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往周恩来脸上打叉?（图）

作者不详

周恩来病重治疗期间曾与医护人员合影。合影后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将来不要往我的脸上打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至善者，至真也。周恩来此时所言绝非偶然，而是深思熟虑后的肺腑之言。

那么谁会往周恩来脸上打叉呢？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分析：

―― 以邓小平为首的被解放老干部不会。尽管周恩来在文革期间按照毛泽东的意图整过不少人，但是干种类事情有违于周的本心，他也极不情愿。所以只要一有机会，周恩来就尽可能保护老干部。林彪死后，他乘机解放了许多老干部，不少老同志对周感恩戴德。他保稳定、促生产深为老同志欢迎，所以他们肯定不会往周恩来脸上打叉。

――靠造反起家的新贵们也不会。这些人政治上很不成熟，只能给人当枪使。林彪垮台后，周恩来威信如日中天，加之有极强大的人脉基础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他们挑战周无异以卵击石，所以这些人即使有贼心也没贼胆。

―― 普通民众也不会。其时革命小将已上山下乡化整为零，不能成为政治力量。其它阶层在革命委员会的严密掌控之下，经过刮十二级台风、清理阶级队伍，个个如惊弓之鸟，生怕说错话、站错队祸从天降。林彪事件发生后，民众对毛泽东已经产生了怀疑，对周恩来普遍有好感。不过民众只是墙头草，那边风大往哪边倒。对此周恩来心知肚明，他对医护人员说别往我脸上打叉，恐怕正是出于这个考虑。

――唯一能决定周恩来命运的就是毛泽东。按正常逻辑判断，毛泽东不应把周恩来当成运动对象。因为在毛泽东在与党内党外无数对手的角逐中，周恩来鞍前马后始终站在毛泽东一边，立下了汗马功劳。加之周恩来当时癌症已到晚期，与其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周打倒，不如等马克思在天显灵。但是正常逻辑对于毛泽东显然不适用。

孔子曰：七十从心所欲，不愈矩。正常人七十多岁早已心如止水，与世无争了。可毛泽东虽然年过八旬，却始终坚持斗争哲学不动摇。就在提出批林批孔的同时，又专门发出最高指示：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反，不斗则修。为什么他已接近生命终点依然积极倡导斗争哲学呢？

毛泽东多次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赶走了日本人，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赶走日本人有多大功绩姑且不论。但发动文革确是他毕其全部精力导演的作品――然而林彪事件的发生足以证明，这是一场以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代价，以更大的错误维护过去错误的闹剧。由于文革空前残酷的斗争，毛泽东伤害了太多的人，这也成了他的最大心病。否定文革也就否定了自己的后半生，若想保住文革成果，只有坚持斗争哲学持续不断地斗下去。

对于周恩来毛泽东始终放心不下。因为他知道，周在大跃进、反右、文革等重大问题上虽然最终站到了自己一边，但多是不得已而为之。林彪垮台时，周恩来就提出林彪反革命集团搞的是极左路线。毛泽东一眼看出清算极左路线必然要清算到自己头上，于是一锤定音，说林彪集团是形左实右的极右路线。

周恩来解放老干部不遗余力，经常借促生产否定抓革命，对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从不积极支持……这些表现令毛泽东很不满意。他深知自己百年之后，如果由周恩来掌权很可能否定文革，于是便有了批林批孔批周公。周恩来与毛泽东联手搞了一辈子政治斗争，对此心知肚明。所以才有了将来不要往我脸上打叉的说法。

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使倒周行动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1974年9月30日，周恩来抱病主持了国庆二十五周年盛大招待会。与会者包括各界人士达两千多人。 “当面容消瘦的周恩来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上时，人们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不断地呼喊：周总理!周总理！全场沸腾，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前面的人一拥而上，争相向他握手问候；后面的人则翘足远望，甚至站在椅子上挥手致意。周在招待会上所作的简短的官式祝酒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如此热烈的场面，发生在唯毛独尊的文革年代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人心所向。在这种情况下，挑战者不得不暂时收敛。

但是在与对手斗争中从未失败过的毛泽东绝不甘心于此。随后便借评论《水浒》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而且把周恩来在上海被捕，以伍豪名义出狱的事情重新翻了出来。九月二十日，周恩来施行了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这次手术只是医疗组为了尽量延长他的生命而作的努力。手术前周恩来知道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因而作了最坏准备：特意赶在这次手术前，要来了他在一九七一年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伍豪启事”问题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把该稿从头到尾又审订了一遍，然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把这份报告发给全国各省区的第一、二、三把手，人手一份。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突然用力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有从病床上下来。他的病势危重后，邓小平成了替罪羊。1975年底，毛泽东为保卫文革成果，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周恩来知道自己生命已不长久，更清楚这场运动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于是和邓颖超商定了三条：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

七十年代，世界上众多国家选择了民主制度，用和平方式解决社会矛盾，从而实现了和谐发展经济繁荣。可是毛泽东却将自己的斗争哲学理论不断推向新阶段。他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也还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要搞一次”，并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当成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一次次政治运动之后，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日益拉大，几亿中国人吃不饱、穿不暖、沦落成为这个星球最贫穷的群体。斗争哲学没有给人民谋来幸福，而是没完没了的灾难。

1976年元月周恩来去世。民众自发的悼念周恩来活动，成了压断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草。从而触发了中国社会政治危机的总爆发，声势浩大的四五运动，敲响了文革的丧钟。

周恩来以“臣事君以忠”的虔诚，一次次牺牲原则，屈从极左路线，最后仍然难逃噩运。在他惶惶不安的巨大痛苦中告别人世，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国家的悲剧。其实毛泽东晚年之所以走到自己反面，除了自身局限和个性，与当时中国社会没有民主传统，没有理性思维的地位，社会普遍存在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有直接关系。一个急于摆脱贫穷的民族，一个急于证明自己伟大的领袖，在建国初期的大跃进时期就一起铸下了大错，以后更加残酷激烈运动，不过是那场斗争的延续。

周恩来的晚年命运，使我想起了一句古语：覆巢之下无完卵。在斗争哲学统治的国度，参与斗争的各方都不会有好下场，不过更倒霉的是亿万生于这个时代的国民。

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仍然没有对斗争哲学理论进行系统批判，这是个不小的缺憾。如今建设和谐社会，更需要肃清斗争哲学流毒。当然仅仅批判显然远远不够，要实现和谐须要实现民主，须要确立宪法政治的地位。没有制度保证，一切都无从谈起。

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理论时，把民主放到了第一位，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最近台湾的国民党、亲民党相继到大陆访问，受到高规格接待和空前热烈欢迎，也表明了不同政党在中国政治地位的提高。但愿这样的好势头持续下去，但愿周恩来的悲剧永远不要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