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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纪事(二) 吴含和《 海瑞罢官》

(2006-10-14 21:37:21) 下一个
文革的第一篇批判文章是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的是京
剧《 海瑞罢官》的作者、著名的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 日含(应是左日右含,
南极星没这个字,下面用“含‘代替)。

姚文元出身于文人家庭,父亲姚蓬子,左翼作家,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与
鲁迅、胡风、田汉、夏衍、潘汉年等左翼作家交往密切。1933年12 月在天津被捕,
以后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了《脱离共产党宣言》。但抗日战争时期,在重
庆仍以左翼作家的身份出现。

姚文元生于1931年,姚蓬子曾抱着一岁大的他见过鲁迅。应该是一直受到左翼文化
影响的原因,他在1948年17岁时就加入了地下共产党。解放后从事文化宣传工作,
使他脱颖而出的原因是1955年对胡风的批判。仔细讲起来,胡风不仅是他父亲的好
友,也是他文学事业上极为崇拜的先贤。对胡风的批判,显现了姚文元政治嗅觉的
灵敏和风派的秉性;也为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出人头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是位战略大师。他至少在1963年就明确了和刘少奇之间无妥协余地,准备展
开一场巨大的政治运动和权力斗争,来解决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但他
却不急于立即挑起政治争斗,而是绕道迂回到文化历史领域,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以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和观念为主攻方向,把全党、全国人民
的思想,统一到认为毛泽东思想是绝对真理的迷信程度。到1965年下半年,当毛泽
东认为与刘少奇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时候,毛泽东要找到一个有力的突破口,一
个能给以刘少奇沉重打击,而他依然摸不透自己真实用意的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就是吴含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攻坚的武器就是姚文元的批判文章: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接踵而来的是十多年的血雨腥风。

江青在文革中曾得意洋洋地披露过组织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经过。
她是在毛的亲自授意下,以 养病和组织现代戏剧汇演为名目,躲到上海,通过张春
桥,物色到姚文元,炮制出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的关键是点了吴含的名字,并把
吴含创作《海瑞罢官》与当时的政治事件联系起来,非常明确地表示了这不是在文
学历史领域内的纯学术讨论。

矛头为什么是吴含?因为吴含是当时北京市的文教副市长。而北京的市长、刘少奇
的左膀右臂彭真,正是毛泽东首先要拔去的一根钉子。批判吴含,对被毛泽东视为
刘少奇大本营的北京和北京市委,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无论彭真和北京
市委是批判或是保护吴含,都不能改变从吴含开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从1965年11月
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到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的传
达,短短半年,吴含,邓拓,彭真的纷纷落马,证明了毛泽东从吴含下手之政治手
腕的精准和狠毒。

矛头为什么是吴含?因为吴含写了《海瑞罢官》。海瑞是明朝的地方官,因反对豪
强兼并土地,霸田害命;提出“退田”和“平冤狱”,为民请命,得罪了地方豪强
和官吏,更重要的是得罪了皇帝,被嘉靖皇帝罢官免职。吴含根据史实,以京剧的
艺术形式,再现了海瑞作为”清官“的正直形像。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按吴含自己
的话讲,《海瑞罢官》是响应毛主席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古为今用的一个创作。问题在于,当一部文艺作品充满了政治倾向,自觉地为政治
目的服务时,它所起到的政治导向作用,就像一柄双刃的宝剑,并不只是简单地伤
及自己所期望的目标。当作为统治者的政治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时,它的政治
寓意,很可能就出乎作者的本意之外了。

引一段姚文元的原文。“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
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
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
“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
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
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
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
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
“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
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
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
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纲上得有点怕人,但正是拿吴含开刀的最佳借口。今天,良知使我们憎恶姚文元这
种“欲加之罪”的丑恶嘴脸。但在那阶级斗争呼声一天高于一天的火红年代,抢占
一个能置敌手于死地的制高点,不正是确保文化大革命能顺利开展的重要手段吗?
而且,对把毛泽东思想奉为绝对真理的人民大众来说,以阶级和阶级斗争划线,绝
对是分清敌我的首要考量。所以,这篇文章一出,吴含就死定了。不讲别人,就说
当时只是小学五年级的我们,就已经在老师的指导下,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来批判吴
含的反动观点了。

与吴含的关连,不仅仅是从报纸上读到批判文章,也不仅仅是抄报纸写出应该是大
人才写得出的批判稿。我的小学就在吴含家的对面,吴含的女儿吴小彦和我是同年
级不同班的同学。批了一阵子吴含后,她就在学校中消失了。文革中,听同学们传
言,她先得了精神病,后来不知是自杀了,还是死于非命。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已经不再是那个站在老师前面批判吴含的红色接班人。开
始似懂非懂地思考文革:对批判吴含,还没有生成反对的意识;但对吴小彦的死,
总觉着有些可怜,她应该是无辜的。只是在看到和听到难以数计的,和她一样受父
母牵连的子女,有着基本相同的遭遇后,反应逐渐地迟钝了;那种同情怜悯的感觉,
也就慢慢地淡漠了。这么多年过去后,连她长的什么样子,都忘的一干二净了。

悲剧虽然开始于吴含一家,决不会停止在他一家。但在那时,有多少人能明白这个
道理呢?

下一篇,谈谈《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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