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虫
蒿草之下， 或有兰香；
全球资本主义与公司疯狂
主子，您说的“我们”是何义？
--汤托问孤独老人哈里
一条从头烂到尾的鱼
2001年1月，美国劳工部报告，美国在萨摩亚群岛上--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一块领地--一家为杰西彭尼、西尔斯、塔吉特3家零售商生产服装的工厂，虐待几百名学徒工。据劳工部调查官员透露，很多工人们瘦得皮包骨头，看上去如同“活着的骷髅”，“他们36人住一间房，饭菜无任何油腥”。国家劳工委员会一个常驻纽约的公益小组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报道说，那里的工人被殴打，受到性虐待，遭到驱逐出境的威胁。他们被迫每天干12－18个小时，一星期干7天，常常忍饥挨饿，住在满是老鼠的集体宿舍。
同年
这家泰国工厂隶属于卡德尔工业玩具公司，该公司是一家巨型跨国工业，与玩具反斗店、杰西彭尼百货公司、费舍－普拉斯玩具公司以及其他的美国大公司签约。《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鲍伯·赫伯特写道，这家公司开办血汗工厂，雇童工，并榨其血汗，役其身心。这些幼童“为了微薄的工资在令人作呕的极其危险的环境下”劳作着。赫伯特称之为“玩具业的黑幕”。
目前我们讨论的主要是个体的疯狂行为，但是大公司和政府的疯狂行径在危机四伏的今天才是问题的核心。正如我们在第一章里讨论过的，这些疯狂行为是由一些机构通过损害工人、市民和社区利益来增加自身的财富和膨胀自身权利所导致的。而新的疯狂危机（从美国开始，逐渐遍及全球）则源于那些跨国大公司为快速攫取利润采取的不择手段的掠夺性行为。为了占据资本市场和满足永无止境的贪欲，这些大公司与政府相勾结。
本章关于公司疯狂的讨论让我们对疯狂行为自上而下蔓延这一现象一目了然。跨国公司的巨头们，以及他们在政界和知识界的盟友是引发疯狂危机的罪魁祸首。他们创造的制度体制和意识形态足以加速社会各阶层的疯狂进程。
资本家在对利润的追逐和经济狂热之间，并不存在多深的界限。约翰.D·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和其他奠定了美国资本主义基础的19世纪末的强盗巨头们都是典型的经济疯子。他们因对工人的残忍和腐败独裁统治而臭名昭著。在著名的1893年钢铁工人罢工中，卡内基命令他的手下开枪。从那以后，我们已经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疯狂行为，比方说喧闹的20年代，出现了大量的投机行为和政治丑闻等等。这就大大削弱了美国的道德结构。
两大基本变化使得长期以来形成的商业道德准则与开始大行其道的自由化理念水火不相容。第一个变化的是源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提倡的自由化的政治经济制度化。里根时期的改革将新自由市场信奉为神灵，崇尚经济自由化，同时否定工会和政府的正面作用。这逐渐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且促使华尔街的投资理念深入民心。
第二个变化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变革的根本体现。那些由工业革命以来经过两个世纪艰难构建起来的以无政府、劳工组织和社区为核心的经济调控框架正面临着来自经济全球化的威胁。
资本主义与社群：
社会学预言家和全球利润
全球经济的形成是21世纪商业发展的本质。大型跨国公司正在利用技术革命和通讯革命，从亚马逊河谷到太平洋沿岸，到处生产和营销其产品，试图傲视群雄，称霸全球。华尔街正在参与建立全球性金融市场，期望万亿美金每天能在全球范围内飞速流通，从而为建立新的世界格局奠定经济基础。同时，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不论是来自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一直致力于发起并资助自由贸易条约的形成，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非洲自由贸易协议以及尚处在提议阶段的新的美洲自由贸易协议。世界贸易组织正在为新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形成奠定法律基础（尽管1999年在西雅图发生了针对世贸组织的强烈抗议活动）。
全球化正在一种全新的“公司政治”（corpocracy）体系下形成。“公司政治”则是当今连接并主宰世界金融市场与各大公司之间的一种世界性的纽带。如今，全世界已有45000多家大公司,而其中200家最大公司的销售额就占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25%。金融机构的作用也异乎寻常地重要，其中100家最大的银行控制了21万亿的资产，相当于全球资产的3/4。像花旗集团、通用电器、通用汽车这样的大公司其实富可敌国，它们淡化国家色彩，形成各自的金融帝国。通用电器的年销售额比波兰的所有国民生产总值还高，沃尔玛的年销售额高过以色列或丹麦的国民生产总值，
迅速发展全球化经济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革命。它能使我们受益无穷，比如世界经济的蓬勃发展，贫穷落后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新的世界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但是，就全球化经济目前所采取的形式来看，它无法调和企业的利益和企业所属国利益之间的矛盾。由于全球性经济疯狂发展，形成了新的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体制。
为了理解这种威胁，我们看一下一个世纪前社会学的奠基人所创立的理论。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克海姆论述道，早期的工业资本主义，通过摧毁传统社会团体，鼓励个人抱负和流动性，从而威胁到了社会的稳定团结以及社会本身。蓬勃发展的工业时代同时成为了孕育利己主义和社会失范的温床。利己主义反映社群性的丧失，而社会失范则反映了社会无法遏制的梦想和激情的高涨。利己主义和社会失范成了疯狂行为肥沃的养育地，滋生了自私自利、贪婪和暴力，最终有可能失去控制，甚至颠覆社会。
全球化有可能继续削弱维系个体和行业文明的社会联系和价值观念。由于摆脱了对国家忠诚的约束，大公司纵横全球，在赤贫的国度里寻找最便宜的劳力。随着美国的公司移向海外，国内的工厂倒闭，被废弃的工业城镇成为美国的独特的风景，于是社区越来越脆弱得不堪一击。百万美国工人被卷入与发展中国家工人竞争的浪潮中。很多人找不到稳定的职业，成为“临时雇员”，前途未卜。用一些观察家的话来说，很多跨国大公司解聘正式工，雇佣临时“合同工”，因实际上成为一个徒有虚名的或者名存实亡的社会团体。传统跨国公司经营结构的解体加剧了利己主义和社会失范，使越来越多的工人成为漂泊不定、需要不停地寻找新的就业机会的“自由劳动者”。同时，那些跨国公司和它们的高层管理者们逐渐地从政府的控制中解脱出来，自由地追逐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支配权力和巨大的世界性利润。
虽然20世纪的风风雨雨证明卡尔.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并不准确，但是全球化的进程还是证实了马克思对资本的疯狂本质的判断是正确的。将所有的市场行为归结为金钱关系和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的做法，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显得有其道理。自由职业者在市场中无法寻求庇护，只有依靠自身不择手段地寻求出路。为寻求巨额利润，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印度雇佣童工，在中国雇佣监狱劳工。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最大的道德问题在于资本家剥削其雇工以获取利润。在全球化经济中，这个问题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当今疯狂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上无限的机遇所激发的欲望的增加和新型的跨国公司为捕捉这些机遇所采取的独特的手段。
全球利益的你争我夺：
新的公司疯狂
当今的核心问题是全球利益的你争我夺的游戏规则，即通过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利用巨大的资本杠杆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的熟练的策略。除非工人们甘心接受更低的报酬或者当地政府同意优惠政策来保护跨国公司，否则跨国公司随时可以用撒手不管的方法来威胁当地政府，因为他们能在全球其他地方雇佣到更廉价的劳动力。这种恐吓是生意场上的绝招之一，例如50年前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尔州纺织厂的雇主们就使用过这一招。当北方工人联合起来成立工会以后，雇主们就从英格兰转移到南方。但是当这个舞台从国内某一个州扩大到全球范围后，例如矿厂主可以转移到韩国或墨西哥等任何一个角落，这种对利益的你争我夺就变得空前地疯狂。
在这里，杜克海姆和马克思的分析的结论不约而同。国内舞台上的争夺是一种有规则的游戏。国家政府充当仲裁者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最后保护者。通过限制童工、规定最低工资、要求保护环境等规定，这些限制条件遏制了与经济活动中的利己主义和社会失范的肆意蔓延并且为剥削设置了底线。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及其后来的劳工协定以及政府项目的投入确保了公司的高利润，工人的高工资和公司所在国的更多资源。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通用公司总裁发表公司宣言说：“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润，美国也有利益。”大公司和国家利益的紧密结合让人们对宣言更加相信。
然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已没有维护世界共同利益的具有高效协调能力的监控者。全球开展的毫无规则的利益争夺游戏，把所有的社会抛向了一种纯粹自私自利的和社会失范的世界经济。在以下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危险在于这样一种游戏会产生一种新的规则，凭借这些新规则外来企业可以通过损害本国利益的做法来攫取最大利益。随着全球经济向昔日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倒退，历时两个多世纪才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变得岌岌可危。
全球经济疯狂是各跨国公司和国家政府之间积极合作的结果。不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全球市场都操纵在他们手中，各国政府在气数将尽时会惺惺相惜，携手合作。这多少会令人纳闷。但是在过去的20年中，正是他们促成了新的全球游戏规则的制定，也正是这些规则的制定颠覆了他们的权威。这种合作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精英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时常达成一些损害本国人民利益的协议。这些协议使全球的经济竞争陷入恶性循环，许多美国人的工资水平和工作环境倒退到第三世界，同时还使贫困国家中本已贫困不堪的大众陷入赤贫。一些全球观察家将此现象称为“逐低竞争”（race to the bottom）。
全球性的疯狂：
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全球血汗工厂
在我任教的校园里，正在兴起一种类似反越战的抗议活动。学生们群起抵制波士顿学院规定的帽子和运动衫，这些据说产自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萨尔瓦多的血汗工厂的产品，同时，类似的抗议活动如星星之火，迅速燃遍全国各地其他高校校园。血汗工厂已经成为经济疯狂的象征，而经济疯狂恰恰是新的全球化经济的核心内容。
可能有些同学读过以写镀金时代丑闻而出名的记者厄普顿.辛克莱的作品。他冒险进入芝加哥恐怖得令人发指的肉类加工厂采访。在他1906年发表的经典之作《丛林》中，他描绘了这样的一个世界：工人每天工作长达16小时，而每小时的工酬仅为几个便士。在屠宰场内，生产的是混有毛发、腐烂有毒的肉。一个世纪以后，辛克莱关于血汗工厂经济状况栩栩如生的描写，人们仍记忆犹新，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个世纪之前的经济疯狂。
在今天的全球化经济中起厄普顿.辛克莱那样的作用的人物是查尔斯.科纳汉。他以揭露萨尔瓦多国内生产美国超级品牌凯思琳.李.吉弗德牌服装的血汗工厂而闻名。据说美国明星凯思琳.李在听到缝制以她名字为商标的衣服的工人状况，不禁潸然泪下。大多数工人是年仅14－24岁的年轻女子。她们控诉道，每个工作班从清晨6点50持续到次日凌晨3点，连续工作20个小时，中间只有40分钟时间用于吃午饭和休息。姑娘们还说，如果她们试图联合反抗，就会
受到死亡威胁，她们还被强迫进行妊娠试验，被迫加班加点地工作，而每小时60美分的工资却使她们食不果腹。经理们拒绝她们离开工作地点，并且规定每天上厕所不得超过两次。老板们对她们喊叫、辱骂，要求缝得更快些，简直不顾她们的死活，要求每小时的生产标准至少是100－150件。她们的工厂周围全部围上了铁丝网，看上去与监狱毫无二致。
在中美洲，像在尼加拉瓜的拉斯马希迪斯自由贸易区的正太工厂一样，疯狂压榨工人的行径同样盛行。此工厂为科尔公司、塔吉特公司、杰西彭尼公司和其他美国名牌公司制作牛仔裤，同时为他们的最大客户美国军方制造军服。正太工厂中的工人的基本工资是每小时19美分。当工人提出每小时增加8美分的要求时，厂方开除了所有工会的领导，并且逮捕了很多组织者，还在工厂周围架设了新的电网。工厂里的环境如同梦魇般让人可怕。工头们的吼叫和骚扰对工人来说是家常便饭，他们要求工人们更快地更长时间地工作。一位21岁的名叫桑切斯的工人说：“他们斥骂我们，打耳光，踢屁股，拽耳朵。”两位亲临现场的美国参议员对血汗工厂的状况大为光火。更令他们难以容忍的是，五角大楼竟然采购这些工厂的产品，用纳税人的钱助纣为虐。国会议员施罗德.布朗在尼加拉瓜与工人们促膝交谈。2001年2月他回国后写道：“我和国会议员、佐治亚洲的民主党人、同时也是军方委员会委员的辛西娅.麦金尼共同呼吁，要求国家审计总署调查美国国防部在血汗工厂中扮演的角色。我们不能像陆军和海军那样支持尼加拉瓜的血汗工厂，对其恶行听之任之。”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了特殊的“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这些地区对跨国公司提供“免税”，使他们不受环保法和劳动法的约束。有些区域用带刺的铁丝网包围起来，经常被人们称为“巨型劳工营”，由特种警察管辖。而就在这些区域，大公司建立起他们的血汗工厂。在这里，他们每一起经济疯狂行为都得到国家的保护。其中最著名的也是对美国的大跨国公司至关重要的，是分布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保税（mapuiladoras）加工厂。如今这些工厂的触角已伸向墨西哥的内地。
按照1965年边界工业协议，建立保税加工厂，是跨国公司和政府合作的最典型的例子。墨西哥政府向各公司优惠提供土地，减免海关税和进口税，并且答应降低税金，默许他们自主经营，给予他们不遵守环境法和劳动法的特权。美国政府的做法是对本国跨国大公司进行政治干预并给予技术支持和免税政策，鼓励其开发美国以南地区。1993年通过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加速了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向美国以南地区迁移。越来越多的墨西哥农民和工人在与美国公司的竞争中变得穷困潦倒。如今，在墨西哥有40000多家外国工厂，美国工厂就有4000多家，其中包括世界财富500强之一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耐克公司和美国通用电器公司。
位于墨西哥阿特利斯科城、为耐克公司制造T恤衫和其它大学生运动装的国东株式会社表明，血汗工厂不是个别情况，而是司空见惯的事。在2001年早期，在对国际劳工权利基金会和对工人权利联盟的调查时发现，国东株式会社是家怙恶不悛、极为野蛮的工厂。国东株式会社里的工头对员工进行语言攻击和人身攻击，工厂拒绝支付合法病假工资，拒绝保障妇女哺乳期福利，每周克扣工人五小时工资，还威逼工人必须在工厂食堂就餐，而食堂的食物已变质腐烂发霉生蛆。他们动辄鞭打工人，开除那些组织独立工会的工人，同时安排了一个公司联盟来管理工人。
在国东株式会社进行独立调查的墨西哥劳工律师总结说，核心问题是要使那些为争取建立独立工会而罢工的工人重新上岗。在正太、国东株式会社和其他遍及世界各自由贸易区的工厂里，工人们正在为这个问题开展斗争，因为他们意识到独立工会是工人们今天可以用来对付公司疯狂行径的唯一工具。只有那些不怕失业、不怕牺牲的组织者和罢工者以及他们所表现出的勇气才可能要求耐克这样的大公司被迫下令对国东株式会社自行开展独立调查。
如果工会不存在，也就意味着墨西哥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将会每况愈下。奥斯卡·查维斯·迪亚兹在墨西哥的阿库纳地区一家美国铝公司干活。2000年10月，他向《纽约时报》的记者展示了一张每周60美金的工资存根。迪亚兹和他的妻子居住在一辆废弃生锈的校车车厢里。他说他们缺钱买衣买粮。社会经济学家鲁思·罗森鲍姆最近对11个边境社区购买力的调查进行了总结，指出那里的贫穷在日益加剧。她说：“如果你对这些工资作些研究，你会恶心作呕。”另一个在美国铝公司生产线上工作的员工指着他的一间在泥巴地上搭建的小茅棚说：“我们在工厂里做牛做马，却只能住这样的破草棚。”据《纽约时报》记者报道：“在阿库纳以及其他边境居住区，墨西哥工人挣得工资少得可怜。美国公司只支付最低限度的税款，结果那里的学校形同废墟，医院设施倒塌，到处是垃圾堆，而且下水道瘫痪。”超过半数在边境工作的工人没有室内卫生间。
美国铝公司是家暴利公司。最近该公司由保罗·奥尼尔接管。奥尼尔在2001年成为乔治·W·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部长。他掌管美国铝公司正是该公司在墨西哥对工人权利践踏最严重的时期。现今奥尼尔是制定美国与墨西哥贸易政策的重要人物。他所制定的政策，就像在世界地方一样，一方面藐视劳动法和环保法，一方面又强调保护私有财产及维护富有投资者的利益。
全球经济疯狂另一个严重的表现形式就是对年轻女工的性虐待。这在墨西哥保税工厂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处在14－26岁之间的年轻女性占大多数保税工厂劳动力的2/3。保税加工厂里的劳工律师和社会工作者报道，很多管理年轻女工的男性工头向她们提出性要求，不愿意与他们睡觉的女工就会失业。墨西哥社会工作者特里萨·奥尔马达报道说，不管是在工厂里还是在工厂外，墨西哥女人的处境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她们中很多人一旦怀孕就立即被工厂开除。
公司的疯狂还包括大规模的环境破坏。墨西哥的保税加工厂已向河流倾倒数百万吨未经处理的废水，而这些河流大多数流入美国境内。由美国劳工联盟及产业工会联合会发起的一次研究调查发现，边境上的水源已被大规模污染。含毒废物使鱼类和野生动物面临灭绝，甚至使整个生态系统面临威胁。
工厂里的工人们也受到有毒环境的危害。据在赫瓦拉斯城工厂中工作的人类学家玛丽亚·费尔南德斯·凯利报道，残酷的工作环境、危险的机床和有害气体使得工人的健康日趋恶化。他们时常抱怨“视力下降，神经衰弱和呼吸不畅”。由马萨诸塞大学在洛威尔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肌肉骨骼失调广泛发病与紧张的工作节奏和恶劣的车间环境息息相关。许多研究还发现有毒的化学废料和其他未经处理的污染物导致了严重的健康问题。外国公司创造了财富和欣欣向荣的边境经济，而大多数财富却流入了这些公司自己的保险箱。赫瓦拉斯城的市长萨因兹·艾利桑多讲述了该市所面临的困境：他的管辖地有望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但当政府却无法供应日常用水，污水处理方法和卫生条件都在恶化。2000年度墨西哥人口普查显示，现有75％的墨西哥人处在贫苦中，而1981年墨西哥的贫困率是49％。赫瓦拉斯市市长总结道：“虽然我们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但我们却变得越来越贫困，一年不如一年。”
工厂中普遍的非人待遇和工厂周围社区环境的恶化是跨国公司和墨西哥政府携手合作的结果。墨西哥政府动用军警压制工厂的抗议，同时默许跨国公司可以不受环保法和劳工法的约束。跨国公司在不断发展，工人工资却在下降，工作环境也在恶化。大公司与美国政府、墨西哥政府及其受惠于公司的工会相互勾结，分工合作，侵害工人的权利及社会保障体系。这些并非是自由市场公平竞争所造成的，而是全球利益疯狂地你争我夺的必然恶果。
大规模裁员：全球化及美国内的疯狂
美国通过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其他由世贸组织制定的协议的执行，坚定不移地搞经济全球化。先后担任总统的共和党人里根、老布什、小布什以及民主党出身的克林顿总统都一致认为，全球化通过出口工业中的就业率，降低消费价格，提高公司的竞争和利润，增进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提高效率，可能大大提高美国人的生活标准。尽管全球化是世人难以避免的，尽管全球化有提高国内外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格局下，美国和发展中国家一样，要想通过玩争夺利益的游戏来提高工资待遇得三思而后行。二十多年以来，美国梦逐渐破灭。正是玩这种游戏的报应，它使贫困的美国蓝领阶层的生活标准一降再降，同时使国内形成两极分化的态势。
这样的危险以前一直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中。疯狂的全球利益争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美国社会的最底层体现的淋漓尽致。美国工厂的工资报酬和工作环境沦落到第三世界水平，特别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在干着薪水不高的工作，所以经济上出现完完全全的“第三世界化”（third-worldlization）。全球化促进了国家间的劳动力流动，因而在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移民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强力因素。最近一批移民大多来自拉美和亚洲，他们主要从事那些美国本土人无法忍受的工作，这些移民构成了国内正在增长的第三世界经济的核心。
全球化为美国国内的雇主提供了全球招募新员工的可能。比如，芝加哥城外的工厂已经和墨西哥移民雇员的家乡村庄取得了联系。那些雇员心甘情愿地为公司招聘新员工，当员工辞职或空缺职位时，他们就鼓励其亲友加入到他们中来。与遥远的墨西哥村庄的直接联系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这对跨国公司而言无疑是一份天赐的财富。这些劳动力比国内本土工人，甚至比那些贫苦的芝加哥求职者更加廉价和驯服。
美国本土的血汗工厂也正在复苏。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成千上万的血汗工厂在纽约城、洛杉矶和其他地区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据2001年1月《纽约时报》报道，位于布鲁克林区的两家服装厂被指控强迫员工一周工作140小时而不付加班工资。在这些工厂工作的两名中国移民说他们披星戴月地工作，从清早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一周工作7天，一年365天。他们的工作是将成品服装挂在衣架上，他们算了一下，一周要挂59476件成品衣服。
据说布鲁克林的血汗工厂是由一家因开办血汗工厂而劣迹斑斑的公司控股的。在1999年的诉讼案中和其后2000年的诉讼案中该公司答应支付十万美元来偿清拖欠的工人工资。据有关律师介绍，在以上两起诉讼案中，“这些工厂都逼迫工人长时间地连续工作，要求他们尽可能地提高生产效率”。美国国内的血汗工厂的工作环境无异于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血汗工厂。1991年北卡罗莱纳州禽类加工厂的一场恐怖的大火烧死了25名雇员。悲剧的酿成是因为厂方管理人员经常关闭工厂的各个门，以防工人们逃跑。这家工厂的老板因亲自下令关闭大门，禁止工人出入，在1994年以过失杀人罪被判处近二十年监禁。
血汗工厂和对移民劳工的剥削只是继全球化之后,美国经济不断第三世界化的过程中显露出来的冰山一角而已.美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各大公司在争夺利益,迫使工人和社区作出巨大让步,甚至要他们完全改写劳动契约。这种变化的核心是被《财富》杂志称为“工作末日”的职业变革。那些跨国公司将很多员工转变为兼职工、临时工、独立承包人和其他临时雇员，我称之为“大砸饭碗”。因为公司废除了受美国保护的传统工作，取而代之的慢慢地建立起的由独立承包人和不受任何保护的自由职业者构成的新劳动力。
总数达3000万约占全美工人1/4的美国工人成为正式雇佣的临时工，《时代周刊》将此作法称为“美国陷阱”。这种转型的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劳动力的第三世界化。在一个跨国公司将其员工分为兼职工、临时工或者独立承包人的同时，该公司也就立即摆脱了支付卫生健康、失业保险、退休金和其他的福利等义务，也就无责任向员工提供长期工作保障。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雇员都被正式雇佣的临时工，因为为了提高竞争力和产品的质量，全球化促使各跨国公司要提高一小部分核心劳动力对公司的忠诚度和参与公司管理的意识。这正是全球化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既千方百计地使工人听从摆布，又费尽心思地使他们与公司休戚与共。
临时工和兼职工不但没有奖金和工作保障，其工资 也是正常工人的60％。而且，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就可能将原本属于中产阶级的许多工人一下子陷入囊中羞涩、度日维艰的窘境中。例如，一位因公司裁员而失业的会计，在一家专门面向专业人士和经理的职业介绍所求职。他生动地描述了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困境：“我必须在我税收上作弊，因为我入不敷出。我的车需要装新的刹车，从早到晚，我继续用旧的，直到这刹车失灵为止。我的妻子需要看牙医，她的牙齿在一点点被蛀蚀。我一天只吃一餐，这样可以抑制我的食欲，让孩子们有食物吃。”
除了这些经济上问题之外，临时工、兼职工同样遭受社区所带来的新的危机。临时工是一种在社会失范下形成的一种雇佣关系，它体现了杜克海姆早就预料到并为之担忧的社会纽带日渐削弱。临时工可能今天还在干，明天就走人了。所以一位学者描述道：“这些劳工如同摆夜摊。”临时工既不受忠诚和责任的约束，又无紧密的工作联系，这使他们社会地位下降，道德堕落。一名临时工他们中普遍存在的情绪：“我连一堆狗屎都不会留给公司，我们到这儿来是挣钱的，来拿走一切我可以拿到的东西。如果铅笔可以拿走，我会拿走。我并不想这样，但我会这样做。我们是不是可以拿走一些纸，或是拷贝些软件呢？”
另一个临时工说，他感到“受到了双重凌辱，一是来自公司，另一个来自临时工职业介绍所。”事实上，介绍所和公司一样地剥削临时工人，有时他们甚至不惜违法。现今，美国国税局正密切地注视着公司员工的重组，看看这一做法是否为一场巨大的税务骗局。当各公司将他们的工人叫做“独立合同工”（independentcontractor）,他们就可以免交雇主们应交纳的失业保险、工人赔偿金和社会保险之类的税款。如果公司对工人的重组仅仅是文字游戏，而所谓的独立合同工要继续且只能为该公司效力的话，那么免交这些款项是违法的。这就像一家大公司要重组其邮件处理员，而又没有告诉他们一样。美国国税局认为，各公司通过了这样的诡计欺骗了工人，欺骗了交纳几百万美金的纳税人，因此决定先起诉这些公司。例如2000年，微软公司被责令为该公司长期临时工中的骨干分子提供福利，而工人们也正是以此为理由控告了微软公司。
其他形式的公司疯狂行为也使得临时工特别地任人宰割，其中包括性骚扰、种族歧视、违反卫生和安全规章以及违反公平劳动标准法。许多工人得不到工会、雇工协助以及其他组织的保护。一位已为人母的美裔美国妇女干临时工已有十多年，她诉称“曾遭多位老板的性骚扰和性歧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以逍遥法外，而你是临时工，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她说很多临时工职业介绍所也充满了歧视：“如果你长着金发碧眼，他们就会给你介绍最好的职位。”其他一些临时工说，他们对自己的工资级别一无所知，但他们被迫无偿超时工作，并被分派做危险工作。他们中很多人被勒令戴特殊颜色的徽章，有的甚至不能使用食堂的桌椅，有的连浴室的钥匙也无缘得到。
“权变资本主义”（contingent capitalism）的新体制的疯狂性与国内外的全球化息息相关，密不可分。耐克公司、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大型跨国制造公司利用国外劳动力，建立其临时工巨型储备库。微软公司在印度和其他穷国雇佣了大量的临时工，这表明高科技公司也正加入“临时工革命”的行列。跨国公司经营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使得公司经营风险转嫁到了那些在穷乡僻壤、辛勤劳作却得摊到任何保护的劳工头上。全球化市场变化莫测，商海风起云涌，这其中的风险全由临时工承担了。
同样，国内的临时工也成了公司经营风险的替罪羊和垫脚石，他们和牺牲使得公司在商海的狂风巨浪中得以稍作喘息。在美国国内的很多临时工，大多为少数民族、女性或是未受教育的男性。他们是美国国内第三世界临时工大军的缩影。全球化使国内临时工与国外工人同台竞争，他们一起形成世界边陲劳工市场。这正是马克思笔下“劳动力后备军”的国际代名词。
伴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化还直接导致了公司的裁员。经济疯狂的这一新形式给美国的中产阶级带来了新的担忧。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裁员的十年”（the Decade of Downsizing）。在此期间，美国500强公司有超过半数的大规模裁减员工。其中许多公司在裁员的同时获得了利益，在解雇工人的同时却在为行政管理人员大幅加薪。正如上一节所提到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解雇7万工人的同时，该公司总裁鲍勃·艾伦却宣布将本人的工资增加了几百万美金。《商务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公司的幸运儿”的文章，杂志的封面人物是艾伦和其他几位为富不仁的总裁。文章揭露了他们的贪婪行径所表现出的显而易见的疯狂本性。
德高望重的劳工经济学家奥德丽·弗里德曼1993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公司裁员将是大势所趋，在美国长期的稳定工作将为数不多。21世纪的第一年，新一轮公司裁员证实了弗里德曼的预言。2000年9月，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宣布裁员2.6万人，相当于该公司全球所有劳工的1/4。几乎与此同时，朗讯科技公司宣布裁员1.6万人.几个月后,北电网络公司和弗莱森电讯公司宣布各裁员1万人，摩托罗拉公司宣布裁员9370人，可口可乐公司将裁减其全球员工的20％。
到2001年6月，从制造商到媒体巨头再到军火商、银行和卫生系统，大规模裁员几乎无处不在。公司裁员已成为跨国公司向华尔街发出的暗示：它们会为利润而孤注一掷。既而华尔街以高价买进股票作为对大型跨国公司的回报。在1999－2001年间宣布大规模裁员的公司包括：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微软、亚马逊、洛克希德·马丁、迪斯尼、美洲银行、埃克森美孚、大能银行、波音公司、佛雷特银行、桂格麦粉、戴尔计算机、埃斯姆百货、联合技术、奎斯特电讯、固特伦胎橡胶公司和杰西彭尼等著名公司。这类公司不胜枚举。很多公司就是简单地一直持续地慢性裁员。以埃克森美孚为例，该公司1982年有36.1万职工，现今缩减为23.8万。埃克森美孚、美洲银行和其他一些公司效法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解雇大量员工的同时，总裁薪水增加高达几百万美金。目前这些总裁的工资是普通员工的400倍。他们的贪婪甚至让广大股东震惊。美洲银行和埃克森美孚的股东已采取一些措施来抑制执行总裁在解雇成千上万的员工的同时肆意提升自己的薪水的做法。
如今，公司裁员已波及到网络业，并且形势不容乐观。2001年情人节当天，旧金山的一家网站“合作媒介”宣布裁员101名员工。这突如其来的举措使被裁的网络人员极为震惊。他们卷铺盖走人时， 发现公司没有支付他们最后10天的薪水。原副总裁蒂姆·莱夫科维茨同样未收到最后10天的工资支票。他说：“人们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公司不过在利用他们。”2000年，网络公司的裁员变得相当盛行，大约5万职位被取消。詹妮弗·李在采访了很多受害者后写道：“他们年轻有为，奋发进取。因而当老板告知他们被解雇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老板竟是如此冷酷无情，龌龊不堪。”
公司裁员对受害者和幸免者来说都是同样残酷的。对于那些为公司效力多年的老员工来说，这不仅是一场经济浩劫，更是一场杜克海姆所称的严重社会失范引起的疯狂行径。20世纪90年代早期，IBM承诺保障终身工作制，很多人签约该公司。当初，公司曾谆谆教诲员工们以效忠公司为天职，如今却单方面撕毁合约，这不能不使他们感到公司利用了他们的道德操守。
另一家电脑巨头,美国数码设备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规模减员弄得四分五裂。公司解雇员工的粉红通知直到周五下午发出，仅留几个小时给员工清理办公桌。一位被解雇的职员回忆道，当他回到办公室收拾自己东西的时候，老同事们不约而同地溜到各自的小隔间里，没有人和他道别。他说，他们都很恐惧，好像粉红通知是公司的艾滋病毒，生怕传染上自己。
在很多公司里，裁员的幸存者同样感到阵阵恐慌。康涅狄格州的一家电话公司已连续90年执行无裁员政策。而在过去10年间，该公司开始了一系列在其他通讯公司已司空见惯的裁员计划。在第一轮裁员之后，公司“先合并部门，然后开始大规模裁员”。幸存者们都处在随时被炒鱿鱼的危险中，被要求持续加班加点地工作。一位员工坦言，他们的压力和恐惧相当之大。
裁员恐慌反映了美国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正在遭受新的致命威胁。这些阶层都获得了许诺稳定、高薪工作的社会契约，这种社会契约于20世纪30年代新政时期由议会立法通过，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抑制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利已行为和社会失范倾向。60年代，经过劳动者和社会各界一个世纪的不懈努力，社会契约在劳动福利法案中得到体现。然而，全球化为公司快速解除高薪水、好福利、长期效忠公司的合同打开了方便之门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公司毁约，资本主义的再次堕落到最初的利己主义和社会失范的状态之中。今天的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由这些国际强盗资本家所操纵。
社会契约的崩溃标志着美国核心工业的衰退和肮脏的工业经济的兴起。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在他们的墨西哥生产基地赚取前所未有的巨额财富时，当这些公司染指航空、石油和金融服务行业时，他们抛弃了50万美国汽车工人。而这些工人与来自纺织、钢铁及其他产业上百万的穷困工人一样，很快被转移到国外的工厂中。工人们既没有新的培训机会也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只能处于永久的失业和半失业的状态中，被迫去接受那些契约性的临时工作，或者去做那些报酬微薄的服务性工作，没有原先他们美国梦中的工作安全保护和福利保障。政府和公司对美国劳动阶层的抛弃反映了经济疯狂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体现了缺少社会契约约束的资本主义道德的沦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兴的、面向未来的后工业时期的美国经济，包括传媒界、电脑业、金融业、娱乐业以及制药业等高科技跨国大集团，与早期社会失范的资本主义毫无二致。那些高科技工业园，例如加州硅谷，被那里的职员和研究人员形容为“功能失调的临时工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残酷地竞争，投机赚钱，精神空虚，公司大规模调整人员，有着令人发指的欺骗行为以及相对稳定的剥削手段和等级制度。
一位为追逐利益最大化而不停地跳槽的学者描述道，那些电脑行家、电子工程师、系统分析员以及软件设计高手都属于失范一族的浪迹者，他们拿着高薪，可支撑他们的则是在电脑生产线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临时工。这些临时工来自墨西哥、东南亚及美国的一些偏远地区，他们的薪水低，工作不稳定，工作环境中的有毒的化学物质，使用的是损伤视力的电子显微镜。这些都反映了权变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虽然电脑行家和生产线上的工人分别处在新型的工业经济的贫富两极，但两者均未能享受到昔日社会契约所许诺的福利.而正是这些契约有效地维护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忠诚品质和社群精神。
全球大赌场：华尔街上的疯狂
凭心而言，大公司的确受到了某些自身能力可以控制的力量的支配。华尔街和其他一些全球股票交易市场甚至比这些大跨国公司更加贪婪。投资者每时每刻都期待看到更大的赢利，同时他们还无情地惩罚那些不能带来利润的公司。
全球金融市场成了世界的主宰。公司已不能拒绝金融市场提出的短期收益的要求，连大部分国家都得遵守金融市场的意愿。每天数以万亿的美金在世界市场中流通，通过新上市公司股票、货币投机、猪肉买卖以及日常贸易来追逐利润最大化。这些金钱交易完全不考虑工人、公司和国家的利益，正在逐渐地将全球经济转变成一个看似巨大的赌场。
金融市场的绝大多数活动都具有投机性，甚至像乔治·索罗斯这样受人尊重的金融家也承认，他们从事的是一种高风险的合法赌博。索罗斯曾因准确预测英镑和美元兑换走向在一天之内赚了十亿美金。他坦言像他这样的投机商人，犹如“合法的不法分子”，操纵着货币市场，完全置社会后果于不顾。1998年那场亚洲金融风暴至今还在影响泰国、韩国以及亚洲其它国家的经济。为了快速获取利润投机者在该地区投入数亿的资金。当贷款疯狂上涨时，他们就大量抛售当地货币，使受影响地区的利率狂飙，以至于引发整个亚洲的破产狂潮。然后，投机者很快将他们的资金抽走，使得数百万人失业，并导致整个国家经济崩溃。
同样，金融疯狂也是全球血汗工厂兴起和国内大公司大规模裁员的原因。如上所述，当今大公司裁员是为了让投资者确信他们已把利润放在了首位，同时，金融市场对该类公司予以特别回报。随后，公司进行更大规模的裁员，以赢得华尔街更多的青睐。伤害工人的利益也就成为了这些大企业推动股票价格上涨的主要策略。
社会学家迈克尔·尤西姆写道，当今是新型的“投资资本主义”当道，大公司在“短线资本”中损兵折将。所谓“短线资本”，即短期交易的资金，是金融市场上制度化贪婪的代名词。由腰缠万贯的投资者和大集团投资商操纵的金融市场，例如互助基金和养老基金，对长线投资毫无兴趣。随着追逐短期利润的欲望膨胀，全球金融市场转向了制度化的当日交易模式。投资者在快捷的因特网帮助下，在世界范围内疯狂地进行资本交易和转移。
在美林、高盛和其他大型投资银行就职的华尔街分析师成了手握生杀大权的人，他们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其它24小时商务有线电视台发布的卖出和买进的建议，直接关系到各大公司的生死存亡。因此，各大公司操控分析师的言论，而分析师的言论则操控着全球投资者的观点。金融市场一直被受人操控的观念和贪婪的欲望笼罩着。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样的金融市场或多或少与大赌场相似。但在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兰·格林斯潘称之为“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的新兴的金融环境下，市场成了一个骗人的把戏。公司通过操控它们的经营状况发布来左右分析家和投资商。与此同时，分析师通过左右投资者的观点来为分析人士所在的公司谋取更多的利益。
2000－2001年爆发的一次新丑闻，使得人们隐隐约约看清了操控金融市场的华尔街分析师一手导演的制度化的疯狂。投资者依赖分析师对大公司经营运作情况所作的独家评估，来买进或卖出这些股票。就像《60分钟时事杂志》以及其它电视节目指出的那样，像美林和摩根斯坦这样的华尔街巨头，他们雇佣了证券为他们提供有关公司的分析情报，然后再与这些公司做生意来获利。这些分析师当然不愿意仓促地做出如何与其生意伙伴合作的建议。实际上分析师们有着夸大自己分析和预测正确性的倾向。简单地说，由于公众特别看重分析师的公正性，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他们不得不玩些经过深思熟虑的骗人技巧。同时，公司通过向分析师提供虚假的信息也参与到这种骗人的游戏中，他们人为地调低预期的收益水平，造成季度末“超过”预期水平的假象，以此让投资者和公众相信，他们的实际收益比分析师预期的要好。
投资者在这方面也变得聪明起来，他们从独立性更大的网络业余分析师那儿获得信息。当今，华尔街充斥着业余分析网站上的“小道消息”。彭博公司在一次调查中发现，业余分析师的“小道消息”与市场的实际情况相比，有21％的偏差，而华尔街上的分析师的消息与市场实际情况相比则有44％的偏差。财经记者迈克尔·刘易斯报道说业余分析师之所以能够在金融市场上有一席之地，就是因为他们的分析结果比专业人士平均要精确两倍－－尽管专业分析师地整个金融市场上可以呼风唤雨。而业余分析师只能靠媒体捕捉一二。
但是，就连这些业余分析师本身也贪婪，好疯狂。一个16岁的乡村高中生乔纳森·莱伯德在网上向股民推荐股票赚了几十万，他的预测百发百中。然而他急于发家，最终被指控违反有关股票违反有关股票发行法，散布从狱中骗子那里得来的股票消息。莱伯德对股票市场的看法有点玩世不恭，但却一针见血：“无论是分析师、经纪人、顾问、网上交易，还是公司、个人都在操纵市场。否则，股票市场也不存在。”
跨国公司在国内外的犯罪
以上章节所描述的经济疯狂，无论是开设全球血汗工厂，通过公司裁员来获利，还是夸大股票预测，大多都是合法的。新的合法疯狂成为令人震惊的时代潮流，随之而生的另一趋势是跨国公司所犯下了的累累罪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罪行累累的公司冒天下之大不韪，完全是为了攫取巨额利润。
事故。同时，根据记者和国会的调查显示，该公司早就获取
了有关轮胎存在隐患的证据。
福特公司的国际备忘录里记载，1999年普利司通／凡士通轮胎公司就曾反对从沙特阿拉伯召回轮胎，因为害怕这事捅到美国轮胎管理部门那儿。此前，普利司通/凡士通公司就知道汽车轮胎保险金上涨，同时轮胎隐患对个人生命、财产造成损失的赔偿金也在上涨。正如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参议员里查德.谢尔比所说：“福特和普利司通至少要有一个最起码的道德和义务，那就是要确保他们卖给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产品是安全的。然而，恐怕他们根本就没让消费者和联邦政府知道几十人丧失了生命。”
虽然普利司通／凡士通公司爆出了近年来最大的一宗工业责任事故丑闻，但是全球化却使得该公司一直逍遥法外。据报道，委内瑞拉有六十多人丧生于高速公路车祸，他们的亲属却仅得到了一点点赔偿金。该国法律中没有集体诉讼的概念，没有为消费者说话的律师制度，也没有提出诉讼的鼓动者。虽然委内瑞拉政府声称要普利司通／凡士通以及福特公司告上法庭，但因为缺乏保护消费者权利的传统，再加上两公司有雄厚的资金和足够的法律手段来应付这场官司，使得这个案件非常棘手。
普利司通／凡士通公司的欺骗行径使我想起另一宗有名的经济疯狂案例。该案造成了更多人死亡，并曝光于上世纪90年代。烟草巨头布朗威廉姆森公司的一位名叫杰弗里.威根德的主管揭发了各大烟草公司多年来一直掩盖着的一个事实，即吸烟上瘾且能致癌。从此，各烟草公司的主管开始承认一直被他们掩盖的事实，同时在贫穷国家开拓新市场，在这些国家几乎没有保护公众健康的措施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
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及其他的大型烟草行业玩弄的阴谋，导致了1964－1998年间1200万人的死亡。在布朗威廉姆森公司20世纪60年代的一份文件中，该公司轻描淡写地说道：“我们在做尼古丁的买卖，尼古丁是一种使人上瘾的毒品。”直到40年后，该公司才承认香烟有害健康。前任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局长大卫.凯斯勒说，这么多年来这些公司一直刻意宣传香烟不含尼古丁成分。该公司掩盖事实证据，否认有关上瘾和导致癌症的宣传，并且还加强儿童和海外市场的开放。烟草公司犯下了如此骇人听闻的、难以告人的滔天罪行，因而2000年弗罗里达州陪审团判决这些公司赔偿消费者1440亿美元。
杂志《跨国公司年鉴》的编辑和最近出版的《大公司的掠夺》一书的作者拉塞尔.莫克希伯和罗伯特.韦斯曼应该是当今揭露公司犯罪行径的先锋。每年，他们都在《跨国公司年鉴》中发布“本年度十大最差公司”，以图表的形式揭露公司具有实实在在犯罪性质的阴谋、暴行及煽动行为。报道内容包括，在刚果的法国的埃尔.阿基坦石油公司的工人成功罢免一个不合作的董事长，美国矿业公司在煤炭工人死于矽肺病的情况下虚报空气质量指数，以及对泰森食品公司非法政治捐款的揭露。所有这一切都显示犯罪行径已成为美国大型公司的“标准”经营方式。
莫克希伯和韦斯曼于20世纪90年代编写了新的“100家首恶公司”排行榜。据他们介绍，每年发生在街头的犯罪行为会使美国政府损失38亿美元，而仅仅在医疗卫生行业中的欺骗行为每年要耗去美国人1000－4000亿美元。他们指出还有数百家公司没有包括进他们的排行榜中，或者尚没有被指控。那些被指控的公司通过资助竞选、游说疏通和施加政治影响为自己的公司不断打造法律保护伞。
这张名单也正是世界各大公司的《名人录》。有犯罪行为的前十名的公司有在1999年反托拉斯活动中落网并被处以5亿美元罚金的药业巨头霍夫曼罗氏公司，有因环境问题被宣布有罪的埃克森美孚公司，有因金融诈骗而被控告的金融寡头，还有在反托拉斯活动中落网的阿歇丹尼尔斯·米德兰食品公司。前100名中辉瑞制药公司、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诺斯洛普公司、伊士曼化工公司、通用电器公司、康尼格拉食品原料公司、蓝十字保险公司、阿道夫.库尔斯公司、美国糖业公司、国际造纸公司、亿赛有限公司、泰莱达因工业公司。所有被指控的公司都被处以罚金。六家公司（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沃纳兰波特制药公司、泰莱达因公司和联合技术公司）都对在20世纪90年代所犯的多种罪行供认不讳。
针对新世纪大公司的疯狂犯罪，莫克希伯和韦斯曼不得不雇用更多的助手。2000－2001年，检控官洞察到药剂业、安全业、航空业、防卫业、电子通讯以及其他大型企业中存在新的犯罪暗流。检控官指控各烟草公司将香烟走私到加拿大，此类犯罪行径显示那些疯狂的大公司实为惯犯。他们是不会因为年复一年地受到指控和集体诉讼而罢休的。这些公司比政府、消费者拥有更多的资金和律师,似乎早已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犯罪也能挣钱。
呼唤理性全球化：西雅图事件后的全球化前景
1999年12月，西雅图的街道成了激烈的战场，美国装甲车开上了街道，耐克商店的橱窗被砸，催泪弹的声音震耳欲聋。5万名大学生、工人和环境保护者集会游行，要求世界贸易组织休会。他们的目标不是阻止全球化，而是向世界贸易组织的全球经济立法功能提出挑战，要求他们制定新的法律，既要保证人们有钱可挣，又要保障人们有人权可享。
西雅图事件是法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代表了一个新的认识的开端。来自最富有国家的金融精英正在制定一些决定未来几十年世界发展走向的基本法。示威者希望在全球化过程中能避免疯狂行为，他们的决心已见诸行动。自西雅图会议以来，示威请愿者几乎在每一次金融精英的立法会议上都进行了发人深省的请愿。自2000年4月华盛顿会议起，到同年9月的布拉格会议，到2001年1月的瑞士达沃斯会议，一直到2001年4月的魁北克城的会议，到处都有示威者的身影。公司里的精英一直在寻找安静隐秘之处，最终选择在沙漠地区卡塔尔这个中东专制国家里举行2001年度的世界贸易组织大会。可是警察的警棍和防爆措施仍未能阻挡住抗议者的步伐。在瑞士达沃斯不少抗议者翻墙而入，以避开边界和街道的封锁。
在本章的开头我们已经提到，全球化完全可以在不损害世界上广大工人和社区利益的前提下，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运转，即通过全球性的分工、生产和交易来获得利益。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头头仍然允许全球化按现行方式运作呢?为什么不重建并改组世界经济，借以协调各个大型跨国公司庞大的势力，并抑制他们的贪欲呢？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到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在全球机构网中仍然拥有重要的影响力。但是在新的经济秩序下，真正大权在握的玩家不是美国或其他各国政府，而是那些超级跨国公司。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为什么对弹劾各大公司的提案都保持沉默？理由很简单：两个政党都得依赖商业资金的赞助以赢得选举，所以不会就各大公司的核心问题向他们发难。4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华盛顿设立了办事机构，与此同时，美国500家最大的公司也在华盛顿设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并雇佣了近万名说客。国内外大公司构成了迄今为止华盛顿最大的、最具影响力的特殊利益集团，大公司的精英占据了政府的经济要职，同时又控制了决定广大人民和政府生死存亡的资金和投资决策。最终，商业成为制定美国国内经济政策的晴雨表。
学生和西雅图其他抗议者证明，他们可以用行动促使事态发生变化。2000年和2001年的抗议活动引起了金融精英内部的危机，各大公司连忙摆出一副勇于担负社会责任的姿态。世界银行的总裁詹姆斯.沃尔芬森宣布他将把工作重点转向关心世界上的穷人。美国政府对各大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有所收敛，同时在贸易协定中表现出对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的关心。
抗议者的目标是使全球化成为增强广大人民的权力和维护他们生存尊严的途径。实现此目标的方法之一是发展全球劳工运动，为全球劳工争取新的利益，平衡跨国公司的权利。美国的工人以及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的劳工们应该紧密地联合起来抵制世界上各血汗工厂令人发指的剥削行为和惨无人道的临时雇佣制。但是，美国政府不愿与工会达成协议。在国际上，美国对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独立工会的运动毫不支持。克林顿总统支持和促进工会以及世界劳工权利运动的发展，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筹备额中，为确立保护工人利益和环境的条款而做出了种种努力。一直对劳工运动持反对态度的现任总统乔治.布什是不可能追随他的前任的。在这方面甚至要迈出一小步也是天方夜谭。
美国工会正着手制定新的全球策略。他们意识到，只要允许大公司在海外开设血汗工厂，那么美国国内的工人将面临与血汗工厂的工人同样的境遇。在敌视了海外工人和劳工运动数年之后，美国劳工联盟的劳工领袖开始提议国际劳工应该加强团结，并且投入资金来进行宣传。现任美国劳工运动领袖约翰.斯威尼口头允诺要支持并赞助商业机构、出口加工区以及贸易地区的工会联盟。早在1994年，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城福特汽车装配厂的工人们投票决定捐款支持墨西哥福特工厂的工人运动。美国工人意识到，墨西哥工人低廉的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同样会影响到他们自身的工作和保障，于是在夹克衫上印上“全球工会会员”的字样。越来越多的工会相互支持，比如美国联合电器工会，在美国工人兄弟会的帮助下,开始资助出口加工区的独立劳工团体。
正在兴起的国际劳工工会，联合了学生团体、环保主义者和其他人权团体，迫使那些跨国大公司在涉及工人利益问题时不可再以一国的工人来要挟另一国的工人。同时还有助于自由投资资金在全球快速地流通。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发生时，那些不择手段弄来的钱可以轻而易举地动摇整个国民经济，使各国政府无力保护其国民的利益。只有在有足够的监控机制来保证各个国家和地区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接受国外的投资和贸易。
最终，新的民主联盟应该在全球经济新法规的谈判桌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些富裕国家的财政部长和大公司的顾问团经常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场合合作。他们应该给新一轮的工人和市民代表发表意见的机会。全球法规不应局限于保护财产所有权和自由贸易，它的新使命则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全球化模式,即尊重人权以及在富裕国家和贫苦国家之间、在公司总裁和公司的全球员工之间公平的分配财富。
这似乎是一段艰难而又漫长的上升过程，但是，现阶段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国际劳工标准和大公司行为规范。这将为保障工人的工资和劳动环境奠定一个人性化的全球性基础。欧盟建立了欧洲社会宪章，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医疗和劳动保障以及其他社会规范，并要求所有成员国遵循该宪章规定。国际劳工组织也建立了保证全球劳工权利的法规。但此法规应在各国和各公司加大实施力度，对那些拒不遵守该法规的公司应严加制裁。虽然克林顿总统就保护劳工权益和保护环境的单边协议与北美自由贸易联盟进行了磋商，但是很多观察家认为这一举措仍不够强硬。现在，各国人民和劳工团体正在不懈努力，以建立更为有力的相关协定。这些协定甚至要比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法规更具约束力，他们还希望为出口加工区商业更加制定更加健全的社会宪章。
耐克、锐步和沃尔玛等公司已经加入了公平劳工协会，各自建立了公司性行为规范。他们不雇用童工，不让员工接触有毒的化学物质，同时其所属的世界各地工厂统一发放工资。这些公司规范的建立在阻止公司的疯狂方面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此外，各国人民还需要共同努力来监督各大公司，真正地终止全球经济疯狂的泛滥。参与反血汗工厂运动的学生们证明，即使像耐克那样实力雄厚、冷酷无情的公司在消费者的联合抵制下也是会做出让步的。2000－2001年，在美国各州，学生们严加约束自己的购物习惯，声势浩大地抵制耐克专卖品，最终，耐克公司被迫改变自己的政策。他们还强烈要求校方抵制那些继续在全球开办血汗工厂的公司，参与建立新的监控和执行机构，打击各大公司秘密的疯狂交易。
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化来逃避社会责任，而工厂所在国的工人和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要求他们履行责任和义务。长此以往，这些公司的疯狂行径将变得无法无天。要避免这样的后果，就必须迫使这些跨国公司与全球劳工协商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保障全球工人利益，打造有民主意识的、有良好信誉的跨国公司，借以建立新型的世界格局，将会成为新世纪新型社会运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本文是《疯狂的美国：贪婪、暴力、新的美国梦》第四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