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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儒教不是宗教？
北美文友说：“文字需要文化来支撑。在西方中国文化环境不多，学习中文没有使用的时候，华人社区活动很少，唯一定期活动是教会，那还不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是西方文化。在海外承传中华文化，必须要建立类似教会的系统，以我们的老子孔子为核心，每周日聚会，从小教我们孩子学习老子孔子，司马光等等的故事，以我们自己文化来团结我们，才是承传文化的唯一途径。如果语言文字无法承传，我们至少要把我们的文化承传下去，至少我们的后代应该了解老子孔子超过了解耶稣，应该认识到自己的祖先和别人的祖先一样出色和辉煌。否则，语言文字都无法承传。”
谢盛友：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儒教没有一个真神，所以不是宗教。儒家不是要让人们信某个神，而是要让人们生活在一种健全的状态中，成为君子，成为真正的人。传统上，儒家并无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一神教教会组织，如基督教会。它没有在一般社会治理体系之外，另行建立一个自足的信仰体系，因为儒家没有排他性的神。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在海外的中国人，对自己传统的中国文化，最起码要保持自信，有时要具备一定程度的优越感。哪怕你已经入籍德国，加入德国人的基督教会，你这“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德国人永远视你为中国人，不会因为你拥有德国护照，就认为你是德国人。如果你把传统中国文化也丢掉了（其实，是中国人，你就无法丢掉），德国人就更看不起你了，这时，你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流浪者，至少是一个文化漂泊者。谙熟德国文化，在中德文化的比照中，感受差异，回望“自己”，反思“自己”，发现“自己”，定位“自己”。这是融入德国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
中国政府的确想花大本钱，抢占国际话语权，但是实实在在地讲，孔子学院在海外“只打雷不下雨”，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中文方块字的艰难。汉语西方人很难学，更不用说掌握，要像英语那样成为国际语言，那是异想天开。
为什么没有真神？李泽厚把我们民族的文化称为“乐感文化”，以区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和东邻日本的“耻感文化”。
《论语》引导着我们去过一种充满内心喜乐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充满感恩和乐观豁达。具有乐感文化的中国人，最怕讲困境、危机、失败，两千年过去了，中国人文化中长期积淀下的乐感文化，只可报喜，没有报忧的可能。?
中国这种乐感文化强调秩序由人来制定，秩序的核心就是圣王或圣贤。圣王和圣贤既是秩序的核心，又是秩序的制定者。而他们是人中的圣贤，是理想的人物，理想人物就没缺点，他们的行为就只有可歌颂的功德。
信仰是要有一个真神的，基督教相信上帝，相信耶稣是真神。信仰就是人内心有这个信念，仰望神的恩典，盼望来自神的救赎。
康德的一生“有两件事物越思考就越觉得震撼与敬畏，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准则。它们共同向我印证，上帝既存在我头顶上的天空，也存在于我的内心。”
中国文化在主流上是非宗教的，不设定一个超越的、终极的、无限的存在为人的信仰对象，即真神，如基督教中的上帝。中国人虽然缺乏同一的超越的信仰对象，但又必须有所信仰，所以中国文化采取了将某些特殊人物神化的信仰策略，也就是把那些曾经存在过或正存在着的政治、军事、文化领袖，作为神化、信仰的对象，他们被认为是以国为家的精神家长。对于这些被神化的人物，人们的主导意识是服从。这说明，中国人精神上尚未普遍地成为个体，缺乏在内心法庭中审判自己的能力，他们可能会向“家长”认错或控诉，但不会向无限者忏悔。（这段解释参考了学者王晓华的观点）
http://bbs.news.163.com/bbs/jueqi/84107597.html
谢谢你。我给你发了悄悄话。
周末愉快！
盛友 敬上
喔，谢谢你的盛情邀请！I'll keep this rain check! Thanks.
想不到你每天在餐馆打工十几个小时，太辛苦了！愿主与你同在，让你举重若轻！
现在来看你的问题：“没有真神的宗教，能凝聚人心吗？”
这个问题可以从多角度、多层面进行解剖：(1)“神”何以为“真”？(2) “凝聚人心”究竟靠什么？(3) “凝聚人心”真有那么重要吗？(4) 在思考了以上三个问题后，你的问题意义何在？
(1) “神”何以为“真”？“信”以为“真”。“神”之“真”在于“信”。这是基督教神学“以信称义”的要害。如果是这样，“神”之“真”在你虔诚的“信”中，对不能跟你共享这种“信”的人来说，“神”即“空”、“无”、“虚”、“幻”，其“真”亦“假”；而对于造“神”者来说，重在取“信”，而一经取“信”，其“假”亦“真”；至此，你的问题所基之假设已如海滩沙器。
(2) “凝聚人心”究竟靠什么？如果你所信之“真神”与他所造之“神”都须取“信”于人，使之“信”以为“真”，方能以“信”取“义”，那么“凝聚人心”的看似“真神”，实际在于如何使人“信”以为“真”；所以“凝聚人心”的关键在“传”，“传经”、“传教”的“传”，也是“宣传”的“传”；“传”的功效在“洗脑”，洗去“积淀”，输入“真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整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相当于把石灰石(被洗脑的信徒)和粘土(“信”以为“真”的“神”)提炼成随时准备“凝聚”的水泥；缺了这个“传”的过程，石灰石归石灰石，粘土归粘土，“凝聚”则无从谈起；为了“传”之有效，必须以“组织”形式使之制度化，这就是“宗教”严密组织形式的由来；如果“传”是提炼水泥的过程，那么等级森严的“组织”就相当于钢筋，把凝聚在一起的水泥加固成“钢筋混凝土”；这就是从“思想上”、“组织上”“凝聚人心”的过程；总而言之，“凝固剂”如果是“信”以为“真”，只要“思想上”“传”之取“信”，“组织上”“固”之称“义”，那么“神”之“真”“假”便迎刃而解了。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拥有“真神”的基督教，还是名义上“无神论者”的共产主义，在“凝聚人心”方面都曾有过盛极而衰、由聚到散的跌宕起伏，关键不在有没有“真神”，而在“思想上”取“信”之“传”是否高效，“组织上”是否有机而不腐。
(3) “凝聚人心”真有那么重要吗？这就涉及“信仰”与“宗教”的根本目的与主要区别。如果“信仰”在于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它就是一个精神理念；如果“宗教”在于“凝聚人心”、救世济民，那它就是一个政治概念；如(2)所述，作为精神理念的“信仰”，本身无所谓“凝聚人心”：如果我心中那包罗万有的“真神”不是教会宣讲的排他性“真神”，那么它的“真神”就不能“凝聚”我的“心”；而作为政治概念的“宗教”则是通过“传教”手段与“组织”结构去“凝聚人心”的；所以，“凝聚人心”只有对“组织起来，共同完成‘神’的定旨”来讲，才是重要的，而这正是教会的政治需要，也是其它造神运动的政治需要。
(4) 在思考了以上三个问题后，你的问题意义何在？首先，这是个政治命题，对于没有任何政治野心、独善其身的信徒毫无意义；其次，“凝聚人心”既然是一种政治需要，关键在“传教”手段能否取信于人、统一“思想”；而高效的“传教”手段又离不开严密的有机“组织”；“思想”、“组织”问题一解决，是“神”必“信”以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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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你的问题：“没有真神的宗教，能凝聚人心吗？”
这个问题可以从多角度、多层面进行解剖：(1)“神”何以为“真”？(2) “凝聚人心”究竟靠什么？(3) “凝聚人心”真有那么重要吗？(4) 在思考了以上三个问题后，你的问题意义何在？
(1) “神”何以为“真”？“信”以为“真”。“神”之“真”在于“信”。这是基督教神学“以信称义”的要害。如果是这样，“神”之“真”在你虔诚的“信”中，对不能跟你共享这种“信”的人来说，“神”即“空”、“无”、“虚”、“幻”，其“真”亦“假”；而对于造“神”者来说，重在取“信”，而一经取“信”，其“假”亦“真”；至此，你的问题所基之假设已如海滩沙器。
(2) “凝聚人心”究竟靠什么？如果你所信之“真神”与他所造之“神”都须取“信”于人，使之“信”以为“真”，方能以“信”取“义”，那么“凝聚人心”的看似“真神”，实际在于如何使人“信”以为“真”；所以“凝聚人心”的关键在“传”，“传经”、“传教”的“传”，也是“宣传”的“传”；“传”的功效在“洗脑”，洗去“积淀”，输入“真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整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相当于把石灰石(被洗脑的信徒)和粘土(“信”以为“真”的“神”)提炼成随时准备“凝聚”的水泥；缺了这个“传”的过程，石灰石归石灰石，粘土归粘土，“凝聚”则无从谈起；为了“传”之有效，必须以“组织”形式使之制度化，这就是“宗教”严密组织形式的由来；如果“传”是提炼水泥的过程，那么等级森严的“组织”就相当于钢筋，把凝聚在一起的水泥加固成“钢筋混凝土”；这就是从“思想上”、“组织上”“凝聚人心”的过程；总而言之，“凝固剂”如果是“信”以为“真”，只要“思想上”“传”之取“信”，“组织上”“固”之称“义”，那么“神”之“真”“假”便迎刃而解了。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拥有“真神”的基督教，还是名义上“无神论者”的共产主义，在“凝聚人心”方面都曾有过盛极而衰、由聚到散的跌宕起伏，关键不在有没有“真神”，而在“思想上”取“信”之“传”是否高效，“组织上”是否有机而不腐。
(3) “凝聚人心”真有那么重要吗？这就涉及“信仰”与“宗教”的根本目的与主要区别。如果“信仰”在于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它就是一个精神理念；如果“宗教”在于“凝聚人心”、救世济民，那它就是一个政治概念；如(2)所述，作为精神理念的“信仰”，本身无所谓“凝聚人心”：如果我心中那包罗万有的“真神”不是教会宣讲的排他性“真神”，那么它的“真神”就不能“凝聚”我的“心”；而作为政治概念的“宗教”则是通过“传教”手段与“组织”结构去“凝聚人心”的；所以，“凝聚人心”只有对“组织起来，共同实现‘神’的定旨来讲，才是重要的，而这正是教会的政治需要，也是其它造神运动的政治需要。
(4) 在思考了以上三个问题后，你的问题意义何在？首先，这是个政治命题，对于没有任何政治野心、独善其身的信徒毫无意义；其次，“凝聚人心”既然是一种政治需要，关键在“传教”手段能否取信于人、统一“思想”；而高效的“传教”手段又离不开严密的有机“组织”；“思想”、“组织”问题一解决，是“神”必“信”以为“真”。
受益匪浅，这不是客气话。我离开书本很远，而且现在每天在餐馆里工作十几个小时，有你的引导，我真的学到很多。再次打扰你，小声问一句：
没有真神的宗教，能凝聚人心吗？
班贝格是世界文化遗产，真诚真心欢迎你来做客，让我拥有招待你的机会。
盛友 敬上
也谢谢你的开明和虚心！Thanks for your open-mindedness! Bless you!
感谢所有文友，今天是我2008年开博以来收获最大的一天，也是最高兴的一天。谢谢你们！
我抛一小砖引出这么一块大玉，能不感激吗？
盛友 敬上
我本来可以收盘了，但是读了您隽永、练达、美妙、精当的文字，犹如清风佛面，不表示一下太对不起您，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尽管您自称“长篇大论”，可是读来跟楼主转帖的长篇相比判若西、东两施，太不一样了！我一口气读完您的“长篇”，居然意犹未尽，渴望下篇。好久没有读到如此酣畅淋漓的文章了，好像是我自己在慷慨致辞，一点都不觉得是她人的文笔。很奇怪。谢谢！
随便转发一篇并不具备很强说服力的文章，就拿来作为中国正在把儒家打造成宗教的证据，太幼稚了吧。几千年前的中国就已经知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更何况现在是公民社会加信息时代。一两个专家学者写的东西，仅是他/她从学术理论角度发出的一种探讨的声音而已，就算是政府发文件要造个什么论、立个什么碑，也还有老百姓买不买账这一层，你这么儿戏地先自己树一个靶子，再照这个靶子一顿猛揍，哎，不是自己抽自己吗？所以我说自娱自乐么。
回复mikecwu的评论：
你还是回家接着养孩子吧，不要打着维护中国文化的旗号在这儿满嘴跑火车了。用下三滥的话攻击别人，最后侮辱的其实是自己。希望你那一窝孩子将来个个知书达理。
回复nyjs06的评论：
你的谬赞不敢当，不过这么些年来，确实很少见到象你这样立场理智客观、发言有理有据的基督教信徒。我跟教会交流有十年的时间，圣经学习也有七年多了，对基督教的了解也只能说是皮毛，对宗教哲学社会问题仅是个人兴趣，远谈不上深得要义，你过奖了。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
个人观点，圣经肯定是部相当不得了的书，这是个不一定非要对圣经有过精深的研究就可得出的结论。基督教作为世界三大主流宗教之一，而且是排名第一的宗教，全球信仰人数有十几亿之众，是西方社会道德伦理和法律思想的基石。而圣经作为其最重要的理论典籍，它的地位和影响力不言而喻。再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一本流传了两千多年的书，围绕同一个主题，凝聚了多少代虔诚信徒苦心钻研、精心编撰、补充改进、完善升华之心血，光凭此，也不难想象圣经是本主旨蕴意远阔、内容博大精深、逻辑严谨周密的巨作，所以要说圣经是欺世盗名之书，显然也绝非事实。
但经过这么多年的了解与学习，就算我会认为圣经99%的内容都很好，基督教唯一真神论的排他性是我仍然未能被说服的原因。这个在你的贴子已经有提及，此处不必赘述。而且现实生活中，我们身边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教徒花样百出，思想理论水平就不要说了，就是最基本的教义要求，有些还不如我们这些非教徒做得好。最可笑的是不同教派之间的争权夺利和相互诋毁更让外人看得心惊肉跳外加啼笑皆非。教会自己内部管理尚且如此，又如何以身体力行的楷模方式，让非教徒相信基督教的正确与唯一呢？有时候也与他们讨论过这个问题，说到理屈词穷的时候，就只好来一句：“你信就好了，不要问那么多为什么和怎么样。如果问了，就不是真信，就不虔诚。”拜托，我们不是三岁的小孩，已经有自己的三观立场，如此简单粗线条化的传教方式是很难起到效果的。如同中国说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一样，好好一个宗教，也活生生被自己人给弄砸了。不但不反省改进，有的人还在这里大放厥词，这对你的宗教是有害无益，如果你是真想帮忙的话（假想就不费口舌讨论了）。
关于宗教与信仰在定义上的区别，关于狭义宗教与广义宗教的文字游戏，你在贴子中已说得很清楚，我不再重复。不过我想提醒一下的是，正如你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传承与历史积淀并非拉美非洲太平洋小国能比肩的，想要用基督教取代中国的本土文化与信仰理想，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没有说基督教不好，但基督教不是解救世人的唯一良方，这就好比大家都向往天堂也好极乐世界也好大同理想也好，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只不过碰巧选的路不同，路上的风景也不同。一定要说只有你这条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别的都是死路一条，那人家已经在另一条路上行走了几千年且走得风生水起的人哪能这么容易服气呢？更何况你怎么证明只有你这条路才行得通呢？基督教不改变自身这种唯一真神论的排他性，就很难被已经有多种哲学与宗教思想引导的中国大众接受。然而一旦改变了这种排他性，又与基督教本身的基本教义相违背，恕我直言，个人认为这正是这个宗教先天的致命缺陷。如果哪一天，你们能够把唯一真神论自圆其说了；如果哪一天，你们不再说只有谁谁谁是被拣选的，其他人都得坐在他们下面；如果哪一天，你们不再宣传坏人做了一辈子坏人，死前一刻信了主也能上天堂，而好人做了一辈子好人，至死不信主也只能下地狱；如果哪一天，政客们不再利用宗教来煸动敌意，战争贩子们也不再假借上帝的名义去残杀别人了，那我就真的相信上帝是公正的。
很少写这么长篇大论，因为跟有些人纠缠，就象搬起石头砸粪坑。只是随便发表一下感想，论点不明、论据不足、逻辑不严密的地方，欢迎指正；如要破口谩骂，也请进，我撤。要想好好讨论，大家就都好好说话，否则在下就不奉陪了—熬更守夜地在电脑前面写贴发贴，说实话，已经过了这个年龄了。
1) 我并不同意这种做法，因为已经被亵渎的东西是很难神化的。
2) 企图这样做的只是部分国粹分子。他们企盼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点我并不十分认同。
3) 这部分人觉察到了中国信仰危机的严重性，企图从老祖中那里求得灵丹妙药。确实有点病急乱投医。说明有关方面确实有点没辙。
4) 从另一角度看，虽说无奈，却是一种对宗教认识上的进步。人们起码已经认识到中国信仰危机的严重性，看到了国外宗教作为支撑民众信仰方面的价值，所以才觉得有必要借鉴国外宗教事业的经验。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部分中国人对“宗教”的偏见已经转变为好感。其实这是第一步，有了这第一步，中国走向宗教自由步伐必将加快。
5) 能不能直接引进国外宗教而不必重起炉灶？这是你等翘首以待的，但欲速则不达。因为国内传统文化积淀很深，你不可能要求所有国民立马消除一切排外心态。这个要求太高，而且事与愿违，必然引起更大的反弹。部分国民的昌儒举动正是这种民族排外心态的反映。
6) 中国之大无奇不有。大兴儒教的只是部分国民而已。已经皈依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的不会认同；五四新文化的追随者，包括主张全盘西化的新自由主义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都怀有较强的拒斥心理。孔子像先立后搬就充分说明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多元性。
7) 综上所述，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用侠义定义的“宗教”去抹杀国内宗教建设的进步意义，只会引起国内民粹主义者的反感和反弹，从而陷基督教神学于四面受敌的境地，反而不利于中国文化由“宗教建设”向“宗教自由”的过渡。况且，用基督教神学对“宗教”的狭义定义去批判哲学界、思想界就广义定义之“宗教”进行的探讨，只会彰显基督教神学的狭隘与封闭，无异于同“独裁”、“专制”划等号。
我的确懂得很少，我更不懂，国内为什么正在大力把儒家打造成宗教。虚心请益！
盛友 敬上
你太技穷了，转帖一个长篇大论就有说服力了？难道我给你上课还非得出具我的学位证书和教授聘书吗？所转之文出自一位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半瓶醋而已。与其传抄不入流作者的长篇大论，还不如虚下心来，认真领会“神学”角度和“哲学”角度的不同，“宗教”的“广义定义”与“狭义定义”的区别。在不同定义下扯皮有意义吗？干嘛老是这么答非所问呢？你究竟搞懂我的意思没有？从“神学”角度对“宗教”的狭义定义来看，除了犹太、基督/天主、伊斯兰等一神教以外，其它都不是宗教；单凭这一点，我就理解了你的观点。但是，从“哲学”角度对“宗教”的“广义定义”来看，凡把某种理念奉为信仰并将之制度化、仪式化的思想体系，都可称之为“宗教”；这是对不同学术角度探讨学术问题的一种起码的尊重。有必要扯皮吗？越扯不是越显得基督徒心胸狭窄吗？此为，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传统上对“宗教”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当人们鄙视宗教的时候，都不愿意自己的“学说”被指为“宗教”；只有当人们开始欣赏“宗教”的价值时，才希望把某种学说奉为宗教。这是对“宗教”认识的进步，而不是退步，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吗？你如果再答非所问，再继续转一些不入流的东西进行招架，那就只有求主宽恕你了！
杨凤岗：佩剑的孔子走进天安门
我在对北美华人文化的社会学研究中，曾经讨论到华人基督徒对于儒家价值观念的创造性转化 [i]。不过，我对于中国大陆的儒家复兴情况原本没有特别关注。开始关注，是起因于一些年轻学者的挑战。2006年夏天，我到山东大学讲学，刚下飞机就被问起对于儒教的看法，当时颇感莫名其妙。稍后，在山东省社会科学院一个座谈会上，一个年轻学者颇带情绪地要求我表态：“你说，儒教是不是宗教？”在他眼里，如果一个基督徒说儒教不是宗教，一定是出于宗教的互相排斥，而学理自身的逻辑他是不愿接受的。我是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人，他这一问，迫使我开始关注相关社会现象，了解一下为什么说“儒教是宗教” 在当今中国突然成了个正面的说法？
根据我的研究了解，中国官方语境里孔子形象的转变应该是发生在新世纪之初，此前对于孔子的评价基本都是负面的。文革时“批林批孔”就不用说了，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任继愈就一直坚持论证说，孔子的思想太糟糕了，简直就是个宗教。很多学者申辩说，儒学不是儒教，因为孔子思想中还有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大约2002年开始 “和谐社会”的口号提出以后，便迅速涌现出一些文人，说儒教这么好，一定得是宗教，即使不是宗教，也得打造成宗教，以便填补中国人信仰的缺失，并借此提高民族凝聚力，这被有的人称作“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复兴运动。为了把儒教打造成宗教，便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曲阜等地公祭孔子，在各地修复孔庙文庙，大学校园立孔子塑像，成立国学院，儒学进大中小学课堂和中共党校课堂，并且在世界各国开设孔子学院，等等。
进入21世纪以来，儒学复兴大潮在中国大陆一浪高过一浪，冲刷掉它在整个20世纪的衰败凋零。1905年清廷取消科举，儒家的社会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辛亥革命后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总统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大搞祭天祭孔，不过皇帝梦没做成自己却一命呜呼。由于儒家与帝制这样的难解难分，致使新兴知识分子发起针锋相对的新文化运动，口诛笔伐，声讨控诉，“打倒孔家店”，呼唤人性的自由和解放、男女平等。接下来几十年战乱纷飞、社会动荡，再到“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儒家遭到极为严重的摧残破坏。经过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二十多年，儒家在国人心目当中才渐渐恢复元气。
一直以来，我认为儒家是个值得同情的弱势社会文化力量。然而，孔子佩剑塑像走进天安门，这一标志性事件彻底改变了儒家弱势地位的状况。2011年1月 1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边的国家博物馆前竖起了一座总高为9.5米的孔子青铜雕像。据相关报道说，雕像正对东长安街，孔子双手合于胸前，目视远方，身体左侧佩戴一把宝剑。雕像作者介绍说，雕像似巨石，似高山，气势磅礴，展示出中华文化的悠久灿烂与正大气象。我在网上找出多幅照片仔细观赏，心中顿生疑惑：虽然隐喻九五之尊，我却发现这个老夫子雕像并非目视远方，实际上是双目低垂，颇有俯首听命的意味。我也看不出他的左侧佩剑，难道是深藏不露？抑或是另一个“左”侧？
天安门旁边的这个孔子像立即引发种种议论，国内某刊记者发来采访问题，我认真作答，记者星夜赶稿，却在隔日收到谕令：“今天上午收到通知，不让再报导国博孔子像的事情。所以[访谈]也无法见报了。”这道御令让人猛醒：中国历朝历代的皇权统治者大多采纳外儒内法的统治术，从里到外控制臣民的思想、意念、欲望和行为。现在的天安门城楼上依然挂着毛泽东像，毛泽东当年倡导“批儒评法”、“批儒扬法”，可以说是个不加掩饰的法家，是传统的厉刑酷法的法家，而非现代宪政法制的法家。假如儒家与这样的左派法家相结合，不成了儒法结合的现代翻版吗？
应该指出的是，儒学复兴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在海外华人中，在中国普通民众心目中，孔子的思想一直是有价值的，面对市场经济商业大潮对于伦理道德的冲击，草根社会发起读经运动和私塾学校，诵读传统的儒家经典，希望借此来重建一种伦理道德秩序。但是，民众的愿望是一回事，精英们如何操纵却是另一回事。有些政治文化精英提出复兴儒教，为的是抵抗宪政民主制度、社会平等理念等普适价值，我想，对于这样的精英儒教，很多希望重建儒家伦理道德秩序的民众也是不会赞同的。
紧邻天安门广场竖立孔子雕像这一事件，我认为是个标志性事件，其隐含的意义不容低估，但隐喻是多重的。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或许表达了很多人的一种愿望，即告别革命、追求文化回归。在社会急遽变化的时代，个体人生意义、社会伦理秩序、民族身份认同，这些都困扰着很多人，在困扰中寻根溯源，是个普通人的正常现象，只要不陷入原教旨主义，对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认同可以说是个好事情。这个地点的政治象征意义也是不可否认的。五四运动以来，一代代年轻人在这里发出时代的最强音。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组成“反宗教大同盟”，知识精英提出不同的宗教替代品：科学代宗教、美育代宗教、伦理代宗教、主义代宗教，结果是随后几十年主义盛行，随之而来的是一次次剧烈的社会政治试验。“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云集天安门广场，高喊着“破四旧”、“砸烂旧世界”的口号冲向四面八方，捣毁或封闭了所有宗教场所和孔庙文庙，包括曲阜的“三孔”（孔庙、孔府、孔林），与此同时，他们却把对于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发展到极致。这样一次次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加上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变化，终于致使社会伦理道德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这个时候，告别革命，回归文化，这样的诉求是适应时代的需要的。
在西方，孔子作为文化符号具有复杂多层的含义，但大多是正面的。孔子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圣哲，孔子雕像甚至出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建筑上，是作为屈指可数的人类圣哲之一而出现的正面形象。儒家文化对于个人品德修养、家庭伦理、社会责任、天下关怀、子女教育、勤奋有为等价值观念，也赢得很多人的肯定和赞赏。我的社会学研究发现，美国华人中信奉基督教的人数最多，其中大多数欣赏并自觉认同实践儒家的很多价值观念。近年甚至出现所谓“波士顿儒家”，其中多数是基督教神学家，他们对于孔子和儒家思想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了解，非常欣赏，以至于到了自觉认同的地步。当然，由于他们及其先辈从来没有生活在明清那样的专制皇权统治之下，他们对于儒家的认识偏重学理，但缺少对儒家负面社会影响的切身体验。不过这个问题不大，他们是在古为今用，中为西用，引儒补西，体现了美国人海纳百川的胸怀。
五四运动所批判的儒学封建性，在如今“复兴”的语境下是否依然需要警惕？“孔家店”曾经被封建王朝利用来蒙骗统治百姓，“四书五经”曾经被统治者借科举考试来灌输并驯化臣民，政治化了的儒教压抑了人的本性，窒息了中国人的创造性，这些在我看来是不容否定的。皇权政治强暴孔孟思想，生下了外儒内法的孽子，暴虐神州千年，但是不应该因此简单归咎于孔孟思想本身。祛除了皇权政治毒液的孔孟思想，不仅可以成为我们的文化资源，而且应该作为我们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重塑孔子形象，如何复兴儒家思想。这个孔子像9.5米高，寓意九五至尊。如果意欲再次定儒教为至尊国教，则不过是复辟皇权政治，是复活被强暴所生的儒法孽子。这是人们所不得不警惕的。
有人总结中国历史，认为历朝历代通常都是打天下时批孔、守天下时尊孔，应该怎么看儒家学说与权力的结合？其实，中国历史朝代更迭多次，兴衰各有历史，儒家并未在汉朝以后一直享受独尊地位，汉唐盛世都是文化和信仰多元的时代。在我看来，作为多元中的一元，儒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中公民个体的文化和道德资源，也可以成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文化和道德资源之一。但是，假如儒家成为独尊的文化信仰体系，与权力的结合，就只能是孽子再生了。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多元化是大势所趋，顺势者昌，逆势者亡。
孔子曾是被“打倒”的对象，近年来“孔子”却一再成为国家推动的文化符号，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经历过“批林批孔”运动的人来说，反差尤其强烈。但是，无论愿不愿意接受，中国社会都已经进入多元文化时代，而且，儒家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元。在多元的现代社会，如何既坚持自己的文化习惯和信仰系统，又能与其他文化和信仰的人和平相处，这是需要学习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很多中国人，包括一些基要派基督徒和儒教倡导者，仍然秉持你死我活的信念，总想把在思想上持有“非我族类”的其他信仰的人消灭干净，至少也要把别的信仰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令其俯首称臣。这种斗争哲学在社会中依然顽固地广泛地存在着。我们真的需要告别革命，回归人的善良本性。美国是世界上最多元的社会之一，由于有宪政民主体制的保障，人们能较好地尊重异己。中国人可以在美国建立佛教寺院、孔子学院，人们都能坦然接纳，不做过多的联想。多元文化和宗教信仰不仅没有造成社会的四分五裂，反而令美国人生发出更好的创造力，再造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容纳各族的新民族（nation of nations），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
[i] 杨凤岗著，默言译，《皈信·同化·叠合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英文原著：Fenggang Yang, Chinese Christians in America: Conversion, Assimilation, and Adhesive Identities.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来源: 作者博客
谢老兄，我是基督教过来人。如果不是缘分让我接触了耶和华见证人，我现在很可能一直呆在教会里。我后来作了基督教、耶和华见证
人和非基作了比较分析，发现大量的不和谐成分。
人很难公正，谎言说上1000遍就成了真理。《道德经》比《Bible》高明10000倍。
中国人从殷商后，淡化了上帝。这绝不是吃教的人说的倒退了，而是进步了。神教来自于通灵经验，而灵不一定比人高明。通灵经验，一旦跟人性的弱点结合，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太平天国就是例子。洪秀全大师不只是声称是上帝的二儿子，其实他的特异功能也好生了得。
耶稣说：“要看树怎么样，看他结的果子就知道了”。一干基督徒，爱主爱到谄媚，爱到胡说八道，这样的教不如没有。
打字太累，建议找克里希那穆提的书看看。实在喜欢神教，请找巴哈伊教的书看看。如果神教未来还能存在，可能主要就是他。
Wow! I'm glad you read the link "上帝与中国古人", but please don't post its paragraph here, it is too long for readers....
most of Chinese born-after-1950'S don't get chance to study Bible; math/physics/chemistry academic subjects are the only subjects taught to students, 'brain-wash' worked in many ways including western theory, and even Chinese own culture! Young generation as a whole are excluded from Bible study.
儒学是宗教吗？
蒙培元
儒学是不是宗教？这是一个争论已久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虽然每一次争论都未能取得一致看法，但是继续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对于认识儒学的本质及其功能很有意义。就儒学研究而言，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知识化的层面上，把儒学解释成一套知识系统就完事了。我们需要深入到儒学的最深层次，即儒家最关心的心灵层面，了解其对人生根本问题的解决。这显然关系到知识与信仰、情感与理性一类的重大问题，有助于儒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正如人们所说，要解决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什么是宗教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只靠简单的“定义”就能够解决的，最重要的是对宗教的本质能不能形成一些基本的共识？
“宗教”同“哲学”一样是从西方译过来的，运用到中国文化的分析中，就有共性与个性的问题。就西方而言，宗教及宗教学理论也有其历史的发展。最早是宗教神学，着重于存在论、本体论一类的论证；后来又出现了宗教心理学与宗教社会学，前者着重于个体的心理和精神体验，后者着重于社会现象和社会功能的分析；现在又有人提出“俗世宗教”或“现世宗教”的说法，实际上是对物质技术崇拜的批判。论题有变化，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方法也有变化，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宗教的本质亦有变化？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但是有一点似乎没有改变，这就是凡涉及宗教的问题，都是有关人生信仰的问题而不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也不是一般的知识问题。如果说在古代，宗教与科学尚未完全分化，只能从基本倾向上进行分析；那么，到了现代，二者的基本界限应当成为人们的共识，我们也应当在这一共识之下研究儒学的问题。
这里还有宗教与人文的关系问题。信仰属于人类的精神生活，但精神生活有宗教的、有人文的，不能都归结为宗教信仰。比如哲学、美学、艺术等等，都是解决精神生活的问题，但不能统统说成是宗教。历史上既有宗教哲学，也有非宗教哲学，情况不同。那么，有没有介于宗教与非宗教之间的哲学？有没有既是人文的又是宗教的哲学？这就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了。究竟如何认识宗教信仰与其他精神现象（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很多争论就发生在这里。
单从理论方面说，宗教具有如下几个条件和特点，这是很多人可以接受的。
一是超世间、超自然，即超越现实世界、现实人生，承认有另一个独立的完美的精神世界，不管这个精神世界是彼岸的天国还是别的什么。一般而言，宗教主张绝对超越，但是究竟有没有一个绝对超越者即绝对主体？如果有的话，它是位格化的神即上帝，还是非实体的存在？东西方之间似乎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西方的基督教系统是主张实体论的，而且是位格化的，与之相应的则是“创世说”；而东方的佛教则是主张境界论的，认为世界从来就是如此（虚幻的世界也是存在的），涅槃是绝对超越，但它是一种境界而不是绝对实体，尤其禅宗（中国化的），并不敬神，却要成佛，佛就是境界，并有“出世间、入世间”之说。
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主张儒学是宗教，但他是从实体论的意义上讲超越的。他也讲境界，但他认为，真正属于境界形态的是道家而不是儒家，儒家兼有境界与存在，而以存在论为主要形态（《才性与玄理》，P125，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它必须有一个“超越的根据”，即绝对实体。其基本的进路则是“道德的宗教”，即由道德而进至宗教。他认为儒家承认有道德本体，本体即是实体，而道德本体即实体同时亦是宇宙本体即实体，这就是他所说的“既道德又宗教”，但这是“道德的形上学”而不是“道德底形上学”。我承认儒学有形而上的超越性，但不同意儒学是实体论的说法，因为儒学的存在论是不能脱离“时间”观念的（不详述）。
二是终极性即所谓“终极关怀”（梯里希）的问题，是指人生的归宿问题。如果说，超越的问题是从存在上说；那么，“终极关怀”的问题则是从主体体验和人生信念方面说。这是西方现代以来很流行的说法，也被许多中国学者所接受。这种说法是不是以存在论上的绝对实体为前提，或隐涵着绝对实体论的内容，似乎不能一概而论。可以指出的是，这种说法至少包涵了某些人文主义的因素，或者逐渐向人的问题转移。所谓“终极关怀”，是人的关怀，离开人的诉求，无所谓关怀不关怀。 “终极”还有无限、永恒之义，也有超时空之义。人生是有限的、短暂的，但人对无限、永恒有一种心灵诉求，希望能够实现之，或希望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无限、永恒的意义。比如人类最重要的情感是爱，这被认为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因而是一种“终极关怀”。张岱年先生近年来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孔子是一种以人道为主要内容，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宗教”。他特别指出，儒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心灵关系，因此，“儒学可以说是这一意义的宗教。”（《儒教问题争论集》，P411，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这种看法很有道理，也是很多人采用的说法。
除上面所说的两个重要特点之外，还有人从儒学的功能上说明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也就是从儒学的“教化”上说明其性质。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不少人认为，儒学承担了宗教的功能，起到了宗教的作用。但是，这种说法的背后似乎隐涵着某种更重要的前提性看法，不能只从功能上说。目前关于儒学（或儒教）之“教化”是指社会人文教化还是宗教教化的争论就是如此，只从“教化”本身不容易说明问题。（见《儒教问题争论集》中冯友兰先生与李申先生的文章）这就是说，要从功能上说明儒学是不是宗教，还要同前面所说的两个条件联系起来考虑。
那么，儒学（或儒教，我对二者不另作区分，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因为“学”与“教”都可以是宗教的，亦可以是非宗教的或人文的，问题不在名词本身，而在名词所代表的意义上）与宗教究竟是什么关系？能不能说，或者在何种意义上说，儒学是宗教？
别的不说，单从理论层面上说，我认为要判定儒学是不是宗教，关键是如何理解“究天人之际”的问题。正如古今许多学者所指出的，“究天人之际”的问题是儒学中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任何一位儒家，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而任何一种答案，都关系着儒学的命运，以至于我们可以说，离开这个问题，就无从把握儒学的精神。既然如此，这个问题也应是我们思考儒学究竟是不是宗教的根本出发点和切入点。
首先的问题是，儒家究竟是不是承认天的先在性、本原性？这是最近重新提出来的一个老问题，说明还没有解决。儒家是讲“天人合一”的，而且重视人的地位，但是，儒家并没有否定天的先在性、本原性。孔子不必说了（《论语》中这方面论述很多），即使是讲心学如孟子、王阳明者，也没有否认这一点。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之学，虽然突出了心性，但仍以天为最高存在。“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天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王阳明被认为是中国讲主体哲学的代表，但他一方面说，“人心是天渊”（《传习录下》），这个“渊”字是深远之义，亦有渊薮之义，是说心“无所不该”，天的意义即包涵于心中；另方面又说，“性之原天也”（《传习录中》），这个“原”字是根本、本原之义，即天是人心人性（良知）的真正本原。从存在论上说，儒家无不承认人的生命（包括心性），皆来源于天，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与西方的主体论哲学完全不同。有些讲主体哲学的人，用西方的某些观念样式讲中国的儒家学说，如牟宗三先生用康德的“先验主体”讲儒家的心性之学，我认为并不符合儒学的精神。（这并不是说，儒家没有主体思想）
但是，承认天的先在性、本原性并不能说明一切问题，接下来的问题是，天究竟是不是超自然的存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争论最多而且迄无定论。这同样是一个老问题，但是近来有一些新的讨论。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我们需要提出新的解释，展开新的对话，使我们的理解与儒家的“经典文本”更加接近，从而实现新的“视界融合”。任继愈先生和李申先生都认为，儒家所说的天是指主宰万物的最高神即上帝，因此，儒学是宗教（见《儒教问题争论集》），而其他论证都与此有关。冯友兰先生则认为，儒家所说的天有多层涵义，但在他的哲学中，天是宇宙自然界，故儒学是哲学而不是宗教（同上书）。看起来，这两种观点是针锋相对的，并且涉及到儒家伦理是宗教伦理还是其他伦理的问题，由此可能引出一系列的不同结论。但是，冯友兰先生晚年也承认，哲学与宗教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相同的，即都是人与宇宙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只是解决的方式不同（见《三松堂自序》，P264-265，三联出版社，1984）。这实际上已经有了某种变化。他承认他所说的“天地境界”有超社会、超道德的意义，即宇宙意义，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宗教意义。他又提出理性与神秘相结合的问题，并以“受用”、 “安身立命”为目的，这也说明儒家哲学有“终极关怀”（见《中国哲学使新编》第7册第11章）的问题。
历史地说，儒家关于天的思想是从宗教神学演变而来的，是有发展变化的；但是，孔子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发现了天的自然意义，并且提出了德性（仁）学说。他的敬天畏天思想主要是从德性上说的。天命可畏，但又是可知的，君子之学就在于“知天命”；如果天命是上帝的意志，人何以能知？天有神性，但已不是人格神了。从此以后，除董仲舒等人之外，儒家的主流派都认为天是自然界而不是绝对实体即神；但是，儒家又承认天有超越性的一面。这所谓超越性，是从“形而上者谓之道”的层面上说，天道是超越感性世界之上的，但又不离形而下的大化流行的过程（时间性），无宁说是大化流行中的稳定力量、秩序或规则。因此，在儒学中没有超越自然之上的绝对者。
更重要的是，天即自然界是有生命意义的，它是人的生命的唯一来源。人的生命不是由上帝创造的，是由自然界生成的，有些儒家称天地为父母（《易传》作者到张载等人），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这是生命进化的思想，也有道德进化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天是神圣的，可敬畏的。这是儒家“究天人之际”的根本前提。与西方哲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天即自然界并不是与人相对立的、仅仅作为认识对象而存在的自然界，更不是毫无生命的僵死的自然界，而是有生命意义和内在价值的自然界，是创造生命的自然界，人的生命既来之于天，又与之息息相关。自然界取代了上帝，成为生命的创造之原，因而是神圣的，敬天畏天思想即由此而来。这里确实有一种深刻的宗教情感，但又不是原始的自然崇拜，因为它毕竟承认天有形而上的超越的层面，正是这一面显示了天的神圣性。
儒家的天命观、天道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生命哲学，进一层说则是德性之学。在儒家看来，人是德性的存在，而不是认识的主体。人的德性从何而来？来源于“天德”。但何谓“天德”？“天德”的意义不是别的，就是“生”，即不断生成，不断进化，不断创造。即使是讲形而上学最多的宋明理学，其所说的“天理”虽有多种涵义，但其根本意义是讲“生理”或“生生之理”。人们都指出理学家所说的理是指“所以然”与“所当然”，并且混而不分。其实，“所以然”与“所当然”正是在“生”即生命的意义上得到了统一，而“生理”归根到底是“自然之理”（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都有很多论述）。这是溯本探源的说法，在“自然”之上再也没有什么了。它好象就是上帝，简直可以称之为“帝”（如朱熹等人），但其实质却只是一个“生”，生生不已。所谓天“赋予”人以性，这个“赋”字也是从生的意义上说的，不是说由上帝授予的。理学家也讲“主宰”，但这不是讲上帝主宰一切，命令一切，而是指心与理的主宰作用，天“赋”予人以心以性，就要靠人自己作主宰了。
前期儒家有“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之说，与孔子的“天何言哉”是一致的，后期儒家有“天地以生物为心”（张载、朱熹等人）之说，都说明天地之德就在于生命创造，而这种创造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不是在自然之上有一个主宰者来支配。“天地”连用，更说明它不是神，而是自然界。从生命的意义上说，天即自然界在生生不已的过程中有一种目的性，“天地生物之心”即是此意，理学家所谓天地之“生意”也是此意。但这是无心之心，不是真有一个心；如果天真有一个心，那就是上帝了。天心是由人心来实现的，人心才是人的道德目的即善，也就是仁。“生即仁也”，“仁者人也”，仁始终是儒学的核心。这就落到人的问题上了。“天人之际”的微妙之处就在于此。
正因为天有神性但不是神，有目的性但不是神的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学有宗教性或宗教精神，但又不是西方式的严格意义上的宗教。
在这里，要把以孔子等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儒学与民间的宗教信仰区别开来，也要把“道统”意义上的儒学与政治化的儒学区别开来。儒家的敬天畏天是要落在德性修养上，对一切人包括最高统治者都是适用的；统治者的敬天、祭天则是行使其“天子”的职能，以显示其最高权力，实际上是维护其统治的手段。在现实层面上，儒家承认“天子”是最高统治者；但在理念层面上，“天子”只有接受“道统”，才有权统治人民。这个“道统”不是上帝制定的法律或法规，而是人人心中自有的 “德性”（即“道心”），它是天即自然界赋予人的，其核心就是仁。“仁者爱人”，如果统治者不爱护人民，他的权力就是不合法的。儒家并没有将“道统”与 “政统”合而为一，二者合一只是一种理想。儒家争道统，不只是与佛、道争正统，其主要目的是把“道统”置于“政统”之上，以此约束统治者，至于成功与否，是另一回事。事实上，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其所以不能成功，就因为儒学缺乏宗教所具有的一切条件，特别是制度化的教权组织及其从上而下的信仰系统。儒学只是精英文化，其宗教性是自由的、发散的。
“究天人之际”是从天与人两方面来说的，二者本来就是不能分开的。儒家论天，是为了说明人，而不是相反。人是什么？或人的意义何在？这才是儒家最关心的问题。有人说，儒学就是人学，这是有道理的。儒学的人文精神就 在于此。
按照有些人的说法，在儒学中，人是血缘关系中的一个链条，因此以祖先崇拜为宗教；又有人说，在儒学中，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一员，因此以忠孝仁义礼信等等为宗教信条，特别是礼，最能体现儒学的宗教本质。这些说法都有相当的根据和理由，特别在家庭和政治教化层面，其宗教性显得十分明显。但这是不是儒学中最深层的涵义？我提出这个问题供大家研究。
如上所说，我认为儒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德性学说，而这里所说的“礼”等一套规范，可以从两方面说。一方面是指内在德性即仁德（其他德性都归于仁德）的外在表现，特别是表现在社会礼仪方面，很能体现儒学的人文关怀。就拿孝来说，不只是要赡养父母，更重要的是要有爱敬父母之心，这才是仁的根苗。与其他人交往时的各种礼节，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是指祭祀一类的制度即所谓“礼制”，确实包涵有宗教内容。这是很古老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孔子以前，甚至更早。从宗教实践的角度看，儒家确实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神道设教”的意义。但是，汉代以后，这一传统逐渐淡化了（民间除外），这从宋明儒家如朱熹、王阳明等人的论述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虽然没有否定祭祀一类的礼制，但重点转向个人的心性修养与人间交往（礼仪）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也说明儒学自身结构的复杂性。
按照儒家学说，人是德性的存在，而人的德性来源于天地生生之“德”，因此，人的根本目的和使命是完成德性，实现理想人格。正因为人不能离开天而存在，所以最终要回到天即自然界，实现“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合一境界。这显然是一种超越，但又不离人的存在，决不是进到另一个世界。上面所说家庭、社会层面的内容固然也是德性的表现，特别是亲情关系（是相互的，不是单向的），是德性展现为伦理的出发点、“开端处”（王阳明语），无此则其他伦理关系无从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很重视亲情关系，但这还不是儒学的全部，更不能以祭祖为其宗教信仰的根本目的。德性的最深层的涵义是内在的道德情感及其理性的自觉，即所谓仁德。仁德从孝开始，但不止于孝，它是“公共”（王阳明语）的，普遍的，要在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普遍实行。它虽有差异性，但又有相互对待之义，因而有平等之义。道德人格的尊严即由此而来。
所有这些，其根源仍然是天或天道，但意义有所不同。董仲舒说，“天人之际”甚可畏，他强调外在的权威，即天之赏罚；宋明儒家也讲“天人之际”甚可畏，但意在德性修养而不是天之赏罚，天虽有“命”（德性），但在人自立，人要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不可“自暴自弃”，这才是成己、成人、成物之学，也就是“人文化成”。这既是向内反省的、反思的，又是自我超越的。这是不是在心灵深处实现与天对话，与天沟通？这是一个十分微妙而有趣的问题。与自然界进行心灵的对话，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的沟通，生命的体验，表现为一种生命关怀，以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境界为最高诉求。这就是儒家的超越与“终极关怀”。这既不是伦理的宗教，也不是宗教的伦理，而是一种特殊的德性伦理，但其中又有宗教精神。
儒家的德性修养具有某些宗教修养的特点，但又不是完全的宗教禁欲主义（按照马克斯·韦伯理论，正是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产生了资本主义）。理学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意在消灭个人的私欲、贪欲，实现推己及人，推己及物的生命关怀，使一切生命都能各遂其生、各顺其性，从而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生命和谐。这里不仅有“人伦”的问题，也有“天伦”的问题，生态伦理便在其中。关心和爱护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以至非生命的自然之物，这是儒家德性学说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更高层次的内容，对人而言这是境界的提升。发现了“天理”的程颢说，人与万物本来“一般”，因此，要“放这身来，在万物中一例看”（《遗书》卷二上），这说明人与万物是平等的，人没有任何特殊权力高居万物之上，更没有权力奴役和主宰万物。人不是上帝创造出来统治世界的“宠儿”，而是天地的儿女（“乾坤父母”），也是万物的朋友伴侣（“民胞物与”），对万物的热爱，就是对天地的报答。这确实是一种宗教精神。
天有两层涵义。一是形而上之天道、天德或天理，是天之所以为天者，具有超越的意义，也是生命的根源。所谓神性、目的性，就是从这个层面上说的，它不是理性概念能够认识的，但是通过人的理性反思可以“上达”（经过直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天即自然界的关系不是主客体的认知关系，而是心灵感通的关系。儒学的宗教性主要表现在这里，“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中庸》）是也。另一层涵义是形而下的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过程，这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物质的自然界，儒家讲“天地亦是一物”就是从这个层面上说的，真所谓“一气流行”。所谓“鬼神”，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朱熹等人），其实是指气之屈伸。人的生命同样如此，有形而上之性，有形而下之形。真正的问题是，儒家并不认为有两个世界，而是只有一个世界，自然界是整体的存在，人只是其中的成员。形而上的超越层面即在形而下的具体层面存在并发生作用。人可以实现超越的境界，进入形而上的意义世界，但仍在现实的生命中，离开生命存在，境界也就不存在了。死后如何，这不是儒家所关心的，死的意义全在生之中。死作为人生的界限，儒家十分重视，但正因为人有死，因此要在有生之年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且要超越自我，与天德合一。这就是儒家的“安身立命”之学，其真正的实现便是“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这是一种普遍的宇宙关怀，体现出儒学的宗教精神。
总之，儒学承认天是整体的自然界，有超越性但不是超自然的实体，有神性（全能而不可知性）但又不是神即上帝，它只是生命之源，价值之源，自来如此，没有比它更高者。人之敬天畏天盖出于此。祖先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生命的具体实现者，因此要敬祖祭祖以示报答。但人不仅是血缘关系中的一个链条，而且是天地（即自然界）的儿子，天地是大父母。天地不仅“赋予”人以形体生命，而且“赋予”人以德性，因此，人作为德性的存在，是直接“面对”天地自然界的，而且要普遍地实施仁德，作到“与天地合德”。这就是人的终极诉求或“终极关怀”，但决不离开现实人生。它主张超越与现实的结合，终极与有限的结合，而不是主张有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人的世界，一个是神的世界，更不是主张“出生入死”进入神的世界，只是在现实人生中追求无限的意义，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儒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学，它是一种人文主义学说，但包涵着深刻的宗教精神，可称之为人文主义宗教。儒学的优点与缺点均在于此，儒学是不是宗教的争论长期不得解决，原因也在于此。
主张儒学是宗教者，看到了儒学对天的先在性、超越性的肯定和敬天思想，以及对现实人生中不完满性的揭露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但是忽略了儒学对人的存在及其价值的重视，特别是对人的内在德性及实践能力的重视，而对绝对超越的神的世界缺乏正面的肯定，至少是暧昧不明、模棱两可。主张儒学是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者，看到了儒学对人的地位和能力的重视，认为儒学是以人为中心的，但又忽略了儒学对超越的追求和敬天思想，而缺乏对人的感性存在、感性欲望的充分肯定。二者都有各自的根据和说服力，但都强调了儒学的一个方面。如果在人学与神学、世俗与宗教的二元对立中思考儒学问题，势必会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而事实上，儒学自身就其特殊性而言具有宗教性与世俗性这样一种二重性，二者之间既有某种张力，又有统一性的一面。这样说无疑是参考了西方宗教及其宗教学说，但又不是依傍西方，“对号入座”，而是通过比较显发儒学的特质。这是不是缺乏理论的彻底性与深刻性而说出的一种不痛不痒、不伦不类的“废话”？我以为不是。因为这是从“究天人之际”这个儒学基本问题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儒学本来就是如此的。
判定一种学说是不是宗教学说，需要考虑许多方面的条件和因素，但是一定要进入该学说的核心问题（不解决任何问题的学说不算是学说）。“究天人之际”的问题就是儒学的核心问题，也是基本问题，其他问题都应该放在这个问题中去思考。至于政治儒学与民间信仰，确实与理论儒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又有区别。有人说，儒学就是政治儒学或政治化的儒学，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这里涉及到经典文化与政治文化、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情况很复杂，解决这类问题非常重要。
对儒学或儒教进行不同层面的研究，或者从不同视角进行研究，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我认为，对儒学进行理论层面的深入研究始终是重要的。以上所说，只是我的一点看法，希望能有更深入的讨论。
2001.3.2
儒教是宗教
李申
贵报6月12日发表郭豫适先生《儒教是宗教吗?》一文,文中认为《宗教词典》里有“儒教”条目,“肯定中国存在着作为宗教的儒教”，并对此提出了异议。其实《宗教词典》中的“儒教”条还只是列举了学术界存在的两种不同意见,还未“肯定”中国存在着作为宗教的儒教。此外,该条目只是说完成于宋代的儒教体系主张“存天理,去人欲”，“把俗人变成僧侣”等等,而并不认为孔子主张“禁欲主义”等等。不过这些引证的不确切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郭先生提出的问题,即儒教是不是宗教?
儒教是不是宗教？争论不始于今日。如果上溯，可追到利玛窦来华。第二次重大争论发生于康有为创立孔教会前后，第三次争论发生于“文化大革命”之后、70年代末，“儒教是教”的论点提出来了。初版于80年代初的《宗教词典》“儒教”条，客观地介绍了这样一个论点的存在。从那时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仍然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郭先生文中所提的主要问题,是孔子是否信信神和儒者是否把孔子当作神?
应该指出，长期以来,学界讨论孔子对鬼伸的态度，主要依据《论语》。然而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以诗书礼乐教人。这里就有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六经所载的那些天命鬼神信仰，孔子对之持什么态度？再深入一下,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儒经乃是儒者识字、达理、做人的基本教材,那么,所有的儒者又是怎样对待儒经中那些天命、鬼神的文字呢?只要深入思考就会发现,儒经中那些上帝鬼神信仰,是所有儒者、包括孔子在内的思想和行为的基础，然而我们多年来的传统文化研究,却偏偏忽略了这个基础。
即如《论语》而言,其“敬鬼神而远之”等几条言论是不少人认定孔子不信鬼神的基本根据。那么,什么叫作“敬鬼神而远之”呢？朱熹引二程道：“人多信鬼神, 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远,可谓知(智)矣。”在“事人”、“事鬼”、“知生’’、“知死”下朱熹注道:“非诚敬足以事人,则必不能事神”，“幽明始终,初无二理”。程、朱的注,不仅揭示了孔子对鬼神的态度,也道出了他们及宋元明清所有儒者对鬼神的态度。
孔子说,君子应该“畏天命”,并把那不知天命和不畏天命的视作小人，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却往往喜欢杷孔子说成是不信天命鬼神的,并认为这样才是对孔子的表彰。有一段往事，可以说明古人的是非与今人是如何的不同。王安石死后,曾“配享”孔庙,其地位与颜回、曾参同列,这是汉唐以后的儒者谁也享受不到的殊荣。但后来先被降为“从祀”，继而被逐出孔庙。其基本理由，就是据说他说过“天变不足畏”。无论这话是对王的推崇还是对王的诬蔑,把不畏天看作莫大之罪，却是儒者们真实的观念。
儒者们如何看待孔子，则当求助于正史。特别是正史中的《礼志》。把孔子列入国家正式祀典，始于东汉。《文庙祀典考》据《阙里志》载：灵帝建宁二年，祀孔子，依社稷。”也就是说,孔于享受和社稷神同详的规格。那么,这是不是把孔子当成了神呢？从此以后，国家对孔子的祭祀就不再间断，其规格也不断上升，到清末，终于升为大祀,和天地同级。
是的,孔子是人,祭祀的人们也知道孔子是人。但同样正确的是，老子、释迦也都是人。如果耶稣确有其人，那么,耶稣也是人。然而从宗教诞生以来,被当作神的,不仅有天地山川、虫鱼鸟兽,而且最重要的还是人。比如社稷神,社本来就是“共工氏之子句龙’’,而稷神就是周人的始祖弃。把古代的名人祀为神,正是儒教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其他宗教中常见的现象。
商周时代存在着一个为全社会所共同信仰的宗教,人们不难承认这一点。那么，汉代以后,这个宗教哪里去了呢?如果说消失了,又是怎样消失的呢?中国有五千年未曾中断的文化,这个曾为全社会所共同信仰的宗教怎能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呢?庄严、肃穆的天坛静静地安处于北京天坛公园之内,与之配套的,是地坛、日月坛、先农坛、社稷坛以及许许多多的神坛和神庙。等待我们的,是揭示这些神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意义。
近几年来,已有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古代在佛、道二教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为封建国家作为正统信仰的宗教,这个宗教的地位和意义,远较佛、道二教为高。问题仅仅在于,为什么把这样一个宗教称为儒教?
汉武帝的天人三策,其中心问题是如何作为才能得到天的庇佑?董仲舒的回答是:只有行三纲五常之道,才能受天的庇佑。汉武帝于是决定独尊儒术,这时的上帝、成了一位充满了儒家精神的上帝。并且从此以后,儒者们不仅以天人关系,也就是神人关系为核心,发展起一系列哲学的和伦理政治的学说,而且一步步地依据儒经,去厘定对天地、宗庙的祭祀制度,使这个传统宗教从“硬件”到“软件”都奠基于儒家的学说之上,并且又翻过来、把这个宗教的精神渗透于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各个方面。只是这篇短文难以详述这个过程。笔者正在撰写《儒教史》，并指望这部书对于人们了解中国古代的宗教情况多少有些帮助。
揭示儒教的存在，仅是确认客观已存在的事实。而只有弄清历历本貌，才能正确利用传统的文化资源。指出儒教的作用，也决不会否定任何一种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如同我们指出古人都是在帝王的治下生活而不会掩盖他们的思想和人格光辉一样。我们在这里仅仅避免一点，即以今天的是非善恶标准去量裁古人，
原载《文汇报》1996年9月18日第10版
The article "上帝与中国古人" give a better than average explaination for Jesus Christ (God) and Chinese ancesters -
http://www.cclw.net/gospel/explore/sdyzggr/index.htm
谢盛友：我理解的“信仰”，是“信以为真”超越理性的一种内心“仰望”，中文的“信仰”也不是一般的“信以为真”“信念”“信心”“信任”，有“仰”就是仰望，仰望就是康德说的彼岸，因为有真神存在，高高在上。
“宗教”是汉语的“外来词”。
第一章 圣经对中国的预言
王敬之
---------------老兄把这种荒诞不经拿来说事？这文章整个就不是一个正常思维的人写的。
第一章 圣经对中国的预言
王敬之
斗转星移，万象变迁。从前偌大的一个世界，如今仿佛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东西半球俨然璧合一家了。在今日的地球大家庭中，每五个人中间至少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在这个地球村中印行最多使用最广的一本共同的指南是《圣经》。由是观之，《圣经》中对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人若只字未提，似乎很难令人确信它是一部全人类的共同的经典。那么，《圣经》中究竟有没有提到中国呢？为了找寻问题的答案，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历史。
拥有世上最多的人口，占地面积居世界第三位的中国，以她四千年悠长久远，绵绵不断的灿烂辉煌的历史和文化，像一个深奥诱人的谜，一直令世界称奇与向往。以老子（?公元前570左右）孔子（公元前551-前478年）为代表所表现的中国古代智慧，是世界精神文化宝库中的夺目的明珠。即使是在今天道德昏暗的世界，仍然是光彩四溢，灵光照人，启发心志。这个自古就称为赤县“神州”的中华文明古国，似乎一直受到她所崇敬的上帝的保佑，深得上天的宠爱。那曾经临到古代名城所多玛、蛾摩拉、庞培倾覆性的上帝的震怒，在漫长的历史中却没有一次临到“中华神州。”中国上古帝王的陵墓中出土的艺术珍品中，也没有近东与中东地区所挖掘出来的淫秽糜烂不堪入目的裸体雕刻或图象。
然而您或许会同意，对今天的世界绝大多数人来说，说到中国时最直接的意象还不是老子或孔子的圣明教诲，而是巍峨壮观曲折盘旋的万里长城。第一位将长城连接起来的，是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前210年）。
中国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05年，由夏禹所建立的中国第一朝夏朝。就是不谙国史的中国人，也大多听说过“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据《书经》所载，大禹深得上帝的厚爱，亲授九类大法，利用疏导开通的办法，治理九洲大水而安天下，深得华夏民众爱戴。（注一）大禹不仅以治水有方名称于世，而且以圣贤明君之圣德而垂范天下，为后世所效法。
夏朝之后是由汤武王所建立的商朝，以及文王与武王所建立的周朝。这就是所谓中国古代三朝。三朝的君王之下均有许多诸候国，有些诸候国的版图甚至比当朝天子的更大，势力更为雄厚。王室得立，全赖德行昭明，受天之命。更象是道德盟主，可谓德治天下时期，三朝均无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
周朝后期，即东周列国时期，诸候混战，欲霸天下，自成一家。公元前221年，秦国力胜诸国，“六国毕，四海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帝国。自此神州中华首次归于统一的集权政府。中国历史自此进入第四朝，号称秦王朝（公元前221-前 206年）。秦嬴政自认“德兼三皇，功过五帝”因而自定尊号为“始皇帝。”他不但希望自己长生于世，而且还一心想把皇位传于子孙“二世三世，至于万世。”
为了防止外族的入侵，秦始皇下令修筑长城。秦修筑长城可谓人类史上最浩大的工程之一，动用民工达三十万之众。长城的修建记载了一部惨无人道的血泪史，无数家庭因而破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数尸首被就地埋于长城脚下。其惨景可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见出一斑。今天，随着时间变迁，历史的推移，长城虽然成了中华民族团结与和平的象征；但没有人能忘记无数先民为这不老的长城所洒下的血和泪，所付出的沉重生命代价。
二千二百年之后的今天，正如诗人所说“秦时明月汉时关”，秦时的月亮也还是中国的月亮，秦时的国土也仍是中国的国土。长城，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大地与长城如此紧密地联在了一起，到了二者不可分割的程度。提及其一就必然令人想起其二。外国语言文字中对中国的称谓就都来自对秦王朝的称呼。
中华民族之名称，其见于西人昔日着述者，为希腊人之“希乃”（Sinnai）、犹太人“希尼”（Sinim），罗马人之“希瑞”（Serre）、印度人之“支那”。“盖嬴秦主国，威震西陲，而印度通中国，及希腊通印度，均当吾国周秦之际，故其人得以朝代之名，名吾国民族而称之曰秦。其后加以音尾，遂成震旦之词，支那则又自震旦二字所演出也。希腊罗马所称各词，似亦为秦字转变。此则中华国族之又一名号也。”（注二）
现在我们回到本文的问题∶这本公认为为全人类而作的《圣经》究竟有没有说到中国呢？
《圣经》其书
《圣经》是一部由约四十位身份和经历各不相同的作者，在跨越1600年的时期中，在上帝之灵的感动默示之下所写成的六十六卷书的合集，是对上帝话语的忠实的记载。《圣经》是上天赐给人类的一部宝贵而奇妙的书。书页之中蕴藏着无价的真理的宝石；《圣经》是辨别是与非、正与邪、善与恶的真理标准。当今之世虽有书满为患之势，其中虽也不乏珍品；然而《圣经》仍是宝中之宝，书中之书。
《圣经》将过往的历史向世人展开。没有《圣经》的启示，人类对于逝去的漫长岁月将无可稽考，所剩下便只是那些无凭无据的猜想和荒诞不经的传说了。《圣经》不仅忠实准确的记载了从世界受造之初的历史，而且还将未来永恒世界的奇妙展示给世人。宇宙中无限神奇的奥秘，创造天地之主的无限荣美，都在《圣经》中有所显明。其文字之简练晓畅，连孺童也可捧读而受感悟；然其哲理与神学之完全深邃，又使得最聪明的学者也叹为观止，难窥堂奥。没有《圣经》，世界将淹没在有限之人无限的错误理论之中，人心必受制于迷信和谬误而不得真理的自由。
研究《圣经》能使人获得深远的真理和属天的智慧。虽然俗世对《圣经》的神圣不以为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圣经》的确是一切真知识的源泉。《圣经》像不断涌流的奔泉，日久弥新。《圣经》是上帝对人的启示，其神圣的历史直通到永恒。在纷扰迷乱之中，上帝的圣手保持了其神圣的清纯。天启的灵光直射人类无力穿透的遥远的古代，使人在此找到人类真正的起源。
《圣经》中有着许多的不解之奥秘。正是这些奥秘说明了其神启的必然。如果《圣经》所授之知识均能为人识透，上帝的伟大与荣美竟能被有限之世人狭小的心智所完会掌握，上帝也就不再是上帝，而《圣经》也无所谓真神上帝无误的启示了。
其中之一就是圣经预言的奥秘。全本《圣经》预言达数千之多。绝大多数已按其所预言的时间与地点而准确应验了。许多国家的兴亡更替，早在历史上发生之前，《圣经》就预言到了。完全超出人的智识之外，却完全在《圣经》启示者的眼目之中。
耶稣基督曾和蔼地道出了上帝发预言的目的。他说∶
“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约14：29）
《圣经》中最有力却又最被人所忽视，最能向中国人乃至全世界证明以色列的上帝乃是一位慈爱、能力与智慧的圣神的预言，记载在《以赛亚书》之中。
《以赛亚书》
根据《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的记载，以赛亚是阿摩司之子。传统认为以赛亚就是《以赛亚书》全书的作者。他的服务时期始于公元前720年，大约在公元前681年结束。
《以赛亚书》一书的历史可靠性与准确性尚有《死海古卷》的支持。1947年在考古学上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一个牧童在寻找迷失的羊时发现了一个山洞。当他用石头向洞里扔掷时，听到了有陶器破击的声音。结果走进去发现了七卷古旧的皮卷。这个偶然发现到1948年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他将其中的四卷卖给了当地的补鞋匠与古玩商坎多（Kando），他转手又卖给了希伯来大学的苏克尼克（Eleazar Sukenik）。另外的四卷则被当地圣马克修道院的亚撒拿西乌斯（Mark Athanasius）购得。这位修士转而将这四幅皮卷带到了美国东方研究学院。从而引起了美国与欧洲学者的注意。几经辗转，古卷终被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阿尔布莱特博士（W.F.Albright）以二十五万美元的价码购得，送回即将举行复国大典的以色列国。
1949到1956年间，考古学家与当地的牧民对发现皮卷的附近地区进行了广泛挖掘，出土了大约800幅从公元前200年到69年间的古抄本和其它大量文物。除了《以斯帖》一书之外，《旧约圣经》中的其它书卷全部有抄本留下。专家们经过考证发现《以赛亚书》的古卷与今本仅有三个字之差，而这些字也只是拼写问题。《以赛亚书》的羊皮书卷被鉴定为公元前128年左右，与成书相距仅470年，应是相当可信的。这些书卷就是所谓的《死海古卷》。值得一提的是，纵使没有可信的古抄本的支持，中国人历来也将《五经》奉为可信的正经。
有趣的是，这些古卷中竟有些汉字文物。不过，这不是本书所要论及的题目，这里只提出来，供有心人考证。
《死海古卷》的发现再次确证了今本《圣经》的可靠性与真实性。下面我们就来看《以赛亚书》中所记载的对中国的预言。
“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赛49：12）
中文《圣经》的翻译者们正确地将希伯来原文Sinim译成了秦国。最负权威的英文钦定版《圣经》将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译为“from the land of Sinim.”对“Sinim”只作音译。和合中文版译为“从秦国来”。“Sinim”是希伯来文音译词，是现代Sinology（汉学）等词的字根。希伯来字母无英文Ch音（即汉语拼音的Q音），故对Qin发音为Sin。英文China来自法语Chine（发音为“西恩”？因中古世纪的文化复兴是法国领头的。法语Sin发音为Sang，故为了保持拉丁文Sinim的原音，Chine的法语读音是英语的Sheen，但英国人对Chine的读音，自然成了 China。
我们上面引证的历史学家们的考证，外国人对中国的称谓都起始于建国公元前221年的秦王朝。而秦家王朝的出现，是在以赛亚先知五百年之后的事。在以赛亚作先知的时代（公元前720-前681年），中国正处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56 年）。周朝为正宗的中国的王室。当时的秦国仅为数百诸侯国之一，不足以代表中国。而且当时周室已将其都府向东迁移，而不在秦地了。以赛亚若是要指当时的中国，应当说东周或直接说中国才对。中国当时可能已经与西方开始通商。当时的秦地是“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其地位就好比对外开放后的广州一样。以数百诸侯国之一的秦国来代表整个中国之不合适，就好比以今天的“广州”来代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不合适。可是，上帝为什么要感动以赛亚先知从数百诸侯国之中单选出一个秦国呢？
据司马迁所着《史记》《秦本纪第五》所载，秦的先祖中有一位名叫大费者，辅大禹平水有功，受帝舜赐妻，“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伯翳。舜赐姓嬴氏。”其后人中有一名叫做“非子”的，“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有人将此事上告于周孝王（公元前908年-前894年），于是孝王召非子为其牧马及畜，马壮畜多。孝王大悦，“分土为附庸。”以秦为地，使其续嬴氏祀，号曰秦嬴。公元前770年， “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平王（公元前770-前719年）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
可见秦受封于舜，孝王时为周室附庸，直到公元前770年，才得封为诸侯，始称为秦国。襄公在位期间，秦国兴旺，位跻十四大诸侯之列。后经过五百多年的盛衰变迁，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力败六国，成就了秦国一统天下的霸业。这时的秦才能作为中国的代表。
简单来说，以赛亚的上帝，在秦国还只是初封诸侯立国之初就似??已经看到了秦国在今后的五百四十年间，将从数百诸侯国之一，在五百年间不仅不会消亡，而且要一举登上帝国霸主的地位。这个预见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五百年间，当初与秦同存的数百诸侯最终只剩下六个，而这六个诸侯国最终也被秦所灭。如果秦国也在这五百年间消亡了，那么，我们今天在读《圣经》中的这段经文中，可能根本就弄不清，这里的 Sinim究竟是指什么。然而，圣经中的上帝不仅看到了秦国的日益强大，而且似乎还看到了它将选用“秦”作为新的帝国国名。而且，世界各国从秦王朝直到如今，也用秦来称呼中国。前面提过，英文的China，印度人说的“支那”等，就是明证。
有现代学者认为，这里的Sinim指埃及南部有犹太人寄居的Syene（赛印）。那是埃及的一个小城市。若细读《以赛亚书》的预言，就能排除这种现代派神学家背离圣经本意的“高见”。以赛亚在谈到“秦国”之前说∶
“现在他（上帝）说：‘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赛49：6）
上帝在此宣告他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命，并不限于复兴犹太国和使被驱散的犹太人归回。他还要作外邦人的光，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话的上半句，已包括各地的犹太人在内。况且，外地犹太人回归祖国，上帝称之为“小事”；而经文的下半句及下文讲的都是外邦人。历来占世界人口比重最大的中国人，当然包括在基督救人使命之中。
耶稣基督也曾亲自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太8：11）。这是耶稣称赞罗马百夫长的信心之后所说的一句话。很明显，“从东从西”乃是指外邦信徒而言，这与以赛亚所说的“从北方从西方来”应当是一致的，都是指外邦人。因此，我们认为对于Sinim一词作为对中国的指代是正确的;把它看为埃及的城镇，没半点理由，何况Sinim同Syene二词发音相差很远。
退一步假定Sinim不指中国，却指埃及的赛印，因那里有犹太人，那还是讲不通。因耶 44：1记述，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后，未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逃到了埃及的密夺，答比匿，挪弗，巴忒罗等四处，却不提赛印的地名。纵然赛印有犹太人，而且就是赛49：12的“秦国”，那末为什么上帝不提埃及其他四个有犹太人的地方，而只提赛印一处?
与中国对照，有相当数量的国家，《圣经》预言它们将不复存在。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巴比伦国，也在以赛亚的预言之中。当古巴比伦最强盛的时候，他发预言攻击巴比伦说∶“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迦勒底人所矜夸的华美，必像上帝所倾覆的所多玛、蛾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棚，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赛13：19-20）
二千多年来，这段预言经受住了历史的验证。昔日巴比伦城的旧址犹在，可是正如同《圣经》所言，“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历代都有人想让这片土地上人烟重兴，包括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可是这些人为的主张一个也没有实现。巴比伦至今一片荒芜，上帝赐给以赛亚所发的预言至今未破。
当耶和华上帝发这段预言时，中国正处春秋战国诸侯混战时期。三代圣王笃尊天命的传统已在动摇，到秦始皇时，敬天的传统更是受到重创，黑暗似乎要完全遮盖中国秦国大地，然而，耶和华藉着他的先知宣告∶秦国的百姓，仍能得见“外邦人的光”，仍能得着上帝施行的救恩。
《以赛亚书》对于中国（秦国）的预言，并不以秦王朝的建立与灭亡而结束，而是一直延续到现今乃至未来。有趣的是，《圣经》中没有提到中国国土的破裂，却始终以秦的版图作为中国的代表：一片保存完好，不可分割的国土——二千多年来，朝代的更替，君王的轮转都始终没有使这个预言破灭∶秦时的土地今日仍是中国的土地——世界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赋予领土完整如此神圣的意义。从我们的民族英雄榜上的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都是为捍卫国土完整而浴血奋战的英雄；甚至民间对保钓运动中牺牲的壮士的尊敬中，我们都可看出中国人对国土完整的特别感情。与巴比伦不同的是∶2200年来中国是以完整的秦地在默默见证着《圣经》预言的准确!那“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徒17：26）的上帝，竟在其他古老的民族与文化已经消亡的今日，保留着中华民族完整与繁荣，这里面一定有他奇妙的美意。
除了对于中国作为国家的延续的预言之外，圣经的这段预言，尚有更深刻的一层。
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济助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基督）作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因为怜恤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赛49：8-10，12.）
预言中说到，耶和华的仆人将使“被捆绑的人”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罗8：21），使“在黑暗的人”进入真理的“奇妙光明”（彼前2：9）。而大批的“从秦国来”的人，必在他的怜恤与安慰中，回应上帝慈爱的呼召。
由远古直到今天，一直有上帝真理的光照在神州大地，照在“秦国”人民的心中。从古至今，在中华大地上都有着为真理而生，为真理而死的仁人志士，与不愧于天地的谦谦君子，更有无数心存天理良心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今天的神州大地上，更是有成千上万的人信从真光，立志作基督徒，这一切不都是这一预言的验证吗？
上帝发出预言的一个目的，就是“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约14：29）《以赛亚书》对中国的奇妙预言，在古代在今天的奇妙应验，正为现代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圣经》中的这位上帝是能预知未来的上帝，是怜恤中国人的上帝，是值得中国人信靠的上帝。
前面提到∶中国的长城与长城的中国已永远联在一起。想到长城自然会想到修筑长城的秦王朝。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逾百，大多数尽都被人遗忘了，可是秦始皇却以统一中国与修筑长城的帝王的身份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长城的功用在于护卫，长城的代价却是生命。
先知以赛亚还预言到以色列的上帝为人类的和平与安宁而用无限的代价修筑了一座抵挡罪恶的 “长城”——上帝的圣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又为拯救世人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身体与生命，为人类建造了一座救恩的长城。或许有人会问∶以色列的上帝会在乎来自秦地的中国人？还是让上帝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墙垣常在我眼前。”（赛49：15-16）
如今秦地依在，长城的墙垣犹存，巍然屹立在中国人和《圣经》中的上帝眼前。上帝不会忘记中国人，“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耶稣基督的死也是为了让这片古老的秦地上的中国人走出黑暗而进入光明天地。
或许您会问，既然上帝对秦地上的中国人有着如此的爱心，甚至选用希伯来的先知来预言有关这个遥远国家的命运；那么，这位深爱中国的上帝在过去的年代是否直接向中国人传达过他的旨意呢？上帝是否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兴起过他的先知，如同在以色列兴起先知一样？中国古代的明哲是否能向现代的国人传言，领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呢？”中国历史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注释：
注一∶江灏、钱宗武译注周秉钧审校，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书经》“禹贡”，第69-91面。注二∶罗香林着，《中国通史》上，（台北，正中书局印行，1977年），第30、31面。
【原文】
3•24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译文】
仪这个地方的长官请求见孔子，他说：“凡是君子到这里来，我从没有见不到的。”孔子的随从学生引他去见了孔子。他出来后（对孔子的学生们）说：“你们几位何必为没有官位而发愁呢？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上天将以孔夫子为圣人来号令天下。”
孔子对社会认识如此高深,已经被人当成是上天(上帝)的传话人了.这个耶稣没有什么两样.耶稣也是一个像孔子一样的聪明人,但耶稣选择了愚民政策:把自己标榜成上帝的化身,让人来崇拜.孔子没有走这个封建迷信的道路.
如果说基督教比儒教更加有吸引力,那么我们就应该分析如何让我们的哲学思想更具吸引力.宗教是人创造的,耶稣的道路比孔子成功,并不意味着耶稣的后代永远比孔子的后代有创造力,有想象力.我们的祖先没有别人的祖先光耀,并不意味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不能超过别人.
像Quarx这样的人认为Tower of Babel是真实的故事,认为我们亚洲人
是Lost Tribe,这不是变相的说我们亚裔是野种,不是上帝宠爱的正宗后裔吗?我们这一代需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宗教,不要寄希望于共产党的孔子学府,共产党领导人是一群智商低下的流氓地痞,没有多少世界其它文明和文化的背景.
非常重要的是，从古至今，中国人就非常习惯这种组织，并且一般都绝对服从它。
所以，从古至今，在这个组织里的做管理的中国人，就很容易慢慢滋生腐败，然后慢慢被另一个人员上是新的，但结构上雷同的新组织代替。
所以，中国无宗教，只有组织。
我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现在正出于“主流文化”的建立之中。一神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无法满足这个世界，而中国和印度的内心寻求可能对新的世界文化信仰将作出重大贡献。
“信”与“不信”不是商店里挑衣服，要有理由，这是难点。
(1) apparently you don't know some basics in Bible (same as me, and most chinese); and you don't know the story of 'Babel Tower' when mankind was separated by language by God - we, the Eastern countries people - could be the 'lost tribes' in the original '12 tribes' following God.
The article "上帝与中国古人" give a better than average explaination for Jesus Christ (God) and Chinese ancest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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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s long-time viewer to your Blog, some of your articles I like, some I don't like. For exampl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in a country with 'main-street people' constantly view you/your son/chinese as 4th class, 5th class citizen?! without the basic security, dignity in daily life, what the 'citizenship' means?
it is not specific to you, same feeling to American-Chinese, Canada-Chinese,..., more or less, the discrimination issue is a undeniable fact in current environment.
FYI
其实最早把儒家学说称之为儒教的是进入中国的早期西方传教士。因为，儒家学说在中国深入人心，严重影响了这些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因此，他们把儒家学说视为他们传教事业的最大对手，儒家学说因而也被他们称为儒教。这便是17—18世纪的 “中国礼仪之争”。除中国学者外，还包括欧洲的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斯丁会、巴黎对外传教会，以及罗马教廷（包括教皇克莱芒十一世等在内）和清朝宫廷（康熙皇帝），可以说是一场国际性的大讨论。之后在二十世纪又有两次国内的争论。
“我们作为一个在海外的中国人，对自己传统的中国文化，最起码要保持自信，有时要具备一定程度的优越感。”作者说得好。没有任何国家民族会高看一个摒弃自己文化的国家民族。
谢谢好文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