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幻泡影之三十九 竞争驱动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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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变成了中央财政的收入基本上在一签合同就固定了，当然如果地方上的有钱大爷们，象广东省，看着中央的穷样子，也会主动的借些不需要还的钱给中央过日子。只不过以后中央有广东不“中意”（粤语，喜欢之意）的政策的话，那些借据就会被拿出来在手上重复点几次。因为经济发展的好处，让地方吃到了实处，各地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异常高涨，一方面让中国的官员成为全世界最有进取心的官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令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发展奇迹。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局部利益上升，助长了区域性经济壁垒和地方的盲目发展，影响的中国内部市场的发展（一个原因为啥企业更愿意做外贸），并造成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规模效益差的小厂子到处兴起，布点胡来的问题。各个区域间还爆发烟叶大战，棉花大战，蚕丝大战和羊毛大战等乱局。而在西北各省大打出手的羊毛大战，以中央放开国外羊毛进口而平息。但战争的结果，令青海等多民族省区的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也成为该区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的一个隐患。

 

为了改变这种中央变穷的局面，在1994年中国推出了分税制，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按一定的划分方法，将不同的税种的归属权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并在组织上成立的各自经营的中央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来各自管理自己的税收。中央在自己可以决定征免的税种上包括中央所得税，海关关税，投资方向调节税，工商调节税等等。地方在自己可以决定征免的税种上包括地方所得税，物产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牌照税等等。而大家分享的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等等。

 

这个改革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央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变成了强中央，弱地方的局面。中国的事情就是经常是一个方向性的移动，当中央政策以注水为主，钱就一路往低处流。而一旦中央把地方的一些钱扒到了自己碗里，来个吸水政策，省就以同样的方向，去吸市，而市如法炮制，去吸县，结果就是中央，省，市家家有余粮，但是基层的县和乡财政就无米下锅，一度搞到很多省份，如湖北，湖南，和河南，变成了乡乡背债，村村欠钱。为了应付这个局面，一系列的比如说省管县，县管乡的跳级管理方法，加上转移支付来解决这个困境。

 

中央和地方的博弈，表现在对每一个税项的分成争吵，而争吵的焦点在于如何做到财权和事权的相匹配。财权就是你拿多少钱，事权就是你干多少事。以2006年为一个例子，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大概是52%比48%，大家基本分赃均匀，但是大家的各自支出却是25%比75%，导致地方支出缺口28%。这个钱哪里来？当然必须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在分税制度上的改革，基本上是两条路子，一条就是中央拿少一些，地方留多一些，来解决这个缺口。另一条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基本合理，但就是要把中央财政对地方的支付统一化，制度化和透明化。现在的中央转移支付基本上是通过财力性支付，即是给地方钱，但由地方自己决定如何用，或者是专项资金支付。

 

在具体讨论到税种改革方向，一个就是将税收大头增值税，全部交给中央，然后就在企业所得税上中央向地方让税。另一个就是将企业所得税给中央，然后中央在增值税上让税。现在的增值税分配上，大概是中央拿75%，地方拿25%。而企业所得税上，大概是中央拿60%，地方拿40%。

 

赞成把企业所得税归中央的观点，在于地方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的主要出发点是因为要增加增值税，而且地方财政里这个也是大头。把这个给了中央，地方的经济驱动力就会减弱很多。而企业所得税的管理比较头疼，征收不是那么容易，各地方为此扯皮吵架甚至打架都习以为常，反而交给中央比较省事。但另一派观点认为，由于增值税和地方财政关系太大，更容易形成大家恶性竞争，盲目发展工业，增加地区保护等等发展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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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把地方财政支出的缺口，由中央包下来，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标准，无地区差别（考虑地区物价因素调整）的公共服务系统，避免现在由于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政府钱包的鼓胀程度不同，而带来的公共服务质量的不平衡。

 

在增值税上的另一个不牵涉中央和地方利益的改革，是由生产型增值计算法，改变成消费型增值计算法，经过了近2年在中南6省的实验，会在2009年全面展开，并和国家的退税政策相联系，应该对企业来说，有好处应付现在的经济紧缩局面。

 

另一个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博弈，就是在资源税的增收方面。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自然资源，都在西部这些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但目前以按量计税的方法，显然不利于西部的财政收入，也不利于中国对自然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对环境的保护。在资源税的改革方向，显然以计价方式，在目前国际能源价格下跌的情况下，对相关产业的影响比较小，在现在经济不振的时候，比较容易推出。在资源税的改革方面，另一个方向就是对西部省份的留成增加，和生态保护税的增收，来保证西部的自然资源不要被过度开发而造成环境破坏。

 

由于生态环境恶劣和其他历史因素，西部在发展上还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倾斜政策，尤其是在软环境的发展上，比如增加教育投资，提高整体人民文化素质方面，和改善政府行政能力和私人投资环境方面，在改造技术陈旧，能耗大的旧重工业体系方面，都有很大的空间。国家在产业布局上，寻找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龙头行业，比如说整条产业链的能源石油化工，航天工业，和军工工业等等，都是发展的方向。

 

在中国的各种政府之间的博弈里，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将大家的事权和财权进行明确的定义并法律化，以减少社会成本。分税制的确立，在加上各种不同的税种的修改，慢慢就会形成一个中央和地方权和利，清晰和透明的地步。

 

从地方政府的财政方向来看，中国大多数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前一段是借鉴并发扬光大了以前殖民地香港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策，把殖民者用来收刮劳苦大众的刮地皮政策，变成了中国地方政府的主权国家的城市发展财政政策。这个政策的主要线路就是以城市改造为契机，将旧地区撤迁，以较小的成本（成本的绝对数大小，还要看官老爷和地产商的心黑到什么程度）解决原居民的居住问题，要么搬到其他地区，要么给点补偿，然后就把土地高价批给开发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政策的支持就把房地产变成支柱产业，一方面肥的地方财政，一方面增加了GDP的发展。这个政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从属于集体所有的农民手上，强制以仅占2-3%的土地转让收入的低成本抢地，然后以市场价格倒出去，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群体事件。

 

香港的土地政策首先是因为英国殖民政府，对大部分的香港土地并没有所有权，而是通过强行从清政府手里租赁去，其租期为99年。如何把租来，但不属于自己的土地身上好好搜刮，中饱自己私囊，就是当年英国佬的主要设计。

 

英国人的做法就是以基本的年限（75年和99年）把土地使用权批租出去，由政府决定土地批租的时间，地点和价格，以土地出让金额最大化为原则，通过操纵地价来制造房地产泡沫。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就变成了世界少有的天价房地产城市，但是人均居住的面积却是小的可怜，比其他天价地产城市如纽约，伦敦和东京都要差。

 

这种土地政策的最大受害者自然就是香港的老百姓，最大的受益者是英国人。英国人的受益主要在于港英政府的财政支出，以“高薪养廉”的方式，让主管政府和法院的英国人高官以高工资的方式抢钱。然后就是以政府工程的投资，转移到英国人主导的银行，工程，开发和承包公司手上。而通过替代税收的方法，这些的得利者又享受着自由贸易和免税港的好处，而对以华人为主体的打工一族最需要的社会福利则是一概不理，对低下阶层最需要的公共房屋计划一直是摆摆样子。