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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刘第三炮(15)(毛与文革大起底连载22 作者: 崇新岳 百思峰 )

(2019-08-26 08:09:36) 下一个

倒刘第三炮(15)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立即布置中央文革小组全线出击,发起打倒刘少奇的第三炮。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战略,是发动群众起来造刘少奇的反,而刘少奇对抗毛泽东的战略,是派出工作组把造反群众压下去。因此,工作组成为刘少奇的最后防线,而毛泽东必须突破这个最后防线。
  1966年7月19日到7月24日,是文化大革命最关键的几天,群众能不能发动起来,就看这几天了。
  毛泽东最常说的口头禅之一是“群众路线”,特别强调不能“脱离群众”。所谓“群众路线”,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要让群众喜欢你,对你有好感,这样群众自然会拥护你;而所谓的“脱离群众”,就是群众不喜欢你,对你反感,这样你就得不到群众的拥护。
  毛泽东派出的文革小组,用最谦逊的态度,最亲切的语言,打动了群众的心,赢得了群众感情上的支持。但仅仅赢得群众感情上的支持,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赢得群众行动上的支持。只是感情上的支持,没有变成行动,也是没用的。现在毛泽东赢得群众行动上支持的最大障碍,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后遗症。
  1957年的反右运动,打了55万右派,几乎把当时胆子比较大的,比较敢说话的,比较有造反精神的人,全部打成了右派。这样一来,群众都吓怕了,敢闹事的人没有了,客观上造成了打50万右派,保50年稳定的效果。如果没有毛泽东发起文革,中国社会很可能会像北朝鲜那样,一直稳定下去。
  经过反右运动的人,都悟出一个生存原理:“领导是不能反的,反领导一定要倒霉的”。因此,尽管群众对工作组不满,感情上也支持文革小组,但行动上却不敢起来造反。因为工作组毕竟是党中央派来的“钦差大臣”,是代表党中央的,谁敢随便跟“党中央”作对呢?
  从1966年6月1日开始,《人民日报》等党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号召群众起来造反,但反响并不强烈。因为1957年反右的时候,《人民日报》等党报,也是铺天盖地地发表文章,动员大家提意见,但没想到《人民日报》的这些文章变成了“引蛇出洞”,提意见的人被打成了右派。因此,自然会有很多人担心:这次《人民日报》号召群众造反,是不是又一次“引蛇出洞”的阳谋?
  经过反右运动的蛇,都已经变“聪明”了,都躲在洞里观望,不肯出洞。毛泽东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把眼光放在那些没有经历过反右运动的“小蛇”身上,这就是大、中学校的学生。【待续】


倒刘第三炮(16)

  【接前】这些大、中学校的学生,最大不过20岁出头,在9年前反右的时候,他们还不懂事,不知道反右的厉害,更没有悟出“领导不能反”的生存原理。因此,毛泽东把发动群众造反的第一步,寄托在大、中学校的年轻学生身上。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太高的威信,人们并不太信任毛泽东。因为1957年反右运动时,毛泽东曾经说过“引蛇出洞”的话,让很多人担心毛泽东这次又要搞“引蛇出洞”。因此,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特别注意重新树立自己的信用,他要用具体事实让群众相信,他这次号召造反是真的。
  毛泽东除了让文革小组的成员,用谦逊的态度和亲切的语言感化群众外,还特别注意公平和公正,即使是反对他本人的大字报,也一视同仁,这样才能让群众感到毛泽东的诚意。比如1966年6月12日,清华大学基础课教研组的李世权,贴出一张“极右”大字报:《拥护党中央,反对毛泽东》。但毛泽东没有对李世权进行处理,允许反对他的大字报公开张贴,以此显示他这次发动大鸣大放的诚意。因此,在文革刚开始的发动群众的最初阶段,甚至反对毛泽东的言论,也是可以公开发表的,但后来很快就不行了。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各种策略奏效了,成功了。第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学生们,得到文革小组的鼓励和支持后,不知天高地厚地开始造工作组的反;第二,文革小组用谦逊和亲切的态度,赢得了群众感情上的支持。在工作组被打倒时,群众不同情工作组。工作组没有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成了孤立的一小撮,当然被轻易打倒了。
  1966年的时候,虽然还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甚至一般群众连电话机也没有。但那时用大字报传播信息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很多人去各个学校抄大字报,一张有影响的大字报一出笼,第二天北京各个学校就出现这张大字报的抄写版。因此,一个学校的工作组被打倒后,消息马上传遍整个北京,甚至很快传到全中国的大中学校。这样,打倒工作组的连锁反应,就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快。从1966年7月19日到7月23日的几天时间里,北京大部分学校的工作组,不是被打倒,就是已经瘫痪了。
  毛泽东打倒蒋介石,用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这次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也用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只不过这次改成了“群众包围中央”。
  毛泽东先在群众中点火,先把刘少奇的外围烧掉,最后再烧刘少奇。到7月24日,毛泽东看到形势大好,刘少奇的工作组基本上被学生和群众打倒了,刘少奇的外围烧的差不多了,于是他开始在中央向刘少奇发难,开始直接点火烧向刘少奇。【待续】




  【接前】1966年7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先批评了一通工作组,他说:“工作组不行,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也烂了。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依靠谁呢?要依靠广大的革命师生,不能靠工作组。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学校的革命师生知道,只有他们了解情况,外面进去的工作组不懂,我去也不行。许多工作组,包括清华大学的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靠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
  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顺着毛泽东的意思,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说:“当前抓运动的人,有这么个方针:他们把放手发动群众,跟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不要党的领导。”
  毛泽东接上陈伯达的话,直接点名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说:“乱弹琴!这是不懂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少奇、小平开口闭口怕乱,你们就是怕字当头,乱有什么了不起?闹事就是革命!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
  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见毛泽东点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名,也跟着点名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说:“工作组公开传达少奇、小平的指示,要大家绝对相信工作组,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
  毛泽东听了康生的话,愈发不满地说:“你们这些人呀,再不革命的话,革命就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有的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说来说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
  这时刘少奇坐不住了,他也向毛泽东反击,反问说:“主席,没有工作组了,学校出现乱打人乱斗人怎么办?”
  毛泽东反驳说:“你叫革命师生一点毛病都没有?可能吗?你搞了一、二个月了,却一点感性认识都没有。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组保护自己,怕什么,没有死人嘛!左派挨打受锻炼,右派挨打,就挨几下嘛,这不能成为不撤工作组的理由。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工作组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所以工作组非撤不可。”
  周恩来见毛泽东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刘少奇了,火药味太重,赶紧出来打圆场,插话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听毛主席的,工作组马上撤,越快越好,撤得越快越主动。”
  周恩来的话,表面看上去是支持毛泽东,但实际上也是在帮刘少奇。因为周恩来知道,现在大部分工作组已经被打倒了,不起作用了,留在那里也没用,不如赶紧撤出来。这样,刘少奇为首的党中央,面子上还好过一些。如果现在不撤工作组,将来学生起来揪斗党中央派来的工作组,那么党中央就更没面子了。【待续】



 【接前】周恩来的意思,是让刘少奇赶紧顺着毛泽东的话,做一个自我检讨,同意撤出工作组,把大事化小。可是刘少奇并没有领周恩来的情,既没有自我检讨,更没有说同意撤工作组,只是闭口不说话了。也许是刘少奇铁了心,要跟毛泽东斗到底吧。
  毛泽东见周恩来帮刘少奇圆场,刘少奇不领情,心中暗喜。他把话题一转,表扬文革小组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相反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有感性知识怎么行。李雪峰和吴德来了吧?”
  李雪峰和吴德,分别是北京市委书记和北京市长。李雪峰站起来说:“我在。”
  毛泽东批评说:“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大字报,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运动?就是停了日常的事务,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识。”
  邓小平还是胆大的,仍敢继续向毛泽东发难,说:“没有了工作组,黑帮复辟怎么办?右派闹事怎么办?”
  毛泽东又反驳说:“有些是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嘛。我们有些部长是不是就那么可靠?学生闹事就是革命,工作组起了阻碍革命的作用,清华、北大的工作组就是这样。只有行凶、杀人、放火的才叫反革命,写大字报,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他还拥护党中央嘛。叫他们放毒嘛,贴几张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语,怕什么?总之,工作组要撤,出乱子不可怕。各地要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
  李雪峰插话说:“我们市委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数还不少。”
  毛泽东借题发挥说:“除你外,那个市委,人员不要多,庞大的机关,历来没有用。我这里就一个人嘛,很好嘛。现在很多部长都有秘书,统统去掉。少奇同志,你夫人不要当秘书了,下去劳动嘛。”
  毛泽东不但直接批评刘少奇,并公然提出王光美不要当秘书,公然不给刘少奇面子。当然刘少奇也是久经考验的,听了毛泽东的话,照样脸不变色,神情坦然。
  周恩来本来是帮刘少奇打圆场的,但刘少奇不领情,周恩来只好不再说话了。
  这次会议上,因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不同意撤工作组,所以没有做出撤工作组的决定。仅仅在3天之后,各个学校的学生纷纷开始揪斗工作组成员,工作组不撤是不行了,刘少奇只好同意撤工作组。这是刘少奇的失误,他错过了最后争取主动的机会。【待续】



 【接前】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被毛泽东煽起来的学生打倒后,毛泽东感到打倒刘少奇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准备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在会上罢免刘少奇的官职。但在刘少奇下台之前,毛泽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事先安排好,那就是刘少奇下台之后,由谁来接替刘少奇的位置。
  单纯从权术的角度来讲,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是不明智的。领导人不能让自己的某个部下的权力过大,而是要分权,让自己的部下,每人都分到一部分权力,每人的权力又不太大,这样就不会对领导人构成威胁。如果毛泽东感到刘少奇的权力太大,对他构成了威胁,毛泽东可以分掉刘少奇的一部分权力,让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分散刘少奇的权力。这样,不仅刘少奇的权力缩小了,消除了对毛泽东的威胁,同时还不会出现权力过大的人,毛泽东的地位最稳。
  按照党内的惯例,第二把手下台,应该由第三把手接替。当时刘少奇是党内第二把手,周恩来是第三把手,那么刘少奇下台的话,理应是由周恩来接替刘少奇的第二把手。这样难题就来了,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却不想让周恩来接班。当年毛泽东布置刘少奇这个棋子,就是要防御周恩来的。现在,毛泽东却要自己把自己的防御棋子拔掉。
  当时中共政治局常委有七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和陈云。其中周恩来和朱德,从最初就是毛泽东难于驾驭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毛泽东以前能驾驭,现在也驾驭不住了;陈云是毛泽东不喜欢的,从1964年以后,就不通知陈云参加常委会了。这样七个常委中,毛泽东能够用来接替刘少奇的,只剩下林彪一个人。
  不过从权术的角度来讲,让林彪接替刘少奇,也绝不是一步好棋。因为林彪本来就有一部分权力,他现在再接管了刘少奇的权力,那么林彪的权力就比以前刘少奇的权力还要大。这样一来,毛泽东让比刘少奇权力更大的林彪接班,他自己的权位反而更加不稳了。当然,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并不是单纯从权术的角度出发,这点我们前面多次提到。
  毛泽东让林彪接替刘少奇,又产生出另外一个人事难题,这就是怎么安置周恩来。
  林彪接替刘少奇,成为党内第二把手,就要超过周恩来的地位。在中共的制度中,党主席有一个特权:人事决定权,党主席有权决定政治局常委的人选。毛泽东可以用自己的人事特权,强行让林彪升任第二把手,但这样就要得罪周恩来。更重要的是,这样会让周恩来在党内感到难堪,伤周恩来的面子。
  毛泽东现在需要周恩来帮他打倒刘少奇,而且文革的启动与发展,也都离不开周恩来的帮助,所以,现在毛泽东还不能得罪周恩来,因此,毛泽东需要找一个的办法,既可以安抚周恩来,又能给周恩来面子。【待续】



 【接前】毛泽东是怎么跟周恩来说这件事的呢?现在看到两种说法:一种是邱会作回忆录的说法,另一种是吴法宪回忆录的说法。
  邱会作说,陶铸成为全党第四号人物之后,邱会作等人前去祝贺,陶铸向他们讲述了林彪成为接班人的决策过程。邱会作回忆录是这么写的:
  【那是中央全会中期以后的一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陶铸去毛主席家谈工作,毛主席正要吃饭,便戏谑地说:“你们是来办事的,还是想混一顿饭吃?”
  陶铸诙谐地消除了拘谨,说:“是谈工作,如果有饭也混一顿吃吃。”
  在谈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后,在全会上激起的义愤,他们几个人说:再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不现实了,要有新的接班人。
  周恩来一看要谈人事,托故拔脚就朝外走,是毛主席叫人把周恩来追回来的。
  毛主席一看此状,便说:“为避顾忌,大家把名字写在手心里,‘民意测验’如何?”
  陶铸、康生写了‘周’,毛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写了‘林’,大家伸出手来,毛主席一见,笑了。”】

  吴法宪回忆录,则是另外一种说法,吴法宪回忆中写道:
  【1967年的一天,周恩来要我和他同乘一辆车,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在车上周恩来告诉我,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21年,完全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
  周恩来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
  周恩来说完后,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当时在毛泽东开列的中央常委名单上,副主席是两个,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周恩来。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表示谦虚,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这样,林彪就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我们根据各种情报的综合比较,认为吴法宪的说法比较合理。这是因为:第一,吴法宪是直接听周恩来本人说的,而邱会作是听第三者间接说的,所以吴法宪的说法误传的可能性低。
  第二,邱会作的说法,过于戏剧化,有点像小说里面的情景。按照逻辑推理,毛泽东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人事问题,搞什么“民意测验”。万一当时的五人中,有三个人手心里写“周”,两个人手心里写“林”,那么毛泽东就会很尴尬,下不了台。所以毛泽东不应该去冒这样的险,搞什么“民意测验”。
  第三,邱会作说法中毛泽东的形象,不符合平时毛泽东的为人。据多年在毛泽东身边的卫士李银桥回忆说:“毛泽东和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外,基本无来往。毛泽东似乎有意约束自己,不要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领导人,发展超过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私人感情。我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没听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待续】



 【接前】可是打倒刘少奇之后,谁来接替刘少奇的第二把手呢?林彪认为,不应该是自己,而应该是周恩来。
  如果说中共能够得到中国大陆的天下,毛泽东的功劳第一,周恩来的功劳第二,那么林彪的功劳就是第三了。林彪对中共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他对中共是非常有感情的,他要保护这个党,维护这个党的利益。在林彪看来,周恩来当第二把手,是最符合党的利益的。
  林彪也清楚,毛泽东对周恩来有防备,有猜忌,但林彪认为周恩来是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的,认为毛泽东的猜忌是多余的。的确,在一般人的眼里,都认为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诚和关心是无微不至的。毛泽东的住处,周恩来要亲自先去看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的饭菜,周恩来要时时关心过问,甚至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坐的沙发,周恩来要先试坐一下。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完成是一种“臣子”般的谦逊态度,这与刘少奇对毛泽东的傲慢,形成鲜明的对比。
  林彪是个孤傲的人,能让林彪看得起的人很少。在党内,林彪最敬佩的是毛泽东,而第二敬佩的就是周恩来。林彪对周恩来的尊重,很多资料都有佐证。比如吴法宪回忆录中提到这么一段情节:
  【“九大”期间,我是大会秘书处的负责人之一,就正好坐在康生和张春桥身边。开会时,他俩悄悄地对我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周恩来要负责任。”
  散会以后,我就把这个事情打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听了马上要我去他家。我去了以后,林彪对我说:“胖子,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的疏忽,不能怪总理。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
  林彪说“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把周恩来的位置抬到“不能没有”的高度。林彪固然忠于毛泽东,但在周恩来的问题上,林彪与毛泽东的看法是不同的。毛泽东希望林彪当第二把手,提防和制约周恩来,而林彪却认为周恩来是可以信任的,没有必要提防和制约周恩来,甚至认为周恩来应该当第二把手。
  从后来发生的各种事情来分析,林彪对共产党的忠诚,超过了对毛泽东的忠诚。林彪从共产党的利益出发,认为毛泽东当第一把手,周恩来当第二把手的共产党,是最稳定,最团结的格局,所以林彪打倒刘少奇的目的,是希望周恩来当党的第二把手。【待续】



  【接前】毛泽东对林彪的心思也很清楚,毛泽东知道,如果事先跟林彪讲,让他当第二把手,林彪是死活不会同意的。所以毛泽东想出一个妙计,就是事先不让林彪知道,先在党组织内,把林彪当第二把手的事情决定下来,搞成一个“木已成舟”,到那时林彪不同意也不行了。
  于是,毛泽东跟周恩来等人商量好,决定了林彪当第二把手之后,才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来北京开会。林彪来北京后,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定为党的第二把手,毛泽东的接班人,大吃一惊。据林彪女儿林豆豆回忆说:1966年8月6日,林彪从大连赶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见了毛泽东就作揖,称身体有病,不能接受这个新职。毛泽东大怒,骂林彪说:“你想当明世宗?(不问政事的皇帝)”
  林彪无奈,只好接受了这个党内第二把手的职位。林彪本人在1966年8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与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林彪在中央会议上,对众人明确地说明:我是无奈地成为第二把手。第一,林彪表明自己原本不想干,他说“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第二,林彪表明毛泽东和中央未征求他的同意,就做出了这个决定,他说“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 第三,林彪表明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在林彪看来,“更合适的同志”只有周恩来一个人,如果让林彪把第二把手的位置交给周恩来以外的人,林彪是不愿意的。

  从周恩来的角度来看,他是很愿意林彪取代刘少奇的。因为周恩来跟刘少奇的关系并不融洽,刘少奇对周恩来也不够尊重。而林彪与周恩来的关系比较融洽,对周恩来的态度非常尊重,因此周恩来与林彪比较好共事。而且,有林彪作为中介,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之间矛盾可以得到缓冲。因此,周恩来对林彪当接班人,也是满意的。【待续】



  【接前】刘少奇不仅是中共“三巨头”之一,而且是党内一条路线的代表人物,党内有一批支持者,更有一批同情者。因此,毛泽东仅仅打倒刘少奇个人是不够的,还要扫净刘少奇在党内的路线,消除刘少奇在党内以及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因此,打倒刘少奇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简单任务,而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
  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工程,分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降职”,第二个步骤是“批臭”,第三个步骤才是“打倒”。
  在第一个“降职”步骤,毛泽东寻找刘少奇的一个错误为突破口,撤掉刘少奇党内第二把手的职位。但仅仅撤了刘少奇的职,刘少奇的路线还在,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还在,随时可能复辟和卷土重来,所以仅仅撤职是不够的,还需要展开大批判,把刘少奇和他的路线“批臭”。
  因此第二个“批臭”步骤是重点工程,这个“批臭”工程搞了差不多两年,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毛泽东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从各个方面对刘少奇和他的资本主义路线进行狠批、猛批,把刘少奇彻底批臭。
  把刘少奇批臭之后,毛泽东才进入第三个“打倒”步骤。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给刘少奇定罪为“叛徒、内奸、工贼”,并宣布把刘少奇彻底开除出党。
  毛泽东之所以这么严厉地处分刘少奇,是因为毛泽东想制造一个杀一儆百的效果。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枪毙了贪官张青山和刘子善,杀一儆百,一时间没人敢贪污了。这次,毛泽东又试图把刘少奇的下场,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典型下场,希望以此来吓住今后那些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上面这些都是后话了,现在我们在把话题转回到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第一个步骤。毛泽东先要找刘少奇的一个错误,作为对刘少奇进行降职处分的理由。可是刘少奇是个非常谨慎的人,要找刘少奇的错误很不容易,现在毛泽东终于拿到刘少奇的一个把柄,就是“派工作组镇压学生”。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分析,刘少奇派工作组跟毛泽东对抗,是因为他不太相信群众的力量,过分迷信党组织的力量。在1966年6月1日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到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的50多天时间里,刘少奇完全有机会争取群众,完全有时间把毛泽东发动起来的群众,争取到自己的一边。
  可是刘少奇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他以为群众总是“怕”官的,没有人敢跟党中央派出的“钦差大臣”工作组对抗,所以刘少奇始终对学生采用僵硬的“压”的方针。刘少奇认为共产党连国民党都能打败,对付几个小小的学生算不了什么。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7月19日和7月22日,刘少奇主持了两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在这两次会议上,陈伯达提出“撤工作组”的建议,但都被刘少奇否决了,可见那时刘少奇对工作组还有自信,也没把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放在眼里。【待续】



【接前】但在这时,周恩来认为刘少奇应该改变僵硬的态度,应该撤出工作组。周恩来是比较给人面子的,因此他没有在会上公开与刘少奇唱反调,而是在会后找刘少奇私下谈话。7月23日晚,周恩来跟刘少奇单独谈话,后来邓小平也加入进来。这次谈话似乎进行得不如人意,双方意见分歧较大。
  于是周恩来在第二天凌晨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并把这封信公开。周恩来的信如下:
  【少奇、小平同志: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它原因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
  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
  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
  我今晨在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匆匆补合,并致敬礼!周恩来。七月二十四日四时半。】

  周恩来在这封信中,谈了四个问题。第一,周恩来与刘少奇的意见不一致,他说:“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因看法不尽一致。”周恩来与刘少奇的不同意见,就是周恩来主张撤工作组,而刘少奇不同意。
  第二,周恩来给刘少奇一个面子,这是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特点。他说:“在派北京工作组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也就是说,刘少奇派工作组也是有道理的。周恩来给别人提意见时,都要肯定对方不是完全错的。这次,周恩来一方面肯定刘少奇派工作组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又主张撤工作组。
  第三,周恩来对刘少奇提出“抱怨”,他说:“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
  从工作关系来说,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周恩来的上级,那么当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周恩来到底应该听“哪位上级”的指示呢?
  在官职上,毛泽东比刘少奇高一些,似乎应该听毛泽东的指示;但毛泽东退居二线,而刘少奇是一线领导。也就是说,刘少奇是周恩来的顶头上司,而毛泽东不是周恩来的顶头上司。
  打个比方,军队里一个团长的顶头上司是师长,团长接到师长的一个命令,可是军长又给这个团长发来一条完全相反的命令,那么这个团长是应该服从自己顶头上司师长的命令呢?还是应该服从比师长高一级的军长的命令呢?
  很多国家的军队中,都有明文规定,团长必须服从自己顶头上司师长的命令,这样军队才不会出现指挥系统的混乱。按照外国的规定,周恩来应该听刘少奇的命令,但中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中共的党章中也没有规定。
  因此,周恩来,以及周恩来以下的高官们,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意见不一致时,就无所适从,不知该听谁的。因此,周恩来在这里对刘少奇,也是对毛泽东提出了“抱怨”,提出应该作出一个具体的规定,规定一个人应该优先服从顶头上司的命令,还是优先服从来自更上级的命令。所以,周恩来在信中说:“工作关系要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待续】


  【接前】第四,周恩来给刘少奇一个建议,希望他亲自去大学看看大字报。但周恩来不会明说,而且巧妙地说“我今晨在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这里周恩来暗示刘少奇,也应该去看看大字报,直接了解现场的第一手情况。
  刘少奇的工作作风,是比较高高在上的,官架子是比较大的。北京各个大学贴了那么多的大字报,出了那么多的问题,刘少奇却只是在办公室里听汇报,不肯或者不屑去现场直接看大字报,直接体会现场的气氛和群众的力量。
  周恩来本来也是赞成中央派工作组的,可是周恩来看了现场的气氛之后,发现工作组真的不行了,所以提出撤工作组。周恩来对刘少奇的官僚作风是不满的。
  而刘少奇仍然不肯去现场,所以感觉不到现场的气氛,只是听工作组的汇报。而工作组为了突出自己的“政绩”,总是要向上级“浮夸”一下自己的工作成绩,因此工作组在汇报中,把自己的作用抬高和夸大了。这样,刘少奇单单听工作组的汇报,就难免被“忽悠”,误认为工作组真的很“行”,所以做出不撤工作组的错误决定。
  前面我们提到,在7月24日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撤工作组,周恩来也公开提议撤工作组,但刘少奇仍不同意撤工作组。然而,工作组很快就被造反学生打倒,并开始揪斗工作组成员。到这个时候,工作组想不撤都不行了,所以在7月2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也不得不同意撤工作组。
  尽管刘少奇同意撤工作组,但他并没有承认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他只是说:有一部分工作组是错误的,但不是所有的工作组都是错的,还有一部分工作组是正确的。刘少奇特别要坚持一个工作组是正确的,那就是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因为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如果清华大学的工作组是错误的,那么王光美就是错误的,进而刘少奇的错误也就逃不脱了。
  因此,力保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正确性,是刘少奇底线中的底线。此时,毛泽东已经不与刘少奇单独谈话了,于是7月27日,刘少奇找到康生单独谈话,试图说明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正确性,然后通过康生把这些情况转到毛泽东那里。后来在文革中,康生披露了那次刘少奇找他单独谈话的内容,康生说:
  【7月27日,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刘少奇)单独找我谈话,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对清华大学和师大一附中的看法,我们之间有分歧。”
  我说:“这两个地方我没有去过,情况不太清楚。”
  他说:“你不清楚,我们清楚。你们说清华工作组镇压蒯大富,那是错误的。”
  我说:“蒯大富是革命的。”
  他说:“蒯大富不是革命的。你们说是镇压,那是不对的,不是镇压。”
  我说:“不是镇压是什么?是辩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这叫辩论吗?”
  他武断地说:“在辩论的时候,这样也是有的。”】【待续】



  【接前】刘少奇的“说明”并没有起作用。毛泽东早就看到了这步棋,看到了蒯大富案子是刘少奇的软肋,所以毛泽东要蒯大富案子把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犯错误的铁证,并早就着手搞蒯大富案子的材料了。
  7月19日,蒯大富被放出来,恢复人身自由。7月22日,毛泽东派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到清华大学去见蒯大富。蒯大富回忆说:
  【7月22号,工作组的人通知我说:“蒯大富,今天晚上有人找你说话,到我们工作组办公室一楼。”
  晚上我就去了,其他人全出去了,没一会儿进来两个人,隔着一个很小的书桌,那两个人坐在一边,我坐在他们的对面。
  那两个人都穿着军装,一个人自我介绍说:“我叫王力,这位是关锋同志。我们两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我们受中央文革的委托,想听听你对工作组的意见。”
  我哪里知道中央文革小组啊!不知道,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组织。我以为他们又蒙我了,我已经被“整”糊涂了,我根本不相信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干嘛要对他们讲那么多啊。
  我当时大概只讲了十来分钟,简单地回顾了这二十多天的情况,写了三页纸,说:“工作组进校后,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看吧。”
  他们两人见我不说什么,他们也没有办法,就把我那三张纸拿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中央文革小组那简直是不得了的!但当时完全是没感觉。】

  蒯大富被“整”怕了,不肯多说,这让毛泽东不好办。当然毛泽东也清楚蒯大富有顾虑,于是在7月29日,亲自点名蒯大富,让他参加《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当时蒯大富还不知道是毛泽东亲自点名让他参加大会的,只是感到他被领导关怀和重视了,心中的警惕有些放开,但还是不太敢讲话。
  蒯大富不开口,这个案子就搞不下去,于是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让他亲自找蒯大富谈谈。
  7月30日,蒯大富得到通知,说晚上有人找他谈话,让他在清华大学的甲所等着。蒯大富回忆说:
  【甲所是我们清华大学唯一有沙发的地方,全校因为反修正主义,扫四旧嘛,那时候坐沙发就是修正主义啊,沙发都没有了,唯一就是甲所还有沙发。
  我就坐在沙发上等,从晚上七点到凌晨两点,等了七个多小时,我坐在沙发上就睡着了。快到凌晨两点的时候,有人把我摇醒,说:“找你谈话的人来了。”
  那人一进门,我就傻了眼:周总理来了!
  周总理这个形象绝对是认识的,他在电视上和电影记录片上的形象太特殊了,我不可能不认识。当时我就蒙了,蹭地站了起来。
  周总理问:“你是蒯大富?”
  我说:“是,总理,您怎么来了?”
  周总理说:“你坐,请坐。”
  我哪敢坐啊?我一个农村的孩子,一个草民小人物,当时真是有点发抖的样子,根本不敢坐。
  后来周总理的秘书过来压着我的肩膀,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下。”
  秘书把我给按坐下了,坐下来以后,我就半个屁股坐在沙发上,还是很紧张。】【待续】



 【接前】前面我们提到,根据吴法宪的回忆,毛泽东找周恩来单独谈话。毛泽东直截了当地,用非常斩钉截铁和毫无商议余地的口气,对周恩来说:“我对刘少奇完全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
  毛泽东很了解周恩来,他知道周恩来个人对刘少奇并无好感,但周恩来总是顾全大局,凡是影响党的团结与稳定的事情,周恩来都是反对的。罢免党的第二把手刘少奇,对党的冲击波太大了,所以周恩来不会赞成罢免刘少奇。如果毛泽东用征求意见的口气问周恩来:“你看把刘少奇拿下来怎么样?”周恩来肯定会凭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婉言反对罢免刘少奇。
  毛泽东明白,罢免刘少奇这件事,是不能跟周恩来商量的。因此,毛泽东用完全不给周恩来说话余地的口气,非常斩钉截铁地对周恩来说:“我要把刘少奇拿下来”。
  果然,在毛泽东坚定的态度面前,周恩来妥协了,他只得同意罢免刘少奇。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那就是跟毛泽东翻脸了,那就很可能出现周恩来最担心的事,也是周恩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事,那就是毛泽东另立中央,重上井冈山。
  既然周恩来同意了“拿掉刘少奇”,那么毛泽东要求他帮助搞罢免刘少奇的证据材料,周恩来就无法拒绝了。
  周恩来这次搞材料,也显示出高超的政治手腕。如果是一般人办这件事,很可能是自己高高在上地坐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里,派人把蒯大富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来谈话。如果是这样,蒯大富这样的小人物就会紧张和顾虑,不敢畅所欲言,这样很多真相就无法搞清楚了。
  因此,周恩来第一步要打消蒯大富的惊恐感和紧张情绪,所以他不惜屈尊,亲自去学校找蒯大富谈话,用平等的姿态,和蔼的语言,打消了蒯大富的紧张和顾虑,让蒯大富敢于放开讲话。但周恩来与蒯大富两个人的单独谈话,是不能当作证据的,所以真正的谈话,其实是第二次在人民大会堂的谈话。
  第二天,周恩来让蒯大富叫三个同学,作为蒯大富的证人,一起去人民大会堂谈话。而周恩来也叫来谭启龙和江渭清一起听,作为周恩来的证人。这样,周恩来搞出来的材料就比较真实可靠,无懈可击。

  那么毛泽东具体是哪一天当面跟周恩来甩出“拿掉刘少奇”的话呢?从各种迹象分析,应该是在1966年7月27日。这个推测主要有三个证据:第一个是证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在7月27日这天,毛泽东两次找周恩来单独谈话,这是非常异常的;第二个证据是7月27日至30日,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所以毛泽东要在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把罢免刘少奇的事情内定下来。
  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有三件事使他感到吃惊:第一,会议公报的送审传阅名单上,居然没有刘少奇;第二,在送审传阅的名单上,毛泽东的名字后面即是林彪;第三,公报初稿上,曾引述的刘少奇几天前的一段讲话,被删掉了。【待续】



 【接前】这三件事表明,刘少奇在8月1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已经被排除出决策层了。做出这个决定的,只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最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不过是在名义上追认这个决定而已。
  刘少奇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被排除出决策层的呢?据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回忆(刘涛当时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7月28日晚,刘少奇异常激动地对我和王光美说:现在不是说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清华大学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的面做的,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
  从刘涛的回忆可见,刘少奇应该是在7月28日,知道了自己被排除出决策层,所以才异常激动地说了那么一通话。这也可以作为第三个证据,显示毛泽东是7月27日当面跟周恩来说“拿掉刘少奇”。

  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万多人参加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政治局常委,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作了讲话。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以“正面形象”在公共场合讲话。
  会上邓小平第一个发言,然后周恩来作了讲话,他一方面肯定工作组都是好人,说他们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另一方面也承认中央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周恩来说:“问题在于我们做领导的,我们仓促地决定了,迫不及待地到处派工作组。”周恩来这里用“我们”这个复数词,有意减轻刘少奇个人的责任,体现出周恩来虽然同意拿掉刘少奇,但还想尽量缓和刘少奇的错误。
  最后是刘少奇发言,他应该也预测到,这很可能是他自己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讲话了,所以刘少奇要珍惜这次机会,乘现在还有话语权的时候,要把他想说的话赶快说出来。
  第一,刘少奇要替自己辩护,他不承认他派工作组有错,认为当初中央决定派工作组是正确的,现在中央决定撤工作组也是正确的。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是中央同意的。现在工作组这个形式,不适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了,所以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
  第二,刘少奇要说出自己对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的其它领导人也不知道。”
  这里,刘少奇隐晦地说,他对毛泽东搞文革有异议,而且不止他一个人,中央其它领导人对毛泽东搞文革也有异议,所以刘少奇说:“革命怎么革,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的其它领导人也不知道。”
  第三,刘少奇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被罢官,很快就要“挨整”了。在中共党内,“整人”是很常见的事,毛泽东挨过王明的“整”,被“整”得够呛;周恩来挨过毛泽东的“整”,也被“整”得够呛;可是幸运的是,刘少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挨“整”的经验。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整”别人整过不少人,但他却没有被别人“整”过。【待续】


【接前】中共有“整人”的传统,所以每个中共高官,在当官之前,都要做出“五不怕”的思想觉悟。据前《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回忆,毛泽东曾特别跟他讲过“五不怕”的问题。
  1957年6月,当中央任命吴冷西为《人民日报》总编辑时,毛泽东叫吴冷西去他的卧室谈话。吴冷西还以为毛泽东又什么机密相授,而毛泽东却郑重地对吴冷西说,要他做好“五不怕”的思想准备。吴冷西回忆说:
  【毛主席严肃地告诫我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
  毛主席说:“共产党内,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现在的中央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所以杀头大概还不至于,但对坐牢要有精神准备。”
  毛主席说:“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
  毛主席接着举例说:“屈原流放后而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那时我被解除了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书,《孙子兵法》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都是那时看的。”
  然后,毛主席笑着问我:“你怕不怕老婆离婚?”
  我回答说:“不怕。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我想不至于。”
  毛主席接着说:“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的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当时吴冷西还没有体会到毛泽东这段话的深意,但他在文革中被捕入狱后,才感叹毛泽东的这段话意义至深。
  从毛泽东这段话也可见,当时在中共当“高官”,也是一种“高危职业”。而刘少奇作为中共的第二把手,几乎就是“高危职业”中最危险的,因此,刘少奇也准备好了这“五不怕”。几天后,刘少奇当面对毛泽东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尽管刘少奇说“五不怕”,他也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在延安整风时,打人、酷刑等暴力整人事件,是经常发生的。到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大家都感到“暴力整人”过于残酷,应该制止,因此在党内制定了制止“暴力整人”的规定。此后发生的高岗、饶漱石事件和彭德怀事件中,都没有发生暴力整人的情况。
  所以,刘少奇对在党内“挨整”,还不太担心,他知道党内已经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不会再出现暴力整人了。但这次情况却不同,刘少奇面对的,并不是中共党员来“整”他,而是非党员的党外群众来“整”他。这些党外群众,不会理会党内禁止暴力整人的规定,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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