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澳军对中国官兵的医疗救治——《南太平洋祭》(37)

第四章           劫后余生(续12)

五        战后澳军对中国官兵的救济(续)

3、医疗救治

        1945年9月10日澳军登陆亚包，接收所有的日本人的物资和人员之后，也立即加派大批野战救护队人员前来。因为在解救盟军战俘时，澳军发现，许多人伤病缠身，赢弱不堪，需要立刻救治。比如说，澳军第4野战救护所大约在9月12日前后抵达亚包，短短一个星期，就收治了500名被释伤病盟军战俘。当然，鉴于印度兵战俘是其他盟军战俘总和的近二倍以上，因而他们在获得解救之后，被野战医院和救护队收治的数量也最大。[1]

        被释中国战俘的健康状况并不好。如前所述，许多人在做苦工期间受到日本人的残酷虐待，身上留有旧伤。如前述的日本军曹重田利雄在日本投降前曾凶残殴打中国战俘冯声鸣，导致他卧床不起。这些受过伤、身体虚弱以及身患各种疾病的中国官兵，在集中到卡拉维雅湾营地之后，许多人就被送入澳军所设的救护所里，接受救治。[2]

        仅从目前能找到的澳军第2野战救护所入院治疗的资料来看，在1945年9月23日之前，未有记录。可能在此之前，中国官兵需要救治的，是由别的野战救护所负责收治，如上述的第4野战救护所。但从9月23日开始，第2野战救护所就陆陆续续收治了许多的中国官兵。因日军于1944年后提供给战俘劳工的粮食十分短缺，甚至没有粮食供应，许多中国官兵都患有营养不良贫血症，比如脚气病等，这是救护所收治入院治疗最多的群体。其次是疟疾和腹泻、溃疡等热带病所引起的一系列炎症及并发症；再其次则是结膜炎、手足癣、原因不明发热、支气管炎、肝炎、胸膜积血等等；甚至还有因胸膜积血而导致抢救不及死亡者。[3]

        下面是一则位于亚包的澳军第2野战救护所的住院记录，也许可以反映当时中国官兵所患伤病及接受救治的大致情况。1945年10月5日，澳军第2野战救护所有一批中国军人病患者住院治疗和治愈出院。从当天的收治情况来看，有14位中国军人住院，8位出院。在住院的14位伤病患者中，有2名转院到澳军第105战地救治站，1名转到第4野战救护所，继续接受治疗。中国官兵所患病症，多为宿疾，如慢性疟疾、消化道溃疡、结核病、贫血、皮炎、眼眶蜂窝组织炎脓肿等等。从收治记录来看，这些中国官兵有的已经住院达一个多星期之久。

1945年10月5日，亚包澳军第2野战救护所住院记录。(图片来源：AWM 54, 903/1/1)

        另一项澳军部于1946年10月份给中国驻澳武官署的账单中，亦显示在1946年初，仅一位中国军人患者，就在澳军医院中住院超过3个月，长达95天。[4]这亦表明中国官兵中因积年战俘劳工生涯导致的宿疾，以及长期在热带海岛染上的热带丛林病，而需要救治和康复的一般景象。

        上述入院收治记录一直延续到1946年底，每周都有不少中国官兵登记入院。实际上，进入1947年，虽然留在亚包仍然等待遣返的中国官兵只剩下了420人左右，但因病入院的人数仍然不少。比如，结核病是中国官兵中杀伤力较大的一种疾病，一直到1947年7月底，当最后的一批中国官兵准备离开亚包回国时，还有7名重症的结核病患者住在澳军医院里。只是最后在中国驻澳公使馆的大力斡旋以及澳军部的配合下，澳军派遣二名医护人员随船护送，才将他们从医院里转到船上，最终与其他中国官兵一道回到祖国。[5]

        与在医院收治伤病患者的同时，澳军亦配合红十字会派出巡回小分队到各盟军原战俘营地，为那些被解救的盟军官兵提供服务，同时也发放一些预防药品及常用普通药品。这一方面可方便这些官兵，另一方面也可减低医院所能承受的住院压力。下面的一幅档案照片，就记录了1945年10月24日，也就是上述吴坤中尉枪伤死亡的当天，澳军与红十字会人员在卡拉维雅湾中国军营发放物品的情形。

1945年10月24日，澳大利亚红十字会人员(背对镜头者，左)和澳军戈登(W. Gordon背对镜头者，中)中士，在翻译麦添强(背对镜头者，右)的协助下，向中国官兵发放物品。(照片来源：AWM 098237)

        此外，在完成解救盟军战俘任务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当时接收和驻防亚包的澳军当局，还派出战后盟军战俘康复检查小组，前往各盟军原战俘营地视察，检查这些被救援的盟军官兵的康复情况，以便其能尽快自由返回他们的祖国。下面一幅档案照片，就反映了澳军派出的战后盟军战俘康复小组成员在中国军营检查后与热情的中国官兵合影之情景。

1945年10月(具体日期不详)，澳军战后盟军战俘康复小组成员(由二位陆军上尉和一位空军飞行军官组成)，在卡拉维雅湾中国军营一栋宿舍外与逐渐康复的中国官兵合影。(照片来源：AWM P02257.049) 

4、给养供应

        在亚包作为战俘劳工期间，中国官兵遭受到日本人最大的虐待之一，便是粮食短缺，由此造成许多人严重的贫血和营养不良，甚至饿死。日本人的这一虐待，并不仅仅施之于中国官兵，也同样施之于其他的盟军战俘，如印度兵战俘和西方战俘。因此，当澳军在亚包将所有盟军战俘解救出来之后，首先做到的，就是先行接济，保障他们的粮食供应，使之回复到正常的饮食上来，逐渐恢复健康，尽快返回各自的国家。

        根据中国方面的档案，澳军当时为被解救的中国官兵提供的粮食给养，可以继续到1945年11月底。英国和荷属东印度政府大约就在这段时间前后，将其所属的印度兵和马来兵以及荷印兵等陆续载运回国了，也许澳军方面也期待中国政府如此这般，尽快地将其被解救的官兵接运回去。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澳大利亚在亚包的驻军将于年底换防，澳军部也急于希望中国官兵“能于期前资遣”。[6]这或许是澳军方面提供给养供应到11月底的依据。

        但是，中国官兵的遣返回国，久拖不决。中国政府不得不多次商洽于澳大利亚政府及军方，希望在这些官兵未能确实遣返之前，其生活等费用由澳方先予垫付。换言之，中国官兵的给养供应以及生活费用等，仍有赖于澳军继续供应。据此，1946年2月14日，中国外交部与财政部将这一结果呈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并于3日4日得到核准。[7]

        从之后澳军部送交给中国驻澳武官署的垫付发放给亚包中国官兵的生活给养清单及费用来看，在1945年10月7日之前，澳军所提供给中国军营的粮食等生活用品，并未计算在内。[8]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对中国官兵约三个星期的生活接济，显然是澳军免费提供。

        目前中国档案中显示出来的澳军提供给中国官兵的粮食给养等生活日用品，只出现1945年10月7日至1946年3月15日的清单。但从澳军每次发放的物品清单，可以一窥中国官兵战后在亚包的生活状况。以中国官兵1945年11月24日从澳军兵站领取的物品为例，计有：车用汽油、照明用煤油、润滑油、燃气、咖啡、茶、面粉、大米、芥末、胡椒、咖喱粉、盐、罐装牛油、水果干、腌肉、熏肉、罐装鱼制品、牛奶、糕点面粉、果酱、糖、绿豆、罐装蔬菜、阿的平(一种治疗疟疾的药)、卫生纸、厕所洗洁精、普通肥皂、白棉布、白细棉布、苯基、杂酚油、面包、羊肉、奶油、土豆、洋葱等等。[9]由此可见，上述物品实际上也是当时一般人最普通的生活用品。从档案中目前未见有来自中国官兵对这方面的严重抱怨和投诉来看，显然这些物品可以保证他们在亚包最基本的生活。

        当然，并不是说1946年3月15日之后澳军对中国官兵的供应就停止了。实际上，在澳大利亚的档案中，向中国官兵提供给养的这项纪录还比较详细，而且一直延续到1947年8月初，最后一批中国官兵离开亚包。其供应的物品，亦与上述内容大致相若。下面是1946年11月份澳军供应中国官兵生活物品清单的一份拷贝，基本上与前述清单的内容相似。

1946年11月8日和15日，亚包中国官兵领取给养等生活物品清单。[10]

        另外，鉴于最后一批中国官兵在亚包久候船期等待遣返期间，出现种种波动与违犯纪律的事情，摩擦丛生，导致驻澳公使馆和澳军部的密切关注。1947年4月，中国驻澳武官朱雨农少校在派遣林炳成中尉前往中国军营了解情况后，还特别建议澳军战俘管理处和亚包军事当局，为他们增加肉食和蔬菜的供应，希望以此来缓解中国军营与当地驻军等方面关系的紧张局面。[11]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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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Field Ambulance [Whole diary - 15 items] (Dec 1941 - Oct 1942; Oct 1943 - Jul 1946; Sep 1944 - Feb 1946), AWM 52, 11/12/28。另见AWM  097139。

[2] Chinese Casualties Correspondence re Chinese casualties copies of proceedings of Courts of Inquiry, B3856, 161/5/1。

[3] [Statistics – General:]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for Chinese Consul Canberra – Army Forms W3034 and A36, Nominal Roll of Chinese sick and wounded, recovered from Japanese captivity Rabaul and Bougainville, 1945-1946 [Oversize item], AWM 54, 903/1/1。

[4] 《国防部电附外交部由澳军部代垫我国留澳官兵粮食及医药费明细单》民国36年10月16日。

[5]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

[6] 《驻澳公使郑亦同电外交部为澳政府接收之我国军民急需救济及遣送》(民国34年10月30日)。

[7] 《外交部及财政部电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关于运回及救济我国留澳官兵办法》(民国35年2月14日)，及《国民政府电复外交部关于运回及救济我国留澳官兵办法照办》(民国35年3月4日)。

[8] 《国防部电附外交部由澳军部代垫我国留澳官兵粮食及医药费明细单》民国36年10月16日。

[9] 同上。

[10] 图片来源：Inquiries into Japanese atrocities and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deals mainly with financial aspects of repatriation including claims by the Department of the Army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expenditure incurred], A571, 1945/3780。

[11]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