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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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歷程》、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麽?》、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与李鹏《六四日记：关键时刻》中对“六四”主要人物的不同叙述和评价，集中并列，以作对比，读者可以从中辨明真假，透视中共高层错综复杂的矛盾。
1989年5月30日和31日
这两天江泽民到北京上任，拜见邓小平等元老进行了介绍。邓小平为何在江泽民上任后亲自找李鹏和姚依林谈话？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值班记录：5月30日下午，江泽民从上海抵京。这次进京，对江泽民来说颇感突然。30日上午，江泽民正在主持中共上海市委全体委员会议，学习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反对动乱、维护社会安定的有关精神。突然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紧急电话通知，要求江泽民下午抵达北京。在毫无思想準备的情况下，江泽民于当天下午乘专机来到北京。傍晚，江泽民分别受到了陈云、李先念的接见，并于31日上午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对于江泽民分别被安排拜访陈云、李先念、邓小平，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根据杨尚昆的指示作出的安排。至于陈云、李先念、邓小平分别对江泽民具体作了什么指示，会谈了什么情况，中共中央的有关报告中没有任何文字的记录。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叁名超级元老分别接见江泽民，至少确认了江泽民作为新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是江泽民进入中共政治权力核心的第一道手续。
在江泽民被召进京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31日，邓小平在家裡先后找二批人谈话，第一批谈话者就是江泽民，安排在上午会谈;第二批谈话者是李鹏、姚依林，安排在下午会谈。至于邓小平与江泽民的谈话，没有任何文字记录，衹有江泽民本人知道;而邓小平与李鹏、姚依林的谈话，则在会谈不久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这裡，有两个问题一直令人纳闷：一，邓小平为什么只找继续留任常委中的李鹏、姚依林谈话，而不找另一位留任者乔石一起谈?二，为什么邓小平与李鹏、姚依林的谈话要马上向政治局委员作传达?邓小平的用意何在?事实上，自5月20日起，李鹏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全面工作。在这次“反动乱的斗争”中，李鹏、姚依林是五个政治局常委中态度最坚决、最主张採取强硬路线者，也是最坚定地执行中共元老旨意的直接决策者，自恃这次一反动乱的斗争上功不可没。对李鹏及其追随者来说，搞掉了赵紫阳，理所当然地认为总书记的位置非李鹏莫属，李鹏、姚依林认为应该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挑战，所以，指定江泽民作接班人，等于宣告了李鹏在这次斗争中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这对他们的心理打击无疑非常沉重。如果不向李鹏、姚依林作出适当的说明，很有可能在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结成最强大的李姚联盟，造成新任总书记江泽民被架空，甚至连眼前的进一步制止动乱的步骤都不能顺利开展。在邓小平眼裡，李鹏、姚依林从来不是什么改革开放路线的积极推动者，在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力量彻底消煺之际，他最担心的是党内保守力量的大肆反扑，从而使十年改革成果丧失殆尽。而李鹏、姚依林作为在第一线的中共中央最高决策者，将直接影响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贯彻并执行。相对于李鹏、姚依林，另一名常委乔石在这次“反动乱的斗争”中，态度并不强硬，虽然继续留任，但还是被党内普遍认为“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况且，在执行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比起李鹏、姚依林来，乔石的态度要积极得多。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邓小平专门找李鹏、姚依林谈，而不找乔石谈。意图很明显，就是当面正告他们，在新的政治局常委中，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必须维护江泽民，决不能搞小圈子，闹不团结。而邓小平刻意让中共中央办公厅将他与李鹏、姚依林的谈话马上向政治局委员作传达、以后又逐渐传达到省、市级，其根本塬因就是怕李鹏、姚依林等人，不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不与政治局的大多数团结一致，所以要全党进行监督，这应该说是邓小平的高明之处。邓小平有句名言：“谁不改革，谁下臺。”
赵紫阳《改革歷程》
此时已经被“免职”和“隔离”的赵紫阳，衹能通过其它渠道瞭解形势变化，因此，赵在回忆录中对江泽民即将接替自己的职务等一无所知：
我在19日至21日请假叁天，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已经把我免职了，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找我联繫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断了，把我和外界隔离了。我从别的渠道听到，李鹏、杨尚昆、姚依林、宋平分别召开各部门会议，宣佈我的“罪行”，还组织班子，起草文件，为召开全会宣佈我的问题做準备;同时还分批把各省、市的第一、二把手召到北京打招唿。所有这些重大部署，既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又不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常委五人，我和胡启立被排斥在外，不会有合法的常委会议。应该说，这些部署都不具有合法的性质。因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全会闭会期间，由政治局代行职权，政治局会议由总书记主持。显然，以上重大部署，既非政治局会议，更非由我主持，不管是由另外什么机构、什么人主持的，都是违反《党章》的。在这种既没有人向我宣佈我已停职，又不能履行职权的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个顾虑，怕他们过后倒打一耙，说我自己撂了挑子，因此我曾经找过中办温家宝，建议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当时温家宝说，中办实质上已被撇在一边了，现在所有这些部署都没有通过中办，一切活动都是李鹏、杨尚昆另外安排的，并不通过中办。如果我一定要开会，中办也可以发通知，但他感到后果会很不好，希望我慎重考虑。
既不能召开会议，我便让秘书打电话找杨尚昆，要求杨尚昆同我谈一次话，目的也是要他澄清一下我是否已被停职的问题，另外想解释一下我5月16日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时为什么要讲关于邓在党内地位的那段话。
《李鹏六四日记》
有意思的是，虽然李鹏在日记中谈到邓小平与他和姚依林谈话，也谈到了人事安排问题，但李却未在这两天的日记中提到江泽民，只提到了李瑞环：
5月30日接到通知，明天小平同志要找依林同志和我谈话，估计是谈常委人事安排问题。我还找吴学谦和钱其琛同志谈了当前对外方针问题。
5月31日上午10时， 我和依林同志到小平同志住处，在他的办公室裡谈话。小平同志谈，动乱平息以后，十叁大的方针不能变，不能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新的常委应该有一个改革开放形象。小平同志还说，胡耀邦、赵紫阳在使用人上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你们新 的一代领导集体要搞五湖四海，有博大的胸怀，能团结各类人。小平同志还要求新的常委在反腐败上有所作为，以取信于民。我问小平同志，治理整顿是否还要继续进行下去。他说肯定要继续搞下去，但在开放方面，也应迈出更大的步子，如海南洋浦开发区，应抓紧搞，不要失去机会。我解释说，这些年洋浦开发区之所以搞不起来，主要是开发思路不对头，项目不落实。姚依林说，赵紫阳搞了这几年，经济上隐藏着很大的危机，内外债快到归还期，中央财政尤为紧张。
小平同志谈到常委人事安排问题，建议李瑞环同志进常委。他说瑞环在天津改革开放搞得不错，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读了很多书，今后在常委中可以分工管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小平又说，总之在人事安排中应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人，我也不一定坚持要哪一个人进常委，你们常委同志去考虑吧。小平同志委託我向李先念、陈云、彭真等老同志转达他的具体建议，徵求他们的意见。
我问，对赵紫阳如何处理。小平同志说，不能保留在政治局，赵紫阳与胡耀邦不一样，耀邦守纪律，赵紫阳不守纪律。他还说，胡耀邦和赵紫阳各有一个人事小圈子，这样搞不好。新的常委要有宽阔的胸怀，搞五湖四海，团结大多数同志。
我们将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歷程》、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麽?》、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与李鹏《六四日记：关键时刻》中对“六四”主要人物的不同叙述和评价，集中并列，以作对比，读者可以从中辨明真假，透视中共高层错综复杂的矛盾。
1989年5月30日和31日
这两天江泽民到北京上任，拜见邓小平等元老进行了介绍。邓小平为何在江泽民上任后亲自找李鹏和姚依林谈话？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值班记录：5月30日下午，江泽民从上海抵京。这次进京，对江泽民来说颇感突然。30日上午，江泽民正在主持中共上海市委全体委员会议，学习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反对动乱、维护社会安定的有关精神。突然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紧急电话通知，要求江泽民下午抵达北京。在毫无思想準备的情况下，江泽民于当天下午乘专机来到北京。傍晚，江泽民分别受到了陈云、李先念的接见，并于31日上午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对于江泽民分别被安排拜访陈云、李先念、邓小平，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根据杨尚昆的指示作出的安排。至于陈云、李先念、邓小平分别对江泽民具体作了什么指示，会谈了什么情况，中共中央的有关报告中没有任何文字的记录。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叁名超级元老分别接见江泽民，至少确认了江泽民作为新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是江泽民进入中共政治权力核心的第一道手续。
在江泽民被召进京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31日，邓小平在家裡先后找二批人谈话，第一批谈话者就是江泽民，安排在上午会谈;第二批谈话者是李鹏、姚依林，安排在下午会谈。至于邓小平与江泽民的谈话，没有任何文字记录，衹有江泽民本人知道;而邓小平与李鹏、姚依林的谈话，则在会谈不久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这裡，有两个问题一直令人纳闷：一，邓小平为什么只找继续留任常委中的李鹏、姚依林谈话，而不找另一位留任者乔石一起谈?二，为什么邓小平与李鹏、姚依林的谈话要马上向政治局委员作传达?邓小平的用意何在?事实上，自5月20日起，李鹏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全面工作。在这次“反动乱的斗争”中，李鹏、姚依林是五个政治局常委中态度最坚决、最主张採取强硬路线者，也是最坚定地执行中共元老旨意的直接决策者，自恃这次一反动乱的斗争上功不可没。对李鹏及其追随者来说，搞掉了赵紫阳，理所当然地认为总书记的位置非李鹏莫属，李鹏、姚依林认为应该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挑战，所以，指定江泽民作接班人，等于宣告了李鹏在这次斗争中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这对他们的心理打击无疑非常沉重。如果不向李鹏、姚依林作出适当的说明，很有可能在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结成最强大的李姚联盟，造成新任总书记江泽民被架空，甚至连眼前的进一步制止动乱的步骤都不能顺利开展。在邓小平眼裡，李鹏、姚依林从来不是什么改革开放路线的积极推动者，在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力量彻底消煺之际，他最担心的是党内保守力量的大肆反扑，从而使十年改革成果丧失殆尽。而李鹏、姚依林作为在第一线的中共中央最高决策者，将直接影响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贯彻并执行。相对于李鹏、姚依林，另一名常委乔石在这次“反动乱的斗争”中，态度并不强硬，虽然继续留任，但还是被党内普遍认为“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况且，在执行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比起李鹏、姚依林来，乔石的态度要积极得多。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邓小平专门找李鹏、姚依林谈，而不找乔石谈。意图很明显，就是当面正告他们，在新的政治局常委中，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必须维护江泽民，决不能搞小圈子，闹不团结。而邓小平刻意让中共中央办公厅将他与李鹏、姚依林的谈话马上向政治局委员作传达、以后又逐渐传达到省、市级，其根本塬因就是怕李鹏、姚依林等人，不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不与政治局的大多数团结一致，所以要全党进行监督，这应该说是邓小平的高明之处。邓小平有句名言：“谁不改革，谁下臺。”
赵紫阳《改革歷程》
此时已经被“免职”和“隔离”的赵紫阳，衹能通过其它渠道瞭解形势变化，因此，赵在回忆录中对江泽民即将接替自己的职务等一无所知：
我在19日至21日请假叁天，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已经把我免职了，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找我联繫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断了，把我和外界隔离了。我从别的渠道听到，李鹏、杨尚昆、姚依林、宋平分别召开各部门会议，宣佈我的“罪行”，还组织班子，起草文件，为召开全会宣佈我的问题做準备;同时还分批把各省、市的第一、二把手召到北京打招唿。所有这些重大部署，既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又不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常委五人，我和胡启立被排斥在外，不会有合法的常委会议。应该说，这些部署都不具有合法的性质。因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全会闭会期间，由政治局代行职权，政治局会议由总书记主持。显然，以上重大部署，既非政治局会议，更非由我主持，不管是由另外什么机构、什么人主持的，都是违反《党章》的。在这种既没有人向我宣佈我已停职，又不能履行职权的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个顾虑，怕他们过后倒打一耙，说我自己撂了挑子，因此我曾经找过中办温家宝，建议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当时温家宝说，中办实质上已被撇在一边了，现在所有这些部署都没有通过中办，一切活动都是李鹏、杨尚昆另外安排的，并不通过中办。如果我一定要开会，中办也可以发通知，但他感到后果会很不好，希望我慎重考虑。
既不能召开会议，我便让秘书打电话找杨尚昆，要求杨尚昆同我谈一次话，目的也是要他澄清一下我是否已被停职的问题，另外想解释一下我5月16日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时为什么要讲关于邓在党内地位的那段话。
《李鹏六四日记》
有意思的是，虽然李鹏在日记中谈到邓小平与他和姚依林谈话，也谈到了人事安排问题，但李却未在这两天的日记中提到江泽民，只提到了李瑞环：
5月30日接到通知，明天小平同志要找依林同志和我谈话，估计是谈常委人事安排问题。我还找吴学谦和钱其琛同志谈了当前对外方针问题。
5月31日上午10时， 我和依林同志到小平同志住处，在他的办公室裡谈话。小平同志谈，动乱平息以后，十叁大的方针不能变，不能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新的常委应该有一个改革开放形象。小平同志还说，胡耀邦、赵紫阳在使用人上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你们新 的一代领导集体要搞五湖四海，有博大的胸怀，能团结各类人。小平同志还要求新的常委在反腐败上有所作为，以取信于民。我问小平同志，治理整顿是否还要继续进行下去。他说肯定要继续搞下去，但在开放方面，也应迈出更大的步子，如海南洋浦开发区，应抓紧搞，不要失去机会。我解释说，这些年洋浦开发区之所以搞不起来，主要是开发思路不对头，项目不落实。姚依林说，赵紫阳搞了这几年，经济上隐藏着很大的危机，内外债快到归还期，中央财政尤为紧张。
小平同志谈到常委人事安排问题，建议李瑞环同志进常委。他说瑞环在天津改革开放搞得不错，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读了很多书，今后在常委中可以分工管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小平又说，总之在人事安排中应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人，我也不一定坚持要哪一个人进常委，你们常委同志去考虑吧。小平同志委託我向李先念、陈云、彭真等老同志转达他的具体建议，徵求他们的意见。
我问，对赵紫阳如何处理。小平同志说，不能保留在政治局，赵紫阳与胡耀邦不一样，耀邦守纪律，赵紫阳不守纪律。他还说，胡耀邦和赵紫阳各有一个人事小圈子，这样搞不好。新的常委要有宽阔的胸怀，搞五湖四海，团结大多数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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