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弓笔谈

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多少人与事,尽在笔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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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打麻雀后记

(2008-05-30 13:39:49) 下一个


前几天写了一篇短文“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打麻雀”。当时我也没当回事,贴在文学城我的博客上。谁知一觉起来上网一看,嗬,五、六百个点击。我开张没几天的博客也被顶入文学城博客一百强,甚至冲到了文学城博坛上著名的“老秃笔”和“润涛阎”的前面。网友们对麻雀这一小生灵的关注让咱也腕了一把,那份成就感,多年来未曾有过。一高兴我把博客的链接发给了在纽约的外甥女明明。明明是当年南师附中文科班的高材生,写得一手好文章。看了短文明明很快给我回了E大加赞赏,说没想到她这个学理工科的老舅还会写文章,并说我的文风跟她高中时的一个语文老师有几分相似。这位语文老师用笔名“吴非”发表过两千多篇杂文,是个多产的杂文家,这十多年来在南京颇有名气,明明是他的粉丝。明明还说吴非也写过一篇回忆打麻雀的文章。我一听来了兴趣,上网古狗了一通,还真发现了这篇文章(吴非: 世界麻雀史上的1958)。吴非的这篇文章中提到杂文大师沙叶新在九七年写的一篇回忆打麻雀的文章(沙叶新: 1958年的中国麻雀)。没想到我刚开写就与两位杂文大家想到同样的题材,起点不低,眼光不俗啊。再细一了解,这两位都是南京人。看来南京人富有同情心且爱打抱不平,要不怎么会不约而同地把现时麻雀的六、七代祖先们所受的灭顶之灾诉诸笔端以警示世人呢。我把这两篇文章附在下面,也为想写《中国一九五八年打麻雀运动始末》的人们提供一点素材。

吴非: 世界麻雀史上的1958   2007-8-29

小麻雀,敏捷地落在窗台上,颠了几下,轻轻地弹起,飞走了。真可爱。

据说麻雀只能活10年。我看着这些蹦着跳着,倏地飞起的小生灵,深深地忏悔。那一天,8岁的我曾经用一只破烂的脸盆敲打,像个傻子似地驱赶骚扰过它们六代七代祖先。

眼前的这只小麻雀顶多两岁,它在学校上历史课时,老师也许会和它说说人类纪元1958年的那场浩劫。公元1955年,麻雀被中国定为“四害”,中共中央决定用10年到12年时间将其灭绝,从这一年开始,中国麻雀被镇压了5年。沙叶新写过《1958年的中国麻雀》,如果麻雀们有一部《世界麻雀史》,它们一定会有“1958:中国”这一章。那的确是麻雀世界令麻雀发指的最黑暗的一天。1960年3月,毛泽东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算是“告一段落”。而1960年,麻雀被“改正”后,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打麻雀做菜吃,这说明即使“改正”,命运也没掌握在在自己手上。

但是我有负罪感,我对麻雀一直有某种恐惧。虽然我知道,如果翻历史旧账,清算罪行,麻雀的“摩萨特”绝不会只追捕我这种敲破盆哄赶麻雀的一般群众。更何况人类世界有掩盖罪恶的习惯,我们总是说“法不责众”,1958年的那一天,参与迫害麻雀的中国人有几亿呢。

我就是在那一天参预了中国灭绝麻雀的行动。毛泽东号召全民消灭麻雀,在指定的一天“轰麻雀”,全国人民,工农商学兵,——我的理解,也包括没有公民权的“地富反坏右”,统一灭麻雀。那天是哪一天,我记不清了,前些年从一些右派的回忆录上看到可能是4月19日,是个星期日。

当时我住在医院的宿舍,居民委员会通知每家出一个人敲盆敲锅,驱赶麻雀,要让麻雀疲于奔命,活活累死。

不知为什么,这天我好像很愿意充当壮丁。想一想,一个八岁的孩子能应役,为家里分忧,是一件值得表扬的事。家里没有破锅,所以我依稀记得当时拿的应当是一只破脸盆。至于我站在什么地方,则记得很准。那宿舍是一幢德式老楼,外楼梯,住了八九户人家。我站在楼梯上敲。楼梯上同时在敲的有三四个人,三楼的人在老虎窗口敲。

敲,也不是不停地敲,我们好像没那么傻,没看到麻雀,敲什么敲?等看到麻雀的影子再敲也不迟。远近各处,锣声破锅声破脸盆声簸箕声甚至还有鞭炮声此起彼落,耳朵一刻儿也不得安宁。我想,如果我是一只麻雀,看到中国人如此驱赶自己,我就自行栽下来得了。我们敲得手酸了,就歇一会儿,眼睛却像防空炮兵一样,注视着麻雀会从哪一边飞来。可是,敲了半天,没看见一只麻雀掉下来。

那一年我只有八岁,敲着敲着,也有点疑惑:小小的麻雀真的能和人抢粮食吃?如果麻雀要是往山里飞,我们该怎么办?会不会搜山?像剿匪一样?我后来想到,当年很多成年人一定觉出有什么不对头了,就是不敢开口讲。因为灭麻雀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不是一般的金口玉言,谁怀疑谁就是反革命。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但是我在敲破脸盆时的一个疑惑持续了好几年:麻雀知道这声音是为它准备的吗?鹰会惊慌吗?喜鹊会掉下来吗?这些想法让一个八岁的孩子深以为忧。不过,在以后的年月里也我也想过: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八岁孩子都怀疑的事,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和革命家不懂吗?然而人们还是像没头脑一样在敲!十年后的1968年我听到了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的话,知道那叫“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我后来知道自己参加的是一场荒唐闹剧。在农村插队时,有知青用气枪打麻雀吃,农民恨恨不已,说太作孽了,庄稼要靠麻雀捉害虫的。

我们都干过些什么?我们为什么会那样愚蠢,直到有一天,有人点穿了,才恍然大悟:那是一次检验能否指鹿为马的伟大实践呀。

1958年,每一只飞临城市上空的麻雀都被惊吓过。那一年我八岁。现在,要让我把自己当年的故事说给八岁的孩子们听,是多么吃力的一件事啊!可是后来我看到郭沫若讨伐麻雀的诗,相比而言,我就感到自己不算困难了。郭诗曰: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塌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我相信,作为人,很少有对麻雀的仇恨会到这种程度的。所以我很疑心郭氏大名也会被写入《世界麻雀史》。

沙叶新: 1958年的中国麻雀  1997-8-31 上海善作剧楼

每种生灵都难免有灾有难,但不论是过街之鼠、碰壁之蝇、丧家之犬、毁窟之兔、热锅之蚁、涸辙之鱼、瓮中之鳖、虎口之羊,都不如1958年的中国之雀那样的遭罪;那是一场浩劫,那是灭顶之灾;那一年中国麻雀所遇到的不是天网恢恢,是人网恢恢;全世界的麻雀,从古至今的麻雀,也从未像1958年的中国麻雀那样被毁灭在人民战争的恢恢巨网之中。中国的人民战争,有两次超凡的体现:一次是体现在和国民党的战争中,装备精良的800万国民党军队硬是被小米加步枪消灭了;一次就是体现在1958年对麻雀的作战中了。这一年的12月13日,光这一天,仅上海一个地区,用最原始的武器就消灭近20万只麻雀!全国知多少?不止800万只吧?人们战争威力如何?嗯?且看当天的上海报纸,标题为《全市围攻麻雀》,这则新闻写得形象生动,至今还能感受到昔日火热的战斗气氛: “12月13日,凌晨,全市性的灭雀战役开始。全市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楼房上、庭院里、空地上,马路中和郊区的农田,布满了无数的岗哨、假人,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呈现一片战斗气氛。新成区连夜赶制8万多个假人,10万多面彩旗。徐汇区斜土路居民和榆林区杨浦路居民还制作了大量活动假人。在市郊各县几乎抽调了一半劳动力组织灭雀队伍,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小孩守住轰赶岗位。全市工厂在保证生产的原则下,也积极投入了战斗。市区的公园、公墓、苗圃等地广人稀之处,共设有150个火枪区。南洋女中射击队,还接受了火枪技术训练。今天,全市人民大战麻雀,据今晚8时统计,全市共消灭麻雀19,4432只。”

查我当年的日记,1958年我随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嘉定县华亭乡建农4社进行教育革命,住在胡家村。12月13日这一天的日记写着:“市里决定今日打麻雀,郊区也不例外。上午3分队打,下午我们分队打。”如今看来我所亲历的这一伟大事件记录得实在是过于简略了,真是愧对历史。经回忆,记得那天我和同学们分别爬在公路两边的一些大树上,不停地敲着锣鼓、脸盆和一切能发出响声的东西,使疲于奔命、惊魂未定的麻雀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然后纷纷坠地身亡;如果解剖当年千千万万铩羽就毙的麻雀,我敢说,十有九是急性心肌梗塞,累死的吓死的!

就像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指挥的一样,这场消灭麻雀的人民战争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指挥的。1958年3月至5月间,他在成都、武汉和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四害之一的麻雀。他说:“办法是,下定决心,统一行动,分片包干,封闭粮食,撒下天罗地网,连续打歼灭战。”有了武功,还需文治,因此他同时又提出大写民歌。我深信大写民歌和大打麻雀一样全是出于好意。关于写民歌,他说:“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我们有9万多个乡,每一个乡出一集,就有9万集。”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学校领导竟号召我们每天至少要写10首民歌!大跃进嘛,农民能在一亩地上生产出一万斤粮食,你就不能一天写10首民歌?好,写吧;实在写不出,就凑。那天打麻雀我就凑了一首:

“全民齐动员,麻雀一扫空;蚊子跑福建,苍蝇躲广东。”

这当然有点地方保护主义,坦白出来,以供批判。 

这场麻雀的大劫难是在1959年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反映了朱洗、郑作新等一些科学家的意见之后才终止的。科学家们解剖了麻雀的嗉囊,发现4分之3是害虫,只有4分之1是粮食,可见麻雀基本上还是益鸟。尽管麻雀和知识分子一样也有不少缺点,比如自高自大:麻雀跳到旗杆上,架子不小;又如,麻雀也像知识分子一样爱发议论:麻雀当家,唧唧喳喳;再如,仍和知识分子一样不问政治,缺乏远大理想: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等等。但麻雀毕竟也能捕捉害虫,尽职尽责,这也和知识分子一样勤勤恳恳,技有所长,也是功大于过,是可以三七开的。更何况麻雀虽小,毕竟五脏俱全,同是一样的生灵,同是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不可或缺的成员,怎可戕杀呢?即便有一些害群之雀,那也是极少数,也万万不能运动全民,灭绝其种族,扩大化到如此程度!去年是文革劫难30周年,今年是反右劫难40周年,分别已经和即将在一片升平气氛中悄然而过;明年是麻雀劫难40周年,是否可从保护生态环境或从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这些层面来总结和纪念呢?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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