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中国人生活质量高过欧洲

“康乾盛世”：中国人生活质量高过欧洲


“盛世”，是指中国社会一些特定阶段，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时期。中国历史上，比较公认的盛世只有三次，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 康雍乾盛世”。这三大盛世，确立了中国传统“盛世”概念的基本内涵，也都没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

　　

1

三大盛世的共同特征

一是消除了内忧外患，军力国势强盛，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周边没有相抗衡的力量。汉朝开国之初，异姓诸侯王心怀叵测，匈奴部族频频攻逼；唐朝建基之始，中原群雄割据，边塞突厥犯境；清朝入关定鼎后，内有三藩、台湾、准部之忧，外有俄罗斯之患。但经过数代人努力，都分别平定了内乱，击溃或逼退了外敌，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在此过程中，开疆拓土，军力国势日益强盛。疆域之辽阔，为中国历史上除元朝外所仅见，也为世界历史上所罕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仅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对手能够对其构成真正的威胁和挑战，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保障。

二是社会总体上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国家富足，国力领先于世界。这三个朝代建立之初，都承大乱之后，人口丧亡，经济凋敝。统治者能够汲取前车之鉴，励精图治，兴利除弊，注意与民休养生息，使社会总体上保持了较长久的稳定，经济逐步有了恢复和发展，国力蒸蒸日上，百姓越来越殷实富足。西汉文景之际，据载“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武帝时，大兴水利，农业更趋发展；盐铁官营，财政愈益加强。唐代贞观年间，经济由恢复而发展，到玄宗开元全盛之时，诗称“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历史上汉、唐并举，无疑都证明汉、唐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清代乾隆时，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均兴旺发达，财政收入之丰，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经济规模和总量居当时世界之最。直至1800年（清嘉庆五年，乾隆于此前一年去世），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为世界其他地区望尘莫及。国家的安定富足，又为军力国势的强盛提供了基础。由此出现了文治武功、相得益彰的局面。

　　

三是文化繁荣，对周边地区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国势强盛、国家富足的基础之上，三个朝代的文化俱臻繁荣。汉初以来朝廷大力倡导搜集和整理图籍文献，使先秦百家之学在秦代焚书浩劫之后又趋复兴。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奠定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设太学，置乐府，诞生了大气磅礴、彪炳千古的《史记》。唐人吐纳百川，镕铸古今，在科学、文学、艺术上都有卓越的创造。贞观之时，都城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四方来朝，“国学之盛，近古未有”。璀璨绚丽的唐诗，终在盛唐时臻于大成。“康、乾盛治，文教大昌”，《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纂，经学、史学的兴盛，使清代学术取得了“超汉越宋”，集历代之大成的历史地位。一部《红楼梦》，堪称时代的史诗。这些文化成果，均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往往被奉为样板，竞相学习仿效。

 

2

 

“康乾盛世”：中国人生活质量高过欧洲

“康乾盛世”：中国人生活质量高过欧洲 世界及中国人口发展趋势比较

一

世界及中国人口发展趋势比较
(注：此资料的清代人口数字过于偏低，见后文论述)
http://www.gsjsw.gov.cn/html/rkzk/17_12_47_116.html
时期 世界人口 中国人口 中国占世界人口比例（%）

前100万年 1—2万
前10万年 20—30万
前1.5万年 300万
前3000年 3000万 1000万 33
公元元年 1.7—2.5亿 6000万 24—35
1750年 乾隆十五年 7.28亿 1.9亿 26
1800年 嘉庆五年 9.11亿 2.76亿 30
1850年 道光三十年 11.81亿 2.94亿 25
1900年 光绪二十六年 16.17亿 4.26亿 26
1950年 25.17亿 5.52亿 22
1999年 60亿 13亿 21



二

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

外国人所作的估算:

1.1883年，一个美国传教士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中国人口的损失为5000万。

2.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



中国当代人口史学者在史料基础上，估算：

1.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认为从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

2.将战前的人口数据与1911年宣统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战争仅给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五省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就至少达到5400万，如果再考虑到其它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

不管哪种估算，太平天国战争都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也是全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仅造成了5000万的过量死亡。




三

康熙乾隆年间，中国的人口数量从占世界人口22%，猛增到37%，因此我们最好还是从中国的人口的变迁说起。中国的人口在近代，是随着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演变中的角色和状况的演变而变化的。事实上中国在明朝末年之前，人口增长缓慢，长期徘徊在五千万到一亿之间。直到明朝末年中国才第一次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那也就是16世纪末的时候。到清朝初期对人民的大屠杀后，中国人口又下降回原来的世界第二，康熙初年中国人口约一亿，占世界人口22%。康熙乾隆年间一百多年中，人口迅速膨胀，从一亿猛曾到三亿，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口达到四亿，占世界人口的37%(见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展望)。


四

“盛世”，指的是一国历史上相对安稳发达的阶段，比如视汉代为盛世，是拿它跟战国和秦末的乱世以及三国争斗的时代相比；称唐代为盛世，是就两晋南北与五代之间一段太平兴旺的历史而言。前有晚明之衰，后有道咸之败，比较起来，对康乾时期的昌盛局面不应有疑问。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1981）和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1995）书中，述及清代小学家95人，其中81人的生卒年份可以确定。我便将这81人作为分析的样本。其中，进士、举人57人，举孝廉、鸿博9人，诸生、贡生17人。于是可知，他们中的大多数（87％）参加过科举，并且多数取得了学位。而一旦有了学位，也就有官可做，所以，他们中领取官俸者多达62人；加上虽不为官但入人幕府的，或应聘编校典籍、主讲书院的共7人，合计占了72％。这意味着，大多数学者有固定收入，解决了温饱问题。

再来看一个数字：这81人的平均寿命，达到67.30岁！这个数字是惊人的。

根据社会人口学的统计，1949年以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仅为35岁；
根据现代的一项调查，“中国科学院系统在职科学家的平均死亡年龄只有52.23岁，加上离退休人员，所有死亡者的平均年龄只有63.33岁”（《南方周末》1999年1月1日第15版）。

扩大调查范围，从《传统语言学辞典》（许嘉璐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找出立作条目的234位小学家（不包括上述81人），他们均出生于1600－1850年间，生卒年份确凿。这里只举一个统计数字：其平均寿命为65.38岁，与第一个样本相差不大。 这里统计的81＋234位小学家，是清代学界的代表群体。他们中的多数生活水准在一般百姓之上。正因为生活安稳，有利健康，他们才能长寿；也正因为物质生活有保障，学术活动才能顺利展开。




五

清朝两位杰出的皇帝康熙（1661--1722在位）和乾隆（1735--1796在位）给了王朝一个强有力的开头，全国疆土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广大的范围。但人口的不断增加而无相应的基于技术进步的生产发展，逐渐使中国衰弱下来。


同蒙古人一样，满人只占全帝国人口的大约百分之一，也就是满人总数仅稍多于100万。汉人在整个王朝全部官员职位中占了约90%。在首都北京，内阁、各部和中央监察机构的官员，由汉人和满人平均担任。省级政府由协同工作——当然也互相监督——的汉人和满人组成的两人班子领导。正规军、民兵和卫戍部队的压倒多数以及很多将军都是汉人。在所有级别地方政权中继续起着非正式领导和管理作用的绅士阶级一直几乎全是汉人。清代中国的汉人特色远远超过了满人特色。

清朝统治的头150年，因两位罕见的能干而又勤于政事的皇帝康熙（1661--1722在位）和乾隆（1735--1796在位）的长时间治理，成为一个特别光辉的时代。人口开始增加并持续到1900年以后，大概达到了1650年前后人口的三倍，但在18世纪后期以前，生产和商业的发展一直高于人口增长；甚至在人均收入已经下降了两代人或更长时间的1840和1850年代，英国观察家依然承认，大多数中国人的物质生活要好于大多数欧洲人。

食用和非食用农作物，现在受到如园丁对待单株植物那样的照料；频繁的定期施肥和除草皆用手工；灌溉的水深按每种作物的高度和需要，随季节变换而恰如其分地调节。人粪肥现在也普遍采用，其数量随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为更充足的施肥提供了肥源。所有这些方法的综合效果，使得水稻单产提高了一倍以上，而总产量则因一年两季或三季稻的推广和新垦耕地而进一步增加。自汉以来中国主要农作物水稻生产的改进，加上新灌溉能力及传统农业体系其他措施的加强，大概是食物增加的主要源泉。

总人口的增加既刺激了精耕细作的进一步强化，也为精耕细作提供了人力资源，但它也是清政府及地方行政长官和地区绅士阶级推行的一项政策。水稻灌溉系统是一项需要精心设计的事业，它要求能够按照需要改变水的深度，收获前数星期又得将稻田的水排出。这些都需要大量劳动，不过由此获得的增产是丰厚的回报，而中国的繁荣源源不断补充了所需的人手。一个现存的高产农业体系，加上前述各种变化、改进和补充，这就是原已庞大稠密的人口何以能在两百年内增加一倍到两倍而又维持甚或提高食物供应水平的原因。农业依然是经济的核心和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但剩余农产品为生存和商品交换创造了更大空间。

清政府统计的人口数字，也同以前各朝代一样，并非人头总数，而是根据各地乡村头人报告的户数和适合服兵役的成年男人数，土地和土地所有者及产量的登记也是为了征税目的；如同前数百年那样，在一个时期内还征收过人头税。由于人人明白这些数字乃用于计算纳税额、征兵或强派劳役，因而乡村头人和各家各户自然倾向于少报数字。

清王朝初期曾经宣布永远不会征收人头税，它后来与土地税和收获提成税合并。与此同时，清王朝明白，人口增加的报告是他们统治所造成的繁荣的可喜证据。由于这些及其他与统计上不准确、不一致和不完整（经常但并非总是排除妇女、仆人、幼儿）有关的原因，引用清朝人口数字时必须谨慎。但是，长期趋势是明确的，人口从17世纪末期的大约1.5亿（显然估计过低），增加到1850年的4亿甚至可能4.5亿，到1900年则达5亿。开始时几乎肯定过低,1750年后则过高的官方数字是，1741年为1.42亿而1851年为4.32亿。这些数字强有力表明一切运行良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变成了这个制度再也无法有效承受的负担，它导致了贫困和动乱的扩大。

宋代从东南亚引进的早熟水稻，清朝时期得到进一步改良，从播种到收获的周期渐次缩短。在生产期长的南方，这意味着更多的地区可以一年种两季水稻，有些地区甚至可以设法种三季。把秧苗从专门苗床移到大块水田中成行插植的技术，在清代已普遍采用，这大大提高了产量，并进一步缩短了收获前花费的时间。

到18世纪的最后25年，人口增加大概超过了生产的增长，人均收入停步不前，然后开始缓慢下降，最贫困地区首先受害，地方盗匪活动加剧。18世纪末发生了公开起义，对清王朝后来的统治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元朝和明朝覆灭后归于沉寂的白莲教秘密会社恢复了活动，在1796年的大起义中又一次脱颖而出。这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意味着，统治王朝再次陷人了困境，镇压白莲教的巨大花费消耗了国家资财，太平天国运动的损失就更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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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兴盛的局面持续时间较长。汉代的盛世从文帝继位（公元前179年）到宣帝去世（公元前49年），持续130年；唐代的盛世从太宗登基（公元627年）到安史之乱爆发（公元755年），持续128年；清代康、雍、乾盛世从1662年延续到1795年，长达133年。综上可知，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保持了国家的全面发展和繁荣，文治武功、相得益彰，并形成无与伦比的盛大局面。在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比较清明或繁荣的时期，特别在朝代更新之初，一般都呈现出上升、发达的气象，但都称不上“盛世”。究其原因，根本有二：一是持续的时间不长，不过数年、十数年或稍长而已；二是达不成全面繁荣昌盛的局面，仅只在某些方面有所成就，终没有三大盛世的恢宏气象。此外，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自诩的“盛世”，但大多事与愿违，有如过眼烟云，空付笑谈中。由此可见，“盛世”是历史的评价，是大跨度的时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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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世依仗强大的武备

　　自古以来，世人都期盼“太平盛世”。但绝对“太平”的“盛世”，从来只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和美好憧憬。所以先哲反复强调：“居安思危”，“安不忘战”，“有备无患”。没有强大国防的盛世，从来就不存在。

　　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多民族国家，欲缔造盛世，首先必须解决边疆与民族问题，消除内忧外患，实现和保持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稳定。这是一个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在汉、唐、清三朝，都与一系列的战争相伴随。如西汉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远征匈奴；唐太宗征伐突厥、吐谷浑，武后讨灭徐敬业；清代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入侵，乾隆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大小金川等。这些战争的胜利，无不有赖于武备的整饬，其结果则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使兴盛局面的形成和保持成为可能。

　　反之，国防和武备上的举措失误，必然直接危及盛世的延续。以唐代为例，玄宗时均田制日益破坏，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呈瓦解之势，中央集权的军事体制逐渐遭到削弱。玄宗晚年，节度使权势越来越重，藩镇武装力量不断坐大，而与此同时，中央武备却日益空虚。天宝元年，边镇节度使增至10个，拥兵49万，仅安禄山掌握的兵力就达18万之多，而朝廷辖统的部队总共才有12万人，在兵力部署上出现了内轻外重的严重局面。另外，各道节度使都身兼数职，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久任一方，得以大力培植私党亲兵，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藩镇拥兵自重，割据成势，进一步刺激了他们攫取更大更高权力的欲望和野心。以安禄山、史思明为首的武装叛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虽然这场叛乱最终得以平定，但唐王朝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

 

5

　　盛世“盛极而衰”的内在根源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唐朝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世。康乾盛世是何等辉煌，但乾隆刚退位就猛然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四境骚乱，清朝自此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研究“盛极而衰”这一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重要原因。

国家的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和一贯的进取精神，社会意志消退和睿智的领袖后继乏人。

国家的不断发展，繁荣的持久延续，需要不断地向社会注入新的动力，向社会成员提出理性而富有刺激性的新的奋斗目标，再辅以正确的政策指导，使整个社会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活力。安于现状、墨守成规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繁荣的。然而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在出现后，都不可避免地趋向守成，社会的主导思想逐渐由开拓进取转为“持盈保泰”，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由奋发有为而转向享受升平。国家的发展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社会一旦丧失了开拓的动力，迷失了努力的方向，陶醉于眼前的繁荣，沉湎于已有的辉煌，各种问题和矛盾就会逐渐滋生和酝酿。而睿智的领袖和领导集团后继乏人，又直接加剧了这种局面。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有明智的领袖和领导集团为之领航。汉有文帝、景帝、武帝，唐有太宗、武后、玄宗，清有康熙、雍正、乾隆，他们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知人善任，身旁都有一批志在高远、才具卓越的名臣襄助。这是促成盛世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封建社会，归根到底属于人治，并没有可靠的制度保障。在实行家天下的专制王朝中，君主的素质总体上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数世之后，继位者全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才略根本不能与其太祖太宗相比，朝中则老成凋零，往往裙带风行，宦官当道。守成已难，更何言开拓进取。汉朝在武帝后期，因征发过甚，社会扰动，国家已呈现虚耗之象。武帝之后，几位君主都不免孱弱，昭、宣两代，赖有老臣辅佐，国势尚有起色，再往下，外戚擅权，朝政日益混乱败坏，贵族官僚大量兼并土地，社会矛盾愈加激化。西汉王朝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下坡。

忧患意识丧失，歌舞升平，忽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在进入盛世后，大多趋向“持盈保泰”、“护守成宪”，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纵情于声色犬马，陶醉于歌舞升平，根本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在这种状态下不断滋长，日积月累，变小患为大患，一朝爆发，遂致不可收拾。创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晚年也因滋生自满之心，无法真正做到善始善终，幸有良臣辅佐，及时提醒。贞观十三年，魏徵针对唐太宗渐好奢纵的倾向，呈上直言进谏的名篇《不克终十渐疏》，指出唐太宗的志业与贞观初年相比，在十个方面都出现了今不如昔的变化，求治之心锐减而骄逸之心渐萌。唐玄宗的悲剧，则直白地印证了骄纵误国、懈怠败事的道理。玄宗英武有才略，曾将武后末年濒于内乱的唐朝导向“开元盛世”，但在晚年耽于享乐，无心理政，把朝廷政事交付给外戚杨国忠之流，全然不顾政治的不断败坏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对关乎国家大计的均田之法和府兵之制日趋瓦解不事补救，坐视藩镇权势积重和中央武备的不断削弱，以至造成“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悲惨结局，百年基业与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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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盛世多少年？？？十几年

唐朝盛世800年的说法是怎么来的，他统治只有300年左右啊 唐朝的盛世在贞观和开元时期，分别是公元627--649和713--774，两个时期中间的时期除了武则天退位后又暂短的混乱外其它时候也是很强盛的，如果将武周时期算入，唐朝的盛世应该有110--130年左右。 第二个时期应为713~754,因为755年即爆发了安史之乱。774年已经是唐代宗大历年间，安史之乱虽被削平，但中央政府已经失掉了对河北等地区的控制。


唐朝盛世多少年？？？


唐朝盛世也就十几年，因为，直到开元时期，唐朝人口才恢复到隋朝杨广时代的水平，之后，很快就安史之乱了。如果人口比不上万恶的杨广，可以称为盛世么？唐朝是儒教弟子意淫出来的伟大。

1

马周上奏唐太宗说：“理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唐太宗也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贞观政要集校》卷3《论择官第七》] 可见贞观盛世亦并非没有贪官。

值得注意者，后世人们羡称的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人却未曾自夸为盛世。汉朝文景时代其实是个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积蓄国力的时代。汉文帝时，贾谊形容时政为危局，说：“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汉书》卷48《贾谊传》] 直到汉景帝时平七国之乱，汉朝统治方得以稳定。即使是粗线条地观察，汉文帝和汉景帝显然有失政之疵。

唐朝与汉朝不同，武德七年（公元624），隋末的大规模战乱方才平息，贞观之治有明显的休养生息的意味。贞观六年（公元632），魏徵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贞观政要集校》卷2《直言谏争附》] 魏徵此说反映了当时广大关东地区尚未恢复到隋朝全盛期的水平。 唐太宗说“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贞观政要集校》卷1《政体第二》]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魏徵上奏，以“渐不克终”告诫皇帝。[《贞观政要集校》卷10《论慎终第四十》] 贞观末年，宫女充容徐惠上疏谏唐太宗，仍强调“业大者易骄”，“善始者难终”，希望皇帝“守始保末”。[《贞观政要集校》卷9《议征伐第三十五》] 可见，魏徵等人，甚至如宫女徐惠，所关注的是力图矫治国病民瘼，犯颜直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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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东藩先生所写的《中国历代演义》很详尽地演义了各代历史，本人对其在唐史中的评论觉得很有意思，取出来大家共评！

蔡先生开题便对各代特点作一总评，很有特色，他说：“汉经学、晋清谈、唐乌龟、宋鼻涕、清邋遢”。
至于为什么说“唐乌龟”他首先说道：相传龟与蛇交，非偶相从，因此世间做丈夫的，纵妻外淫，往往被人唤做乌龟。

“纵妻外淫”又做何解呢？
蔡老就从唐开国皇帝李渊说起，李渊曾把晋阳宫内的妃嫔，取作侍姬（实为李世民和刘文静、裴寂等设计），又怕炀帝不愿意背着乌龟之名要来问罪，没办法在李世民的怂恿下拚死兴兵反隋，竟侥幸得了天下。不过天道好还，你要人家去做乌龟，人家亦要你的子孙去做乌龟。
接下来的太宗、高宗时候正是唐朝极盛时代，但宫闱里已是不明不白了。太宗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事变射哥斩弟，将建成的五个儿子和元吉的五个儿子尽行杀戮以绝后患,却将元吉老婆收纳怀中，是让他死了的皇弟做了乌龟。高宗取了武则天（李世民的才人）是让太宗做了乌龟，而武则天广置面首，伟岸如怀义、俊美如昌宗、陆续召进宫中，充作幸臣，则真是让自己做了乌龟。以后是韦后恃宠，也想学武则天，让中宗皇帝中了乌龟的标，更不用提玉环洗儿（杨玉环是寿王妃，唐明皇让自己儿子先当乌龟），禄山抓乳，这戴绿帽子借仿佛就成了唐朝李家的家法了。

蔡老笑曰：元绪公竟作秘传，乌龟乌龟，屡见不鲜。（此事指白居易做《长恨歌》）
李家这绿头巾戴着，引出了倚势弄权的宦官、引出了挟权自重的藩镇，真是内外交讧，李家的天下、唐朝的元气一天天消耗尽了。

蔡老曰：“不宠寿王妃，何来高力士？不近大腹儿？何有三节度？龟奴龟子，玩弄朝纲，执掌兵权，于是此行彼效，你争我赛，乐得依样画葫芦，去挟制那乌龟皇帝。”这样历久相沿，积重难返，阉宦可以谋杀皇帝，将弁可以驱逐统帅。“十军阿父，势焰薰天（指宦官田令孜做了皇帝的阿父，军队的统帅），三镇大臣，兵戈犯阙（指王行瑜、李茂贞、韩建等三镇兵马不满削藩政策，攻入长安）。黄巢杀人八百万，季述数君数十罪。”

唐代后期的皇帝，虽然表面还是南面称尊，但是坐在朝堂上就如傀儡一般，今天被人关，明天被人劫，后天被人废除谋杀等等。甚至到了皇帝夫妇要委身国贼，江山竟然被曾经是砀山（在今安徽宿州）无赖的朱阿三（指朱全忠）我轻易地夺去了。

蔡老最后说：这一部唐朝演义，好做了三段立论，第一段是女祸，第二段是阉祸，第三段是藩镇祸，依次产出，终至灭亡。若从根本问题上解决起来，实自宫闱淫乱，造成种种恶果。所以评断唐史，用了最简单的三字，叫做唐乌龟，这真所谓一言以蔽之呢。

蔡老的《唐史演义》写得还是很有特点的，这个唐史也是我们历史上最光辉的时候，唐太宗的一句“敢犯我大唐天威者，虽远必诛”正是气吞万里，就这么一个雄才大略的李世民，临死时就在他的床边儿子李治还与媚娘眉来眼去，死后也不免要做乌龟，的确是中国帝王后妃制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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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贞观之治”的谎言

《旧唐书》是唐朝人写的，读此书，让我觉得不很享受，因为文中吹捧李世民太过份了，有过的地方，或者歪曲，比如他杀兄囚父，被篡改成别人要谋害他，人家太子谋害你干什么？再有就是败仗不提，一笔代过，比如其征伐高丽，有时把败仗写的比胜仗还荣耀，比如高丽之战明明失败了，却大肆吹嘘。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看看宋史，明史，或者清史稿，看看这些历史中的皇帝传是否象唐人写的《旧唐书》这么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我看到的史书，《旧唐书》是最无耻的一本。

之所以要看《旧唐书》，是因为想核实一下，课本中伟大的“贞观之治”到底有多伟大。因为是唐人写的，绝对不会丑化的，而是尽力夸张美好的一面。很遗憾，我看完了 太宗本纪，“贞观之治”根本没有课本和网上一些人吹的那么神。例子如下：

网上说“贞观之治”，而书中说的是“贞观之风”。我认为“贞观之治”是后人编造的。道理简单，当时户口，人口和版图面积都不如杨广时代，如果叫这个“贞观之治”，杨广时代是否该叫“大业之治”，甚至叫“大业盛世”？

隋炀帝被丑化，是李世民的手下干的好事，以凸显自己的文治武功，但是，李世民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不如隋炀帝。李世民时代，打不过突厥，签订了“渭水之盟”，“空府库” ，把钱才上贡给突厥。 文治上，李世民时代的人口数字始终未达到杨广时期的水平，直到李隆基时代，唐朝的人口才可以和隋炀帝时代相比，隋炀帝大业中期人口890万户，唐玄宗天宝十四年人口891万户。也就是说，所谓的贞关之治，在很大程度上战乱后人口和经济的自然复苏而已，没有被吹捧的那么好，注意，是贞关之治，而不是贞关盛世，这就说明问题了。论个人文才，李世民更是拍马也赶不上杨广。

杨广之死，完全是个意外，是死于宇文化及谋杀。如果他不死，所谓的农民起义并不会推翻隋朝。说明这个道理很简单，李家是隋朝的臣子，甚至是杨广的亲属，李家是打着给杨广报仇的旗号起兵的，最后平息叛乱，一统中原。如果杨广没被暗杀，李家作为隋朝臣子，本身就可以把起义镇压下去了。


大业五年，杨广亲自主持大运河的巨型工程接近尾声。国家图书馆藏书达三十七万卷，创中国历代之最，科举制正式确立。 隋朝疆域共有五百九十个郡、一千二百五十五个县，朝廷控制的民户达八百九十万户，全国统计出的人口四千六百零三万人。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资治通鉴》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李世民的“贞观之治”：“贞观时代的田地开垦量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一弱，贞观十七年的户口不到三百万，还不到大业年间的一半。” 《资治通鉴》：“（贞观十一年）于是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唐太宗贞观十一年疆域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9510乘以10918等于103830108） 隋炀帝大业五年疆域东西：九千三百里， 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9300乘以14815等于137779500）隋大业五年137779500比唐贞观十一年103830108疆域大33949392。


经常看到有人说“贞观之治”时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在书里面是不存在的，相反，你可以看到当时百姓卖儿卖女，当时天灾瘟疫，政府不得不救济。还有各种农民起义和反叛。


这本书最有趣的是，前面吹李世民如何不信神仙，后面又记录其炼仙丹的事，李世民也死于“成仙”之梦。不知道是史官糊涂了，还是故意玩弄李世民一下。 迷信仙道，和秦始皇一样死于吞金，也就是自杀。唐太宗曾经嘲笑秦始皇和汉武帝用丹药，现在自己也一样。

贞观十年，魏征发现他“渐恶直言”，差点杀了魏征, 唐太宗开始走下坡路。 毁魏征墓碑，这也太恶毒了。赐刘洎自杀。刘洎(?～645) 的资历和魏相近，唐朝宰相也是敢于讲真话的忠臣，性疏峻，敢言，武则天的大周给平反了。


大造宫殿，腐化堕落： 宫中多用金玉装饰，还大量挑选民女入宫，贞观十六年，唐太宗下诏，太子所用之物其他机关不得限制，结果造成太子的严重浪费现象。唐太宗自己也开始修造宫殿，贞观十一年在东都洛阳修飞山宫，二十一年又修翠微宫。


附原文：

旧唐书 作者:沈昫等

本纪第二 太宗

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甲子，立为皇太子，庶政皆断决。

八月癸亥，高祖传位于皇太子，太宗即位于东宫显德殿。

甲戌，突厥颉利、突利寇泾州。乙亥，突厥进寇武功，京师戒严。丙子，立妃长孙氏为皇后。己卯，突厥寇高陵。辛巳，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战于泾阳，大破之，斩首千余级。癸未，突厥颉利至于渭水便桥之北，遣其酋帅执失思力入朝为觇，自张形势，太宗命囚之。亲出玄武门，驰六骑幸渭水上，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俄而众军继至，颉利见军容既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遂请和，诏许焉。即日还宫。乙酉，又幸便桥，与颉利刑白马设盟，突厥引退。九月丙戌，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帝不受，令颉利归所掠中国户口。

贞观元年春正月乙酉，改元。辛丑，燕郡王李艺据泾州反，寻为左右所斩，传首京师。

夏四月癸巳，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有罪伏诛。

十二月壬午，上谓侍臣曰：“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遂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女数千人随徐福入海求仙药，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仙，乃将女嫁道术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戊申，利州都督义安王孝常、右武卫将军刘德裕等谋反，伏诛。是岁，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


二年丁卯，遣御史大夫杜淹巡关内诸州。出御府金宝，赎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庚午，大赦天下。


夏四月己卯，诏骸骨暴露者，令所在埋瘗。初诏天下州县并置义仓。夏州贼帅梁师都为其从父弟洛仁所杀，以城降。


八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饥。

冬十月戊子，杀瀛州刺史卢祖尚。

三年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祈雨于名山大川，中书舍人杜正伦等往关内诸州慰抚。

冬十一月丙午，西突厥、高昌遣使朝贡。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来奔。癸未，杜如晦以疾辞位，许之。是岁，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


四年春正月乙亥，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大破突厥，获隋皇后萧氏及炀帝之孙正道，送至京师。


五年七月甲辰，遣使毁高丽所立京观，收隋人骸骨，祭而葬之。

六年十二月辛未，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


七年春正月戊子，诏曰：“宇文化及弟智及、司马德戡、裴虔通、孟景、元礼、杨览、唐奉义、牛方裕、元敏、薛良、马举、元武达、李孝本、李孝质、张恺、许弘仁、令狐行达、席德方、李覆等，大业季年，咸居列职，或恩结一代，任重一时；乃包藏凶慝，罔思忠义，爰在江都，遂行弑逆，罪百阎、赵，衅深枭獍。虽事是前代，岁月已久，而天下之恶，古今同弃，宜置重典，以励臣节。其子孙并宜禁锢，勿令齿叙。”

八月，山东、河南三十州大水，遣使赈恤。


八年七月，始以云麾将军阶为从三品。陇右山崩，大蛇屡见。山东、河南、淮南大水，遣使赈恤。

十一月丁亥，吐谷浑寇凉州。己丑，吐谷浑拘我行入赵道德。

九年春三月，洮州羌叛，杀刺史孔长秀。

五月庚子，太上皇崩于大安宫。

十年春正月壬子，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徵上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诏藏于秘阁。

夏六月，己卯，皇后长孙氏崩于立政殿。是岁，关内、河东疾病，命医赉药疗之。


十一年夏四月丙寅，诏河北、淮南举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辞秀美，才堪著述；明识政体，可委字人：并志行修立，为乡闾所推者，给传诣洛阳宫。

十二年二月甲子，夜郎獠反，夔州都督齐善行讨平之。

十三年夏四月甲申，阿史那结社尔犯御营，伏诛。


十四年二月庚辰，左骁卫将军、淮阳王道明送弘化公主归于吐谷浑。

十五年春正月丁丑，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送文成公主归吐蕃。


十六年十二月甲辰，狩于骊山，时阴寒晦冥，围兵断绝。上乘高望见之，欲舍其罚，恐亏军令，乃回辔入谷以避之。是岁，高丽大臣盖苏文弑其君高武，而立武兄子藏为王。


十七年春正月戊辰，右卫将军、代州都督刘兰谋反，腰斩。三月丙辰，齐州都督齐王祐杀长史权万纪、典军韦文振，据齐州自守，诏兵部尚书李勣、刑部尚书刘德威发兵讨之。

夏四月庚辰朔，皇太子有罪，废为庶人。汉王元昌、吏部尚书侯君集并坐与连谋，伏诛。

冬十月丁巳，房玄龄起复本职。

十八年十一月庚子，命太子詹事、英国公李勣为辽东道行军总管，出柳城，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副之；刑部尚书、郧国公张亮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以舟师出莱州，左领军常何、泸州都督左难当副之。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十二月辛丑，庶人承乾死。


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亲统六军发洛阳。

六月丙辰，师至安市城。丁巳，高丽别将高延寿、高惠真帅兵十五万来援安市，以拒王师。秋七月，李勣进军攻安市城，至九月不克，乃班师。


十二月戊申，侍中、清苑男刘洎以罪赐死。

二十年三月己丑，刑部尚书、郑国公张亮谋反，诛。

二十一年夏四月乙丑，营太和宫于终南之上，改为翠微宫。


二十二年二月，中书侍郎崔仁师除名，配流连州。乙亥，幸玉华宫。

五月庚子，使方土那罗迩娑婆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

十一月戊戌，眉、邛、雅三州獠反，右卫将军梁建方讨平之。

二十三年四月己巳，上崩于含风殿，年五十二。遗诏皇太子即位于柩前，丧纪宜用汉制。

史臣曰：臣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尝试论之：础润云兴，虫鸣螽跃。虽尧、舜之圣，不能用檮杌、穷奇而治平；伊、吕之贤，不能为夏桀、殷辛而昌盛。君臣之际，遭遇斯难，以至抉目剖心，虫流筋擢，良由遭值之异也。以房、魏之智，不逾于丘、轲，遂能尊主庇民者，遭时也。或曰：以太宗之贤，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子，何也？曰：然，舜不能仁四罪，尧不能训丹硃，斯前志也。当神尧任谗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逼，孰顾分崩，变故之兴，间不容发，方惧“毁巢”之祸，宁虞“尺布”之谣？承乾之愚，圣父不能移也。若文皇自定储于哲嗣，不骋志于高丽；用人如贞观之初，纳谏比魏徵之日。况周发、周成之世袭，我有遗妍；较汉文、汉武之恢弘，彼多惭德。迹其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

赞曰：昌、发启国，一门三圣。文定高位，友于不令。管、蔡既诛，成、康道正。贞观之风，到今歌咏。

5
盛唐的领土是虚空，大片区域统治是不巩固的。大片土地是荒漠。南方大片领土还处于未开发地区，都没多少人居住。初唐人口3000多万，有一大半居住在关中、河南等地区。沙漠荒原和城市农田都是土地，能一样吗？上海的土地，和甘肃的土地能一样吗？所以宋朝的真实领土纯度实力要比唐朝的领土纯度强数倍。宋朝再形成之初就一点先天不足，它周边的所谓蛮夷已经不是停留在游牧时代，仅仅满足于掠夺的原始的部落联盟了，而是真正意义上对等的政权。无论是大辽还是西夏都是高度发达的封建国家。而唐的腐化，致使中原地区马匹稀少。中原的马大概都被饥民吃了吧？而战马在古代相当于今代的坦克，使“中国”军队没有“坦克”这是谁的错？西域等地只是唐朝的军事影响区而已，正史上叫做“羁糜”，“北风卷地白草斩，胡天八月即飞雪。”这是芩参天宝八年在安西任北庭节度判官时写的诗句。大诗人李白“胡关饶风沙，萧索竟终古。木落秋黄草，登高望戎虏。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借问谁陵虐？天骄毒威武。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胡天” 、“胡关” 、“藩镇”的意义能等同于“中土大唐”吗？在唐朝没有人把那，当作中土大唐。唐人们都清楚那与真正的版图是两回事。唐朝没有向外扩张的动力，中土大唐中国的中心地带都没建设好，哪有理由往那穷山恶水土地贫瘠之地跑？因为大漠边关哪有我中土大唐的土地好？“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自古大漠边关，天气恶劣。中土大唐的人民是不会那迁徙的，那里没有户口管理更没有有效的赋税。连唐人也知道那与真正的版图是两回事。如果那些都是中土大唐，那盛唐长安成里的4000多名外国使节从哪来？原来外国人大都是西域人，正说明唐朝的真正的控制范围，真实的疆域。现在千万不要自作多情用现代的主权观念往上套。如果没有清朝的开垦，即使初唐在西域建立再多的“藩镇”，也是白搭。因为唐朝中期不止把汉隋开创的西域丢了，而且还把东北、河北、山西、云南、四川等等之地让给了外族。中国现代的疆域是继承了清朝的财富。如果中国现在要是继承唐朝的疆域，那中国真是太小了……唐朝无能政府一大半时间真实控制区域还没南宋大。

唐朝的疆域有多大？有些不要脸没有脸耻、喜欢自淫的历史学家及学者，完全不顾历史事实，愣把说成吐蕃、南昭、契丹、渤海、西域等国的土地说成唐朝的疆域。东亚洲有三个民族不懂得尊重历史，一个是日本，第二个是朝鲜，第三个就是中国。突厥、吐蕃、契丹、渤海、回鹘、南昭等等无论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都归在外国蛮夷列传里，它们的领地根本就不是唐朝的领土。而现在的一部分中国人愣是把这些蛮夷的领土意淫成唐朝的领土。网上不顾历史事实画的唐朝疆域比比皆是！你可以说唐朝和突厥、吐蕃、回鹘、契丹、南昭一样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你不能说突厥、吐蕃、回鹘、契丹、南昭是唐朝的一部分。《新唐书》：“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相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唐代中国至少是四国演义，唐朝根本代表不了中国。“隋、唐之间，突厥为大。其后有吐蕃、回鹘之强。五代之际，以名见中国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唐朝所处的那个时候，中国境内有许多政权国家当时是诸强争霸的局面。

唐朝强盛时也是吐蕃统一强大的时候。吐蕃的疆域可比现在的西藏大得多。同样南昭也比现在的云南大得多。吐蕃和南昭绝对不是唐朝的一部分。他们和唐朝绝对是不同的国家。唐高宗时期公元670年（咸享元年）吐蕃发兵灭了唐朝的属国吐谷浑，唐朝西域四镇（鬼兹、于阗、焉耆、疏勒）被吐蕃夺去，唐朝派大将薛仁贵率 10万大军进攻吐蕃，在青海湖以南大非川被吐蕃大军打得大败。公元678年（仪凤三年）唐中书令李敬玄率兵18万与吐蕃军又战于青海，唐军再次战败。直到武则天时公元692年（如意元年）要靠女人把领土夺回。唐军是屡次的惨败在吐蕃手里。唐朝都打不过吐蕃，看看发展一千年以后的西藏实力如何？就知道唐朝的实力是什么样的水平层次了。公元696年（万岁登科元年），曹仁师等二十八将功契丹，全军覆灭，大将都成了俘虏。连处在原始阶段的契丹都打不过，别说以后的大辽帝国了。公元751年（天宝十年），唐军八万人进攻南昭，结果唐军大败死六万人。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大唐又发兵七万人攻打南昭，结果全军覆没。中国历代很少有军队大败于南方民族的，只有常不敌于北方民族。可见唐军的无能。大唐很给“中国”（中原）人丢脸。正是因为唐朝皇帝搞不定外族侵扰才设立藩镇。河北藩镇就为防御契丹、奚等族所设。唐朝后来又重文轻武，所以只能起用蛮人。所以才重用安禄山，安禄山打不过契丹人，大败后，看唐上下一片乌烟瘴气，已经腐败不堪软弱可欺，所以开始反唐。最终导致安史之乱。这时单一民族契丹人战斗力和以后的由多民族组成的大辽帝国还不可同日而语。安禄山虽打不过还处在原始阶段契丹人，但对付软弱的唐朝却绰绰有余。说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那是不是自淫？
　　
突厥是没有城池的原始部落，他们虽然占据很大地方，但大都是没有开采的荒漠，就是说这些土地没有国土性质。大都是属于自然环境，谁占就是谁的。就是唐朝打到哪，也只是代表占领一个点，而不代表一个面。在古代的领土观念和现代是不一样的，是有“公陆”（和公海一样）的就是那土地虽也不属于谁。如大唐在西域建立军事管理区域，并不能说从长安到西域就都是唐朝的疆域。不能说唐朝的军队到过哪，哪就是中国的领土。要不然汉隋那么强大，怎么没到外国去做战？汉唐隋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向现在的美国一样有拒敌于千里之外，在异国的土地上建立军事管理区（如美国现在的伊拉克的所做所为）。


唐朝灭了突厥了吗？仅几十年后，突厥汗国就重新建立，蒙古高原就不再属于唐朝的羁糜区。《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7世纪末叶，唐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有所削弱。从高宗初年起，从塔里木盆地到高丽，横跨亚洲的唐军逐渐退却，采取守势。……在680年前后，突厥再度强大起来，并开始重构其草原霸主地位。唐试图征服高丽的行动以惨败告终，在东北东部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震（后改称渤海）。”自天宝年间起，大漠北回纥取代突厥，南诏叛唐后统一云南。缘边羁縻府、州也大量撤废或内移。随着公元676年安东都护府迁入辽东，唐朝放弃了东北大部分地区。东北边境外，渤海国兴起，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东至太平洋，北接黑水靺鞨，南至新罗，西接契丹和唐之辽东。东北松花江、黑龙江流域为靺鞨、奚、室韦诸部。滇西南诸羁縻州之外，为蒲子、金、越等部。西南面没有恢复汉朝旧疆，仅领有云南北部一小块，唐朝安史之乱前稳定控制的区域只有五百多万平方公里，比西汉要小。安史之后那就更小了，至今历史学家也不敢绘制一张大部分唐朝真实控制的疆域，只拿最初十几年唐军到达过的疆域坑蒙撞骗。

唐朝皇帝屡次丢下可怜的人民仓皇逃跑，唐朝皇帝逃窜出首都次数创造是中国、世界之记录。完全是可耻的行为，为中国丢尽了脸。《读通鉴论》：“天子出奔以避寇，自玄宗始。其后代、德、僖三宗凡四出而卒返……天子有，天下之望也，前之失道而致出奔，诚不君矣；而天下臣民固倚以为重，而视其存亡为去就；固守一城，而或死或辱于寇贼之手，于是乎寇贼之势益张，而天下臣民若丧其首，而四支亟随以仆。”《廿二史札记》：“玄宗避禄山，有成都之行；代宗避吐蕃，有陕州之行；德宗避涇师，有奉天、梁洋之行。迨僖宗走成都、走兴元、走凤翔，昭宗走莎城、走华州，又被劫於凤翔，被迁於洛，而长安自此夷为郡县矣。” 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唐玄宗逃往四川，长安被叛军队攻陷。公元763年（广德元年），唐代宗逃往陕州，长安被吐蕃军队攻陷。公元783年（建中三年），唐德宗逃往奉天，长安被泾原叛军攻陷。公元881年（广明元年），唐僖宗逃往四川，长安被黄巢军队攻陷。公元895年（乾宁二年），唐昭宗逃往莎城，长安被岐州、邠州节度使李茂贞、王行瑜占领。 公元901年（天复元年），唐昭宗被宦官韩全诲等劫持到凤翔城。公元904年（元佑元年），唐昭宗被梁王朱温强迫迁都洛阳后杀死，长安变成废墟，从此再也没有作为中国的首都。在唐朝手里把伟大隋朝兴建的两座雄伟奇迹般的城市长安、洛阳变成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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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与汉武帝穷兵黩武

诸葛亮伐魏，民生方面，蜀国损失一定很大，战争打的是钱，五次没有希望的北伐，要多少钱？在蜀国和魏国之间，有一个“无人”地区，魏国是以逸代劳，损失要小的多。古代运输水平那么差，损失不小，直到清朝，鸦片战争输给英国主要也是运输问题，有的军队到战争结束也没看见英国军队的影子。至于所谓的“木牛马”，完全是后世编造的，已经考证出，当时没这玩意，有的试图复制出来了，但速度奇慢，根本不适合军事运输。

蜀国人口有多少损失，要查“食货志”了，反正，三国结束后，加起来的人口也就几百万。

[蜀汉后主炎兴元年] 263年 人口 94万 通典-食货七
[吴大帝赤乌五年] 242年 人口 240万 晋书-地理志
[魏元帝景元四年] 263年 人口 443万 晋书-地理志


和蜀汉的诸葛亮类似，看看汉武帝穷兵黩武的结果：


汉平帝元始二年 21年 人口 5,959万 汉书-地理志下
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 57年 人口 2,100万 续汉书-郡国志五


值得深思的是，这两位都得到无尽的赞美，而从百姓的利益，从人口来看，这两个人害死多少人？怎么过去的儒教弟子和今天的知识分子都不在乎人民的死活？中国知识分子从古到今是否都把“民为贵”当成漂亮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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