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兴 国 中 学

24  兴 国 中 学

1944年暑假，结束了四年田园风光的战时大学生活，我们都将告别这静穆的汉江之滨，各奔前程了。摆在眼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是入川，一是北上西安。大部分同学选择了入川。战时首都是重庆，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物富民盈，工作机会相对较多。瑞云劝我去重庆。然而我只能北上，因为母亲、姐姐已随姐夫离开榆林，移居绥远省的临时省会陕坝，向北移了五六百里之遥，我若南下入川，与家庭的距离就拉得太远了。关山阻隔，交通不便，以当时的经济条件，就决无回家的指望了。何况四川人地生疏，无依无靠，西安则有不少榆林同乡和中学的老师同学。权衡之下，我决意北上去西安。

不料我抵达西安的时候，西安正处在极度混乱和极度恐慌之中。由于抗战史上的一次最可耻的大溃退——河南大溃退，导致日寇顺利地直逼潼关，西安岌岌可危。

据说河南守军只听到了日军进犯的消息，就已经溃不成军了，以致日寇的汽车都追不上溃散的逃兵。在这样的形势下，人们普遍对于潼关一线的防守也丧失了信心，于是西安的机关、团体、社会上层人士纷纷逃离。火车、汽车、骡车、马车以及一切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都被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所垄断，一般老百姓只能坐以待毙了！

我去找一些熟人，多数都已离去，只找到一个中学时比我高一级的同学。他在一个商业机关当会计，这个机关已解散，他正在整理行装准备日内回榆林，他留我暂住在他的宿舍里，建议我同他一道回榆林。我无意回榆林，榆林本不是我的家乡，亲人均已离开，榆林已经完全是异乡了。何况我也没有那样一笔路费。

西安的街头，商店大部分都关门歇业，只有零星的几家小铺在营业。满街都是纷扰慌乱的人群，就像炸了窝的蜂一样乱蹿，这种既萧条而又扰攘的景象，使我的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我怎么办？莫非真的困在西安当亡国奴？我是心慌意乱，不知如何自处！忽然在人丛中发现一位熟悉的老人，马师儒教授，我连忙迎上去问候。马教授是师大教育系的教授，陕北绥德县人，曾访问过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由于他的声望高，陕西省政府礼聘他担任省政府委员，他到西安来参加省府的会议尚未离开。

马教授一见我就责备说：“这是什么时候，不早不晚，偏偏在这时候到西安来？！”我解释说：“在汉中没听到一点西安吃紧的消息。”马教授说：“现在机关都搬走了，学校全关门了，你上哪儿去找事做？”他踌躇了好一阵子说：“这么办吧，我给你先找个可以吃住的地方。那是个中央机关，如果它撤退，你可以随着撤出去，如果西安局势好转，再找工作就不愁了。”

这真是绝处逢生，我当然大喜过望。马教授从皮包里取出一张名片来，在名片的背面写了几行字交给我说：“你去三青团陕西支团部找杨尔瑛书记，他是榆林人，他会照应你的。”我说：“我听说过这位前辈，他是我们校长杨尔琮的胞弟。”马教授说：“那就更好了，你可以告诉他，你是他哥哥的学生，就更多了一层关系。”我拜谢了马教授，连忙奔北大街去找三青团支团部，见到了杨尔瑛，他看过名片后，就把我留下了。

实际上到了1944年，日寇已经是强弩之末，西北当局也加强了潼关一线的防御部署，西安只是虚惊一场，局势日渐平稳下来。商店重新开业，机关都在陆续回迁，学校也在筹划开学。这时我听说杨尔琮校长已回西安，连忙去拜访。杨校长见到我很高兴，对我说：“我刚接任兴国中学的工作，你正好去给我帮忙。”真是逢凶化吉，天遂人愿啊！我就随杨校长去接办兴国中学。

兴国中学是“七七事变”后应形势的需要新建的一座全省规模最大的中学。因华北一带撤退下来的大批官僚、政客、富商、大贾云集西安，他们的子弟急需就学，于是西安新建了两所中学，一所中正中学，一所兴国中学。中正中学主要容纳军人子弟，兴国中学主要容纳社会上层人士的儿女。

兴国中学坐落在西安南郊的樊川河谷东侧的兴国寺。离城20里，倚山而建。校舍主体部分建在山麓，宿舍则建在山上。劈山岩成台阶式台地，教师宿舍建在第一层台地上，层层向上是女生宿舍，然后是男生宿舍。远望宛如层层楼阁。宿舍前的崖畔，栽着高大的白杨，白杨之间是榛莽的灌木丛，形成一道道绿色护栏。立在崖头，远眺樊川河谷，是一幅淡雅的水彩画卷，一条河像一匹蛟龙从云烟缭绕的终南山口涌出，向绿野平畴蜿蜒北去，波光明灭，十分壮观。

杨校长还没聘定教务主任，学校的招生工作不能等待，杨校长对我说：“你是学教育的，这招生工作就由你来主持。”我也很愿意一试身手，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实习的好机会。

招生是极繁杂而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从拟订、印制、公布招生简章开始，组织报名，编排试场及座号，制作密封卷，组织命题及试题保密措施，编排监场、阅卷、登记分数到录取张榜一系列的工作，一环扣一环，每一环节都包含着许多具体而细致的工作，任何一环出纰漏，都会影响整个招生工作而产生严重后果。

教务处的职员都是原班人马，他们应该很熟悉这一套工作，但是他们大概看我太年轻，没有经验，又是一个外来人，有意给我出难题来难为我。一个个装得什么都不懂，好象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工作似的，事事问我，事事等我的安排。我敏锐地感到了这一现像背后的用意，觉得可恼，也可笑，出于年轻人的好胜心，心想：好吧，看我的。于是一切主意、办法、工作步骤都由我来决定。我毕竟是学过此类专业课程的，尽管在学的时候我很轻视这类课程，认为没有理论，不值得一学，但是我是学了的，掌握了一些科学方法，处理这些事务并不外行。我的要求很严格，尽量加快工作的节奏，把那些想要看笑话的人调拨得团团转，他们才知道我不是那么好欺侮。招生工作安排得井然有序，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事后那些职员们对杨校长说：“没想到郭先生那么年轻还那么能干。”

在第一堂考试之前，全体教师聚集在教员准备室领到了试题和试卷，等待着那考试钟声的时候，杨校长走了进来，从皮包里掏出一厚叠西安各界头面人物写给他的有所请托的信函和名片，他当众划着火柴把它们付之一炬。这比任何庄重的宣言更强有力，宣告了择优录取的绝对严格和绝对公正，堵塞了一切权贵们的人情渠道。从中可以看出杨校长的胆识与魄力。这就是一个平凡的教育工作者的不平凡的品格与节操。

杨尔琮以对教育事业的忠诚赢得了社会的赞誉与信任，这次他出任兴中校长，就说明了社会对他的敬重。他没有学阀、学霸思想，不组织自己的阵营，不建立自己的派系，没有带来自己的班底。然而关中一带的教育界一向由当地人把持，人们称之为“关中派”，排斥外来人。杨尔琮知道他这个外来人出任陕西省规模最大的学校校长，必然会引起“关中派”的不满。为了办好学校，他希望与关中派合作而不是对立，所以他聘请关中人担任学校的重要职务。

兴国中学由于规模大，在人员编制上增加了一个相当于副校长的秘书职位，在训导处增加了副主任。杨尔琮聘请的秘书姓任，教务主任曹克寿，都是关中派中有根基的人物。曹克寿推荐了他的密友李印西担任训导主任。杨尔琮把聘请教师、任用职工的人事大权完全委托给任、曹、李三位。杨尔琮只聘请了我和另一个榆林人张子澄，张子澄是西北大学物理系与我同一届的毕业生。开学的时候，宣布我担任训导副主任职务兼教高一一个班的国文。事后我才知道这副主任职的由来，是关中派认为我是杨尔琮的私人，不得不分一勺“残羹”给我。尽管如此李印西还竭力阻止我参与训导工作。他告诉我：我的职责是组织学生的课外活动，训导处的其他工作就不必再“拖累”我了。训导处干脆没有为我设置办公桌，因此我这个副主任从不曾进过训导处的门。

这种奇怪现象没有引起我的诧异。我还是一个单纯的学生，在学校里长大，不曾接触过校外的世界，对于社会上的人际纠葛完全无知，带着满身的学生气，只觉得李印西交给我的任务很合我的脾胃，我很愿意融入学生之中，我几乎还是他们的同龄人。于是我很高兴地着手恢复原有的合唱团、话剧团，组织各种球类比赛，对于这些活动我既熟悉又兴趣盎然，很容易就把学生中的那些活跃分子吸引到我的周围。名义上我们是师生，融洽的程度无异于“哥儿们”。

尤其剧团里的学生和我接触最多。我担任导演，每天课外活动时间都在一起排练，绝大多数成员是高中学生，与我的年龄相差无几，既有共同的爱好，自然就相处得十分融洽。尤其有一个叫李铭传的学生，从上高一的时候就担任剧团的负责人，现在已是高三的学生了，依然热情不减。他是我的最好的助手，也是我的好朋友。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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