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1966年7月29日的讲话，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他要利用这次最后的机会，跟党外群众说，不要干暴力整人的事。因此，刘少奇在这次讲话中，大篇幅地讲到“保护少数”的问题，特别是告诫群众，不要使用暴力对付不同意见的人。刘少奇语重心长地说：
【运动中要保护少数，因为你今天是多数，明天就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在另外问题上就可能变成少数；不正确的意见是少数，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有这样的经验，有些意见我讲的并没错嘛，但我是少数。毛主席也是这样，很长的时间他是少数。
怎么保护少数？对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人，各种意见都可以讲，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即使是错误的，也可以保留，没有定案就不能向他施行专政。他们也可以参加辩论，也可以不参加，不要把辩论会变成斗争会。对少数犯了错误，做了错事的人，不能限制他们的自由，更不能打他们，一打就不好了。】
现在看来，刘少奇向党外群众提出“保护少数”，不要搞“暴力整人”的呼吁，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表现了刘少奇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洞察力。刘少奇这里讲到的问题，他后来几乎都遇到了。后来刘少奇本人遭到无情和粗暴的批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群众没有“保护少数”的思想，认为对待坏人就要冷酷无情。
刘少奇的话讲完了，听众对他报以鼓掌。这只是礼节性的鼓掌，感不到群众对他有特别的崇拜或爱戴。这时，有人给刘少奇递过来一个纸条，刘少奇一看，立即大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来看望我们大家了！”
刘少奇没想到毛泽东突然出现，参会的师生更没想到，于是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全体起立，掌声雷动。在一片欢呼声中，毛泽东走上台来，他没有同讲台上的刘少奇打招呼，甚至没有看刘少奇一眼，只是向欢呼的师生们挥手致意。台下的人都看得出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非常冷淡。
毛泽东在台上向大家挥手致意之后，在鼓掌雷动中率先离开了会场。毛泽东走后，全场的掌声和欢呼声依然经久不息。而刘少奇却十分尴尬地站在台上，因为这些掌声和欢呼声不是给他的，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群众对刘少奇只是礼节性的鼓掌，对毛泽东则是雷鸣般的欢呼，这个反差太大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一个流传颇广的传闻，说：“在大会开始前，毛泽东隐身坐在幕后，不露声色地听着刘少奇讲话，当刘少奇说到“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时，毛泽东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
事实上，刘少奇在讲话中，并没有说过“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句话是周恩来说的。既然刘少奇没有说过“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毛泽东也就不可能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的话，因此这个传闻自然就是假的了。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出现在会场呢？大概毛泽东是想给刘少奇一个精神上的打击，让刘少奇威风扫地。毛泽东要用具体的事实让刘少奇知道：拥护你的人有多少，拥护我的人有多少。【待续】
【接前】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召开，毛泽东准备在这次会议上，打响打倒刘少奇的第三炮，先罢掉刘少奇的官。
罢刘少奇的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政治战争，它跟真的战争一样，不能只考虑杀敌，也要考虑自己为此而付出的损失和代价。如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也未必是合算的事情。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虽然罢掉了彭德怀的官，但他自己的损失也很大，毛泽东损失的就是他在党内的威信。很多人为彭德怀鸣不平，以至于后来为彭德怀平反翻案的呼声不断，让毛泽东很被动。
这次毛泽东接受了彭德怀罢官的教训，他要在罢刘少奇官的同时，使自己的威信损失降为最低。毛泽东的威信，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党内的威信，另一部分是在党外的威信，也就是在群众中的威信。
毛泽东对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是很有自信的。比如三天前的那次“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毛泽东一出场，全场一片欢声雷动，欢呼声长达10分钟之久。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参加这次“积极分子大会”的人，都是对造反特别积极的人，比如聂元梓、蒯大富等都在里头，所以他们对毛泽东格外推崇和拥护。而那些对造反不积极，冷漠，甚至反对的人，并没有被选来参加这个大会，因此这个大会上对毛泽东欢声如雷，并不能代表毛泽东在整个知识分子界中的威信。但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的确是相当高的。
可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特别是在党内高层的威信，那就差得太多了。这次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1人，但毛泽东又做出指示，邀请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以及聂元梓等47名大专院校革命师生，作为特邀代表列席会议，这是以往中央全会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毛泽东让这些人参会，主要是增加支持自己的人数，以免出现冷冷清清，没人支持的尴尬局面。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和革命师生代表，只能列席参加讨论，并没有表决权。
在8月1日的开幕式上，毛泽东首先发表一个简短的开场白，他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开五天会。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参加，中间开三天小组会，最后再开一天大会，就行了。”
毛泽东讲完开场白后，邓小平宣布会议的议程：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工作；三、通过会议公报；四、追认五月份中央对彭真、罗瑞卿等人的人事任免决定。【待续】
【接前】这里，毛泽东用了一点小花招，他在会议的一开始，没有透露要在这次大会上罢免刘少奇，这是毛泽东试图把自己的威信损失降为最小。如果毛泽东一开始就突然提出罢免刘少奇，参会的高官们就会不理解，想不通，很难让人们心服，毛泽东本人的威信也会大受影响。
所以，毛泽东要先搞一个“打通思想”，制造舆论的过程，先指出和批评刘少奇的错误，让参会者逐渐认识到，刘少奇的确犯了严重的错误，的确应该被罢官。在大家的思想被“打通”之后，毛泽东再宣布罢刘少奇的官，这样毛泽东本人的威信损失就能大大降低。
因此，毛泽东在会议一开始，完全没有提到刘少奇的事情。尽管很多高官从预备会议材料的传阅名单中，嗅出来刘少奇的地位大概要降低了，但都没想到刘少奇会被罢官。这时，除了周恩来之外，其他人都被蒙在鼓里。
邓小平宣布了会议日程之后，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做工作报告，汇报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工作情况。因为事先没有通知刘少奇起草书面报告，所以刘少奇只得作一个口头报告，周恩来加以补充。
在此之前，刘少奇已被排除出决策层，对这次大会的具体细节不清楚。但从邓小平宣布的大会议程来看，完全没有提到刘少奇的问题，这让刘少奇有点放心下来，认为毛泽东不会在这次大会上，对他进行罢官。这样刘少奇又被毛泽东所麻痹，没有事先做出准备，后来被毛泽东的突然袭击打了个措手不及。
刘少奇开始做他的报告。刘少奇报告的前半部分，是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际、国内各方面所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在这些事情上刘少奇并无错误，也没人提出问题。刘少奇报告的后半部分，着重谈“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这时，刘少奇不得不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进行自我批评。因为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被学生赶走，损害了党中央的威信，刘少奇必须为此负责。
刘少奇自我检查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责。”
陈伯达不满刘少奇的说法，因为他曾三次提出过撤工作组，都被刘少奇否决了，于是陈伯达插话说：“派工作组的做法，是想把那些朝气勃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积极搞文化大革命的人打下去。”
刘少奇知道上次否决了陈伯达的建议，这次陈伯达要对他发难了，刘少奇对陈伯达的问题解释说：“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过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伯达同志提出书面意见，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派工作组，我也发言要派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待续】
【接前】这时毛泽东不客气地插话，讽刺地说：“当时只讨论‘去’的问题。”
刘少奇料到毛泽东会对他不客气地批评，心里早有准备，他面不改色地解释说：“那个时候已经讨论‘撤’的问题，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
毛泽东不客气地继续发难说：“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
刘少奇知道，他现在的地位很被动，不能跟毛泽东争执，更不能争吵，否则会被毛泽东抓住更多的把柄。而且，被毛泽东气势汹汹地“骂”一通，还能赢得众高官的同情分。因此，刘少奇心平气和地再次解释说：“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的部分党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毛泽东步步紧逼，反问说：“怎么会中断呢？”
刘少奇继续解释说：“当时我想，是不是下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还要看一看。同时，等主席回来后再请示决定。主席回来的第二天，又开了个会，感到是个问题。”
陈伯达也向刘少奇发难，说“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
毛泽东接过陈伯达的话，用讽刺的口吻说：“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还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
陈伯达知道毛泽东是在讽刺刘少奇，也帮腔说：“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是要发生修正主义的。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但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
毛泽东又接过陈伯达的话，说：“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贴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有人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个批评，击中了刘少奇的要害。毛泽东相信“群众比干部高明”，所以毛泽东的战略是发动群众打倒干部，小人物打倒大人物；而刘少奇不相信“群众比干部高明”，而是相信“干部比群众高明”，他认为自己和一批久经考验的党员干部，要比那些群众小人物高明很多。因此刘少奇的战略，就是动用干部压制群众，大人物压垮小人物。
但最后的结果证明，刘少奇的党员干部们，并没有显示出超出群众的智慧，并不高明。清华大学工作组的组长和副组长，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但在辩论会上，他们居然辩不过一个毫无社会经验的学生蒯大富。刘少奇的老干部们，除了以势压人的手段之外，显示不出任何比学生高明的地方，甚至在很多情况下，真的还不如群众高明，应验了毛泽东说的“群众比干部高明”。【待续】
【接前】刘少奇也发现他的工作组的那批老干部，的确不太高明，但此时后悔已经晚了。刘少奇只得继续解释说：“这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
这里刘少奇有替自己遮掩的地方，因为事实上，他在7月24日，依然不同意撤工作组。这些事情政治局常委知道，但一般参会的中央委员不知道，所以刘少奇要对一般中央委员“遮掩”他与毛泽东分歧。
毛泽东再次打断刘少奇的话，说：“工作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起了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般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
这天的大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毛泽东期待的场面，始终没有出现。毛泽东本想出现一个群情振奋的场面，他一带头批刘少奇，众高官一齐跟上，大家一起炮火猛轰刘少奇，出现一个一边倒的局面。可是毛泽东在会上频频咄咄逼人地对刘少奇发起进攻，但附和毛泽东对刘少奇进攻的，还是只有陈伯达一个人，几乎没有人插嘴发言，大家都缄口不言，就是周恩来也紧闭嘴唇不说话。
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他是人民群众的领袖，而不是这个党的领袖。在群众大会上，毛泽东被万人欢呼，不知比刘少奇威风多少倍。可是在党内会议上，毛泽东的威风没有了，大家对他的讲话，反应冷冷清清，这让毛泽东感到很不爽，甚至有点尴尬。毛泽东这次对刘少奇的进攻，可以说又“输”了。
当然毛泽东是个不服输的人，他还要继续战斗。毛泽东看出来，之所以会场上冷冷清清，是大家都在看周恩来的态度，周恩来是风向标。周恩来不说话，众高官就跟着不说话，所以突破口就在周恩来身上。
第二天，按照会议日程，本应该进入小组讨论阶段。可以毛泽东却宣布第二天继续安排开大会，指名让周恩来发言，他要逼周恩来表态。
在1966年8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做出了另外一个惊人的举措，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因为毛泽东感到他要搞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内已经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
在此之前，红卫兵被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宣布为“非法组织”，指责红卫兵组织“非法煽动群众，进行非法的反革命活动”。毛泽东的这封写给红卫兵的信，不但为红卫兵平了反，还掀起一场全国性的红卫兵风暴。关于红卫兵的话题，我们放在后面专门叙述。【待续】
【接前】8月2日上午，毛泽东找周恩来单独谈话，他们谈话的内容无从知晓。下午，周恩来在全会的大会上发言。周恩来有自己的想法，他虽然同意毛泽东拿掉刘少奇，但他不会替毛泽东说出“拿掉刘少奇”的话，周恩来不会干这种“给别人当枪使”的傻事。
周恩来知道，如果他积极地打出反刘少奇的旗帜，那么就会有人认为这是周恩来嫉妒刘少奇，想打倒刘少奇取而代之，这样就会有损于周恩来的威信。因此，周恩来要等毛泽东自己亲口说出“拿掉刘少奇”的话，他不会替毛泽东干这件“得罪人”的事情。
但毛泽东让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周恩来不得不发言。不过对于周恩来来说，应付这种场面，是游刃有余的。周恩来在发言中，先讲了一大段自己几年来的工作经验，以及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然后说：“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到现在，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毛主席亲自批登《人民日报》的，这一登，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轰开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
周恩来知道，罢免刘少奇，绝不会是一件得人心的事情，所以他要避开这个嫌疑。因此，周恩来先埋下伏笔，说“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样一来，以后毛泽东罢免刘少奇的事情，也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与周恩来无关了。
周恩来继续说：“这次决定撤消工作组，也是毛主席回京后亲自决策的。一直到主席回来，我们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这就是更大的错误。派工作组的错误，常委，特别是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任。工作组里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我们没有很好地给他们交待政策，我们要替北京市委和工作组负起更多的责任来。”
这里周恩来表明了态度，指出毛泽东“撤工作组”是正确的，而刘少奇“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但周恩来又主动为刘少奇分担责任，说”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任”，这样就消除了他对刘少奇“落井下石”的嫌疑。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既支持了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但又帮刘少奇说了几句好话。这样周恩来就在高官中，树立起一个“好人”的形象，真不愧是搞政治的高手。【待续】
【接前】周恩来8月2日的讲话，尽管表示出对毛泽东的支持，但周恩来只是不点名地婉言批评了刘少奇几句，不痛不痒的，所以周恩来发言之后，会场上仍然十分沉闷，应者寥寥。这让毛泽东既不满，又无奈。看来毛泽东只有再次亲自出马“批”刘少奇，才能打开这个局面。
8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单独召开只有政治局常委和少数高官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这样的小会上，可以不必顾忌地“发脾气”，更加大胆地批评刘少奇。
毛泽东一开始先批评工作组镇压学生，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工作组也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但实际上不是方向的问题，而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毛泽东把工作组的错误，上升为“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错误”。按照中共的惯例，如果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经过深刻检讨之后可以过关；而一旦犯了路线性的错误，就必须下台了。所以，毛泽东指出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那么主持派工作组的刘少奇，就应该为这个路线错误负责，就应该下台。
毛泽东在这里还特别指出：“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也就是说，在这次会议上要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在此之前，毛泽东一直没有触及刘少奇的问题，这时才明确地提出要“解决”刘少奇的问题。
参会的高官们凭自己的政治经验，明白毛泽东要“整”刘少奇了，但并没有人站出来，向刘少奇发难和开炮。这些高官在思想上与刘少奇有共鸣，认为工作组即使有错，也不应成为路线错误。
毛泽东看出众高官思想上有明显的抵触情绪，为了“打通”众高官的思想，毛泽东继续讲话，具体说明刘少奇的错误。毛泽东说：“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别人提意见，就是听不进，还说‘反对北京新市委就是反党’。北京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那就看你站在哪个阶级的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了。”
毛泽东这里批评刘少奇的两个问题：第一，批评刘少奇不听别人的意见，也就是不听陈伯达撤工作组的意见；第二，批评刘少奇提出的“反对北京新市委就是反党”。毛泽东指出：北京新市委已经站在了资产阶级的方面，因此反对北京新市委是应该的，是正确的。
众高官对毛泽东的“打通”思想，反应并不强烈。毛泽东只得继续“打通”众高官的思想，说：“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李雪峰的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待续】
【接前】这里，毛泽东又批评了刘少奇的两个问题：第一，刘少奇不走群众路线，不相信群众；第二，刘少奇不允许群众贴大字报，用党纪、国法“压”群众。
但毛泽东“打通”思想的讲话，还是没有什么效果，仍没有人出来发言向刘少奇开炮，大家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对刘少奇持同情态度。
这不免让毛泽东心里焦急起来，因为如果大家一直闷不作声，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孤零零地讲话，会场上出现冷场，那么毛泽东就太尴尬了。
这时毛泽东立即改变作战计划，把对众高官“打通思想”的方针，改变为对刘少奇个人的攻击，试图激怒刘少奇，用“激将法”激刘少奇出来争辩。因为有刘少奇出来辩论，总比没人说话的“冷场”好得多。
于是毛泽东话锋一转，用挑逗的语气说：“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现在的中央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这里用“有人越蹲点越……”来挑逗刘少奇，是因为刘少奇两年前说过“没有蹲点的人，就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毛泽东把两年前的话掀出来，试图激怒刘少奇。
进一步，毛泽东又给刘少奇扣一顶大帽子，说“对学生进行恐怖和镇压，是来自中央”，这个中央明显就是指刘少奇的“一线中央”，毛泽东又给刘少奇的一线中央扣上一顶大帽子“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这一下刘少奇终于被毛泽东激怒了，坐不住出来争辩了。
刘少奇本来是不准备跟毛泽东进行争辩或争论的，因为刘少奇越不说话，形势越对刘少奇有利。可是刘少奇的“修养”还是不够深厚，尽管他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但他还是赶不上周恩来的忍耐功夫。在毛泽东挑逗性的发言下，刘少奇终于忍不住了，发话说：“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决不逃避责任。”
毛泽东继续挑逗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刘少奇忿忿不平地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
毛泽东越发用挑逗的语气说：“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为什么怕群众？”
在毛泽东的挑逗下，刘少奇有点失控了，忿然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
毛泽东见刘少奇发怒了，继续挑逗他说：“不怕群众，为什么不让人家贴大字报？说什么‘真正赞成民主’，没有那回事，现在的民主是压出来的。我说过：让人家贴大家报，无非是我们这些人下台。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待续】
【接前】刘少奇愈发失控了，当众顶撞毛泽东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刘少奇这里说的“五条不怕”，就是毛泽东本人常说的“五不怕”：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刘少奇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回敬毛泽东，挑明说：“我是五不怕的人，看你拿我怎么样？”
如果刘少奇十分“低调”地接受毛泽东的批评，自我检讨，自我批评，那么毛泽东对刘少奇还不太好办，众高官也会同情刘少奇。可是现在，刘少奇十分“高调”地跟毛泽东对抗，用“五不怕”来要挟毛泽东，这不免让很多人觉得刘少奇太过分了。不管怎么样，毛泽东是党的主席，刘少奇这样对待毛泽东，就是要跟毛泽东翻脸了。
后来刘少奇冷静下来，也很后悔自己的冲动。他在后来的检讨中特别说：“上次主席召开的福建厅会议，我的讲话不好，特别是讲的所谓‘五条不怕’，很不好。”
刘少奇说了过分的话之后，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插话说：“有些人对军队的力量估计不足，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
叶剑英的话，是婉言批评和提醒刘少奇：“你这种有恃无恐的姿态不好，不要以为毛泽东不敢处分你，几百万军队是支持毛泽东的。”
毛泽东很满意叶剑英在这个时候出来表态支持他，后来叶剑英一直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与叶剑英在这次会上的表态支持，有重大的关系。
毛泽东接过叶剑英的话，放出狠话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虽说刘少奇的失态，帮毛泽东解了围，让毛泽东避免了冷场的尴尬。但这次会议，毛泽东基本上还是“输”了。他苦口婆心地试图“打通”众高官的思想，但众高官的思想不仅没有通，甚至还有不小的抵触情绪。
毛泽东想：高官们之所以想不通，或许是他们没有到群众斗争的现场去亲自看看，没有亲身的体会。于是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让周恩来带领众高官，去参加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亲身体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8月4日晚，周恩来带着一百多个中央委员，来清华大学参加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约两万人参加，大会从4日晚8点多一直开到5日凌晨2点，开了五个多小时。据蒯大富回忆那时的情况说：
【当时那个小轿车，从东大操场一直排到二校门，至少有两公里那么长，那时小轿车是非常少见的，不够级别的根本没有可能坐小轿车啊。刘少奇没来，主席台上是周总理、邓小平、董必武、陶铸、陈伯达，反正是非常有重量级的人物才能上主席台，连谢富治都搬个小凳子坐在下面。【待续】
【接前】谢富治，当时我也不认识他啊，我们两人的两个小凳子坐得特别近。有人给我递纸条，谢富治就凑过来说：“我能不能看看你的条子啊？”
我说：“能啊，你看吧！”后来我问他：“你贵姓啊？”
他说：“我姓谢，我叫谢富治。”
我说：“噢，你是谢副总理。”我们俩就是那一天认识的。谢富治特别和蔼，所以我对谢富治的印象好得不得了，一直到现在我对他的印象也特别好。】
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说：
【同学们、同志们、朋友们：我是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身分来参加大会的，是来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中央常委、毛主席让我到这里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这是一件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我们自己是不断革命论者，当然在社会主义阶段，领导上有错误，允许人民公开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是比较文明的，文明不怕乱。
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我们派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对蒯大富同志的案件，我是主张解放和平反的。那些反对给蒯大富平反的同志，我想说服他们。应该按照毛主席思想和中央政策办事，团结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
我们的宪法规定了嘛，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毛主席在宪法制定以后，常常跟我们说，要进一步纠正领导上犯官僚主义的错误，革命人民还要有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的自由。
现在你们解放了，你们自己当家作主了。从今天起，就可以说清华大学新生了！】
周恩来的讲话，在不重要的问题上，调子很高，可是在重要的具体问题上，调子就低下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而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中，却把工作组的错误，降级成为“严重的方向性错误”，这其实是为刘少奇派工作组“开脱”错误。
之后，周恩来又宣布，为蒯大富等人平反。蒯大富回忆说：“就在这个会上周总理宣布：‘我主张对蒯大富同学、刘泉同学、刘才堂同学平反解放。’当场有好多人反对，他们喊：‘蒯大富就是反革命！不能平反！’就这样叫，你就知道批判我批判得深入到了什么程度。”【待续】
【接前】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不仅是毛泽东宣布在战友关系上与刘少奇彻底决裂，更重要的是宣布在思想上与刘少奇彻底决裂。
刘少奇早年与毛泽东思想是比较一致的，甚至比毛泽东更“左”一些，是党内左派的代表人物。1947年刘少奇在解放区搞土改，搞得很“左”，毛泽东还批评刘少奇太“左”了一点。可是后来，刘少奇的思想右倾了，毛泽东的思想反而左倾起来，两个人的思想差距越来越大，最后达到决裂的地步。
刘少奇是什么时候开始思想右倾的呢？从现在透露出来的各种资料来看，这与他跟王光美结婚，有密切的关系。刘少奇是从事工人运动起家的，发动工人跟资本家进行斗争，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都没有什么好感。可是1948年8月，刘少奇与资本家的女儿王光美结婚之后，使刘少奇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
以前刘少奇喊“打倒资本家”，但并没有亲身接触过资本家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可是刘少奇跟王光美这个资本家的女儿生活在一起后，他很喜欢和欣赏王光美，进而爱屋及乌，对王光美的资本家岳父岳母很有好感，进而对王光美家族的资本家家庭很有好感，再进一步，又对整个资本家阶层有了好感，最后就开始对资本主义本身好感起来了。
夫妇双方生活在一起，难免会感染对方的气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夫人，都是出身贫寒家庭，身上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的气息，所以也不会对她们的丈夫造成“感染”。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江青：“江青是一位粗鲁的、缺乏幽默感的、一点女性特征也没有的人。是一个分不清性别的、狂热的、典型的共产党女人。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为什么从前不来中国？”，典型地表现出她那种令人不悦的、好战的态度。”
而王光美有些像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是一位有教养的，注重外表修饰的，非常女性化，但又意志坚强的人，这或许也可以算作是资产阶级女性的特征吧。王光美这样出身大资本家的人，常年生活在资本家的环境里，身上就难免会有各种各样资产阶级的气息，她的资产阶级气息就感染到刘少奇身上。刘少奇与王光美非常恩爱，这样一来，刘少奇就感染得更多了。
人的思想转变，受到身边最亲近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共产党员是要消灭资本家的，可是自己一旦与资本家的女儿结婚，不免就会对资本家同情起来，会影响到共产党员的“阶级立场”。在中国轰动一时的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中有一个重要情节，就是主人公保尔与资本家女儿冬妮娅从恋爱到决裂的故事。
因此，刘少奇与资本家的女儿结婚，中共党内不少人对此是有看法的。当时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高岗，曾在会上不点名地骂刘少奇说：“向资产阶级投降，认资本家做岳父老子，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这里指的是一些身居高位的大人物。”【待续】
【接前】毛泽东去过两次苏联，都没有带江青去；周恩来出国访问很多次，也没有带邓颖超去。虽说资本主义国家有带夫人一起出访的习惯，但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不一定非要学这个模式，所以刘少奇完全可以不带王光美出国访问的。
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之后的出国访问，大部分都带上王光美，而且在国内接见外国客人的时候，也往往要带王光美一起会见。当时报刊电影上大登刘少奇携王光美出访的新闻，使王光美成为中国“轰动一时”的人物。王光美的风度气质不错，又可以充当刘少奇的翻译，在国际上得到了一致的称赞，也树立了新中国女性的国际形象。
如果是在今天，王光美这样的，很可能成为国内女性追捧的明星人物。但在50年前的那个时代，王光美这样的做派就太“超前”了，不少人对王光美的“出风头”有抵触感情。据开国上将陈士榘的儿子回忆说：“1960年代初，王光美随同刘少奇主席访问多个国家，王光美也成了轰动一时的人物。父亲退休后跟我们闲聊，说那个时候感到王光美同志的出访，虽然是工作需要，但到处放映电影，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刊登她和少奇一起坐敞篷车招手，这在共和国是没有先例的，而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尚未有这样的‘风头’。”
可见，老干部们对王光美大出风头，是不太满意的。刘少奇宠爱王光美，让她“出风头”，这却反过来使刘少奇失去了一些自己在老干部中间的威望，又特别引起了真正的江青的嫉妒，后来给王光美带来了巨大的人身凌辱和牢狱之灾。
刘少奇觉得王光美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不出去工作可惜，所以积极鼓励王光美出去参与政治工作，并亲自为她捧场撑腰。1964年，刘少奇派王光美参与四清运动，让王光美亲自搞出一个“桃园经验”，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党学习。刘少奇在中共高层首创“夫人参政”的先例，这也为后来江青出来参政作出了先行榜样。
刘少奇在党内大捧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试图树立王光美在党内的形象和地位，但刘少奇这样做的效果，却恰恰相反。这样一来，干部们对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印象，反而被搞糟了。这里举一个例子，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在回忆录中写道：
【1964年夏天，忽然接到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去听重要报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是刘少奇讲话。……，刘少奇特别提到王光美说：“你们看，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
这个会议，连头带尾，总共不过一个钟头。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我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
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待续】
【接前】大家都知道，刘少奇王光美夫妇是非常恩爱的，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可是对于掌管国家命运的大人物来说，就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了。历史上不少皇帝因为“爱美人”，而毁了自己的江山。因此，旧中国有一种“迷信”， 认为有权势的大人物，对女人的喜欢应该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是“宠爱”。一旦出现了“宠爱”，就会给大人物本身，甚至给国家带来灾祸。
当然我们并不赞成这种迷信，但这里面也有一些科学的道理。男人一旦宠爱女人，为了让女人高兴，往往会一时冲动，不惜一切代价地作出一些事情。这种不惜代价的事情，最终往往会让男人付出高昂的代价，不仅损害到自己的利益，也会损害到自己心爱女人的利益。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没有“宠爱”自己的妻子，如果说毛泽东对江青还有一些放任，那么周恩来对邓颖超是很严格的。邓颖超在党内的资格非常老，是仅有的几个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党员，按照资格和贡献，邓颖超完全可以在党政机关担任一个重要的职务，毛泽东也多次提议让邓颖超出来工作，但周恩来都坚决反对。因此，邓颖超在建国后一直没有职务，几乎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了。
像邓颖超这样的女革命家，自然是不甘寂寞的，绝对不会喜欢家庭主妇式的寂寞生活，邓颖超本人也希望出去工作，但总是遭到周恩来的反对。有人批评周恩来这样做是“过于自私”，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周恩来的做法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
当时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非常微妙，自己也是在走钢丝，非常小心谨慎不能犯错误。如果邓颖超出去工作，说不定在哪里一个不小心，就会犯错误。而一旦邓颖超犯了错误，这个错误就会牵连到周恩来身上，弄不好就会让周恩来栽跟头，邓颖超就也要跟着栽跟头了。所以邓颖超不出去工作，自然也就不会犯错误，这样不仅保护了周恩来，也保护了邓颖超自己。
毛泽东夫人江青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丈夫在世时，都曾在政坛上大出风头，可是一旦丈夫去世， 就大难临头了。而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在丈夫生前默默无闻，而丈夫死后却大出风头，一路高官高位，成为全国政协主席。从级别来讲，全国政协主席与国务院总理是平级的，也就是邓颖超坐到与周恩来平级的职位。纵观中共高官的红色娘子军妻子们，能够做到与自己丈夫平级的职位，大概只有邓颖超一位。周恩来不仅生前保护了妻子，死后还给妻子留下一笔肉眼看不见的政治遗产，使邓颖超成为中共高官的妻子中最美满的一位。
王光美是名牌大学的硕士毕业，当时的硕士顶得上现在的博士后，而且王光美的英文很好，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在刘少奇看来，让王光美这样的人才在家里当家庭主妇，太寂寞冷落，有点太委屈她了，于是就想方设法带王光美出去，让王光美开心。【待续】
【接前】随后王光美即到各机关讲“桃园经验”，虽然几次发票给我，但我一次也没去。我想：要是刘少奇做工人运动这类的报告，我当然要去听；至于农村工作，就是刘少奇讲，我也不一定去，何况王光美，去她的吧！不但没听报告，连中央转发的关于桃园经验的文件，我也根本没有看。】
李新的回忆，代表了当时中共高干对王光美的普遍看法，但刘少奇却没有察觉到这个严重的问题。文革开始后，刘少奇又派王光美去清华大学当工作组的顾问，把一件牵扯到自己生死攸关的非常重要任务，放手交给王光美这样的政治“生手”去干。果然王光美在清华大学搞“砸”了，搞出一个蒯大富案件，自己制造出一颗打倒刘少奇的炸弹。
刘少奇开始右倾后，开始倾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出现了与毛泽东的思想分歧。而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思想分歧，又间接地引发了1953年的高岗事件。
高岗1905年生，比毛泽东小12岁，比刘少奇和周恩来小7岁，比邓小平也小1岁，在党内高层属于年轻的一辈。高岗1926年加入中共，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高岗调任中央计划委员会主席，一度权势接近于刘少奇和周恩来。
在1949年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私有制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但也有很多人不赞成毛泽东，他们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提法过早了，应该让资本主义先发展一个阶段之后，再搞社会主义，甚至有人提出“发展富农党员”和“党员可以剥削”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刘少奇。刘少奇在1950年1月28日与中组部安子文等人谈话说：
【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现在中国必须有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剥削是救人。今年关内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
【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例如雇难民去做工，不能叫做剥削。凡是雇人劳动，扩大生产，增加了社会财富，不能叫做剥削。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
在这种“不触动私有制”搞建设的风潮中，作为东北地区行政首脑的“东北王”高岗，独树一帜，带头在东北地区大搞社会主义改造，大搞公有制。因此，毛泽东对高岗十分欣赏，认为高岗的思想与自己接近，所以越来越重用高岗，经常与高岗单独谈话。
【接前】毛泽东与高岗的单独谈话中，说过一些尖锐批评刘少奇的话。比如，高岗夫人李力群回忆说，毛泽东曾对高岗说：“刘少奇的思想不合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必要时，要推他、拉他走社会主义，实在不行，就得让他挪挪位子。”
另外，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毛泽东对高岗说了一些批评刘少奇的话，并不等于毛泽东要撤换刘少奇。毛泽东只是觉得刘少奇的思想与他不合拍，批评刘少奇一下，“推”刘少奇走社会主义道路。当然，刘少奇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坚定，毛泽东就准备削掉刘少奇的一部分权力，让高岗接收刘少奇的一部分权力，试图培养高岗成为中共党内的第五个“巨头”。
毛泽东提拔高岗，只是想让他进入中共最高层，形成一股新的势力，并没有想让高岗取代刘少奇。可是高岗误解了毛泽东的意思，以为毛泽东想要“换马”了，想用他来取代刘少奇，于是四处散布刘少奇的“坏话”，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刘少奇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党的‘七大’把刘少奇抬高了。”
高岗自以为已经得到毛泽东的最高信任，不免有点得意忘，在众人面前得意洋洋起来。高岗又私下拉帮结派，封官许愿等，违反了中共的组织纪律。这样一来，他就在党内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毛泽东也觉得高岗这样的做法不行，辜负了自己的信任，于是从“保”高岗的立场，转到“批”高岗的立场。
而从高岗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意思，而现在居然毛泽东也要批自己了，一时间想不开，就自杀了。
高岗这样的悲剧，在官场上是经常发生的，它的核心其实是这么一个问题：领导为什么要突然提拔我？
领导突然提拔一个部下，并不一定真的是非常欣赏他的才干，或者真的想要重用他。提拔的目的，有时候只是为了权力的平衡，为了“掺沙子”，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已。可是被提拔的部下，往往没有想到这一点，以为领导真的要重用自己了，于是就翘尾巴，得意忘形，不可一世起来，结果得罪了很多人，很快造成自己的垮台，文革当中，不少人昙花一现地突然官升得很高，而没几天就被打倒在地，这里面很多都是因为高岗式的错误。
刘少奇在高岗事件之后，检讨了自己的右倾错误，积极跟上了毛泽东搞社会主义的步伐，所以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暂时解决了。但是1960年大跃进失败之后，刘少奇又回到他以前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又开始向资本主义倾斜，这就引发了他与毛泽东的第二次矛盾，继而诱发了文化大革命。【待续】
倒刘第三炮（48）
【接前】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下他一生中最具战斗性的檄文之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本来是一篇短文，毛泽东却给它加上一个响亮的名字“我的一张大字报”。我们要理解毛泽东这篇大字报的意义，首先要理解《大字报》这种形式的特点。
人类社会是等级森严的社会，上级对下级有了不满，他可以进行批评。如果下级不听批评，上级可以用权力对下级进行降职，解雇，甚至监禁等处罚；相反，下级对上级有了不满，那他就只能提意见。但如果上级不听意见怎么办？这时候下级只有两个选择：要不然忍气吞声，要不然就奋起造反。
造反有两种形式：非暴力和暴力。暴力造反就是武装暴动，而非暴力造反则是用游行、示威、大字报等手段，迫使上级接受下级的意见。因此，大字报成为下级对上级，或者群众对干部发泄不满，非暴力造反的一种形式。所以，从来都是群众给领导贴大字报，而没有领导给群众贴大字报的，因为上级完全没有必要给下级贴《大字报》来表达他的不满。
上级对付下级的手段是镇压，下级对付上级的手段是造反，这是人类社会的法则。毛泽东是刘少奇的上级，因此毛泽东对刘少奇有了不满，是可以使用批评、降级等镇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毛泽东不仅是刘少奇的上级，还是刘少奇的兄长。从年龄上来看，当时的中央政治局里，除了朱德比毛泽东年长之外，其他人都比毛泽东年龄小，在他们看来，毛泽东不仅是领导，也是他们的兄长。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长幼有序”的传统观念，小弟应该尊敬兄长，是基本的礼节。因此，毛泽东可以摆出兄长的资格，在小弟们面前大咧咧的说话，不客气地批评小弟弟们，在态度上并无什么失礼的问题。
刘少奇年龄比毛泽东小5岁，又是毛泽东的下级，按理说，毛泽东对付刘少奇，应该使用上级对付下级的“镇压”手段，而不应该使用下级对付上级的“造反”手段。毛泽东给刘少奇写大字报，用的是下级对付上级的手段，就像是一位学校领导，给一个学生贴大字报来表示他的不满，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毛泽东这么做，是有他的用意的，这就是为了“争取人心”。毛泽东争取人心的策略之一，就是“谦虚”的态度。毛泽东在文革中，处处表现出谦虚的态度。比如在196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其中特别指出毛泽东的谦虚态度。该文写道：
【毛泽东同志说：“我的志愿，是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种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榜样。】
毛泽东并没有摆出自己是“天才导师”的大架子，对下级或群众指手画脚地下命令、做指示，而是谦虚地说：“拜群众为师，向群众请教，当群众的小学生。”作为国家领导人，能有这样谦虚的态度，不仅会引起人们的好感，更会引起人们对毛泽东人品的佩服。【待续】
倒刘第三炮（49）
【接前】这次，毛泽东给刘少奇写《大字报》，也是表示一种谦虚的态度。本来，毛泽东完全可以用上级对付下级的手段，下发一个批判刘少奇的中央文件。可是这种方法，会让人们对毛泽东产生“以势压人”的印象，影响毛泽东形象和威信。而毛泽东用《大字报》这种下级对上级的形式来批判刘少奇，就会让人们感到毛泽东有谦虚的感觉，感到毛泽东不是以势压人，给人一种无形的好感。
同样，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文章措辞的口气也很谦虚，而且很短，只有两百多个字，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里面有“爱憎分明”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态度，是针对刘少奇和他的支持者，毛泽东表现出强烈的“憎”的态度，使用了“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何其毒也！”等非常激愤的词句；而第二种态度，是针对这篇《大字报》的读者，毛泽东又表示出“爱”的态度，很客气地用了“请同志们重读……，岂不是发人深醒的吗？”等建议和商量的谦逊词句。这样一来，使第三者的读者，不会感到毛泽东有以势压人的傲慢。
同时，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也是写给两种不同的人看的。第一种人是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高官们，毛泽东用这篇《大字报》，公开表示出他与刘少奇的彻底决裂，试图以此来打消那些高官们批判刘少奇的后顾之忧。
第二种人是一般党员和一般群众，毛泽东用这篇《大字报》，一方面是表示自己的谦虚态度，给人以好感；另一方面，毛泽东采用了群众发明的《大字报》的形式，表明自己和群众一样：我也写《大字报》，我也要造反，我也是你们造反队伍中间的一员。这样一来，群众对毛泽东就会产生一种亲近感，觉得毛泽东是自己的“贴心人”。
很多人的印象，毛泽东在文革中，似乎是凭着高高在上的伟大领袖身份，利用群众的“个人崇拜”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其实不然。人们往往只看到毛泽东强悍的一面，而忽略了毛泽东谦虚的一面。如果说毛泽东有“个人崇拜”，那么这个“个人崇拜”，也是毛泽东自己“经营”出来的，绝不是靠报纸上空洞地喊几句“天才的领袖，伟大的舵手”，就能吹捧出来的。如果认为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吹捧毛泽东的口号，就能把人民群众欺骗了，那是太小看人民群众的智力。【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