到，他是在1942年春于上海的一次对敌活动中被俘的。但那次被俘后不久，他就设法逃走了。然后于该年的10月份左右，在他的部队进行的另一项活动时，他再次被俘。[5]这也再次说明，当时忠义救国军对敌活动是比较频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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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谢培屏，前揭书，第 76页。

[2]同上，第 91-95页。

[3]关于忠义救国军的始末，详见：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台北：1970年4月；文强：《戴笠领导的抗日别动队和反间谍斗争》，载《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邢烨：《忠义救国军起源略论》，载《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第89-96页。

[4]《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电国防部长及外交部长请设法救济留澳官兵并尽速接运回国》(民国35年9月11日)。

[5]李维恂先生访谈，2009年8月7-8日，台湾高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