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我的梦想
许多年前，怀着我的梦想，从中国到日本，许多年后怀着我的梦想，从日本到加拿大。我爱温哥华，这里将是我永远的家！
1999年，我再次邀请父母到日本小住，当时我买了两本书，一本“鸿”送给我母亲，一本“我所知道的毛泽东”送给父亲。大概是“鸿”里的故事触动了母亲的心，她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述她的过去，使我知道了许多家族的秘密，家族史的重负，使我们一家三代为之背负了多年。
从我记事起，我就在别人的歧视下长大，因为父母的出身都是地主，人家叫我双地主狗崽子。从反右到四清到文化大革命，直到76年四人帮垮台，我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没能幸免，每次政治学习班，我的父母都必到，每次下放农村劳动改造都轮到母亲。那可恶的黑色家族史，让我受尽欺辱，许多年我都不明白到底我出生在一个什麽样的家庭。
我姥姥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她娘家最多时拥有2000多亩地，方圆几百里闻名。2000亩是多少，我没有概念，只知道全国闻名的大地主刘文彩，有10000多亩地，而且记入了我们的小学语文课本。后来，我姥姥下嫁给我姥爷，我姥爷家当时只有200多亩地，是世香门第，姥爷家世传中医，我姥爷也是当地有名的中医，专治妇科小儿科。除了是地主外，家里还开有药铺和门诊。
姥姥人长得漂亮，又极聪明，就是不识字，因为当时的土地主，最多也是让儿子读书，女儿是要嫁人的，不肯花钱让女儿入学。我姥姥深知不识字的苦恼，坚决要我母亲念书，可母亲就是不争气，请了私塾到家里教她半年多，什麽也没学会，先生说：你家小姐就依了，意思是交不了了。母亲一时中断念书，直到她8岁那年，二舅长大肚皮，去城里的一家美国医院就医，姥姥让我母亲拿着挂号牌等着，那上面写着阿拉伯数字号码，旁边有人看我母亲人挺聪明，又像是大家出来的小姐，就问：小姐你拿的是几号？我母亲念不出那号，这让她感到无地自容。回家后，她闹着坚决要上学，这次姥姥送她进了学堂。母亲突然开窍了，连连跳级，3年时间就念完了小学，后来考上师范，和大舅二舅同学。姥爷的发家计划是，每年为家里多购10亩地，一时家里要养活三个学生，也有点吃力，母亲和两个舅舅每个月步行几十里，回家拿干粮，背回学校，每天定量不能多吃，否则就过不到下次回家，就要挨饿。夏天，总要吃发霉的饼子。
母亲说，姥姥的娘家，家大业大，也是树大招风，遇上过土匪绑票两个孩子，家里花了许多钱救孩子。为了安全，家族决定修寨子，防土匪，筑寨墙要拆几家穷人的宅子，结了仇，惹得有人趁天黑，躲在家里的深宅大院里，突然拿刀行刺，伤着了人。为了报复，那家人也家破人亡，很是残忍。我姨姥姥是双枪老太婆，我见过她，母亲说，当年她站在寨子墙上，很是飒爽。后来，那家族吸上了大烟，解放前就破落了。
姥姥是个很会持家的人，待人友善，一生吃斋念佛，对家里的长工短工都很好。一到收割季节，姥姥就会打许多凉粉，那种用红薯淀粉制作的凉粉，能让人吃饱，又顶饿，比吃麦子玉米省钱。母亲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女儿，是姥姥的心肝宝贝。姥姥手巧，会剪纸，裁缝，绣花，总是把妈妈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从母亲几岁开始，姥姥就开始为母亲积攒嫁妆。当时乡下没有许多人买得起珠宝，姥姥总是拿家里的粮食与货郎换一些珍珠翡翠什麽的，货郎知道姥姥喜欢那些东西，只要有货都会先敲姥姥家的门。后来，姥姥为母亲缵下了一顶帽子，全是用珍珠宝石镶嵌的，家里专门把一扇墙改造成双层的，把那顶帽子藏在了里面。姥爷家世代传下的有许多名人字画，北宋苏轼的真迹，明代唐伯虎的画……我小时，姥爷说，家里有写在竹板上的史记，都用马车拉。当时我还不知道什麽是史记，想着古代没有纸，把书写在竹子板上。解放前夕，姥爷家的资产增加到近400亩地，还为三个儿子盖了三所四合院。
1948年，共产党来时，家里被掘地三尺，房子地全被没收，母亲的陪嫁帽子自然也未能幸免，苏轼的真迹被村里的妇女当纸剪了鞋样，唐伯虎的画被工作组的人抄走。姥姥把5个金戒指藏在了正对鸡窝门的地下，得以幸免，后来又都贿络了工作组。姥爷的哥哥，我的舅姥爷，当时是乡长，被共产党枪毙了，姥爷家里有过一杆枪，共产党来时，把它藏在了阴沟里，招供时家里人回去找，不知谁给偷走了，家里交不出枪来，姥爷被吊在树上遭受毒打4天4夜，奄奄一息，为了救姥爷，母亲步行100多里路，把托人买到的枪扛回家，那年母亲15岁，母亲回忆说，白天不敢拿着枪走路，要等到天黑找没有人的地方走，当时为了救爹也忘记了害怕，只指望着走到家时，爹还活着。这根枪救了姥爷一命，之后姥爷被关进监狱4年，50年代，又被打成右派，到死都没人给他平反。
姥爷生前的最后许多年都是在4个儿女家轮流住。他爱读书，住在我家时，每天抱一本书坐在太阳下读，用他的话说，老了，记不住，看完最后一页，前面的又忘了，一本书看了许多遍，再看依然是新书。他只看“水浒”“三国”“红楼梦”之类的大部头书，对其中的故事能倒背如流。后来，姚雪垠写的“李自成”成了姥爷的最爱，姥爷还知道许多书上记载以外的历史故事，母亲说，亏了爹读书万卷，一点用也没有，我要是能喝那麽多的墨水，我一定不是今天这样。三舅也说，土财主就知道买地，解放前要是把地都卖了换成金条，跑到台湾，全家也不至于受难。姥爷在我家住时，母亲每天早上都为姥爷煮荷包蛋，还放上些桂圆和人参，晚饭，常常煮一碗鸡蛋面，这些都是姥爷的小灶，没有我们的份。母亲为姥爷缝制的衣服，都用的是绸子，缎子，棉布和麻纱，棉袄里面用的是丝棉，轻而保暖。母亲始终让姥爷保持地主的风范。姥爷身高有1米80，有点驼背，长得一表人才。他在86岁时去世。
母亲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我们叫他们大舅二舅三舅。大舅是姥爷30几岁得长子，很是宠爱，这也惯坏了他，他比我母亲长两岁，小时候，他常在外面做坏事，常常是他人还没到家，母亲的小报告就打到家了，当他一进门，姥爷的鞭子就在等着他。他也时常把母亲骗到村外，揍母亲一顿泄恨。他10几岁那年，在村里聚赌，有人输了钱，还不起，大家起哄说：马家大少爷，你家是大户，你担保他把输的钱再赌回来，结果，他担保输掉了50亩地和一个麦秸垛。我姥爷自然不能饶了他，暴打一顿，之后大舅高烧多日，还留下了终生残疾，右腿有点跛，姥爷落下了偏头疼的毛病，一生要不时地吃阿司匹林。
当时家里人能跑的就跑，能躲的就躲，大舅跑到省城，在市邮局谋到一份职，每个月除了饭钱，还能剩下几毛钱，大舅把那些零碎钱都压在铺席底下，等有从乡下来人，就捎回去救急。母亲为了养活姥姥和幼小的三舅，到县城教书。当时是供给制，没有工资，每月只发给120斤粮食，这些粮食，使一家人没有被饿死。有次母亲去省城看望大舅，在院子里帮大舅洗衣服，邮局的局长经过，看到母亲，和母亲聊了几句，知道母亲有文化，要我大舅说服母亲留下工作，母亲当时也很想离开农村，大舅趁局长看不见时，催母亲溜掉。他说，120斤麦子还能养活家人不被饿死，要是留下工作，那几毛钱救不了家人。后来，大舅介绍母亲认识了在省城工作的父亲，结婚后，母亲才得以离开农村。
我母亲和大舅的关系不太好，他们吵架大都是为了姥爷，母亲说他对爹孝敬不够。大舅有点爱吹牛，说话目中无人的样子，我们也不喜欢他。但是他每天坚持读医书，几十年如一日，把姥爷的祖传秘方拿来活学活用，治疗脉管炎和一些难症，据说有些慕名找他看病的，他到底治好了多少，因为我们都不信他的说辞，所以也不知道其中的内细。他毕竟不是专业医生，为人看病只是业余爱好，严格说也不合法。母亲得病时，他来看望，我和我哥开车送他回家，70多岁的老人哭着说，你妈是个有本事人，我们从小爱打架，但我从心里佩服她，可惜得了这病。
母亲写得一手好字，文章写得好，人也漂亮，穿戴时兴得体，是个极聪明又有本事的人。家庭出身，使她的一生充满了磨难。她也是个在工作上及其投入的人，下农村她和农民一样干农活，在单位里白天工作，晚上政治学习，回到家里，还要照顾三个孩子的吃穿。母亲很会做饭，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总能让我们吃得好。几次下乡，母亲总能和当地的生产队长搞好关系，只要有人进城，乡下的干部就让人拉上一架子车吃的，麦子，豆子，白菜，萝卜，粉条。母亲总是拿麦子换白面，豆子换豆腐，白菜萝卜就埋在地下，可以吃上一个冬天，粉条吃不完的，就捎给三舅一家分享。母亲时常还会买些猪骨头，羊骨头，熬成汤，剔下骨头上的肉，把白萝卜放在猪骨头汤里炖，红萝卜放在羊骨头汤里炖，全家几乎每天都有肉吃，大沙锅炖出的菜也很好吃。卖那些吃剩下的骨头也成了我唯一的主要收入来源，一斤骨头能卖6分钱，小时候，除了过年父母给的几毛压岁钱，再就是夏天每个星期给4分钱买两只冰棍，那骨头可以让我买糖果吃。
母亲对她父母的孝敬让人敬佩，姥姥进城跟了大舅，我姐姐7岁之前跟姥姥住在大舅家，为了补贴家用，姥姥经常做些样式特别的小孩衣服卖，姥姥在家里的权威无人可比，大小老少都非常敬重她，因为她做事干练，公平合理，连我那嚣张的大舅也敬怕她几分。1959年，姥姥去探望调到外地工作的母亲和我们，头一天晚上，她为我们缝完了最后一件棉衣，睡下后就再也没有起床。那年她只有50岁。母亲说，姥姥可能早就有高血压，只是没有人知道，不管住哪，大家总是尽可能的给她吃荷包蛋。在她去世后的46年里，母亲不管在那里工作，出差在外有多远，都会在姥姥去世的周年日，赶回去为她扫坟。从未间断过，直到母亲去世。
在三个舅舅中，和母亲最亲近的是三舅，解放那年，三舅只有6岁，还尿床，每天跟着姐姐，是母亲把他养大。两年前，母亲得了晚期癌，我赶回去看望母亲，三舅在我面前痛哭失声，他说，她是我姐也是我妈，我们情同手足，从来就没有分开过，我都不知道失去了她，我该怎麽活。我家住东郊，三舅住西郊，每过两星期，母亲都会骑着她那小全家福自行车，花一个小时去三舅家住上两天。只有在那里母亲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和安慰，三舅做饭，母亲洗脸他会递上毛巾，晚上，三舅会端上热洗脚水让母亲放松。我出生的那个月，三舅技校毕业参加工作拿到第一个月工资，除了饭钱，全买了营养品给母亲。60年代，三舅的工资略高，高级的灰色呢子大衣，开司米毛衣，都是三舅各买两件，一件给母亲，一件给他自己，姐弟俩个常穿一样的衣服。
二舅是特级教师，在一家有名的中学教美术，他的学生有几个在全国和世界美术比赛上得过奖，所以他也出了名，时常上报纸杂志，还当上了市政协委员。他的太太，我二妗是个泼妇，文化大革命时她是鞋厂文革委员会的什麽主任，很是嚣张。在她眼里，我们全家都是地主，黑分子，许多年，我们都不去她家，只有二舅带着他儿子来看我们。后来，还是大舅把她调出了鞋厂塞进了邮局。许多年前，听母亲说，二舅有外遇，和另外一个学校的女教师有外遇8年，没人知道，后来那女的要求二舅离婚，二舅不敢，那女的闹到了他家，让我那二妗知道了，可想而知了。树怕没皮，人怕不要脸，我那二妗就是个不怕丢人现眼的女人。婚也没离成，还让她抓住了把柄，我想二舅是再也不敢了。
在我父母的年代，出身不好就等于毁了全家，找对象成了一大缺陷，所以只能找同样的黑五类或者是条件差了一节子的人。但是，过去家里有钱让他们读书，解放后虽然政治上受了委屈，但他们都有稳定的工作，生活是有保障的。我母亲家的亲戚，都是校长，医生，干部。
我母亲和父亲结婚50年，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能力相差太远，性格不和，还有许多历史和政治原因。父亲家也是地主，是小地主，家里只有几亩地，划成了地主是因为我爷爷不干活，为别人家做账房先生，自己的地雇人耕种，叫剥削，所以被划成了地主。在我出生前，爷爷就去世了，我没见过他。奶奶是童养媳嫁给了爷爷，她和父亲一样不爱说话。父亲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性格内向，自尊心极强，会画画，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爱动手，会做许多千奇百怪的小东西。1959年，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母亲说，她也是后来才知道。刚解放时，在大街上，父亲偶然遇到过去在国民党部队服兵役时的熟人，这个人当时是管军饷的会计，我父亲是卡车司机。解放初期，到处需要有文化的人工作，父亲介绍他进了同一家工厂。59年，政治形势紧张，整天让人坦白揭发，父亲胆小怕事，向上级坦白了这个人的过去，结果，此人进了监狱，在监狱里，他也揭发父亲的过去，父亲的罪名是，欺骗组织曾参加过国民党的历史，工资降两级，下放到次级城市工作。在宣读了工作调动时，母亲才知道父亲的历史和得到的惩罚。全家被迫离开了省会城市，为此母亲曾经和父亲离婚一年，我和我哥判给了父亲，姐姐判给了母亲，在分居的1年多里，因为父母依然在一个单位里工作，母亲放心不下幼小的我和哥哥，看着父亲根本就没有能力照顾两个孩子，母亲主动要求复婚。母亲说，我的一生虽然有不幸的婚姻，但一想到你和你哥有可能让父亲送回他农村老家，你们会一辈子呆在农村，过贫穷的日子，我就心如刀绞。还好，看着你们三个有今天，我很欣慰。
我大学毕业，到出版社工作后，有一天我姐说，你知道吗，你我不是一个父亲，让我大吃一惊。我姐说，咱妈离过婚，为什麽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我的生父性李，我4岁开始记事，那时他们就已经不在一起了。我表妹试图从三舅嘴里套出母亲的婚姻史，但所有知情的人都守口如瓶，我们晚辈人没人知道。母亲去日本来加拿大探望我时，几次想鼓足勇气问她，又怕揭了她的疮疤，始终没敢问。从小，在我的记忆里，我妈偏心我哥，我爸偏心我姐，只有我，长得丑，人又笨，还尿床，没人喜欢我。
我姐大我6岁，我记事起，她就住校上学。因为出身不好，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痛恨这个家，她说，有次学校开几百人的大会，突然有人高呼，黑五类滚出去！我姐在众目睽睽之下灰溜溜的离场，很是伤了自尊心。1968年知青上山下乡，我姐头也不回的上了下乡的卡车，终于离开了家。在农村很苦，两年后，有人陆续参加工作回城，出身好的优先，三年后，40多人的知青队，只剩下5个人。省五交化公司来招人，大队极力推荐了姐姐，但有人又一次用出身从中作梗，记得当时母亲每天都在为姐姐的事奔忙，母亲说，这次倾家荡产也要让我姐离开农村，要不然我姐会经受不起打击，会疯掉的。在母亲的努力下，我姐进了城，因为工作出色，很快就当上了商业厅的团委书记，现在是工商局的商标处处长。我姐有过许多痛苦的记忆，但她是被共产党洗了脑的。四人帮垮台后，有一天姐姐拿回一份中央文件，全家人聚在一起，有点神圣，姐姐逐字逐句的向大家念党中央的文件，当念到：凡是干部家庭出身的子女，以后可以在家庭出身一栏填写：革命干部。当时姐姐痛哭失声，全家人如释重负。姐姐如今依然非常敬业，她是党员，她的一生都在为共产党效劳，工作是她唯一的乐趣和精神支撑。
我哥，是个天性聪明的人，但从小调皮捣蛋，为父母找了许多麻烦。因为母亲偏心他，使他在家里自我感觉高人一等，常常欺负我，打我。姐姐因为不忿母亲的偏心，利用他欺负我的机会，使劲揍他解恨，尤其是母亲不在家时，姐姐就找茬打他，灭了他的嚣张气焰。我哥大我近3岁，他15岁就随父亲去支援三线建设，12岁到14岁，母亲下乡，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很是孤独，晚上也很害怕，很怀念哥哥在家，虽然受气，但还是比一个人强。他混到副处级，有辆三塔纳开着，也有过不少跟女人纠缠不清的故事。
填写出身，也是我最最惧怕的。我在上小学5年级时才戴上红领巾，那是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努力的结果。我小时很笨，上小学一年级就留了一级，记得当时全班只有两个人留级，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回到家里，我站在门外不敢进家,母亲问怎麽了？我哭着支支吾吾地说留级了，母亲并没有大怒揍我一顿，只是说，留就留吧，以后好好学就是了。可能是我和母亲一样，开窍晚。自我感觉是到了小学3-4年级时突然开窍的，之后学习一直都不错。我没有上过高中，当时学校不怎麽上课，整天搞运动，我又是在运动中受刺激的那类，对学校很是厌倦。正好母亲有关系可以让我到医院做护士，我17岁就当了护士，是走后门进去的。在那里工作了4年零11个月。77年高考开始，78年我开始下决心参加高考，这是我离开医院的唯一途径。因为底子差，78年数学考了零分，总分也只够上中专。最后的一年，我一边上班，一边复习，每天除了工作8小时，还要政治学习，然后才可以是自己的时间，一年里，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自学数学，做了3000多道题，还自学了英语初级本第一册，1979年我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大学中文系，而且当上了编辑记者，这是我最想做的职业。
我出国20多年，每年都要回去看望母亲和家人，有时不止一次。父母都是离休干部，100%的工资和医疗保障也没有多少。15年前，当我开始挣钱，就陆续的在国内买房买店，让父母帮助出租，使他们的生活得以改善，后来我又买了一个178平方米的4室2厅的房子，送给父母，让我哥也和他们同住，照料他们。虽然母亲的一生颠沛流离，受尽折磨，很是辛苦，但是在晚年，她有过富裕舒心的日子。三个儿女都很孝敬，在家人的无微不至的关爱下去世，结局还是好的。
只是母亲的去世改变了这个家，家里突然失去了凝聚力和轴心。我很想念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