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严打为捞朋友丢了工作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八

83年严打为捞朋友丢了工作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八

                      肖宁口述 丫丫整理

 

肖宁，1958年生，原陕西省煤田地质局化验室摄影师。现在是画家。

   

83年严打期间陕西省戏曲学院的美工海燕因裸体照等问题被判刑12年。肖宁从此开始捞人，四年后海燕改判免于刑事处分（同案晓刚减刑），这是西安市严打时对精神污染“流氓案”改判的唯一案例。

 

我跟海燕是认识不到半年的朋友。83年他出事进去了，我就开始捞人，捞得工作也没了，神经也衰弱了，我不愿意提这些事。但我得说说我的妈妈，这些事是我妈一直鼓励我做下去的。在助人为乐上，我妈家是有传统的。在西安我有个姨妈跟我妈家没有血缘，原来我母亲家是大地主，开药房的。我姨家是办药材的，有一次她家借钱办药材在长江翻了船。我的外婆就背着我外公偷偷帮人家，我妈把结婚戒指也当了，后来这一家非常感谢我们家。这就是她们的家传。

没有我妈的支持我当时一个25岁的年轻人，我不会有这样的毅力把这件事坚持了四年。朋友们说如果换一个人的妈妈，哪里会同意因为帮一个别人家的孩子，而把自己儿子的工作和饭碗都弄丢了，换一个人的老婆，也会非离婚不可。

公安局、法院的人一个我也不认识，之前我怎么会和他们打过交道呢？我妈对我说：人家在困难时你要帮。你拿什么去帮，怎么能帮得上呢？你只有把你要求的那些人感动了。事后证明我把法院这些人都感动了，还不是一般性的感动，我把法院的人都弄哭了。

83年秋天，我结婚从外地回来，本来说好海燕和小刚会到机场接我，但下了飞机没见人，我马上打电话到戏曲学院，那边说人被抓了。我当天下午就跑到他家去了，院子里的人见了我都说：“你还不赶快跑！”他们以为我和海燕是朋友，也会是一个案子的。可我当时就感到海燕他们玩得过了：画画时给人拍裸体，洗裸体照片，洗了还传播，这是事实，当然现在不算什么。我见了海燕的妈妈在那里哭哭啼啼卧床不起，他妈是我小学的音乐老师。从那时起我就代替海燕成了他家的儿了，每天上街买菜给他们做饭。我妈每天在家里做好一两个菜，让我带上，我路上再买一些菜过去。我天天出现在他们家，左邻右舍都习惯了。

光是在生活上当他们的儿子不够，我还要想办法捞海燕。什么派出所、公安局、法院任何人我都不认识，怎么办？一次偶然我在路上骑自行车，迎面碰见我们院的朱振西（音译）和几个人坐了一辆偏斗摩托车开过来，那时什么人有偏斗摩托呢？只是公安有。朱振西是我们单位主任的儿子，其实我以前没跟他说过话。一次在院子里大家排队提开水，我故意让过后面几个人，和他并排，找茬搭话。我问他是不是公安局的？我说我见你在街上坐了一辆公安局的摩托车。他说，奥，那是我法院朋友的。我一听，心下一激灵，从此开始下招：一个、一个攻克法院的关系，你想不到的难度之大呀！

我赶紧把这事汇报给海燕他爸，他爸听了挺高兴，但也明白这是没谱的事。我本来在单位无所求人，那时候朱振西的妈妈是我的领导，我就“蓄谋”着开始成天往我们领导的办公室跑，叫主任 “姨”长“姨”短的。我有一个优点是手巧，手表、电视机什么的都会修。凑巧了，这领导家的电视机坏了。主任说：“哎，晓宁啊，我家那个电视机不知咋了，你给看看”。好！机会来了。第二天我赶紧去主任家修电视机，毛病不大很快就修好了，但我的目的是要叫他儿子看见这件事，所以我就一直在磨蹭。领导问，好了吗？我说还有问题，其实早好了，就要等他儿子下班。朱振西在市公交公司上班，法院这伙人是他上电大的同学。我眼睛盯着墙上的时钟，感觉他快下班回来了，就把电视机背后的那些粉尘往脸上一抹，弄得脏兮兮的，一听见敲门就开始上机壳，电视机亮了。领导叫起来：“哎呦，亮了！”还鼓起掌来说“太好了，太好了”。朱振西进门见得这个场面，上来给我递一根烟，就这样，我也没敢说自己的事。以后我又做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小动作。

那时买电视机要票，很难搞到，我找到一张电视机票，就跑到办公室给领导送去。她高兴地说，好啊，我那个电视那么小。有票了就想让他儿子去买，但他儿子上外地实习去了。电视机只有解放路上才有买的，那时没出租车，我们单位也没三轮车，她发愁说怎么能弄回来呀？我就替她（人家出的钱）去买，一台22寸的电视机，带着包装盒很大。这回不是演戏，真的是太难弄了。我找了一大堆绳子，但根本绑不到自行车上去，绑上去就歪下来。我只好把电视机往前抱五米到十米，再回来推自行车。沿途看热闹的人很多，就这样我把电视机运进院里。这么一来这领导的儿子就主动找我了，要请我吃个饭。我跟他说，这样吧，把你法院的那两个朋友也请来一块玩，都是年轻人嘛，都爱热闹。他说行嘛。我的每一个动作都要给海燕他爸汇报，我和海燕他爸一块捞海燕，那四年间我就是他的精神支柱，我成了他的儿子。我跟海燕他爸说，今天我一定要喝醉，把他们也喝醉，我自己喝糊涂了我就可以说了。

酒是我拿过去的，在振西家里请客，我来做菜。法院那边的朋友一个叫杨光（二审时，杨光主办海燕的案子），另一个是林志明（当时是个书记员，但林一直是个不办事的人）。我借着酒劲假说海燕是我舅舅的孩子（因为我妈和戴海燕都姓戴），能不能帮个忙？林志明一听就往后缩，说没法弄，这会儿正是严打呀这呀那呀的。但从这后我就经常带林志明的孩子玩，我儿子和他女儿差一岁，我骑着摩托带两个孩子去钓鱼，后来振西和林志明也去玩，我们又把杨光叫来一起去钓鱼。有次晚上11点钟，我的哔哔机响了，林志明说他家水龙头坏了，叫我去帮忙。我忙赶过去，叫他先拿砖头压住，我反身跑回家，把我家的水龙头拿扳子卸下来再去给他换上。

但一说起海燕的事他们就推，说这个事得哪个厅长谁谁的才行，这样我就知道了刘东民（省高法院的一个副厅长）。我成天琢磨着捞人，在单位吊儿郎当不好好上班。想干什么也没钱。那时海燕他弟弟弄了个装修工程，要我去帮忙，说能挣点钱。我去干了一个多月，给人家安装了几百个灯泡，活干不过来，我就叫了单位里的两个人来帮忙，他们俩轮班请假，我则旷工。最后给了我两百块钱，那是我第一次挣外边的钱。好了，有了这钱，我就想方设法要请客，我爱做饭，以前一般请客就是拉到我家。但这次我要见见刘东民，要在外边宴请。当时西安最有名的饭馆是解放路上的曲江村，我叫了海燕弟弟海迪夫妇，刘东民和他太太，杨光，林志明，朱振西，吃完饭一结帐，228块，我挣的那钱还不够。从此后我就认识了刘东民和他夫人王冬苓。

八十年代的人们时兴做组合家具，我承诺给他们做组合家具。一套组合家具4米长，让他们每人出二百块钱，林志民、杨光、朱振西还有一个姓乔的共四套。我知道我必须把和林志明、杨光的关系做铁了，再去攻刘东民。难题又来了，钱肯定是不够的。已经做了装饰公司老板的海迪说他只能帮着设计，海燕他爸倒是说如钱不够了就帮着出点。我心里明白这是个大事，把这事做成了，和他们的关系就能进一大步。正在这时海燕的姥姥病危，我就先放下做组合家具，跟海燕的爸爸轮流去医院看护，我抱着姥姥小便，最后姥姥死在我怀里。看护过程把我和海燕的爸爸都搞得筋疲力尽，海迪却正跟一个女孩谈恋爱打得火热。我去找他，他们正聊得欢，让我等一会。我在外边等了一个小时，大热的天，我买了两瓶葡萄酒，坐在门口喝，然后一脚踹开门，拿酒瓶直接照海迪砸过去“你妈的，你哥在监狱，你姥姥快死了，你不去看你姥姥！我还要做那个家具，你的设计图在哪儿？你还得给我找个地方，我在哪里做？”

我妈是个非常好的人，我妈说这事咱家也没钱，但是总有办法。她告诉我她的家族就是有这样的传统，别人在难处就要帮。我想了一个办法，拿着这些钱就去找原木材，跑到山里的农民家，这家买一根，那家买一根，最后有一家人不错，同意我把木棍都磊到他家里。然后我再去找拖拉机把木料拉回来，破成板，找一个能烘干的地方烘干。为了省钱，这些活全是我自己干。到该开工时怎么也得找木工了，找木工就得给人家钱，我跟木工谈价尽量便宜，剩下的钱还得买三合板。我每天坐着公交车去给木工做饭，我妈每天给我烙两张饼，说儿子你的饭我给你管。我妈每天把菜给我买好，让我给木工做饭但不让我吃，让我只吃那两张饼就完了，如果我一吃饭，钱更不够用了。

法院这几个人知道开工了，一礼拜总要过来看几次，每次见我都在做饭，或是打下手。木工活总算做完了，下一步买油漆要钱，请油漆工更贵。但绝对不敢让他们加钱。我就跟这位木工商量，他是木工没做过油漆工但见过，我说再给你们加点钱，你们油，我来打磨。整整四套家具，我天天在那打磨。他们来见到不好意思也帮一下忙，然后又赶去上班。完工那天下着大雨，我和工人正在歇着。他们和他们的媳妇都来了，看到家具很漂亮，感动得不得了。等到要装车了，工人开始抬家具，怪了！这几个人却都看着我，不动手。杨光首先过来了，啪，把我抱住，哭了，

说：“你这人确实太仗义了，说你救的那个孩子（指海燕），我们不帮你就不是人，尽全力帮”。

他们觉得这么浩大的一个工程，你一个人把它完成了，没有多少钱，前前后后地奔，为我们做事。

我终于感动了“上帝”。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这种事太多了。为了能安慰海燕，我曾把机械厂的三道门都搞通了，我把杨光、林志明哄到劳改机械厂，装着是同学去看他。我们一起见了海燕，海燕激动得什么似的。我让海燕给林志明画一张素描，但海燕由于紧张总也画不像，其实林志明的形象好抓得很，长得像狼似的。

我下工夫把劳改场那些狱警都搞定，常送他们小礼物。所以他们给海燕吃的很好，比如蒜苔炒肉，他一个人可以吃小半桶。我还经常

 

省吃俭用买罐头送进去，买蛇罐头，你听说过吗。我后来才知道，我妈还带着我爸，悄悄地跑到监狱里面去看海燕，不是一次两次。之前我妈跟海燕没见过面。

 

海燕判了12年（实际坐了四年牢）。他和小刚两个人一个案子，小刚被判16年。一审判完了，检察院抗诉，要判小刚死刑。如果那样肯定水涨船高。我把我姨夫带到高院，去找高院的副院长白静龙，他跟我姨夫曾是人民大学的同学。我姨夫刚说这案子判的不对，那副院长就说，“老任（我姨夫姓任）啊，现在想法子把命保住就不错了。”

海燕的上诉书递出来后，我们要抄无数份，那个时候去哪儿复印。海燕案子是照裸体、强奸。案子里涉及的女孩有一个叫习豆豆的，人家一吓唬，海燕就承认和习有关系。一次我去滑冰，碰上我同学的妹妹，那女孩问我，听说你这一段捞人呢，他那人还值得捞吗？就那么不要脸，人家打俩巴掌，有的没的都秃噜了。

我拿着海燕爸写的上诉书自费坐火车到北京，因为陕西省高法院这边说最好能拿到最高法院的一张二指宽的批条。我找到最高法院的门口，想见当时的西北组组长，那位组长叫什么我不知道，人们出出进进的，哪一个是呢？后来我打听出这位先生长得什么样，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人家最高法院大门肯定是不让进的，我就在门口等。终于见那人骑着车子出来了，刚好我也骑着车子。我心激动得狂跳不已，我骑着车子跟，一直跟到五棵松。他上了一座三层红色的破楼，我把车子一放，也跟了上去，他吓了一跳。我的嘴里大叔大伯地叫着，连忙把那个申诉书硬塞到他手里，他不要往地下扔，我捡起来又塞，我嘴里说：“大叔，你看看，你看看。”他还是不接，他觉得莫名其妙。最后一次，他没扔。我作了个揖说：“大叔，你看看”。转身就跑走了。这次北京之行毫无结果。

 

没办法我回来只好跟法院的刘东民和林志明他们再处，要处得跟亲戚一样。最后我竟然能参加他们的审委会、合议庭，他们几次开会，我都在现场。他们开合议庭的是杨光、林志明，书记员和厅长，他们说晓宁你就在这吧你随便。我就在旁边翻看各种案件。在这件事上，林志明比较猾，最够意思的是杨光。杨光是省法院的，他负责海燕这个案子的二审。前前后后都是他汇报案子，当然没有刘东明（厅长）也过不去。刘东明这人上上下下都能，也没小心眼。焦郎廷（高法院长）那个王八蛋！左得厉害，想多弄几个大案，邀功请赏。为了接近省法院的马副院长，我曾把给别人家装修剩下的壁纸给他家贴上。我亲耳听见马院长与焦朗廷争论，马对焦说：“你给你老婆拍裸体照算不算犯罪？好吧，不算。如果我是摄影师我给你老婆拍了裸体照，我就算犯罪吗？”

一次次上合议庭，一次次不了了之。最后这次，我们都在外边等，紧张得出不来气。杨光出来了，人瘫软得往墙上一靠，我们见状一起说：完了。杨光突然把手一扬，跳起来喊：“改啦！”

 

持续四年全力以赴，整天动脑子、琢磨，我的失眠就是从83年捞人开始的。

海燕出来了以后我觉得这么多资源别浪费了，听别人说艺术类跳舞案里比较大的是耿铁群。我直接找到省体委，找到邢仪，我说我要捞铁群，那时我跟铁群从来没见过面。

海燕出来后，我们一起搞了一个装修公司，还弄了个家俱厂。有一回我答应杨光给他做一个床头柜。海燕说，晓宁你这人干不了大事，你这人人情味太重。我明白他是指杨光的床头柜。我当时的反映是：如果我人情味不重就没有你的今天。

四年来，我跟单位办了停薪留职，一年要交三千块钱。后来，终于我因为交不起钱只好辞职了。

83年虽然我没进去，可是为了捞朋友我的命运从此改变。我没了工作只好到处混，为了养孩子，为了给孩子交学费，我帮人拍过电视，当过群众演员，干过装修。后来我到北京在六里桥150块租了个六平方的房子，上面石棉瓦下面土墙门缝老宽。搬了些砖头垫上破床板。每天买五毛钱大饼，当了北漂。

之后我又住到xx的画室，她跟我说锅碗瓢盆米面都有。我觉得挺不自在，我每天躲到楼下的小公园，看那些老人穿着棉袄钓小鱼。我要等到晚上七点钟，邢仪从画室回家，十楼的那个窗子的灯灭了后，我去买五毛钱的饼和菠菜，不好意思用锅碗瓢盆，只烧开水把菠菜一烫就着大饼吃。

几年前，我终于找到自己的挚爱——画画。

总之这些年我为朋友付出了很多，但我深知：失就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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