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粤人赴澳留学档案汇编(百卅七)：增城李永瑞

民国粤人赴澳留学档案汇编(百卅七)：增城李永瑞

增城久裕村

永瑞(Wun Suey)是增城县久裕村人，生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永瑞是他的名字，在留学申请表和护照上都是只有这个名字，没有姓。但从澳大利亚档案馆中与他相关的整个档案宗卷来看，在里面的部分行文中列出了他的姓氏是“Lee”(李)，故他的全名显然应该是李永瑞，英文则应为Lee Wun Suey，或者Lee Wing Sue。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八日，住在澳大利亚西澳(Western Australia)富李满度埠(Fremantle)彼布叻湖区(Bibra Lake)的李佐居(Jor Gwer Lee)，以李永瑞叔父的名义并充任其监护人和财政担保人，申请年届十岁的李永瑞赴澳留学，具表向位于美利滨(Melbourne)的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请领其留学护照和入境签证。他以自己在彼布叻湖区开设的一间名为“富李满度”(Fremantle)的商号做保，允诺每年提供膏火二十六镑给侄儿李永瑞作为学杂费和生活费，要办理他进入富李满度埠的中央男校(Central Boy’s School)念书。

中国总领事馆接到上述申请后，足足拖了半年之久才审理完毕。耽搁如此之久的原因不详，或许是递交申请时李永瑞尚不满十周岁，按例需十周岁方可来澳留学；或许是因自一九二一年澳大利亚实施《中国留学生章程》开放中国学生前来留学，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涌入了近二百名中国小留学生，期间暴露出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在社会上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澳大利亚内务部遂会同中国总领事馆就出现的问题对上述章程协商修订，牵涉了中国总领事馆的大批人员和精力以应对此事，从而放慢了对申办留学护照的审理。还有一种可能便是对李永瑞的身份以及和李佐居之间的关系，他的父亲是在澳抑或在中国国内发展，都需要核查清楚，这也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尤其是西澳与美利滨相距甚远，通讯费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一延缓。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廿七日，中国总领事魏子京才给李永瑞签发了一份中国学生护照，号码是229/S/23，并在次日也为他从内务部拿到了入境签证。

按照流程，中国总领事馆为留学生拿到入境签证后，会根据护照请领人的要求，将护照寄往中国或者是香港的指定洋行或金山庄，然后由留学生的家人或者代理洋行尽早地为其安排赴澳船期。但李永瑞的护照是直接寄往其家乡的。其家人接到上述护照后，一直拖了一年多的时间，方才由其父亲安排好船期，并让他与也是奔赴富李满度埠念书的同村的同宗族弟李锡惠(Lee Shick Fee)结伴而行[1]，由同行的监护人照看，搭乘从香港驶往澳大利亚的班轮“长沙”(Changsha)号，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九日抵达雪梨(Sydney)港口，入境澳洲。在雪梨入境后，这二个小留学生再跟着大人改乘另外的近海轮船，驶往富李满度埠，到其叔父李佐居的商铺住下。

原本李佐居是要安排侄儿入读富李满度埠的中央男校，但李永瑞抵埠后并没有进入该校念书，而是选择就近入读叔父商铺所在区的彼布叻湖公立学校(Bibra Lake State School)，于八月十一日正式进入学校上课。与他同行一起抵达富李满度埠的族弟李锡惠，此时跟他住在一起，自然也跟着他入读该校。根据学校提供的报告，李永瑞在这里表现良好，学业令人满意。

不过，李永瑞只是在上述学校念了半年。自一九二五年新学年开始，他就和李锡惠一起转学，进入位于北富李满度埠的圣安妮女修会学校(St Anne’s Convent School)读书。他在这里衣着整洁，出满全勤，遵守校规，形象阳光，潜心向学，各科学业都表现得令人满意。一九二六年便升读四年级课程。在上述学校读了二年后，自一九二七年新学年开始，李永瑞再次转学，进入富李满度埠的基督兄弟会书院(Christian Brothers’ College)念书。当然，其同村族人李锡惠仍然选择与他同进退。他在这里也是待了二年的时间，其学习和在校表现一仍其旧，颇受老师好评。

到一九二九年初，已经年满十六岁的李永瑞在富李满度埠读完了小学课程，便从西澳转学到雪梨，投奔在该埠唐人街上开设果栏的一位名叫King Young(京杨，译音)的叔父，于五月二日注册入读位于大教堂街(Cathedral Street)上的基督兄弟会书院念中学课程。可是他仅仅在此读了一个多月的书，又回到富李满度埠，重返原先就读的基督兄弟会书院继续上学，当然，此番念的是中学课程。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他的表现还是像以前一样令人满意。

可是从一九三○年中开始，此前从未有过旷课行为的这位中国学生，到八月份时，已累计旷课达四十四天之久。院长对他的这种行为无法容忍，遂于八月六日向内务部报告，并明确告知准备取消这位中国学生在该书院的学籍。内务部接到上述报告后，自然不肯怠慢，立即指示西澳海关核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一贯学业优异出满全勤的这位中国学生有如此反常的表现。海关立即行动，很快便于月底将了解到的情况向内务部作了汇报。在这份报告中，海关首次提到李培(Lee Poy)是李永瑞的父亲。根据一份澳大利亚海关于一九一四年在雪梨颁发给他的回头纸来看，李培大约生于一八七五年，他显然是在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二年(即一九○三年)从家乡来到澳大利亚发展，此时他已经年近三十岁[2]。从其出入境的记录来看，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到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九日这段时间，他都在中国探亲[3]。由此可见，在李永瑞申办留学的过程中，他一直都待在家乡探亲，而将为儿子申领护照的事情交由在富李满度埠的兄弟或族兄代办。等到儿子护照和签证到手后，他才慢悠悠地安排船期，结束探亲，最终带着儿子和族侄李锡惠一起乘船前来澳洲。而根据李永瑞入读彼布叻湖公立学校的情况来判断，表明李培当时是和李佐居一起经营那间“富李满度”号商铺[4]，儿子就近入学，显然便于他照顾，以便儿子尽快适应当地学习环境。

根据海关报告，李培在与海关调查人员的交谈中表示，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今年儿子的旷课行为，因为他在菜市场售卖果蔬，每天早出晚归，每次回家后儿子都告诉他去上学了，他还以为儿子跟以前一样潜心向学呢。而李永瑞本人在面对海关人员的询问时，不得不承认确实是旷课没有去上学，但强调自己是在家“自学”。而海关人员观察到的是，实际上李永瑞是在家里画画，做些给照片上色之类的事情。此外，每天下午四点半钟到九点钟的这段时间，他还去到市场，帮助他父亲工作和收档；学校放假期间，他则每个星期六都全天协助父亲工作。此时的李培已经向海关申请到了一张回头纸，准备今年迟些时候便回国探亲。当他了解到儿子的旷课以及基督兄弟会书院即将取消其子学籍的情况之后，对海关人员表示，他在未来的三到四个月时间里就启程回国探亲，届时就将李永瑞带上一起回去。为此，他恳请海关协助让其子仍然留在学校里读书，一俟他确定船期，便将儿子带走。

内务部接到上述报告时，已到了九月初。既然李培说走就走，那内务部也就乐见其成，遂指示海关密切关注，及时报告。事实上，此后李永瑞只是去到学校上了几天课而已，大部分时间仍然是按照他自己的安排，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十一月七日，海关报告说，十八岁的李永瑞次日便将搭乘沿海轮船“西澳”(Westralia)号从富李满度驶往雪梨，准备在那里搭乘就近的一艘驶往香港的轮船回国。最终，他于一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雪梨登上“彰德”(Changte)号轮船，与父亲一起返回中国[5]。

李永瑞总计在澳留学六年半时间，在完成了小学课程后，又读了一年中学课程。由于来澳时间长，入学时不到十二岁的年纪也使他较为容易适应当地的学习环境，由此打下了较好的英语基础；以他这样的年龄，回国后继续升读中学课程，还是很有优势的。只是他的档案宗卷到此中止，他回到中国后是否继续读书还是由此走向社会，不得而知。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八日，李佐居以李永瑞叔父的名义申请年届十岁的李永瑞赴澳留学，具表向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请领护照和入境签证。

一九二三年二月廿七日，中国总领事魏子京给李永瑞签发的中国学生护照。

档案出处(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档案宗卷号)：

Wun Suey - Students passport, NAA: A1, 193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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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锡惠的档案见：Lee Shick Fee - student passport, NAA: A1, 1929/6305。

[2] Lee Chan, Lee Poy, Sam Yen, Chan Pen, So Chong, Gum Cheong, Lee Kee Chong, Lee Joy, Poy Kee and Lee Way [Certificate Exempting from Dictation Test - includes left hand impression and photographs] [box 76], NAA: ST84/1, 1914/154/51-60。

[3] Lee Mun Jock - Dduc. Ex/c, NAA: A1, 1938/17691。

[4] 由此可见，李佐居也应该是在一九○○年前后就来到澳大利亚发展。他与李培可能是亲兄弟，或者是堂兄弟，甚至就是宗亲兄弟关系。有关他的档案宗卷，见：Jor, Gwer Lee [Chinese - arrived Sydney per SHANSI on 12 Jan 1948. With photograph][Box 42], NAA: SP1732/5, 3074。

[5] Lee Poy [Chinese], NAA: K1145, 193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