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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热浪中的哥哥姐姐 史迷
这原本是我<文革纪事>中要写的一篇，久未动笔。借龙头老哥搞活动的机会，草成。
1968年冬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的姐姐和两个哥哥都亲身经历，分别去了山西雁北插队和甘肃山丹的军马农场。
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于1968年，也对，也不对。不对的是，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了知识青年奔赴大西北和东北，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活动，到六十年代，更是如火如荼。我记得文革前就看过新疆建设兵团的纪录片，其中的歌“迎着晨风，迎着朝阳，我们迈步走向边疆。伟大的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所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不开始于1968年。但也有说它对的原因，那是席卷全国，包括了全体高中生，初中生在内的全民运动，规模之大，空前绝后，绝无仅有。更重要的，是伟大领袖在上山下乡还在酝酿试行阶段，就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于是这个运动就成为他老人家亲自领导的又一伟大的革命实践。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在12月22日发表的。在这条语录发表之前，北京的学生中流传着这样的故事。(现在能记住这个人和这件事的人并不很多，嘿嘿)。
有个家在北京长辛店的女学生叫蔡立坚(原名大概不叫这个)，在步行串连时，到过山西的一个小村庄，叫杜家山。城里长大的孩子，不敢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中国农村还是这么穷，和报纸上讲得相差有如天壤之别，就立下决心，要再回到这个村庄，和贫下中农一起奋斗，改变杜家山一穷二白的面目。(大概就在这时改了名字叫“立坚”。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杜家山的老乡，人们不客气地说她“骗人”， 没人会相信北京的学生会到这个穷乡僻壤来受罪，说说罢了。
我听过蔡立坚讲用报告的录音，(又是一个老词，一说那时的事，老词就止不住地往外冒，嘿嘿。讲用的全称是“宣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和经验”，和现在教会查经的形式差不多)，以上的信息都来自她的报告。但也记得一段大哥讲给我听的，不在她报告中的故事。说蔡立坚当下就让人给自己剃了秃瓢，并发下狠话：杜家山不变成花果山，我蔡立坚就不长头发！大哥是去过蔡立坚报告现场的，他讲蔡立坚讲到这时，拿掉头上的帽子，真是一个大光头！我不知他是唬弄我，还是真的；但蔡立坚是真的下到山西北部的那个小乡村去了。
等蔡立坚的事迹传回北京，正好是中共要解决66，67，68初、高中六届260万毕业生的关键时刻，她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上山下乡的新典型。说是新典型，是因为在文革前的六十年代，也有一位上山下乡的典型，叫邢燕子，不知还有谁记得？文革前宣传得很火，当上了官；文革时算成是黑线(又是个老词)人物，被整还来不及，当然就不宣传她了。北京在68年的秋天就开始讨论布置上山下乡的工作，从66届开始。我姐姐是北京尖子女中66届的学生，那些天和她的女同学间，讨论最多的是去哪插队的问题。
当时的选择是，插队去山西(分晋南和雁北)和内蒙，或军垦兵团去东北虎林。去东北军垦还要家庭出身好和表现好的学生(不象后来的69届，全锅端去了东北和云南建设兵团)，姐姐自知没条件，想得更多的是插队。她最后报名去了雁北，离大同很近，就图了个回北京方便。
姐姐插队被批准是在毛主席伟大指示发表之前，动身是在指示之后的第三天。我和两个哥哥去火车站送姐姐，不让妈妈去，怕她受不了，哭。爸爸还被关押在单位里，不许回家，也不许姐姐妈妈去看望，所以那时我们几个孩子显得格外懂事。其实，在姐姐走后，妈妈表现得很坚强；倒是我自己，夜里睡觉时，想姐姐偷偷哭过几回；白天却装着和无事人一样。那一年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
姐姐走后不到两个月，就轮到高中68届的大哥和初中68届的二哥的分配安置。68届有些北京工矿的指标，但都是分给那些家庭出身好，表现积极的学生。爸爸还关在 牛棚这一事实，就使得哥俩打消了非分之想。小哥态度比较鲜明，和同学一起写了积极响应上山下乡伟大号召，去陕北老根据地插队的决心书，并报了名。大哥想得多些，爸爸回不了家，我还是个孩子，一下走三个，怕妈妈吃不消。而且，爸爸的工资已经停发好久了，全家靠妈妈菲薄的一点薪水度日，他想去个能挣钱的地方，为家里做点贡献。就在这时，发生了全家都意想不到的事情。
父亲的工作单位是军队科研机构，归属军委某个大部。部里对黑五类的子女，要集中送到边远的军马场，实际就是把这些子女看管起来，统一流放，打出的旗号也是上山下乡。他们派人到两个哥哥的学校，说哥哥的分配不由学校决定，让把档案转给他们。又派人到我家和妈妈说，去马场比插队好，农场待遇，有工资收入；其实是软中透硬，不去也得去。在哪？山丹，祁连山下，那个“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大哥看中了有工资待遇，比插队好百倍，要去；二哥因和同学约定了同去陕北，不肯食言，不想去，哥俩整天争辩。妈妈说，去那么远的地方，要去就一起去，一个人走，她对谁都不放心。其实争辩根本没意义，他们根本就没有挑选的权利。
2月26日，北京的一场大风雪之后，依然没让妈妈去车站送行，我和哥哥的朋友送他们到车站。这次，我再也装不出没事人的样子，哭了，哭得很惨。从12月底到2月底，两个月的时间，这个家就分裂了，分成了好几块。再回家，家里只剩下我和妈妈。等全家人再团聚在一起时，已经是十年以后____1978年两个哥哥考上大学回京。其中，二哥在山丹那个军马场待的时间最长，整整八年！
四十年时光飞逝，往事依旧历历在目。
这原本是我<文革纪事>中要写的一篇，久未动笔。借龙头老哥搞活动的机会，草成。
1968年冬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的姐姐和两个哥哥都亲身经历，分别去了山西雁北插队和甘肃山丹的军马农场。
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于1968年，也对，也不对。不对的是，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了知识青年奔赴大西北和东北，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活动，到六十年代，更是如火如荼。我记得文革前就看过新疆建设兵团的纪录片，其中的歌“迎着晨风，迎着朝阳，我们迈步走向边疆。伟大的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所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不开始于1968年。但也有说它对的原因，那是席卷全国，包括了全体高中生，初中生在内的全民运动，规模之大，空前绝后，绝无仅有。更重要的，是伟大领袖在上山下乡还在酝酿试行阶段，就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于是这个运动就成为他老人家亲自领导的又一伟大的革命实践。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在12月22日发表的。在这条语录发表之前，北京的学生中流传着这样的故事。(现在能记住这个人和这件事的人并不很多，嘿嘿)。
有个家在北京长辛店的女学生叫蔡立坚(原名大概不叫这个)，在步行串连时，到过山西的一个小村庄，叫杜家山。城里长大的孩子，不敢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中国农村还是这么穷，和报纸上讲得相差有如天壤之别，就立下决心，要再回到这个村庄，和贫下中农一起奋斗，改变杜家山一穷二白的面目。(大概就在这时改了名字叫“立坚”。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杜家山的老乡，人们不客气地说她“骗人”， 没人会相信北京的学生会到这个穷乡僻壤来受罪，说说罢了。
我听过蔡立坚讲用报告的录音，(又是一个老词，一说那时的事，老词就止不住地往外冒，嘿嘿。讲用的全称是“宣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和经验”，和现在教会查经的形式差不多)，以上的信息都来自她的报告。但也记得一段大哥讲给我听的，不在她报告中的故事。说蔡立坚当下就让人给自己剃了秃瓢，并发下狠话：杜家山不变成花果山，我蔡立坚就不长头发！大哥是去过蔡立坚报告现场的，他讲蔡立坚讲到这时，拿掉头上的帽子，真是一个大光头！我不知他是唬弄我，还是真的；但蔡立坚是真的下到山西北部的那个小乡村去了。
等蔡立坚的事迹传回北京，正好是中共要解决66，67，68初、高中六届260万毕业生的关键时刻，她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上山下乡的新典型。说是新典型，是因为在文革前的六十年代，也有一位上山下乡的典型，叫邢燕子，不知还有谁记得？文革前宣传得很火，当上了官；文革时算成是黑线(又是个老词)人物，被整还来不及，当然就不宣传她了。北京在68年的秋天就开始讨论布置上山下乡的工作，从66届开始。我姐姐是北京尖子女中66届的学生，那些天和她的女同学间，讨论最多的是去哪插队的问题。
当时的选择是，插队去山西(分晋南和雁北)和内蒙，或军垦兵团去东北虎林。去东北军垦还要家庭出身好和表现好的学生(不象后来的69届，全锅端去了东北和云南建设兵团)，姐姐自知没条件，想得更多的是插队。她最后报名去了雁北，离大同很近，就图了个回北京方便。
姐姐插队被批准是在毛主席伟大指示发表之前，动身是在指示之后的第三天。我和两个哥哥去火车站送姐姐，不让妈妈去，怕她受不了，哭。爸爸还被关押在单位里，不许回家，也不许姐姐妈妈去看望，所以那时我们几个孩子显得格外懂事。其实，在姐姐走后，妈妈表现得很坚强；倒是我自己，夜里睡觉时，想姐姐偷偷哭过几回；白天却装着和无事人一样。那一年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
姐姐走后不到两个月，就轮到高中68届的大哥和初中68届的二哥的分配安置。68届有些北京工矿的指标，但都是分给那些家庭出身好，表现积极的学生。爸爸还关在 牛棚这一事实，就使得哥俩打消了非分之想。小哥态度比较鲜明，和同学一起写了积极响应上山下乡伟大号召，去陕北老根据地插队的决心书，并报了名。大哥想得多些，爸爸回不了家，我还是个孩子，一下走三个，怕妈妈吃不消。而且，爸爸的工资已经停发好久了，全家靠妈妈菲薄的一点薪水度日，他想去个能挣钱的地方，为家里做点贡献。就在这时，发生了全家都意想不到的事情。
父亲的工作单位是军队科研机构，归属军委某个大部。部里对黑五类的子女，要集中送到边远的军马场，实际就是把这些子女看管起来，统一流放，打出的旗号也是上山下乡。他们派人到两个哥哥的学校，说哥哥的分配不由学校决定，让把档案转给他们。又派人到我家和妈妈说，去马场比插队好，农场待遇，有工资收入；其实是软中透硬，不去也得去。在哪？山丹，祁连山下，那个“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大哥看中了有工资待遇，比插队好百倍，要去；二哥因和同学约定了同去陕北，不肯食言，不想去，哥俩整天争辩。妈妈说，去那么远的地方，要去就一起去，一个人走，她对谁都不放心。其实争辩根本没意义，他们根本就没有挑选的权利。
2月26日，北京的一场大风雪之后，依然没让妈妈去车站送行，我和哥哥的朋友送他们到车站。这次，我再也装不出没事人的样子，哭了，哭得很惨。从12月底到2月底，两个月的时间，这个家就分裂了，分成了好几块。再回家，家里只剩下我和妈妈。等全家人再团聚在一起时，已经是十年以后____1978年两个哥哥考上大学回京。其中，二哥在山丹那个军马场待的时间最长，整整八年！
四十年时光飞逝，往事依旧历历在目。
那么说文革期间家庭出身不好的是不能留城或者接父母班的了？怎么看《山楂树之恋》那个小说父亲被关押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初中生还能接她母亲的班当老师呢？
我出生比你稍晚一点。
我知道66届先分配招工和兵团，后插队，我姐姐的好友就是在她之前先后去工厂和
虎林的。这篇主要讲插队，所以没有多涉及其它的分配。
您的大作拜读过了。到底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比我写得有血有肉体多了，受益非浅。
您还是为红学家，以后还得多向您请教，学习。
关于上山下乡，最早可追溯至55年。有北京青年组织志愿垦荒队去黑龙江。
然后是60年代初的候隽和邢燕子她们。他们被称为“支边青年”。北京的到黑龙江，上海的去新疆。简称“支青”。
再就是68年的老三届。但安排上山下乡其实在年初就开始了。我们是68年年中就一车皮一车皮的往黑龙江送了。68年的叫“知青”。
老人家的号召是年底发表，那时我们已经在北大荒半年了。半夜起来敲锣打鼓庆祝。
我和你姐姐一届，也是北京“尖子学校”的。欢迎去看我的《北大荒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