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魁北克
魁北克人是加拿大人中的异数，近半数公民赞成独立，年轻人尤甚。每年6月24日的”国庆节” ，只要你到亚伯拉旱平原，便立刻能感受到他们要求独立的狂热气氛，”魁北克万岁!”的口号一呼百应。魁北克人还有高非婚同居率，高分居率以及公开的同性恋。
32 事实永远不会迁就幻想
我终于告别了这座城市，告别了亲人，告别了敬重我也钟爱我的学生们，告别了几位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告别了把一切献给了我的她；我也告别了可能有的威胁和灾难。我带着喜悦与忧伤，振奋与茫然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绪，坐在空荡荡的机舱里。前边另一侧坐着两个军官在密谈着什么，他们无视我的存在，我也就不必去理会他们。
地面在缓慢地向后移动，缓慢得难以觉察，仿佛飞机被定格在空中了，几乎没有动感。俯瞰下方，好像是观赏一个地理模型，甚至连模型也不是，只是一幅自然地理的地图。由于没有明显的动感，使人感到沉闷、焦虑，好像时间也凝固了。我还没有手表，在那样的年月，一个中学教师是消费不起那样昂贵的奢侈品的，因此我更无法判断时间的流逝。
太阳沉落在远方地平线上的时候，飞机降落了。我走下舷梯，问梯旁的一个武装人员：“这是张家口吗？”他说：“这是北平南苑机场。”他告诉我：张家口的天气不好，地面的能见度太低，不便降落，只好飞来北平。
我听了既高兴又恐慌，高兴的是这座历史名城是我久已向往的了，今天居然不期而至，将可以使我一览故都的风采，以酬多年的渴慕，真该感谢上帝的巧安排了。恐慌的是对这座城市的陌生使我胆怯，正象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手足无措。
飞机场派汽车把我送进城，已是灯火辉煌的时候了。在前门箭楼旁下车，我好象是被抛入人和车的汪洋大海，汽车的喇叭声、有轨电车的铃声、噪杂的人声、匆忙而纷乱的脚步声、小贩的叫卖声，汇成震耳欲聋的喧嚣。五光十色的灯光闪烁着、流动着，晃得我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真是乡下佬进城，经不起这繁华的扰攘。我连忙叫了一辆洋车，请车夫拉我到师范大学去。这是我唯一可以投奔的地方。
说来也是凑巧，去年秋天，我的同班同学张孟献和历史系教授张云波、教育系讲师许椿生三位一道儿从兰州西北师院复员回北平师大时，途经归绥，我曾设宴为他们洗尘和饯行。因此我知道张孟献在师大教育系当助教。如果没有那次的邂逅，这次到北平真的是无处投奔了。
在师大找到了张孟献，老同学见面十分亲切。
这可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遭”。一进“烤肉宛”的大堂，就使我吃惊不小，也大开眼界。大堂里安放着几个大火炉，火炉上方都吊着比圆桌面还大的铁鏊子，围着铁鏊子是一圈环形桌子和一圈凳子，顾客每人占据着鏊子边上的一小块地盘，面前桌子上摆着一碟碟切成丝的生肉和各种佐料，顾客按自己的口味调配，然后用一尺多长指头粗的超级筷子，夹着肉丝放在鏊子边上去“烤”。所谓“烤”实际上是“干炮”，就是不放油的“炒”。我看着这局面是既惊愕又发怵。归绥师范有一位“老北京”，曾向我介绍过这种名吃，说是“美味中之美味”，他一边说一边在咽馋涎，听起来让人艳羡。今天一见却令我不禁咋舌，没想到文化名城中之文化人，竟然喜欢如此野蛮的吃法！
我们到达的时候，大堂里已经座无虚席，等了很长时间，才在堂倌的帮助下挤到了4个连在一起的座位坐下来。堂倌把肉丝和佐料一份一份替我们摆好，
张孟献希望我在北平多留连几日。他说：“既来了，就多住些日子，好好在北平玩玩。北平可供观赏的地方很多，仅城内的名胜古迹，游览一个星期也只能是走马观花。”其实报社并没有给我限期，逗留几天都没有关系，我也很留恋这座名城，但是我心里却记挂着我的新工作。于是说：“报社等着我去接手工作，好在张家口离北平不远，以后必然会常来常往的。”我给自己规定了只呆一天的时限。
第二天张孟献
一天走下来，头脑经历了一次文化艺术洗礼，大大地丰富了，却苦了我的两条腿，走到最后，都快抬不起来了，上台阶的时候要用双手帮扶着往上挪！
北平到张家口的火车是畅通无阻的。搭早车离开北平，下午就到达张家口。
我是带着五彩缤纷的幻想到报社的。我将据有一块园地，有园地就能种出芳草、香花，也能培植出参天大树。鲁迅就是从办副刊拓展了他的文学之路的。许多文学前辈都是办报办杂志起家的。在我的周围也将会出现一个作家群，将会吸引来许多文学青年，我们将会拥有众多的读者……
社长阎又文热情地接待了我，而且交给我的不是一块园地，而是报纸上的所有副刊。如果每天一个副刊，每周一轮换，就是七个副刊，我就拥有七块园地。阎又文教给我编副刊的办法是每天翻阅全国的大小报纸，从中选择最能引起读者兴趣的文章剪下来，按内容分类，一类就可以编一个副刊。我一听大失所望，这算什么编辑，剪报纸谁不会，还需要我来做这样无聊的工作？我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指示，我不能放弃我的“理想”，我首先要办一个像样儿的文学副刊。
事实永远不会迁就幻想，幻想常会被事实碰得粉碎。张家口一带在日伪统治下，实施了8年奴化教育，使当地人不仅远离了中国文化，甚至于忘掉了汉字和汉语的正确表达方式。这里的人能写出一张没有错别字而能让人看得懂的便条，就难能可贵了，哪儿有会写文章的人，作家和文学青年都还没有出生。如果我能正视现实，就会发现阎又文的“拿来主义”的办报方针是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的，不但有利于吸引读者扩大报纸的销路，就是对于当地的文化拓荒也是有好处的。无奈我一意孤行，坚持己见，没有稿源也不肯承认失败，仍用上高中时编《北辰》的办法维持，这样的所谓“文学刊物”当然没有读者。阎又文不欢迎这样的副刊，也不欢迎我这样固执己见不听指挥的部下。不过他还是宽容大度的，他不干涉我那个所谓的“文学副刊”，只让别人用他的办法去编别的副刊。如果我能改弦易辙，他会继续倚重我的，但是年轻人的傲气不允许我低头。
同时我也感到离开讲台，离开学生那些经常迎着我的笑眯眯的眼睛，就像演员离开舞台、离开观众的掌声和喝彩一样感到寂寞，我无法容忍面对着一堆报纸用剪刀去编辑的生涯，那就像走进了浩瀚无垠的沙漠，我的生命之树将由于失掉水分而枯萎。我的水源只能在学校。
于是我毅然写了辞职信给阎又文，他在信上批道：“但愿我们重聚时忘掉这次的不愉快。”
我在心里回答他：我们不会重聚了！不过我一生都在感念着阎又文，感念他的电报把我从危难中解救出来，感念他对我的宽容，感念他在批语中表露出的希望和我重逢的意愿。我就这样冒冒失失地离开了张家口，到北平去寻找我的回归路。
在张家口的两个多月里，我给黄蓉芳写过5封信，向她诉说了我的喜悦、兴奋、失落感和苦闷，诉说我对她的思念，对我们未来生活的设想和期望。然而杳如黄鹤，她竟没有片言只语的回复。我猜测着：也许她又要用什么特殊方法给我一个惊喜吧！
我给黄蓉芳的信都是经由姐姐转交的。在我即将离开张家口的时候，接到姐姐的一封信，信里还退给我写给黄蓉芳的最后一封信。姐姐在信里说：“黄蓉芳拒绝收你的这封信，并声称其余的信她将直接退给你。我问：为什么？她说：本来我们之间只是一般的关系。我说：你们都同房了呀！她说：我们是同床异梦，井水不犯河水……”
看完了姐姐的信我笑了，是难言的苦笑，是欲哭无泪的惨笑，是受辱者的愤怒的狞笑，是对自己的愚蠢的嘲笑，是对被亵渎的爱情的讥笑！我从来是把女性，特别是比自己更年轻的女性看作是纯洁无暇的，是天真无邪的，是诚恳善良的。我又一次被自己的愚蠢戏弄了。回想起来黄蓉芳从来就不是个“常数”而是个“变数”，她像沙漠里的气候，“早穿皮袄午穿纱”，像夏天的骤雨，来时猝不及防，去时干净利落。她使我意外地惊喜，意外地失望，乃至绝望。她显然比我老练得多啊，一个玩世不恭的女人！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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