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资料
  • 博客访问:
正文

倒刘第三炮( 毛与文革大起底 连载 20 作者 崇新岳 百思峰)

(2019-08-26 08:06:23) 下一个

倒刘第三炮(1)

  1966年6月28日,毛泽东离开韶山滴水洞,开始他“新的长征”。毛泽东要在这场“新的长征”中,把过去跟着他一起长征过来的老干部统统打倒。
  1935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挽救”了中国共产党,而现在,毛泽东却要亲手毁掉这个曾经被他挽救过来的党。中国现在是这个共产党的天下,而毛泽东却提出来“造反”,造这个共产党的反,毁掉这个共产党。在毛泽东看来,这个党已经变修了,只有毁掉这个党,才能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党。
  毛泽东离开韶山滴水洞后,来到武汉,住进东湖宾馆。7月8日,毛泽东在东湖宾馆写了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滴水洞家信》,先给周恩来看过,然后再让周恩来带给林彪看。毛泽东这一手是很高明的,不仅达到跟林彪“交心”的目的,还表示出对周恩来的无比信任,连家信都让他看。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又干出一件令世人惊讶之事:畅游长江。其实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就在武汉长江大桥附近前后16次畅游过长江。但那些次畅游长江,毛泽东都是在没有人的地方悄悄地游,不惊动群众,报纸上也从未报道过。
  可是这次不同了,7月16日这天武汉举行第十一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有5000多人参赛。毛泽东有意在众人游长江的时候,加入他们的游泳队伍,当群众们突然惊喜地发现毛泽东来了,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也向群众们高呼:“同志们万岁!”
  毛泽东这次大张旗鼓带着摄影师,在群众中游泳,然后又在《人民日报》上大篇幅地报道,目的就是要让人民知道,他毛泽东的身体非常健康。
  毛泽东要领导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此时的毛泽东已73岁了,人们自然会对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有所怀疑:这么高龄的人,有没有领导这场大革命所需要的体力和精力呢?毛泽东的这次宣传,就是要消除大家对他身体状况的疑惑,让大家知道毛泽东的身体非常好,足以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在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之后,毛泽东就离开了北京,这是毛泽东离开10个月之后,回到久违的首都北京。在1965年11月毛泽东离开北京的时候,北京市长彭真还敢顶住毛泽东的指示,还敢不转载毛泽东的文章,而10个月后的今天,彭真已经被完全打倒在地,毛泽东是作为胜利者凯旋归来的。
  然而毛泽东这次回北京,并不是为了享受凯旋的喜悦,而是为了发起一场更大的打倒刘少奇的斗争。1965年11月,毛泽东抛出“倒刘第一炮”《评/海瑞罢官》,但这一炮没有打响;1966年2月,毛泽东抛出“倒刘第二炮”《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但还是没有打响;1966年4月,毛泽东改变战术,把打击目标先转到刘少奇的干将彭真身上,终于在1966年5月打倒了彭真;到1966年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他要抛出“倒刘第三炮”,一定要把这一炮打响。【待续】



倒刘第三炮(2)

  【接前】就在毛泽东回到中南海的当天晚上,刘少奇前来汇报工作,这是以往的惯例。过去毛泽东外巡回到北京后,第一个见的人就是刘少奇,因此这次刘少奇还是依惯例前往毛泽东住处。刘少奇来到毛泽东住的丰泽园大门口,却被毛泽东的卫士挡住,说:“主席休息了。”
  刘少奇转眼一看,丰泽园门口停着好几辆小汽车,其中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车,估计毛泽东正在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分明是故意不见他刘少奇。当然,刘少奇也早有思想准备,这次毛泽东回北京,刘少奇就预感到:他们两人决战的时刻到了。为此,刘少奇也做好了准备。
  果然,毛泽东正在里面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毛泽东向文革小组成员们解释,他为什么要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毛泽东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我们要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才能把文化大革命闹到底。要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要把革命闹到底。”
  毛泽东提醒文革小组成员们,“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而文革小组的成员们,当时对这个提醒还不以为然,他们没想到文革这场革命,最后真的像毛泽东说的那样,革到了他们“文革小组成员”的头上,这些人全部进了监狱。
  毛泽东要靠文革小组成员来点起文革这把火,他再次提醒他们说:“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要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
  毛泽东把这个话说的很重,“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意味着这场斗争是一场生死的考验。而文革小组的成员们,那时还个个乐观得很,大家跃跃欲试,都说不怕。
  毛泽东知道,此时刘少奇的工作组已经占了上风,而且党内的高官们都赞成刘少奇做法。高官们都害怕毛泽东提倡的“造反”,害怕这样会把共产党本身搞垮。因为高官们不赞成“造反”,毛泽东只有靠文革小组,靠他们到群众中去煽风点火,把被刘少奇压下去的造反之火,重新烧起来。
  毛泽东让江青主持筹措中共文革小组的办公机构和制度。很快,江青在钓鱼台十六楼开设了文革小组的办公楼,又筹办一份文革小组自己的刊物《快报》。毛泽东指示说:“办公室不要大,不要配专车,但联络人员要多,人不够可以临时借调。办公室除主任和副主任外,只要三、五个助手,他们只作些技术性的工作,主要的事情应该由主任、副主任自己去办。”
  毛泽东要把文革小组,办成一个新的机构,搞一套新的做法。毛泽东这个新机构的特点是:坐办公室的人少,而大批的联络员直接到第一线了解第一手的情况。同时,文革小组还建立了“碰头会”制度,每天下午三点碰头,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文革小组每天开过碰头会以后,全体人员马上到下面去,到各个大、中学去讲话,谈话,给那里的造反派点火、打气。【待续】



 【接前】事实证明,毛泽东创建的文革小组的新体制,工作效率很高,做法也很有效。很快,那些被工作组压下去的造反者们,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马上重新起来造反,工作组越来越压不住了。毛泽东的文革小组,很快就战胜了刘少奇的工作组。
  当然,刘少奇也不是坐以待毙的,他也要反击。7月19日,也就是毛泽东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例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会上,陈伯达再次提出撤销工作组,说:“工作组不会比学生更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但有的却在整学生。”
  刘少奇反驳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
  邓小平也反驳说:“有的机关和学校,不派工作组可以,但夺了权的机关和学校,就要派工作组。工作组主要是起行政和党委的领导作用,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
  陈伯达撤出工作组的建议,遭到刘少奇等多数常委的反对,只得作罢。
  7月19日晚上,毛泽东在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众高官的工作汇报,这是毛泽东久违的在北京召开会议。众高官们对毛泽东煽动学生们起来“造反”,都非常的不满,他们不情愿地前来参加毛泽东召开的这次会议。会议的气氛是沉闷的,大家除了汇报工作,就闷头不说话,主要是毛泽东一个人在讲话。
  毛泽东说:“聂元梓大字报是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大字报写得好!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先赞扬了一番“大字报”,然后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共产党怕学生运动,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却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
  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并上升到“北洋军阀”的高度。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刘少奇搞的工作组《八条规定》,说:“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要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毛泽东意犹未尽,继续说:“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待续】



  【接前】尽管毛泽东没有点名,但参会的人都知道毛泽东说的是刘少奇,毛泽东批刘少奇“嘴上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为资产阶级服务”。
  刘少奇没有跟毛泽东争辩,他从会场的气氛看得出来,高官们没有人说话,没有人附和毛泽东批刘少奇,这些高官的内心都是赞成刘少奇的。所以刘少奇心中有底,他不说话,不反驳,高官们更同情他,毛泽东更不得人心。
  毛泽东也看出高官们的态度,看出高官们心里是支持刘少奇的,这更加坚定了毛泽东的信念,这批老干部已经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必须统统打倒。
  这次会上,毛泽东没有提“撤工作组”的问题,因为他知道众高官是不会同意的。他只有发动群众,用实际行动来打倒工作组。于是毛泽东在最后,放出了一句“狠话”,说:“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这次会上,毛泽东虽然在声势上强大,但实际上却没有赢得高官们的心,反而是刘少奇赢了。三天后的7月22日,刘少奇再次主持例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照例是不参加的。这次会上,陈伯达再次提出要撤工作组,这次刘少奇不客气了,他拍着桌上一大堆信件说,“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庇工作组呢?我有大批群众来信为证,工作组做了不少工作,否则真的要天下大乱,损失不可估量!”
  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也不示弱地拍桌子说:“我们也有材料,工作组就是镇压群众运动!”
  刘少奇反驳说:“现在的工作队要进行教育,他们不懂政策,不好的工作队要进行整顿清理。但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
  邓小平也说:“要教会工作队做工作,有的学校没有工作队恐怕不行。”
  遇到这样的场面,周恩来是不说话的,但周恩来内心也支持工作组的,周恩来并不赞成造反。很多情况下,周恩来把自己不方便说的话,让他的铁杆陈毅去说。陈毅在会上说:“要肯定工作组的作用,对他们的缺点错误,应该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应该尽量帮助他们,而不能嫌弃他们。”
  对刘少奇和邓小平,陈伯达还有几分畏惧,可是对陈毅他就不怕了。陈伯达对陈毅不客气地说:“你们外事委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工作组,里面没一个好人。”
  看到陈伯达的态度,邓小平也拍着桌子说:“你们说我们怕群众,那你们去前边试试!撤工作组我不赞成。”
  由于参会的大多数人都支持不撤工作组,陈伯达和康生的意见被否决了。
  毛泽东得知会议的结果,他并不意外。毛泽东知道,刘少奇仗着有大多数高官的支持,是绝不会主动撤工作组的。现在,毛泽东只有依靠学生的力量,发动群众起来把工作组打倒,那时候刘少奇的工作组,不撤也得撤了。于是毛泽东在水面下展开了他的主攻,派文革小组四处出动,发动群众,煽风点火,打倒工作组。【待续】


倒刘第三炮(5)

  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刘少奇比较大胆地派工作组压制学生的造反。可是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镇压学生。为了避免与毛泽东的正面冲突,刘少奇照旧使出“浑水摸鱼”的办法,下令工作组暂时不要再与学生对抗,而是集中火力批判“黑帮”。所谓黑帮,主要是指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专家教授,以及有历史问题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记载:7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当天,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叶林,突然宣布停止“反蒯”运动,转入打黑帮,布置大家赶快写批判黑帮的大字报。所谓“反蒯”运动,全称是“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工作组批判“反革命学生”蒯大富的运动。7月19号,被关押了18天的蒯大富被释放,恢复人身自由。
  各学校的工作组得到上面的指示后,不再批判“反动学生”,纷纷把斗争目标转移到本单位的“黑帮”,把“死老虎”当成“活靶子”来批斗,试图以此来显示工作组的革命性。这样一来,如果造反学生不批“黑帮”的话,就反而显得自己不够革命,于是造反学生就跟工作组抢着批“黑帮”,争当革命派。于是各个校园里出现了奇怪的争抢“批斗靶子”的现象,这可苦了各学校的“黑帮”们,他们经常是上午被工作组拉去批斗,下午又被造反学生拉去批斗。
  当然工作组的“浑水摸鱼”,并没有瞒过毛泽东。毛泽东的兴趣不是批斗“死老虎”,而是打倒“活老虎”。现在毛泽东要打倒的“活老虎”,就是工作组。毛泽东派出文革小组成员,去各个学校点火,让学生把斗争的目标,转向工作组这些“活老虎”,而不是毫无实际意义地批斗“死老虎”。
  不少人可能会把文革小组的“煽风点火”,想象为这些人耀武扬威地进行挑动和教唆,打着毛泽东的旗,盛气凌人地施号发令。但实际上却相反。毛泽东派出的文革小组的人,态度非常谦虚,而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态度却十分傲慢,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文革小组的成员们,从1966年7月21日到7月30日,每天去北京各所大学讲话。下面摘录一段江青、康生和陈伯达的讲话。
  江青在北大的讲话:【同学们,我是来做小学生的,我是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懂点事,少犯错误,和同学们一起来进行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你们有很多不同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不要紧,这是很好的现象,只要进行辩论,把问题弄清楚。我们是一起的,不会脱离你们的。你们什么时候说有意见,要我们来听,我们就立刻来。我听说你们一夜没有睡,在辩论,今天也在辩论。所以,我希望你们今晚好好睡,吃好,睡好,才能打好这一仗。我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康生在北师大的讲话:【同志们,今天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到你们师大来,向你们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跟你们学习,并且向你们问好!我们听到师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好,辩论进行得很热烈。因此,我们想跟同志们学习,来倾听同学们的意见,不管哪方面的意见都要听,我们都要学习。我们是你们的学生,你们是我们的先生,因此先听听同学们的意见,希望同学们把意见告诉我们。革命的师生对我们文革小组有什么要求,我们召之即来。我受毛主席的委托,问所有同志们,你们身体好!】
  陈伯达在北大的讲话:【同志们,我是来看大字报的,是来向你们学习,研究一下你们怎样进行辩论。我是你们的学生,你们的热情非常好,这种革命精神是最可宝贵的。同志们,有许多党员把自己看成是站在群众之上,而不是站在群众之中,这样的党员不能接受批评,也不能进行自我批评,这种党员是坏党员,终究要被党开除出去。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生存,我们是人民的儿子,而不是人民的父母。北大同学要从毛主席的学习工作方法中吸取力量,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江青、康生和陈伯达等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非常相似,自然这都是毛泽东教授他们这么讲的。在这个阶段,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有四个特点,引起和得到群众们的好感。
  第一个特点是制造一种“谦逊感”。
  文革小组的成员,不管是江青,康生和陈伯达,非常谦虚地在学生面前称“我们是你们的学生”、“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这种谦逊的态度,一下子就获得了学生们的好感。不管什么人,在别人面前摆官架子,以势压人,总是让人反感的。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在学生面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姿态来教训人,一开口就是“我们是代表党中央,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官架子大得很,自然引起学生们的反感。
  第二个特点是制造一种“公仆感”。
  江青说:“我们是一起的,不会脱离你们的。你们什么时候说有意见,要我们来听,我们就立刻来。”
  康生说:“革命的师生对我们文革小组有什么要求,我们召之即来。”
  陈伯达说:“我们是人民的儿子,而不是人民的父母。”
  江青和康生强调“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我们召之即来”,这就让学生们感到自己被尊重,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陈伯达更是说“我们是人民的儿子”,让学生们感到文革小组是他们的公仆。这种“公仆感”大大加深了学生们对文革小组的好感。而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都是居高临下地发出通知,召集开会,布置任务,这样肯定不可能让学生们感到有被尊重的感觉。



  第三个特点是制造一种“亲近感”。
  江青说:“听说你们一夜没有睡,我希望你们今晚好好睡,吃好,睡好。”
  康生说:“我受毛主席的委托,问所有同志们,你们身体好!”
  江青讲话中关心学生们吃好没有,睡好没有,这一下子就让学生们产生出一种亲近感。康生提到毛泽东的时候,也是说毛泽东问候众人“身体好”,这一下又让众人产生了对毛泽东的亲近感。毛泽东那么高的身份,并没有居高临下地向大家做什么指示,而是问大家的身体好,这当然会让产生一种“领袖关心我们,领袖重视我们”的感激之情。
  而刘少奇的工作组,就没有这种亲近感。王光美在清华大学对学生们说:“少奇同志派我来看大字报。”王光美的话外音,强调刘少奇是伟大人物,他没有必要亲自来看大字报,只要派人来看大字报就行。王光美话中的刘少奇,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难以让人亲近。
  江青在北京大学对学生们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听你们的意见,看你们的大字报。”江青的话外音,是毛泽东因为自己不方便来,所以让江青代表他来看大字报,听意见。江青话中的毛泽东,就没有高高在上的感觉,而是让人感到亲近。
  第四个特点是制造一种“公平感”。
  江青说:“你们有很多不同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不要紧,这是很好的现象。”
  康生说:“我们来倾听同学们的意见,不管哪方面的意见都要听,我们都要学习。”
  江青和康生都没有表示出支持一派,反对一派,而是说“不管哪方面的意见都是好的,我们都要听,都要学习”,这样就让不管什么观点的人,都能感到被公平对待,这就更加深了学生们对文革小组的好感。文革小组的人,没有说谁是右派,没有扣帽子,打棍子。而刘少奇的工作组,动不动就说别人是右派,给人扣帽子,打棍子,很让人反感。

  我们这里为了比较,摘要一段王光美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王光美说:【文化革命要搞彻底,党派来的工作组要不要相信?要不要接受工作组的领导?革命左派要很好地和工作组配合。现在有一股歪风,要赶工作组,你们不要被坏人利用了。我们对这个问题上纲,是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问题。把目标指向工作组,这才是阴谋,具有阴谋的人就是假左派,是保黑线,就是转移注意力。】
  王光美的讲话,上纲上线,什么“被坏人利用”、“阴谋”、“假左派”等教训人的话,让学生们听了一点不会产生亲切感,相反会产生反感。
  我们再摘要一段刘少奇的干将薄一波,在清华大学与蒯大富的辩论。
  【薄一波问:这张大字报是谁写的?】
  【有人指蒯大富说:就是他。】
  【薄一波问蒯大富:你叫什么名字?】
  【蒯大富说:我叫蒯大富。】
  【薄一波说:这个名字不好。】
  【蒯大富问: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
  【薄一波说:“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
  【蒯大富说:不对,大富是国家发家致富,是国家富强的意思,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


  【蒯大富的回答让薄一波答不上来,于是薄一波转个话题问蒯大富:能问问你是什么派吗?】
  【蒯大富说:这我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划定呢。】
  【薄一波说:别谦虚嘛,你认为你是哪一派?】
  【蒯大富说:我认为自己是左派。】
  【薄一波用手比划着说:你这个左派啊,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右边去了。】
  【众人听了薄一波的话,都笑了。】
  【薄一波又说:蒯大富,我给你提三点建议:一、希望你能站到左派群众中来,站到工作组一边去;二、希望你能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三、希望你今天学了毛主席著作以后,明天贴一张大字报,澄清一下自己的错误。你如果不写,会受到大家的围攻。】
  【蒯大富说:被多数人反对的不一定是错的。】
  【蒯大富被薄一波上纲上线地教训了一番,心中不满,于是反问薄一波说:你叫什么名字?】
  【薄一波说:这个我懒得说。】
  【蒯大富说:那你告诉我你的姓吧?】
  【薄一波说:我有我的自由,不一定回答。】
  【蒯大富说:这就不平等了。我也有我的自由,但我刚才把我的名字告诉你,你也应该告诉我。】
  【薄一波说:那好,我走了。至于我的名字,我走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薄一波对待蒯大富,完全是一种“大官对群众”的盛气凌人的态度,随便就给蒯大富扣上一个“右派”的帽子,并要蒯大富承认错误,甚至还威胁。从王光美和薄一波的例子可以看出来,刘少奇派的工作组人,对待学生的态度,是那种居高临下的盛气凌人姿态,以势压人,戴帽子,打棍子。文革小成员讲话中的四个特点“谦逊感”、“公仆感”、“亲近感”和“公平感”,刘少奇的工作组这边一概找不到。
  对比一下刘少奇的工作组的作派,与毛泽东的文革小组的作派,谁都轻易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文革小组受群众欢迎,得人心。而刘少奇的工作组不受群众欢迎,不得人心。
  自古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刘少奇的工作组不得人心,而毛泽东的文革小组得人心,这就确定了文革小组必然战胜工作组,这就是毛泽东利用来战胜刘少奇的群众运动。在群众运动中,就得到群众的支持,谁就取得胜利。
  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他们也搞不清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他们只有一个纯朴的观念:“谁对我好,我就支持谁。”老百姓只要对比一下文革小组和工作组的作派,肯定会觉得文革小组对他们好,所以他们就不加思索地支持文革小组,支持毛泽东。

  我们花这么多篇幅来介绍文革小组和工作组的一些具体讲话,就是要说明,在文革初期,文革小组的成员口碑是非常好的,非常得人心的。可是到了后来,文革小组成员骄傲自满了,翘尾巴了,也盛气凌人起来了,所以就不再得人心了。如果文革小组的成员,始终能保持初期那种谦虚谨慎的态度,文革的结果将大不一样。【待续】



倒刘第三炮(9)

  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对群众的态度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那么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又是怎么形成的?事实上,它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密切相关的。
  中共建国以后,认为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群众应该毫不犹豫地支持共产党。可是1956年6月的波兰“波兹南事件”,特别是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却打破了中共的这种幻觉。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的一些大学生在一个广场举行集会,进行了一些反政府和反苏联的演讲。这个学生运动迅速发展成大规模的市民抗议,抗议活动后来又发展为武装暴乱,最后苏军出动才镇压了这场暴乱。
  波兰和匈牙利发生市民暴动的事件,对中共的震动是很大的。1956年10月21日至11月9日的20天内,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14次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波匈事件。11月10日至11月15日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中心议题之一也是波匈事件。中共如此重视波匈事件,是因为他们感到这绝不是隔岸观火,而是自己也正在遇到的事情。在1956年,中国也出现了不少群众闹事的事件。
  据薄一波回忆说:“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们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不安定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时间里,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每起罢工少的数十人,多的近千人,参加罢工的总人数约一万多人。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罢课、请愿事件,总人数也有一万多人。农村也连续发生闹事风潮。”
  我们分析一下这些“闹事”的特征,就可以发现,大多数“闹事”的原因,都是来自一种完全新型的矛盾,一种过去私有制的旧中国不可能出现的矛盾。
  例如某县要盖一个麻风病院,当地的农民不同意,但县政府硬要盖,结果引发与村民的激烈冲突,警察当场开枪打死5人,打伤9人;还例如一个工厂,说是给工人盖宿舍,但房子盖好后,却全部分给干部住,工人很不满意,于是闹事;再例如一个学校,学生毕业后没有给他们分配工作,也引起了学生的闹事。
  上面盖麻风病院的例子,如果在旧中国,土地是属于地主的,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想盖什么就盖什么,农民根本无权过问。而在新中国,土地是属于大家的,每人都有过问土地用途的权力,所以农民才会闹事。
  上面工厂给工人盖宿舍的例子,如果在旧中国,工厂是老板的,所以不管老板住什么样的豪宅,工人都不会有意见,也不可能抗议工厂的高管住的房子比自己的房子好。可是在新中国,工厂是大家的,厂长和干部比工人的住房条件好,工人就不满了,就要闹事了。

同样上面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例子,如果在旧中国,学校只管教书,不管找工作。所以学生毕业了没有工作,不会责怪到学校头上,更不会找学校闹事。可是在新中国,学校给学生找工作成为“义务”,这就产生了学生不满和闹事的新的契机。
  平心而论,社会主义提倡的“公平”,使工人成为“主人翁”,虽然解决了旧社会的旧的矛盾,但同时又产生出旧社会所没有的“新型矛盾”。
  在旧社会,老板住豪宅,工人住窝棚,工人没意见,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新社会,厂长住豪宅,工人住窝棚,那工人就要闹事了;在旧社会,老板赚大钱,工人拿小钱,工人也没意见,认为是理所当然;可是在新社会,厂长的工资比工人高很多,那工人也要闹事了;在旧社会,老板认为工人不听话,要解雇工人,工人只有自认倒霉;可是在新社会,厂长要解雇工人,工人又要闹事了。
  公有制的新中国,出现了旧中国几千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问题,新矛盾,这就让毛泽东等新中国的领导人大伤脑筋。毛泽东把这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出现的新型矛盾,起了一个新名词叫:“人民内部矛盾”。所谓“人民内部矛盾”,事实上指的是管理国家的干部,与被管理的老百姓之间的矛盾,用当时的术语,就是“干部与群众的矛盾”。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一文,提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同于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敌我矛盾,而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冲突。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发出这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呢?毛泽东认为,发生“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干部与群众发生的矛盾冲突,问题主要是出自“干部”,而不是出自“群众”。毛泽东说:“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会无故闹事的。”
  据1957年2月22日《全国总工会关于职工罢工请愿情况的报告》中说:“罢工请愿的发生,大部分是由于企业行政上的官僚主义。”因此,毛泽东认为群众闹事,是被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逼出来的。干部对群众的作风霸道,靠命令行事,不许群众有意见,有意见就压,结果“压”出群众的闹事。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对干部的官僚主义感到忧心忡忡,认为这样发展下去,中国也会出现波兰、匈牙利那样的流血暴动。1956年11月15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官僚主义,说:
  【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员在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方面,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非党员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越快越好。】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被阻止,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
  【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的问题,动不动就想用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

  毛泽东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由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引发出来的。然而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在党内却引起很大的争论。他们认为,毛泽东既然是共产党的领袖,那么当党员干部与群众发生矛盾的时候,作为党主席的毛泽东,应该无条件地站在党员干部一边,而不是站在群众一边责备党员。
  而且,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一旦地方出现群众“闹事”,就归因于地方官员的“官僚主义”,地方官员就要受到处分,这样就涉及到地方官员的利益。所以毛泽东的讲话在各级干部中传达后,引起空前的争辩,不少人公开表示怀疑和反对毛泽东的观点,认为闹事是“刁民”所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有人说:“不承认群众闹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有人说:“群众闹事要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负主要责任,是不公平的”,甚至有人说:“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太右倾了,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尽管遭到党内很大的反对,毛泽东还是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从克服“官僚主义”入手。那么怎样克服官僚主义呢?毛泽东提出的方法是“整风”。毛泽东说:
  【凡是有官僚主义的地方,人民就可能闹事,出现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类事情。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不要摆老爷架子,不要摆官僚架子,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把官架子收起来。要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搞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



  【我们主张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不整风党就会毁了。整风的总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要怕揭露矛盾,矛盾揭露出来才能解决。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得不到解决。】
  毛泽东搞这次整风,其实也有一番苦心,他是想让党员干部们学会一种“领导艺术”。毛泽东说: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竖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拉科西是前匈牙利领导人的名字,他被认为是引发匈牙利事件的责任者)。】
  在毛泽东的极力主持下,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指示说:
  【我们党已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的地位,但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主要是要求党员懂得: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毛泽东搞的整风运动,要求干部“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实在是过于理想主义了,根本做不到。同时,这样的整风运动也肯定要遭到干部们的各种消极抵制。
  果然,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他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整风”,根本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只好自嘲地说:“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
  但毛泽东坚持认为,如果不整风的话,中国就有可能因为干部的官僚主义导致民众的暴动,就有可能亡党亡国。在“党内整风”不见效果的情况下,毛泽东想出一个别开生面的方法:“开门整风”。这就是请党外人士给党员干部提意见,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本来毛泽东搞整风运动,本意是想帮助党员干部克服官僚主义,他说:“如果我们身上有官僚主义,有缺点,首先让党内批评,然后党外批评,批评我们的缺点,把我们的官僚主义改一改,把缺点改一改,不就好了吗?”



  但毛泽东号召党外人士给党员干部提意见时,忽视了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人的面子问题,特别是中国人,是非常要面子的。每个基层单位的领导人,都算是一路诸侯,他们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面子上还可以接受,但是让他们接受下级和一般群众的批评,面子上就挂不住了。毛泽东号召党外群众给党员干部提意见,就等于让这些干部在群众面前颜面尽失,威信扫地,他们抱怨说:“毛主席给群众撑腰,却不给干部留脸”。
  尽管大多数党员干部反对,毛泽东还是强行搞“开门整风”,发动各种宣传机器,动员党外群众给党员干部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搞“大鸣大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可是毛泽东没想到,真的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他们提出的意见,特别是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提的意见,完全超出了毛泽东的想象。比如“共产党有术无学、不能领导科学”,“中共组织要退出机关、学校”,“一党执政有害,应该通过竞选轮流执政”等等。这些已经不是“提意见”了,而是要让中共下台了。
  这样的言论,不仅超过了一般党员的容忍底线,也超过了毛泽东的容忍底线,于是一场“反击右派进攻”的运动就开始了。党员们早就不满毛泽东搞“开门整风”不给他们面子,现在毛泽东也提出反右了,这些人就把憋了好久的一肚子怨气,发泄到右派身上,大打右派。还有一些干部进行报复,把“大鸣大放”中给自己提过意见的人,统统打成右派。这样就造成了“反右”的扩大化,当初毛泽东估计全国的右派是4千个左右,结果却打出来55万个右派。

  现在有一种论点,认为毛泽东一开始就设计了一个“阳谋”,搞一个假的整风运动,骗群众帮共产党整风,引蛇出洞,一网打尽。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尽管毛泽东本人说过“阳谋”,但这也是一个面子上的说法,给他自己前后自相矛盾的做法,找一个台阶下而已。
  反右运动的由来是清楚的。
  第一步,新中国出现了几千年来首次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认为“人民内部矛盾”起因于干部的官僚主义。
  第二步,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的流血暴动。
  第三步,毛泽东为了防止中国出现波匈事件,提出对党员干部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整风。
  第四步,党内整风遭到抵制,不见收效,于是毛泽东开始搞“开门整风”,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第五步,党外人士提的意见,超出了毛泽东的允许范围,于是一场预料之外的反击右派运动开始了。“反右”得到党内干部的大力支持,大家都大打右派,造成反右扩大化。



  反右运动的后果,不仅是很多人无辜被打成右派,而且带来严重的后遗症,这就是:人们不敢说话了。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想要整的“官僚主义”,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严重了。在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自己也承认说:“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说话了。”
  反右运动造成一种风气,谁给干部提意见就是反党,于是造成谁也不敢提意见,不敢说话了。人们不敢说话,看上去似乎是天下太平,其实反而酝酿着巨大的天下不太平。人们不敢说话,间接地造成了两个大灾难。第一个灾难是“浮夸风”,大家明明知道“亩产10万斤”是假的,但谁也不敢说,怕被打成右派;第二个灾难是大饥荒,大家明明知道没有粮食了,但谁也不敢说,直到最后实在隐瞒不住,问题才爆发出来。
  反右运动之后,各地的“闹事”没有了,天下太平了,没人敢闹事了。于是党员干部们就形成一种“经验”,认为对待群众的闹事,就要用反右那样的高压手段,压下去。9年后的1966年,刘少奇派的工作组仍然沿用反右的经验,想用高压手段把造反学生压下去。没想到此一时,彼一时,这次刘少奇工作组的高压手段,却完全失败了。

  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干部与群众的矛盾,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一种资本主义国家完全没有的矛盾,是一种马克思也没有预想到的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矛盾。正因为是全新的矛盾,所以也没有解决的经验,不管是中国还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试图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但都没有解决成功。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反而使这种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解体。
  毛泽东在50多年前看出“人民内部矛盾”会导致亡党亡国,可谓慧眼。毛泽东本来想通过“整风运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没想到“整风运动”演变成“反右运动”。毛泽东发起的这场“整风运动”,不但没有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反而因后来的“反右运动”,加剧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悲剧。【待续】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